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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這位新客人到來之前,以及在藝術史學家協會在這裡開博物館之前,有好長一段時間沒人住在這棟房子裡。

    工作日的下午,偶爾有小孩為了在朋友面前逞能,會從一樓的窗戶爬進來,這讓我也算是有了伴兒。

    有時候,我要是心情不錯,還會給爬進來的孩子助助興,要麼砰地關上一扇門,要麼搖晃一扇窗,吓得他們尖叫着往外爬,還會狼狽不堪地把自己給絆倒。

     但是,我想念有合适的客人陪伴我的日子。

    一個多世紀以來,一些人陪伴過我,但非常非常少,我愛他們。

    沒了他們的陪伴,我現在每星期都得忍受一次強加給我的恥辱:忙碌的人群蜂擁而至,職員們還津津樂道地剖析我的過去。

    遊客的嘴裡,都說着有關愛德華的事,可他們會叫他“拉德克利夫”或是“愛德華·朱利葉斯·拉德克利夫”,這讓他聽上去,既老氣,又古闆。

    人們忘記了,他住在這棟房子裡的時候是多麼年輕。

    我們決定離開倫敦時,他才剛過完二十二歲生日。

    他們用嚴肅、恭敬的語氣談論着藝術,還望着窗外,沖河邊的方向比畫着,說的話類似于“他畫的泰晤士上遊,靈感來自這處風景”。

     範妮也備受關注。

    她成了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可對于在現實生活中和她相識的人來說,這是難以置信的。

    人們猜測着“那件事”是在哪兒發生的。

    報道中的說法從來就不清不楚,而且不同的報道還會相互矛盾。

    再者,雖然那天房子裡不止一個人,但他們的說法含含糊糊,一些細節也湮沒在曆史之中。

    我自己并沒親眼看到——我沒在那個房間裡——但因為造化弄人,我看過警方的調查報告。

    我以前的一位客人,倫納德,拿到了非常清晰的報告副本。

    在很多個安靜的夜晚,我們一起仔細研究過這些報告。

    當然,上面的内容完全是編造出來的,可當時就是那樣的世道。

    也許現在仍然如此。

     愛德華給範妮畫的肖像畫,是在協會開始将這裡向遊客開放時送來的。

    畫像中,範妮穿着綠色天鵝絨低胸連衣裙,頸肩和胸脯上的白皙肌膚映襯着心形祖母綠項鍊。

    這幅畫挂在二樓卧室的牆上,對面的窗子可以俯瞰到果園和通往村裡墓地的小道。

    有時我會想,範妮對此會做何感想。

    她是個容易激動的人,要是她的卧室看出去是一塊塊墓碑,她可不會高興。

    “那隻是換個睡法,”我能聽到愛德華在試圖安撫她時這樣說,“僅此而已。

    不過是死者在長眠。

    ” 有時,人們會在範妮的畫像前駐足,将它同旅遊宣傳冊上印的那幅小一些的圖片進行比對。

    他們品評着她美麗的臉龐、尊貴的一生、悲慘的結局,他們對那天所發生的事做着種種猜想。

    多數時候,他們搖頭歎息,慨歎之中卻透着些許滿足。

    畢竟,對他人的悲劇進行反思,這可是諸多最為津津樂道的消遣中的一個。

    他們想知道範妮父親的事,他的錢如何了;想知道她未婚夫的事,他的心有多痛,還想知道在她去世前一周,她收到來自瑟斯頓·霍姆斯的那封信上都寫了什麼。

    我知道:被謀殺的人會永遠成為有趣的話題(當然,除非你是住在小白獅街的十歲孤兒,因為換作那樣的身份,被謀殺的人不過是死了而已)。

     當然,遊客們也會談論拉德克利夫藍。

    他們想知道這顆吊墜可能流落何方。

    談及此,他們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聲音中滿是興奮。

    他們說:“東西可不會平白無故地消失。

    ” 有時,他們甚至會談論到我。

    這都多虧了我有年輕的士兵,倫納德,因為正是他首度在書中提到,我是愛德華的情人。

    在此之前,我隻是愛德華的一位模特。

    倫納德的書在禮品店裡有售,我經常會瞥見封底上倫納德的臉,然後便會記起他住在這棟房子裡的那段時間,記起死一般寂靜的深夜裡,那一聲聲呼喚着“湯米”的哭喊。

     每個星期六都有遊客在房子裡走來走去,他們背着手,臉上一副故作了然于胸的神情。

    提到我時,他們都叫我莉莉·米林頓。

    考慮到當時事情演變到那個地步,他們這樣叫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想知道我的出身,我的下落,我的真實身份。

    我對這樣的人還是頗有好感的,盡管他們的猜測都不過是執迷不悟。

    有人想着我,總是件好事。

    無論多少次我聽到陌生人大聲說出“莉莉·米林頓”這個名字,都是個驚喜。

    我試着把我的真名低聲傳到他們耳邊,但隻有少數人聽到過我的聲音,就像我的小朋友,他的眼睛總是被柔軟的劉海兒遮着。

    這并不奇怪:就所有重要的方面而言,孩子要比成年人更敏銳。

     麥克夫人過去常說,那些打聽八卦的人會聽到别人說自己的壞話。

    麥克夫人說過很多話,而這一點她說對了。

    在别人的記憶裡,我是個小偷,一個冒名頂替的騙子,一個擺脫了草根身份的姑娘,一個不潔身自好的姑娘。

     這些都是我,而且還不僅限于此,處境不同,身份便不同。

    但有一個安在我身上的罪名卻是冤枉的。

    我不是謀殺犯。

    那天,可憐的範妮·布朗被人開槍打死了,但不是我開的槍。

     我的這位客人已經在這裡一周半了。

    上個星期六,他早早地從房子裡溜了出去——我要是也能做到這點該有多好——之後幾天,他的作息和上個星期一樣。

    我對于搞清楚他為什麼來這兒開始感到絕望,因為他不像其他人那樣善于交際:他從不會在周圍留下紙張,以便我能從中獲取信息,讓我弄明白他是來幹什麼的;他也不會和别人進行長時間的、提供有用信息的談話,好讓我有所收獲。

     但今晚,終于來了一通電話。

    結果,我現在知道了他為什麼會在這兒。

    我也知道了他的名字——傑克·羅蘭斯。

     他在屋外待了一整天,這已經成了他的習慣,一早上便帶着鏟子和相機包出發。

    不過,他回來時,我立刻看出了他的變化。

    首先,他拿着那把鏟子在外屋的水龍頭底下把它沖洗幹淨。

    顯然,挖掘工作到此為止了。

     他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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