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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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搬運工把所有家具裝上卡車後，我母親跟姐姐蒂甯乘轎車先出發了，搬運工把父親的安樂椅放在卡車後門的邊緣，我就那樣坐在那裡，開始一生中最有趣開心的搭乘卡車旅行。
我往後斜靠着，抽着煙，唱着歌，看着大路以每小時五十英裡的速度從我身後消失，彎彎曲曲的公路像蛇一樣扭動着漸漸被康涅狄格州的樹林吞噬，我們越接近馬薩諸塞州東北部的古城洛厄爾，樹林就越發不同，越來越有意思，黃昏時刻，我們正穿越韋斯特福德或者那一帶附近，我熟悉的白桦樹又出現了，群山側影在哀鳴，我淚如泉湧，意識到我就要回到故鄉老城洛厄爾了。
時值十一月，天氣涼了，四處冉冉升起木材煙霧，溪流湍急，銀色的河水眨巴着眼睛，波光粼粼，漸漸向上，伸向遙遠的地方，在那裡，“夏娃星”（有人稱它為“維納斯[1]”，有人稱它“早晨之子[2]”）克制了她的垂涎習性，試圖滿足于以此為界，偶爾搏動一下，發出耀眼的光亮。
啊，多麼富有詩意！我不住地說：“啊，多麼富有詩意！”因為我不打算把這本書寫成詩一般的贊歌，一九六七年，當我在寫此書時，我内心對美國可能殘存的感覺已經變成一種為了糊口如此粗制濫造的文藝作品，充滿着種種破碎的信念；街頭暴亂毆鬥，混亂嘈雜；暴徒惡棍，市府州府的管理無所顧忌，套裝和領帶是唯一行得通的主題，豪華的排場全都進入了電視的馬賽克網孔（的确是馬賽克，大寫M的馬賽克[3]），人們瞪着眼睛盯着那些小圓點，辨認他們自己扭曲的幻覺影像，看到的都是ACHTUNG！ATTENTION！ATENCIóN！[4]而不是，啊，老蘋果樹下，夢幻般真實的濕潤的嘴唇？或者一年前《時代周刊》雜志裡的那張照片，展現加州紅杉樹林裡停泊的一千輛汽車，全都停靠在相似帳篷的邊上，帳篷的門窗前都有雨棚，篷内裝有普賴默斯便攜式汽化煤油爐，每個人的穿着都雷同，環顧四周，每個人都帶着本世紀下半葉新的好奇的目光看待别人，隻是偶爾擡頭看看大樹，即便是在看樹，也許心裡想的是：“啊，那棵紅杉樹要是做成我家草坪上的家具該有多麼好看！”好了，夠了……暫時夠了。
主要的事情：回家。
十一月的歡樂将早先八月的“樹林裡傳來甜蜜的離别之歌”的晦氣一掃而光。
不過，我一生中總是這樣：在一次大災難來臨之前，我總會感到莫名其妙的沮喪、懶惰、倦怠、不适、消沉、郁悶、四肢無力。
回到洛厄爾的第一周，我們搬進了克勞福德街上一棟兩家合租的樓房，我家住在一樓，漂亮幹淨，就是面積小了點。
打開搬家的行李後，我就坐在靠窗靠暖氣散熱器邊我兒時那張舊書桌跟前，長久地坐在那裡，抽着我的煙鬥，用墨水寫一篇新日記，我所能做的隻是悶悶不樂于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用詞和思想，開始讀他的書時，我碰巧讀了他最悲觀的作品之一《地下室手記》。
半夜裡，在明亮的月光下，我在穆迪街上徘徊，腳踩積雪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感覺到洛厄爾以前沒有的某種令人讨厭的東西。
第一，我是“返回故鄉的失敗者”；第二，我失去了紐約城和哥倫比亞校園賦予的光環，失去了大學二年級學生身穿花呢衣服的光鮮外表，失去了閃閃發光的曼哈頓；我回來了，在工廠磚牆之間疲憊地行走。
我爸就睡在我身邊成對的一張單人床上，鼾聲像呼嘯的風。
媽媽和蒂甯睡在一張雙人床上。
客廳擺着塞得滿滿的舊家具和一架背面四方形的舊鋼琴，為了過冬，客廳鎖了起來。
我得找一份工作。
接着，一個星期天夜晚，我高高興興從皇家劇院裡出來，因為我剛看完奧森·威爾斯[5]主演的《公民凱恩》，天哪，多棒的電影！我希望像威爾斯那樣成為電影裡的詩歌天才。
我奔跑着回到家裡，琢磨着寫一部電影劇本。
第二天，天上飄着白雪，天氣寒冷，我聽見一個小男孩手裡拿着報紙一邊急匆匆奔跑一邊高聲叫喊：“日本佬轟炸了珍珠港！”“對日對德宣戰啦！”我好像預感到戰争即将爆發，就像許多年後我父親臨死前的那天晚上一樣，我試圖，或者想試着圍繞街區走一圈，結果隻是低着頭拖着腳走……本書接近結尾時，我會更詳細地說說這件事。
我所要做的好像就是等待海軍V2計劃招我去檢查身體，确定我是否能夠加入海軍空戰部隊。
與此同時，為了得到那份工作，我去了洛厄爾《太陽報》，求見報紙的老闆吉姆·梅奧，看看他是否能雇我當卡車運貨司機的幫手，把一捆捆報紙運送至各個經銷商。
他說：“你不就是幾年前洛厄爾高中的那個橄榄球明星傑克·杜洛茲嗎？在紐約，念耶魯，對不？” “哥倫比亞。
” “你準備幹新聞？你為什麼要當搬運工呢？來，拿着這張便箋，去體育編輯部，跟他們說我要你星期一早晨開始當體育記者。
真是見鬼了，孩子！”——一巴掌拍在我的背上——“我們這裡的人不都是鄉巴佬。
一周十五美元，好嗎，作為起薪。
” 他沒有細問，在那些歲月裡，雇主不尋根問底，不過，一想到可以脫去大學時代的運動衫褲，重拾當年戴着那條舊領帶的魅力，在陽光明媚的早晨，坐在人們中間處理商業事件，我一時激動不已。
二 于是，整個一月和二月，我成了洛厄爾《太陽報》體育版的見習記者。
我爸非常自豪。
事實上，有好幾次他整天在印刷車間裡幹活，用整行鑄排機排版，我常常自豪地拿着我用打字機打好的報道（有關洛厄爾高中籃球隊的報道）給他看，把文章放在他的架子上，我倆心領神會地笑笑。
“堅持下去，孩子，decouragezonsnouspas，?avavenir，?avavenir。
”（意思是：“我們别洩氣，會好的，會好的。
”）
我往後斜靠着，抽着煙，唱着歌，看着大路以每小時五十英裡的速度從我身後消失，彎彎曲曲的公路像蛇一樣扭動着漸漸被康涅狄格州的樹林吞噬，我們越接近馬薩諸塞州東北部的古城洛厄爾，樹林就越發不同，越來越有意思，黃昏時刻，我們正穿越韋斯特福德或者那一帶附近，我熟悉的白桦樹又出現了，群山側影在哀鳴，我淚如泉湧，意識到我就要回到故鄉老城洛厄爾了。
時值十一月，天氣涼了，四處冉冉升起木材煙霧，溪流湍急，銀色的河水眨巴着眼睛，波光粼粼，漸漸向上，伸向遙遠的地方，在那裡，“夏娃星”（有人稱它為“維納斯
啊，多麼富有詩意！我不住地說：“啊，多麼富有詩意！”因為我不打算把這本書寫成詩一般的贊歌，一九六七年，當我在寫此書時，我内心對美國可能殘存的感覺已經變成一種為了糊口如此粗制濫造的文藝作品，充滿着種種破碎的信念；街頭暴亂毆鬥，混亂嘈雜；暴徒惡棍，市府州府的管理無所顧忌，套裝和領帶是唯一行得通的主題，豪華的排場全都進入了電視的馬賽克網孔（的确是馬賽克，大寫M的馬賽克
主要的事情：回家。
十一月的歡樂将早先八月的“樹林裡傳來甜蜜的離别之歌”的晦氣一掃而光。
不過，我一生中總是這樣：在一次大災難來臨之前，我總會感到莫名其妙的沮喪、懶惰、倦怠、不适、消沉、郁悶、四肢無力。
回到洛厄爾的第一周，我們搬進了克勞福德街上一棟兩家合租的樓房，我家住在一樓，漂亮幹淨，就是面積小了點。
打開搬家的行李後，我就坐在靠窗靠暖氣散熱器邊我兒時那張舊書桌跟前，長久地坐在那裡，抽着我的煙鬥，用墨水寫一篇新日記，我所能做的隻是悶悶不樂于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用詞和思想，開始讀他的書時，我碰巧讀了他最悲觀的作品之一《地下室手記》。
半夜裡，在明亮的月光下，我在穆迪街上徘徊，腳踩積雪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感覺到洛厄爾以前沒有的某種令人讨厭的東西。
第一，我是“返回故鄉的失敗者”；第二，我失去了紐約城和哥倫比亞校園賦予的光環，失去了大學二年級學生身穿花呢衣服的光鮮外表，失去了閃閃發光的曼哈頓；我回來了，在工廠磚牆之間疲憊地行走。
我爸就睡在我身邊成對的一張單人床上，鼾聲像呼嘯的風。
媽媽和蒂甯睡在一張雙人床上。
客廳擺着塞得滿滿的舊家具和一架背面四方形的舊鋼琴，為了過冬，客廳鎖了起來。
我得找一份工作。
接着，一個星期天夜晚，我高高興興從皇家劇院裡出來，因為我剛看完奧森·威爾斯
我奔跑着回到家裡，琢磨着寫一部電影劇本。
第二天，天上飄着白雪，天氣寒冷，我聽見一個小男孩手裡拿着報紙一邊急匆匆奔跑一邊高聲叫喊：“日本佬轟炸了珍珠港！”“對日對德宣戰啦！”我好像預感到戰争即将爆發，就像許多年後我父親臨死前的那天晚上一樣，我試圖，或者想試着圍繞街區走一圈，結果隻是低着頭拖着腳走……本書接近結尾時，我會更詳細地說說這件事。
我所要做的好像就是等待海軍V2計劃招我去檢查身體，确定我是否能夠加入海軍空戰部隊。
與此同時，為了得到那份工作，我去了洛厄爾《太陽報》，求見報紙的老闆吉姆·梅奧，看看他是否能雇我當卡車運貨司機的幫手，把一捆捆報紙運送至各個經銷商。
他說：“你不就是幾年前洛厄爾高中的那個橄榄球明星傑克·杜洛茲嗎？在紐約，念耶魯，對不？” “哥倫比亞。
” “你準備幹新聞？你為什麼要當搬運工呢？來，拿着這張便箋，去體育編輯部，跟他們說我要你星期一早晨開始當體育記者。
真是見鬼了，孩子！”——一巴掌拍在我的背上——“我們這裡的人不都是鄉巴佬。
一周十五美元，好嗎，作為起薪。
” 他沒有細問，在那些歲月裡，雇主不尋根問底，不過，一想到可以脫去大學時代的運動衫褲，重拾當年戴着那條舊領帶的魅力，在陽光明媚的早晨，坐在人們中間處理商業事件，我一時激動不已。
二 于是，整個一月和二月，我成了洛厄爾《太陽報》體育版的見習記者。
我爸非常自豪。
事實上，有好幾次他整天在印刷車間裡幹活，用整行鑄排機排版，我常常自豪地拿着我用打字機打好的報道（有關洛厄爾高中籃球隊的報道）給他看，把文章放在他的架子上，我倆心領神會地笑笑。
“堅持下去，孩子，decouragezonsnouspas，?avavenir，?avavenir。
”（意思是：“我們别洩氣，會好的，會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