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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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妹妹懇求她留下，但我母親年輕任性，驕縱慣了，所以就跑了。
一般說來，孩子都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一個詞。
每次聽父親講起這件事，我都想象母親在奔跑着，緞面的裙擺在身後飛揚，她逃離了若隐若現的城堡，抛下了心愛的妹妹，徒留霸道的父母大發雷霆。
我以為是這樣的。
因為我沒有機會去了解我的母親，所以父親不得不給我講些故事。
她去世那天，離她二十一歲的生日隻差了兩天，我當時隻有四歲。
她死于肺痨，但父親讓驗屍官在死亡證明上寫的死因是“支氣管炎”，因為他覺得，這樣聽起來更優雅些。
他其實不必為此費心：嫁了我父親，沒了勳貴之家的庇護，她和千千萬萬的普通人無異，不會在曆史上留下半點筆墨。
父親在一個黃金吊墜中珍藏着母親的畫像，是一幅小小的素描畫，我把它當成寶貝。
直到我們被迫搬到東倫敦的一塊彈丸之地，住在一條窄窄的巷子裡，房間四下漏風，泰晤士河的氣味充斥鼻間，海鷗的鳴叫和水手的吆喝交織成歌，不停在耳邊盤旋。
那個吊墜落到了一個舊貨商手裡。
我不知道裡面的畫像去哪兒了。
它在時間的縫隙中滑落，去了那些找不回來的東西該去的地方。
我父親叫我柏蒂，他說我是他的小鳥。
他說我的真名很好聽，但那是成年的女士才會用的名字，那種名字意味着身穿上好的絲綢長裙，但沒有可以飛翔的翅膀。
“我需要的是有翅膀的名字嗎？” “哦，是的，我覺得是。
” “那為什麼你給我起的名字沒有翅膀呢？” 接着，他變得認真起來，每當話題稍稍和她沾邊兒，他都會如此：“你的名字取自你外公的名字。
你母親覺得，你身上該帶有她的家族的印記，這對她很重要。
” “就算他們都不想認識我？” “是啊。
”他笑着說，然後揉了揉我的頭發。
我總會因為他的這個動作而感到安心，仿佛和他的愛比起來，無論缺了什麼都不重要。
我父親的工作室裡充滿了驚奇。
窗子底下是一張又高又大的工作台，上面擺着一大堆各式各樣的彈簧、鉚釘、天平、電線、鐘表、鐘擺和精美的指針。
我過去常常在工作室門開着的時候偷偷溜進去，跪在木凳上，在他工作的時候對他的工作台探索一番：把讓人好奇的精巧裝置翻過來調過去；用指尖在丁點兒大、不經擺弄的零件上輕輕按壓；舉着不同的金屬制品，讓它們在太陽光的照射下閃耀。
我的問題一個接着一個，他戴着眼鏡目不轉睛地回答，但他讓我發誓，對于我看到的事，不向任何人透露一個字，因為我父親不僅僅在修理鐘表，他還在研究自己的發明。
他的宏偉計劃是做出一台神秘時鐘，但需要他在工作台上長時間地不斷工作，還要經常偷偷摸摸地去大法官法院——那兒是注冊和頒發發明專利的地方。
我父親說，有了神秘時鐘，我們就發财了。
要是鐘表的鐘擺不需要機械裝置就能擺動，哪個有錢人會不想要一台呢？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我鄭重地點了點頭——因為他說這些的時候是一副一本正經的樣子——但實際上，那些普通的鐘表同樣讓我印象深刻。
他工作室的牆壁上，挂滿了普通的鐘表，從地闆到天花闆，排得整整齊齊。
它們嘀嗒嘀嗒的心跳聲和鐘擺的搖晃總是有種輕微的不和諧。
他教我如何給鐘表上弦，我就站在房間中央，凝視着時間不盡相同的表盤，聽它們啧啧啧地朝我齊聲歌唱。
“但是，哪個顯示的時間是正确的？”我會問。
“啊，小鳥，你應該問：哪個顯示的不正确？”他解釋說，沒有正确的時間。
時間是個概念：它沒有結束，也沒有開始；你看不見它，聽不見它，也聞不見它。
當然，時間是可以衡量的，但沒有什麼字眼能用來确切地解釋它。
至于“正确的”時間，那不過是人們同不同意的問題。
“你還記得火車站月台上的那個女人嗎？”他問道。
我說我記得。
一天早上，我父親在倫敦以西的一個火車站修理車站大鐘，而我在一邊玩兒。
我注意到，售票處的牆上挂了一塊小一些的鐘表。
我不玩兒了，盯着兩塊截然不同的表盤看來看去。
這時，一個女人走到我的身邊。
她指着那塊小一些的表盤解釋道：“那塊顯示的是實際時間。
而那一塊，”她眉心微鎖，看着我父親剛剛上完弦的大鐘，“顯示的是倫敦時間。
” 我因此知道，雖然我不能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但我肯定可以在兩個不同的時間，出現在同一個地方。
不久之後，我父親提議去趟格林尼治，那裡是“子午線的家”。
格林尼治子午線。
新的詞彙就像是一道咒語。
“時間從這條線開始，”他繼續說道，“從北極到南極，它把地球一分為
一般說來，孩子都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一個詞。
每次聽父親講起這件事，我都想象母親在奔跑着，緞面的裙擺在身後飛揚，她逃離了若隐若現的城堡，抛下了心愛的妹妹，徒留霸道的父母大發雷霆。
我以為是這樣的。
因為我沒有機會去了解我的母親，所以父親不得不給我講些故事。
她去世那天，離她二十一歲的生日隻差了兩天，我當時隻有四歲。
她死于肺痨，但父親讓驗屍官在死亡證明上寫的死因是“支氣管炎”，因為他覺得，這樣聽起來更優雅些。
他其實不必為此費心：嫁了我父親，沒了勳貴之家的庇護，她和千千萬萬的普通人無異，不會在曆史上留下半點筆墨。
父親在一個黃金吊墜中珍藏着母親的畫像，是一幅小小的素描畫，我把它當成寶貝。
直到我們被迫搬到東倫敦的一塊彈丸之地，住在一條窄窄的巷子裡，房間四下漏風，泰晤士河的氣味充斥鼻間，海鷗的鳴叫和水手的吆喝交織成歌，不停在耳邊盤旋。
那個吊墜落到了一個舊貨商手裡。
我不知道裡面的畫像去哪兒了。
它在時間的縫隙中滑落，去了那些找不回來的東西該去的地方。
我父親叫我柏蒂，他說我是他的小鳥。
他說我的真名很好聽，但那是成年的女士才會用的名字，那種名字意味着身穿上好的絲綢長裙，但沒有可以飛翔的翅膀。
“我需要的是有翅膀的名字嗎？” “哦，是的，我覺得是。
” “那為什麼你給我起的名字沒有翅膀呢？” 接着，他變得認真起來，每當話題稍稍和她沾邊兒，他都會如此：“你的名字取自你外公的名字。
你母親覺得，你身上該帶有她的家族的印記，這對她很重要。
” “就算他們都不想認識我？” “是啊。
”他笑着說，然後揉了揉我的頭發。
我總會因為他的這個動作而感到安心，仿佛和他的愛比起來，無論缺了什麼都不重要。
我父親的工作室裡充滿了驚奇。
窗子底下是一張又高又大的工作台，上面擺着一大堆各式各樣的彈簧、鉚釘、天平、電線、鐘表、鐘擺和精美的指針。
我過去常常在工作室門開着的時候偷偷溜進去，跪在木凳上，在他工作的時候對他的工作台探索一番：把讓人好奇的精巧裝置翻過來調過去；用指尖在丁點兒大、不經擺弄的零件上輕輕按壓；舉着不同的金屬制品，讓它們在太陽光的照射下閃耀。
我的問題一個接着一個，他戴着眼鏡目不轉睛地回答，但他讓我發誓，對于我看到的事，不向任何人透露一個字，因為我父親不僅僅在修理鐘表，他還在研究自己的發明。
他的宏偉計劃是做出一台神秘時鐘，但需要他在工作台上長時間地不斷工作，還要經常偷偷摸摸地去大法官法院——那兒是注冊和頒發發明專利的地方。
我父親說，有了神秘時鐘，我們就發财了。
要是鐘表的鐘擺不需要機械裝置就能擺動，哪個有錢人會不想要一台呢？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我鄭重地點了點頭——因為他說這些的時候是一副一本正經的樣子——但實際上，那些普通的鐘表同樣讓我印象深刻。
他工作室的牆壁上，挂滿了普通的鐘表，從地闆到天花闆，排得整整齊齊。
它們嘀嗒嘀嗒的心跳聲和鐘擺的搖晃總是有種輕微的不和諧。
他教我如何給鐘表上弦，我就站在房間中央，凝視着時間不盡相同的表盤，聽它們啧啧啧地朝我齊聲歌唱。
“但是，哪個顯示的時間是正确的？”我會問。
“啊，小鳥，你應該問：哪個顯示的不正确？”他解釋說，沒有正确的時間。
時間是個概念：它沒有結束，也沒有開始；你看不見它，聽不見它，也聞不見它。
當然，時間是可以衡量的，但沒有什麼字眼能用來确切地解釋它。
至于“正确的”時間，那不過是人們同不同意的問題。
“你還記得火車站月台上的那個女人嗎？”他問道。
我說我記得。
一天早上，我父親在倫敦以西的一個火車站修理車站大鐘，而我在一邊玩兒。
我注意到，售票處的牆上挂了一塊小一些的鐘表。
我不玩兒了，盯着兩塊截然不同的表盤看來看去。
這時，一個女人走到我的身邊。
她指着那塊小一些的表盤解釋道：“那塊顯示的是實際時間。
而那一塊，”她眉心微鎖，看着我父親剛剛上完弦的大鐘，“顯示的是倫敦時間。
” 我因此知道，雖然我不能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但我肯定可以在兩個不同的時間，出現在同一個地方。
不久之後，我父親提議去趟格林尼治，那裡是“子午線的家”。
格林尼治子午線。
新的詞彙就像是一道咒語。
“時間從這條線開始，”他繼續說道，“從北極到南極，它把地球一分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