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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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年晚春,大約我大學一年級結束二年級即将開始的時候,我與老爸在時報廣場看完一部法國電影,正從地鐵閘機驗票口出來,對面來了查德·斯通,還有一幫哥倫比亞大學的橄榄球隊隊員。

    順便提一下,查德命中注定要成為哥倫比亞校隊的隊長,後來當了醫生,三十八歲就死了,勞累過度,心髒病發作,他來自馬薩諸塞州的萊明斯特,身材高大,模樣英俊,他對我說:“啊,傑克,你已經當選二年級學生會副主席。

    ” “什麼?我?” “隻多一票,你這家夥,隻比我多一票。

    ”這是真的。

    父親立刻帶我去時報廣場邋遢的攝影亭拍了照片,但他幾乎連做夢也沒想到,我那狂風驟雨般的大學二年級将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此時正值一九四一年五月,世界即将發生許多重大事件。

    但是這二年級學生會副主席的唬人鬼話對我的化學教授,某某博士,不起任何作用,他抽着煙鬥告訴我:我化學課程不及格,暑期必須在洛厄爾家中補習,否則将失去我的獎學金。

     化學課的情況是這樣的:一九四年秋,我第一天走進教室,或者說實驗室,看見所有那些讨厭的管子和味道難聞的管道,看見那些穿着工作裙的瘋子擺弄着硫黃和糖蜜,我對自己說:“哎呀,我再也不來上這種課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無法忍受。

    不過也挺有趣,因為後來我或多或少成了個“藥品[1]”專家,我的确得以了解不少有關化學和化學配重方面的知識,為了使大腦達到某種興奮程度,我有必要掌握這些知識。

    可是,糟了,化學得了個F,我人生中第一次有課程不及格,而且教授非常當真。

    我不打算跟他求情。

    他告訴我去哪裡尋找必要的書籍、管子以及浮士德式稀奇古怪的玩意,把它們帶回家去過暑假。

     這年暑假在家中過得很懊惱,因為,我完全不願意複習化學。

    我想念我的黑人朋友喬伊·詹姆斯,正如我說過的,一年來他一直盡力幫我溫習應付考試。

     那年夏天回家,我沒有複習化學,而是四處玩耍,遊泳,喝啤酒,為自己和洛西做特大的漢堡三明治(他稱之為“你特制的紮格漢堡”,因為它們隻不過是在許多貨真價實的黃油裡炸過的漢堡,外加新鮮面包和番茄醬)。

    當八月下旬來臨之時,我依然沒有特别補習過任何功課。

    不過,此時,按照陸·利貝爾還有其他一些朋友的計劃,他們已經準備讓我重修這門課程,因為這時我們要與一個球隊賽球,不管怎麼說,憑我聰明的腦袋,我也許能重修通過這門課程。

    但是很奇怪,我不想這麼做。

     那年夏天,沙巴斯加入了我青少年時代的那幫朋友:G.J.、洛西、斯科奇奧等,我們甚至發瘋似的開了一輛破汽車去佛蒙特州旅遊,在樹林中一個花崗岩采石場的遊泳洞穴裡,第一次喝威士忌,喝得酩酊大醉。

    在遊泳洞穴裡,我醉醺醺地深深吸了口氣,然後潛入二十英尺深處,待在水下,在一片漆黑中睜眼傻笑。

    可憐的沙巴斯以為我淹死了,一下子脫掉所有的衣服,潛入水中尋找我。

    我突然從水中冒了出來,哈哈大笑。

    而他卻在岸上大聲哭泣呢!(聖沙巴斯是一個六世紀希臘正教寺院的創始人,現葬于耶路撒冷聖墓[2]教堂,一九六五年本尼迪克托斯主教主持了安葬儀式。

    )我又喝了一口威士忌,抓了一棵約五英尺高的小樹,将它繞在我赤裸的後背上,試圖将它連根從地裡拔起來。

    G.J.說他将永遠不會忘記:他說我試圖将整個佛蒙特州連根拔起。

    從那以後,他稱我“瘋狂大力士”。

    我們繼續喝威士忌,我看見格林山[3]在移動,這是在釋義海明威在睡袋中看到的景象。

    我們醉醺醺病怏怏地駕車回洛厄爾,一路上,我躺在沙比的大腿上,他哭哭睡睡,整整一個晚上。

     後來,我和沙比好幾次免費搭車去波士頓看電影,在波士頓公園懶洋洋地躺着,看着人們從面前走過;有時,沙比會突然站起來,在臨時演講區發表列甯主義的演說,許多鴿子在四周不願離去,觀看這些令人讨厭的争辯。

    沙比穿着白得令人炫目的襯衣,黑色鬈發亂蓬蓬的,他慷慨激昂,對每個路過的人大談人與人之間的兄弟情誼。

    這太好了!在那些歲月裡,我們都贊成列甯主義,或者說,親近不管什麼樣的共産主義者,直到我們發覺電影《封鎖》中的亨利·方達并不是一個偉大的反法西斯理想主義者,而是法西斯主義的對立面,也就是說,法西斯主義分子希特勒和反法西斯的斯大林之間到底有什麼差異?或者說,如今,法西斯分子林肯·羅克韋爾[4]和反法西斯主義者埃内斯托·格瓦拉之間到底有什麼區别?或者你列舉自己的例子?此外,我是否可以心平氣和地在這裡說,我在哥倫比亞學院學習他們稱之為“現代文明”課的過程中,除了馬克思、恩格斯、列甯、羅素以及其他各色各樣藍印著作(印在藍色紙上顯得很美觀)之外,該校教授了我些什麼知識呢?整個學習期間,課程設計師就是那個稱作“活人”的隐形怪獸。

     我也幾次與迪基一起免費搭車去波士頓,閑逛碼頭區,看看我們能否搭乘一艘輪船去香港,成為維多·麥克勞倫式的大冒險家。

    七月四日[5]那天,我們都去波士頓,在斯科雷廣場溜達,尋找不見了蹤影的女人。

    大多數星期五的夜晚,我都在洛厄爾的森特維爾一棵蘋果樹下,與莫·科爾一起,頌詠書中每一句流行曲調:天哪,我們真能唱!後來,她在本尼·古德曼[6]樂隊的伴奏下演唱過一段時間。

    一個陽光明媚的夏日下午,她曾來探望過我,身着紅色消防緊身衣,腳蹬高跟鞋,哇,真酷!(在這本書中,我不會提及太多的戀情,因為盡管我很虛榮,但我想我最不會默許姑娘們在戀情方面的種種怪異沖動。

    ) 不過,夏天還在沉悶地繼續,我還是沒把化學弄懂。

    我父親一直在外地當排字員,他有時在馬薩諸塞州的安多佛,有時在波士頓,有時在康涅狄格州的梅裡登,此時,他在緊靠北邊的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找到了一份穩定的工作,我們決定遷居到那裡。

    我姐姐此時已經結婚。

    我們在打包裝箱的時候,我獨自四處遊逛,星空底下夜遊波塔基特維爾的樹林,寫了一些憂傷的歌曲,比如《揀起我的标樁,浪迹天涯》。

    但是,這不是我想說的要點。

     一天晚上,我表妹布蘭奇來訪,坐在堆滿搬家箱子的廚房裡跟我媽閑聊。

    我坐在外面門廊裡,兩腿擱在栅欄上,身體向後大幅度傾斜,眼睛凝視着滿天星星,銀河,整個天空清澈無比。

    我瞧啊瞧,直至星星也回看我。

    天哪,我在哪裡?這一切都意味着什麼? 我走進客廳,坐進我父親深深的舊安樂椅中,進入了我一生中最胡亂的白日夢之中。

    這很重要,這是故事的關鍵,親愛的老婆: 當老媽和表妹在廚房裡聊天時,我浮想聯翩,我幻想回到哥倫比亞大學上二年級,我家就在紐黑文,也許靠近耶魯大學校園;我的房間裡燈光柔和,雨水拍打着窗台,窗玻璃片上霧氣騰騰,想啊想,一直想到橄榄球和學習。

    我将成為風靡一時的帶球進攻隊員,每場球賽我們都大獲全勝,先後與達特茅斯、耶魯、普林斯頓、哈佛、佐治亞、密歇根、康奈爾等名校比賽,血戰賽場,最後闖進了玫瑰杯争奪戰。

    在那場比賽中,我比克利夫·蒙哥馬利還要瘋狂地在場上奔跑進攻。

    陸·利貝爾大叔一生中第一次伸出雙臂擁抱我,并流下了眼淚。

    甚至他的妻子也擁抱了我。

    在舉辦玫瑰杯賽的帕薩迪納體育場内,球隊的男生們把我高高擡起,唱着歌一路行進到淋浴房。

    一月回到哥倫比亞校園,我通過了化學考試,成績是A;随後,我悠閑地将注意力轉向冬季室内徑賽,并且決定參加一英裡賽跑,用不到四分鐘的時間跑完全程(在那時這種速度是很快的)。

    因為确實快,所以我将參加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的幾場大賽,最後用驚人的全速沖刺,擊敗了當今幾位著名一英裡賽跑運動員,将我的紀錄提高到三分五十秒整。

    此時,全世界的人都在高呼:“杜洛茲!杜洛茲!”但是,我并不滿足,春天裡,我悠閑地外出支援哥倫比亞棒球隊,在哈萊姆河上擊球造成本壘打,每次球賽總能本壘打一兩次,包括使球從壘包突然轉向,從一壘偷偷跑往二壘,再從二壘跑往三壘,最後是球賽關鍵一跑,從三壘跑回本壘,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