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1940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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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麗葉覺得自己孤零零的。
她把放在身邊的手提箱打開。
箱子邊角上的皮革都有磨損，但它是一個忠心不貳的朋友，讓她回想起自己在劇院工作的日子，她很高興有這個手提箱一直陪着她。
在兩小堆疊好的裙子和襯衫之間，她的指尖劃出一條若有所思的軌迹，她在考慮把衣服從手提箱裡都拿出來。
不過，她沒動那些衣物，而是把塞在一堆衣服底下的那個細細長長的瓶子挖了出來，拿着它去了樓下。
她從廚房拿了一個平底玻璃杯，朝外面走去。
圍牆之内，花園裡的空氣暖暖的，天色微藍。
這一整天都是在過渡時期的馬不停蹄中度過的，現在，馬不停蹄的一天就在這樣一個漫長的夏夜裡凝固下來。
石頭圍牆上有一扇門，門外是一條塵土飛揚的小路，藝術史學家協會的人說，那是一條“供馬車行駛的車道”。
朱麗葉沿着這條小路走了出去，她發現了一張圓桌，擺在兩棵柳樹之間綠草青青的小丘上。
越過小丘，有一條溪谷，溪水歡快地流淌着。
它不像河水那麼寬，她猜這是一條支流。
她把玻璃杯放在鐵藝圓桌上，盯着杯子的中線，小心翼翼地往裡面倒着威士忌。
看到酒到了中線，她又往裡面倒了不少。
“幹杯。
”她對着黃昏說。
緩緩抿入嘴中的最初那一口，沁人心脾。
朱麗葉緊緊閉起雙眼，想着艾倫，這是幾個小時以來，她第一次讓自己把思緒放在他的身上。
她在想，如果他知道她和孩子們在這裡，他會怎麼想。
他挺喜歡這個地方的，但不及她。
她對泰晤士河畔的這個小村子情有獨鐘——尤其是對村子邊上那棟有兩個一模一樣尖角的房子，這一直令他感到很好笑。
他說她是個浪漫的人，和浪漫主義作家不相上下了。
也許她就是這樣的人。
她當然能像浪漫主義作家那樣筆下生花。
但即便艾倫身在法國，朱麗葉還是抑制住了心底的那份沖動，沒給他一封接一封地寄去寫滿華美辭藻的愛情宣言。
沒必要那樣——他清楚她心裡是怎麼想的——而且，因為他不在身邊，因為他在打仗，她就要極盡誇張之能事，把面對面時那些她覺得不好意思說出口的多愁善感的詞都用上，那反倒是在承認，她對愛情缺乏信心。
因為英德兩國交戰，她對他的愛就多一分啦？當他在廚房裡吹着口哨，腰間系着圍裙，給一家人煎魚做晚餐時，她對他的愛就少一分啦？ 不。
當然不。
毅然而決然。
十頭牛都拉不回來。
因此，他們并未沒完沒了地寫着戰争期間那些此情不改、生死相依的山盟海誓，而是在信中有一說一，沒有半句虛言，以示對彼此的尊重。
她收到的最近一封信，就放在衣兜裡，但朱麗葉現在沒把它拿出來。
她反而拿着那瓶威士忌，沿着草地上的小徑朝河邊走去。
艾倫的來信已成為某種圖騰，是她踏上的這段旅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那天晚上，在防空洞裡，這封信就被她帶在身邊，夾在那本她讀了一遍又一遍仍舊一直在看的《大衛·科波菲爾》裡。
當時，住在34号的那位老朋友，噼裡啪啦地收起她的編織針，支支吾吾地說了句“回頭見”；惠特菲爾德家的四個小男孩踩在别人的腳上，跌倒了，哀号的聲音就像是大鵝在叫喚。
朱麗葉已經把艾倫寫的有關敦刻爾克的情況又讀了一遍，信中的内容令人心情沉重，但也寫得不同尋常。
他寫了那些在海灘上的人，寫了到達海灘那一路的經曆，寫了他們路上遇到的村民、小孩和雙腿都彎了的老婦人，還寫了馬車上堆滿了行李箱、鳥籠和針織毯。
他們所有人都在逃離痛苦和毀滅，但又尋不到安全的地方。
“我遇到一個腿上流着血的小男孩，”他寫道，“他坐在破碎的籬笆上，他的眼神裡是恐懼過後的呆滞，已然接受了自己命該如此，這讓人感覺糟透了。
我問他叫什麼，是否需要幫助，他的家人在哪兒。
過了一會兒，他用輕輕柔柔的法語回答了我。
他不知道，他說，他不知道。
可憐的少年沒法走路，他的臉上滿是淚痕，我不能把他留在那裡，留他一個人。
他使我想起了蒂普。
這孩子的年紀要比蒂普大，但他的嚴肅勁兒跟我們的小兒子一樣。
最後，他跳起來，趴在我的背上，沒有抱怨，也沒有疑問，我把他帶去了海灘。
” 朱麗葉來到木頭搭起的碼頭上，盡管暮色昏暗，她仍舊可以看出，這裡變得更破舊了。
十二年前，她和艾倫曾坐在碼頭的盡頭，喝着從哈米特太太的保溫杯裡倒出來的熱茶。
她短暫地閉上了眼睛，讓河水的聲音包圍着她。
這條河還是老樣子，這一點令人振奮：無論這個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無論是人類在做着蠢事，還是某個人在備受折磨，河水都在不停地流淌。
她睜開眼睛，凝視着遠處茂密的樹木，她坐了下來，因為夜晚已經到來。
她不會再往遠處走。
如果孩子們醒過來，發現她不在，他們會害怕。
轉身回望她來時的方向，伯奇伍德莊園的花園在夜色之中留下一片微微起伏的暗影，她隻能依稀辨認出更顯眼的一些線條輪廓：兩個突兀的一模一樣的尖角和點綴在尖角周圍的八個煙囪。
她坐在附近的一棵柳樹下，倚着樹幹，把威士忌酒
朱麗葉覺得自己孤零零的。
她把放在身邊的手提箱打開。
箱子邊角上的皮革都有磨損，但它是一個忠心不貳的朋友，讓她回想起自己在劇院工作的日子，她很高興有這個手提箱一直陪着她。
在兩小堆疊好的裙子和襯衫之間，她的指尖劃出一條若有所思的軌迹，她在考慮把衣服從手提箱裡都拿出來。
不過，她沒動那些衣物，而是把塞在一堆衣服底下的那個細細長長的瓶子挖了出來，拿着它去了樓下。
她從廚房拿了一個平底玻璃杯，朝外面走去。
圍牆之内，花園裡的空氣暖暖的，天色微藍。
這一整天都是在過渡時期的馬不停蹄中度過的，現在，馬不停蹄的一天就在這樣一個漫長的夏夜裡凝固下來。
石頭圍牆上有一扇門，門外是一條塵土飛揚的小路，藝術史學家協會的人說，那是一條“供馬車行駛的車道”。
朱麗葉沿着這條小路走了出去，她發現了一張圓桌，擺在兩棵柳樹之間綠草青青的小丘上。
越過小丘，有一條溪谷，溪水歡快地流淌着。
它不像河水那麼寬，她猜這是一條支流。
她把玻璃杯放在鐵藝圓桌上，盯着杯子的中線，小心翼翼地往裡面倒着威士忌。
看到酒到了中線，她又往裡面倒了不少。
“幹杯。
”她對着黃昏說。
緩緩抿入嘴中的最初那一口，沁人心脾。
朱麗葉緊緊閉起雙眼，想着艾倫，這是幾個小時以來，她第一次讓自己把思緒放在他的身上。
她在想，如果他知道她和孩子們在這裡，他會怎麼想。
他挺喜歡這個地方的，但不及她。
她對泰晤士河畔的這個小村子情有獨鐘——尤其是對村子邊上那棟有兩個一模一樣尖角的房子，這一直令他感到很好笑。
他說她是個浪漫的人，和浪漫主義作家不相上下了。
也許她就是這樣的人。
她當然能像浪漫主義作家那樣筆下生花。
但即便艾倫身在法國，朱麗葉還是抑制住了心底的那份沖動，沒給他一封接一封地寄去寫滿華美辭藻的愛情宣言。
沒必要那樣——他清楚她心裡是怎麼想的——而且，因為他不在身邊，因為他在打仗，她就要極盡誇張之能事，把面對面時那些她覺得不好意思說出口的多愁善感的詞都用上，那反倒是在承認，她對愛情缺乏信心。
因為英德兩國交戰，她對他的愛就多一分啦？當他在廚房裡吹着口哨，腰間系着圍裙，給一家人煎魚做晚餐時，她對他的愛就少一分啦？ 不。
當然不。
毅然而決然。
十頭牛都拉不回來。
因此，他們并未沒完沒了地寫着戰争期間那些此情不改、生死相依的山盟海誓，而是在信中有一說一，沒有半句虛言，以示對彼此的尊重。
她收到的最近一封信，就放在衣兜裡，但朱麗葉現在沒把它拿出來。
她反而拿着那瓶威士忌，沿着草地上的小徑朝河邊走去。
艾倫的來信已成為某種圖騰，是她踏上的這段旅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那天晚上，在防空洞裡，這封信就被她帶在身邊，夾在那本她讀了一遍又一遍仍舊一直在看的《大衛·科波菲爾》裡。
當時，住在34号的那位老朋友，噼裡啪啦地收起她的編織針，支支吾吾地說了句“回頭見”；惠特菲爾德家的四個小男孩踩在别人的腳上，跌倒了，哀号的聲音就像是大鵝在叫喚。
朱麗葉已經把艾倫寫的有關敦刻爾克的情況又讀了一遍，信中的内容令人心情沉重，但也寫得不同尋常。
他寫了那些在海灘上的人，寫了到達海灘那一路的經曆，寫了他們路上遇到的村民、小孩和雙腿都彎了的老婦人，還寫了馬車上堆滿了行李箱、鳥籠和針織毯。
他們所有人都在逃離痛苦和毀滅，但又尋不到安全的地方。
“我遇到一個腿上流着血的小男孩，”他寫道，“他坐在破碎的籬笆上，他的眼神裡是恐懼過後的呆滞，已然接受了自己命該如此，這讓人感覺糟透了。
我問他叫什麼，是否需要幫助，他的家人在哪兒。
過了一會兒，他用輕輕柔柔的法語回答了我。
他不知道，他說，他不知道。
可憐的少年沒法走路，他的臉上滿是淚痕，我不能把他留在那裡，留他一個人。
他使我想起了蒂普。
這孩子的年紀要比蒂普大，但他的嚴肅勁兒跟我們的小兒子一樣。
最後，他跳起來，趴在我的背上，沒有抱怨，也沒有疑問，我把他帶去了海灘。
” 朱麗葉來到木頭搭起的碼頭上，盡管暮色昏暗，她仍舊可以看出，這裡變得更破舊了。
十二年前，她和艾倫曾坐在碼頭的盡頭，喝着從哈米特太太的保溫杯裡倒出來的熱茶。
她短暫地閉上了眼睛，讓河水的聲音包圍着她。
這條河還是老樣子，這一點令人振奮：無論這個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無論是人類在做着蠢事，還是某個人在備受折磨，河水都在不停地流淌。
她睜開眼睛，凝視着遠處茂密的樹木，她坐了下來，因為夜晚已經到來。
她不會再往遠處走。
如果孩子們醒過來，發現她不在，他們會害怕。
轉身回望她來時的方向，伯奇伍德莊園的花園在夜色之中留下一片微微起伏的暗影，她隻能依稀辨認出更顯眼的一些線條輪廓：兩個突兀的一模一樣的尖角和點綴在尖角周圍的八個煙囪。
她坐在附近的一棵柳樹下，倚着樹幹，把威士忌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