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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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在這裡，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我們勇敢的朋友在他的病床上躺了好幾個星期。
由于他的腿部傷口潰爛化膿，再加在潮濕的市郊公園裡過夜，患了重感冒，咳嗽不止，熱度上升，增加了痛苦。
這樣的病情可能使醫生犯愁，幸虧病人年輕，天性樂觀，有利于康複，僅僅是迫不及待地要回去重新參加戰鬥的想法對治療有些阻礙。
醫生定期前來診治，老邁的城堡管理員給病人送飯。
我們兩人，奧蒂麗和我，負責看護他，我們每天爬上朽爛的梯階，來到他那使人着魔的小房間，給他帶來酒、果醬和其他美味可口的小巧的食品，還給他讀一些東西，分散他的注意力，等到他的健康狀況許可，我們就和他聊天，還給他寫信。
他把我們稱為他的天使，在他魯莽的漫不經心的談話方式後面，卻隐藏着非常溫存的性格。
他對我們的文藝愛好不感興趣，總是笑着，不參加這方面的談話，因為在他的頭腦裡，除了法學，沒有别的，隻有祖國和祖國的複興，為了其中之一，不得不舍棄另一個。
我們樂意承認，如果一個人自己就是詩的化身，不消說，他是可以對詩不屑一顧的——事實上，這位漂亮、善良、高尚的人兒，他就是詩的具體體現，我們認為他實現了我們的夢想；因此，後來自然而然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我們探望他後，走下梯階時，奧蒂麗突然默默地意味深長地伸出雙臂把我緊緊擁抱，我對她的内心表白，從我内心深處給予回報，給了她一個熱情的親吻——這一種感情的交流，在這破舊朽爛的梯階上，差一點站立不穩摔了下去。
整整幾個星期，我們一直充滿了激情，意氣風發；它們給我們的少女生活賦予最美好的内容。
我們照料這位英雄少年，像他一樣也是為了祖國，經過短短的一段焦慮的時光，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探望他的過程中，看到他的健康狀況逐漸好轉，确實令人高興，我們像姐妹似的分享了這種歡樂，的确，我們把全部感情灌注在光榮的看護工作中了。
我們的預感會告訴你，這無法形容的溫存的感情是和我們的慈愛之心以及愛國主義混雜在一起的，不過，在這裡面，我自己的感情其實不過是可愛的奧蒂麗的感情的陪襯，可以說，把優先權讓給了她——這是歸因于事物的天性。
費迪南德的很有分寸的感激之情可能也落到其貌不揚的我的頭上，由于他那種與他非常相配的樸質的品性，随後我可能以缺少外表的美貌作為理由對這類禮遇表示冷漠，我不抱奢望，我的舉止從開始時起就很妥善，聰明地在這場傳奇小說般的奇遇中扮演知己朋友的角色。
這樣做，适合我的天性。
我也并不妒忌，不僅因為我愛我的朋友，為她的魅力感到驕傲，而且也由于事實上費迪南德對我們兩人一視同仁，我還以人類寬大的知足心情感到，他從來不曾改變那一種輕快的表示友誼的說話語氣，即使對我的心肝寶貝也是如此；此外，這位第三者的出現也使我高興，就是：希望這次新的從未夢想到的體驗會幫助奧蒂麗轉移向奧古斯特·馮·歌德的關系，在我看來，那是十分可怕，十分不幸的關系。
因此，當她向我吐露她内心的秘密，說她對費迪南德的感覺與她以前曾經在心中感受過的所有感覺都完全不同時，我毫不掩飾地流露我的滿意和寬慰的心情，她說，現在她從生活中學習到，友誼不管是多麼深、多麼令人關懷，它和真正的愛情是有區别的。
可是經過考慮，想到海因克不是貴族出身，他僅僅是西裡西亞的一個毛皮商人的兒子，絕對不能匹配一位奧蒂麗·馮·波格維希，我的歡樂也就蒙上了陰霧。
他是不是由于有這方面的自知之明，使他那麼嚴格地保持他輕快的友誼的語氣，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在海因克恢複健康期間，歡快的社交季節結束了，喜劇院雖然還在上演，可是宮廷宴會和舞會已難得舉行，而在這類舞會上，那些法國軍官卻是主要角色。
我們和奧古斯特·馮·歌德見面的次數比起在冬季時少多了，不過，一起散步以及在花園中的約會并沒有完全中斷，雖然由于他父親不在魏瑪，他的工作的擔子加重了。
費迪南德的真相是小心地保持着秘密的，除了原先協助和參預機密的人以外，沒有一個人知道被我們發現的小夥子隐藏在他那睡美人的小房間裡，不過，奧蒂麗感到她應該把這個秘密向這位宮廷顧問透露——主要當然是出于忠實于友誼的責任感，但是在我看來，她還出于一種好奇心，看看他對我們這場曆險的消息作何反應，他會對它采取什麼态度。
他的态度很冷漠，甚至帶着諷嘲的味道尤其是在他多多少少得悉海因克的家庭情況，知道他是平民出身以後。
他表現得很少感興趣，也不表示好奇，仿佛他甯願對這件事不問不聞，我們以後也就難得在他面前談到它，因此，奧古斯特對于我們英雄的真實情況，關于他的幸運的複元，關于他繼續短暫地停留在這個城市裡，以及他暫時重新消失，都繼續故意不問不聞，似知非知。
不過這是些後來的事，我稍稍提前叙述了。
費迪南德的複元，比我們設想的還快，他已經能夠離開床鋪，依靠一根殘廢人用的拐杖，一瘸一拐地練習用兩條腿在高高的小房間裡走動；友善的春光通過一扇小小的老虎窗透進他的避難的“牢房”，幫助他，使他恢複了生機，如果能夠換一個住所，置身于自由自在的安靜的環境裡，也許對他更有好處。
城堡管理員的一個堂兄在宮廷馬廄後面的九柱戲廣場開設一所制鞋作坊，準備在底層安排一間房間，接待這位恢複健康的人，于是在六月初的某一天，他從那傳奇色彩的隐蔽處移居到那兒，現在，他可以坐在附近一條河的岸邊，沐浴着陽光，或者走到橋的那一邊，觀賞曠野和翠綠的草木，遊覽狩獵小屋周圍的樹林，以及蒂富特林陰大道。
當時，世界事務正處于平靜時期。
停戰狀态僅僅保持到盛夏——我不願說這是不幸，因為随後的事态發展，雖然使我們經曆了巨大的恐怖和無窮無盡的苦難，卻導緻了光榮和自由。
我們城市的生活過得還愉快，盡管仍繼續不斷地有着為部隊安排住宿的負擔，我們盡力應付着。
一般的社交活動進行到初夏。
我們的那位戰士穿着樸素的老百姓服裝，兩頰已明顯地紅潤豐滿，他謹慎小心地參加活動：在我的母親和奧蒂麗的母親家裡，在埃格洛夫斯泰因的家裡，在馮·沃爾措根夫人的沙龍裡，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們度過了不少歡快的然而很有感觸的時光，那位年輕的英雄，少年英俊，有着騎士般的謙遜純樸的風度，因此到處受到衷心的接待和欽佩。
帕索博士對他的熱情真是如火如荼，按照他理想的榜樣，認為這位青年體現了古希臘文化的美，混合着英雄的愛國主義和熱愛自由的精神——這很有道理。
不過，他作為一個男人，對我們的年輕英雄的敬慕表現得太過分，這不合我的口味，我曾經觀察到——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這種戰鬥的民族精神是和對待他自己性别的那種男子漢的高漲的熱情分不開的，這個現象是繼承了斯巴達人的習俗，那一種嚴厲的奇異的風俗是不太令我們的女性感到愉快的。
至于費迪南德，他對每一個人都保持着相似的開朗愉快的态度，對我們也一樣，因此馮·歌德先生沒有任何理由對奧蒂麗感到妒忌，即使這兩個像白天和黑夜迥然不同的年輕小夥子偶然相遇，奧蒂麗也知道怎樣防止他們接觸。
很明顯，她對這位英雄的感情使她産生這樣一種感覺，認為這是對她陰郁的情人的犯罪，她似乎把這種感情看作是對友誼責任感的掠奪，而在和他們兩人在一起時感到内疚，我盡管對這種道德标準十分欽佩，可是，想到我本來希望她與海因克的這次奇遇可能把她與那位偉人之子的令我憂慮的聯系解脫掉，現在理解到希望落空，不禁感到一陣戰栗。
“唉，雅德蕾，”有一天，她對我說，她那藍湛湛的眼睛裡蒙着一層陰影，“我已經懂得什麼是幸福、光明和融洽，費迪南德的形象向我展示了它們的真谛。
可是，盡管它們是多麼崇高，然而，黑暗和痛苦對我們高尚行為提出了更深的要求，而在我的内心深處，我知道自己的命運。
”——“願上帝庇護你，我親愛的！”我能夠說的隻能是這兩句話，心裡隻感到一陣陣寒冷，正像我們在面對那厄運的一動不動的眼睛時也會感到一陣陣寒顫一樣。
海因克走了。
我們還會重新見到他的；不過，這一次，他在我們中間停留了七個星期以後，當他的雙腿完全恢複健康後，他離開了，回到他的西裡西亞的老家去了，去探望他的親人，那毛皮商人一家，探親以後，他就立刻重新參加軍隊；奧蒂麗和我一起為了失去他而哭泣，不過我們互相安慰，莊嚴地宣誓，從此以後，我們的友誼應該是對他的英雄業績的懷念，把它作為唯一的崇拜對象。
他在我們的眼裡是熱愛祖國的德國青年的理想形象，是個有血有肉的形象，正像《七弦琴與劍》[29]的歌者所描繪的那樣。
可是有血有肉的形象總是和理想的形象有着某種程度的區别，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失望，不過，這也有好處，當有血有肉的形象不在時，理想的形象也就更鮮明了。
費迪南德在最後的一段時間裡總是穿着樸素的平民服裝，當他離開時，他在我們心中留下了以前穿的軍服的形象，我們認為穿上這種制服，确實漂亮多了，增加了男性的魅力。
在他離開以後，他的形象在我們的心中一天比一天明亮，而在同時，另一位的形象，那位奧古斯特的形象，卻遮上了愈來愈渾濁的烏雲。
八月十日，停戰狀态結束了，在這個時期，普魯士、俄國、奧地利以及英國已經聯合起來反對法蘭西皇帝。
我們在魏瑪，關于普魯士将領布呂歇爾、比洛[30]、克萊斯特[31]、約克[32]、馬維茨[33]以及陶恩津[34]等勝利的消息，隻有極少一點兒傳聞傳到我們的耳朵裡，而且很不明确，不過我們知道，在這些勝利中，我們的費迪南德一定有他一份功勞，他是在某一個地方進行戰鬥，我們少女的心怦怦直跳，充滿了驕傲；想到他的年輕的血為了祖國可能已經在什麼地方染紅了翠綠的原野，我們不禁渾身發抖。
我們幾乎什麼也不知道。
北方和東方的野蠻人正在逐漸迫近——這是我們聽到的全部消息。
可是，他們愈是迫近我們，“野蠻人”這個名詞也就愈來愈難得從我們嘴裡說出，社會和民衆的同情與希望愈來愈轉向他們，愈來愈背棄那些法國人：當然，一方面因為我們開始看出他們是勝利者，即使還沒有來到，人們已可能希望恭順地對待他們，還有一個原因，因為人類有着卑躬屈膝的天性，需要和外界的情況以及發生的事情協調一緻地生活，需要和權力妥協，現在命運似乎正在向人們發出轉變的信号和命令，所以，在短短幾天的時間内，那些野蠻人，那些文明的叛徒，變成了解放者，他們順利的進軍激發了熱愛祖國和人民、仇恨外國壓迫者的普遍的熱情，而且達到爆炸的程度。
十月中旬後不久，我們懷着既恐懼又欽佩的心情第一次在魏瑪見到哥薩克人。
法國公使逃跑了。
如果說他在離開之前沒有受到淩辱，那僅僅因為人們還沒有絕對把握命運将作出什麼安排，或者是在設想怎樣才能和權力與成功協調一緻。
可是，在二十日的夜晚，這些野蠻人的騎兵中，足足有五百人馳進了我們這座城市，他們的上校名叫馮·蓋斯馬爾，當夜走進宮殿，歪戴着帽子，站在大公的床前，向大公宣告聯軍在萊比錫的巨大勝利，他說，他是由沙皇亞曆山大派遣，來保護大公一家的。
大公殿下終于明白已經成了什麼樣的局面，他是個聰明人，隻得順從命運的安排，聽憑事态的發展。
親愛的夫人，那是些什麼樣的日子啊！——城市周圍直到城裡的大街小巷都充溢着戰鬥的喧鬧聲，令人心驚肉跳。
法國人、萊茵人、哥薩克人、普魯士人、馬紮爾人、克羅地亞人、斯拉夫人——野蠻的面孔換來換去，沒有個完。
當法國人向埃爾富特撤退，把我們的居住區讓給聯軍時，他們馬上蜂擁而進，于是，一股安置宿營的浪潮向我們迎面沖來，每一所房屋，不管是大是小，對它們的要求達到了極點，往往容納不下。
城市塞滿了人，我們見到很多顯赫的偉大人物：兩位皇帝，俄國皇帝和奧地利皇帝，還有普魯士太子，都在這裡設立行宮，梅特涅首相也來了，顯貴和将軍多如牛毛；隻有那些最貧窮的人，他們一無所有，什麼也拿不出，倒是有時間可以大飽眼福，我們其餘的人呢，擠在狹窄的小房間裡，有多少操心的事壓在我們的頭上，必須日日夜夜操勞，忙得喘不過氣來，根本沒有多餘的精力去過問旁人家的事，哪怕是緊鄰，他們到底是怎樣過活的，我們也多半在事後才知道。
不過，我們在應付這種種要求的負擔上，即使表面上看來大家都一樣，卻有着區别：有的人以更輕松、更愉快的心情執行着，因為祖國事業的勝利，使他們樂于承擔，幫助他們忍受那些盟友——東方來的哥薩克人、巴什幹人和匈牙利人——的粗魯和傲慢，補償他們遭受的種種苦難。
連我們的母親，奧蒂麗的母親和我自己的母親，也在家裡安置了高級指揮官及其副官仆從，供應他們膳宿，我們做女兒的也就不折不扣地成了這些專橫的客人的女仆了。
不過，我那親愛的心肝寶貝卻興高采烈，她現在可以把自己被迫隐藏着的普魯士人愛國心公開袒露了，盡管必須操勞一切，卻高興得容光煥發，至于我，未免有點兒沮喪，她卻一再向我談起這偉大而美妙的時刻，對它灌注滿腔熱情，這個時刻對我們兩人來說帶着親切的大肆贊揚的特征：我們救出的那位年輕英雄的特征，我們不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但是我們知道他正在那裡完成他那一份争取自由的血淋淋的工作。
我們的感情，我們的情況，與公衆普遍的情緒幾乎沒有什麼區别，隻帶着一點兒個人的特殊的色彩，可是，在那個與奧蒂麗有着那麼奇怪、有着在我看來那麼可怕的關系的著名家庭裡，它的氣氛卻是與衆不同！德國這位偉大詩人是魏瑪城中、魏瑪公國中以及幾乎興奮得發狂的整個祖國中最最不快活的人。
他在一八〇八年的不愉快的情緒還不及現在一半程度。
我們親愛的馮·施泰因夫人認為他情緒消沉。
她警告大家不要對他談起政治，因為，說得婉轉些，他似乎根本感覺不到我們具有的那種熱烈情緒。
這一年是我們得意揚揚的年份，也是在我們的曆史上光榮地印上紅色标志的年份，可是他卻說是“悲傷的”、“駭人聽聞的”年份。
然而，他比起我們絕大多數的人來，确實較少地經曆到戰争的可怕場面。
四月裡，當戰場轉移，愈來愈向我們這兒迫近時，普魯士和俄國軍隊占領了周圍的高地，預料将會在魏瑪發生一場戰鬥，接着就會出現搶劫和大火，歌德已是六十三歲的人了，雖然很堅強，但疾病不斷，而且長時期以來保持着那些改不了的習慣。
這一次的局勢可能比一八〇六年的那一次更糟，奧古斯特和樞密顧問夫人不願意看到他處在這樣的環境裡，勸他趕快離開，到他喜愛的波希米亞去，到特普萊茨去，在那兒，他可以安全地生活，安全地工作，完成他的回憶錄的第三卷，讓他們母子兩人留在家裡，去對付這可怕的時刻。
這種做法是合乎常規的，我沒有對它說過反對的話——我沒有。
不過，我也不願隐瞞，另外有人對他的離去表示譴責，說是在這件事情中隻看到一位偉大人物的利己主義的自我保護。
推進中的布呂歇爾的軍隊倒沒有這樣的觀點，他們在魏瑪城外和他的馬車相遇，認出了這位《浮士德》的作者，他們即使不認為他乘車外出僅僅是出去兜風，他們也顯然有着不同的想法。
他們圍住了他的馬車，毫不疑心他，真誠而孟浪地要求他給他們的武器祝福，他經過短暫的拒絕後，他同意了，說了幾句親切友好的話——一個多妙的場面，是不是？隻是有點兒棘手，有點兒尴尬，因為對它的内情誤解得多麼天真。
我們的大師在波希米亞一直停留到盛夏。
接着，那兒也不再安全了，他回來了，不過僅僅住了幾天，當時看來似乎奧地利軍隊正從東南方面向魏瑪挺進，奧古斯特又催他離去；他去了伊爾梅瑙，在那兒停留到九月初。
從那時以後，他的确又待在我們中間了，凡是愛他的人一定會說，在我們遭遇到的困難中，他也同樣遇到了夠多的困難。
的确，那是張羅宿營最困難的時刻，盡管人們希望他那幢漂亮的住宅能夠受到保護，不被幹擾，卻也不能幸免，被迫變成了招待所：整整一個星期，每天有二十四人就餐。
奧地利的軍需部長科洛雷多伯爵也住在他那兒——你一定聽到過這回事吧，因為當時大家對這件事議論紛紛：歌德在他的大禮服上佩帶着榮譽軍團十字勳章走過去迎接這位伯爵——也許是出于奇怪的無意識，也許是故意挑釁，也許是深信像伯爵這樣的人物和他一樣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圈子裡，沒有受到群衆情緒的影響。
“呸，見鬼！”科洛雷多十分粗暴地嚷道。
“誰還能夠佩帶這種東西？”竟對他說出這種話來！他沒有對軍需部長作聲，可是事後有人聽見他對别人說；“什麼？因為皇帝打了一場敗仗，我就不該再佩戴他的勳章？”——他的老朋友們對他大惑不解，他對他們也有同樣的感覺。
那位奧地利人離開後，繼續住進的是一位馮·洪堡，這位部長與歌德在文藝領域裡有着二十年的聯系，他一向是個老奸巨猾的世界公民，喜歡在國外過活勝過在國内住家，在這方面，甚至勝過我們的詩人。
但是，自從一八〇六年以來，他成了一個普魯士人了，像人們所說的，一個優秀的普魯士人，就是說，他不再是其他種人了。
是拿破侖造成這種情況，人們必須承認，他已經把德國人改變得很多。
他把他們的牛奶——就是說，他們溫順的性格——改變成為沸騰的龍血[35]，他甚至把那位随和厚道的馮·洪堡變成了一位義憤填膺的愛國者，一位争取自由的戰士。
皇帝改變了我們的思想，使我們恢複自己的面貌，我們究竟應該把它說成是他的功勞，還是他的罪過？對此我不願作出判斷。
當時，那位普魯士部長和我們的大師之間的談話有很多被洩漏出來，在社會上流傳。
洪堡處在柏林那種氣氛中，從春天起，就已經期待歌德和席勒的兒子為了德意志的事業也拿起劍來，像那位年輕的克爾納爾那樣。
現在，他試圖探聽老朋友的看法和奧古斯特的打算。
可是，他發現，這一個被衆人都看作非常偉大、非常光榮的事業，奧古斯特對它卻表現出陰沉沉的冷漠，至于他的父親，甚至憤憤地抗辯，對它表示懷疑。
“獲得自由嗎？”他辛酸地诘問。
那是一種走向毀滅的自由。
治療的藥物甚至比疾病本身還糟。
拿破侖被擊敗了嗎？——他還沒有呢，離擊敗他還遠得很。
盡管他像一頭被追逐的赤鹿，不過這倒逗他開心，他還可能把獵犬打倒在地呢。
好吧，假定他會被打倒——然後會是什麼樣的局面？難道人們真的覺醒過來了？他們是不是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嗎？是啊，是不是每個人都知道這位強大的人物倒下之後會出現什麼情況？俄國的世界霸權代替法國的世界霸權？哥薩克人留在魏瑪？——對他來說，對這位大師來說，他完全不願意看到這種情況。
他們的行為難道比法國人好嗎？我們這些朋友幹的放火搶劫的勾當不比敵人幹得差。
連我們的士兵費盡千辛萬苦運送來的物資也被他們搶走了，我們的傷兵在戰場上遭到他們的盟軍的搶劫。
這是真情實況，有人卻要寫些感傷的故事粉飾它，美化它。
詩人跟政治攪在一起，隻會自取滅亡，人們，還有這些詩人，都處在一種令人嫌惡的完全下流的狂熱狀态中。
總之，這是一件可怕的事。
一件可怕的事，親愛的夫人，的确如此。
糟糕的是，每一天，每時每刻的經曆證明大師的驚恐是有根據的，這使我們的熱情受到了損傷。
的确，法國人的退卻和盟軍追逐的結果造成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破壞和敲詐勒索。
我們的城市駐紮了一位普魯士後備軍上校，一個不折不扣的牛皮大王，外加一位俄國後勤指揮官和一位奧地利後勤指揮官，領導着城裡的那個團。
不同國家的軍隊，無論是在這裡駐紮的或是行軍經過的，經常不停地壓迫我們。
從被圍困的埃爾富特那兒，傷兵像流水般向我們這裡湧來，重傷員、痢疾和傷寒病人擠滿了我們的野戰醫院，不久，居民們也傳染上了戰争流行病。
在十一月，這個隻有六千居民的城市，倒有五百人患了傷寒病。
找不到醫生——所有醫生都病倒了。
作家約翰内斯·法爾克在一個月内喪失了四個孩子，他的頭發變白了。
不少家庭死得一人不剩。
恐怖和害怕傳染的心情把所有活着的人吓壞了。
每天兩次，城裡各處點燃了白瀝青，用煙熏的辦法消毒，可是屍筐和柩車仍繁忙地從事那種慘不忍睹的活動。
很多人自殺，他們由于受不了饑餓，走上了絕路。
這就是事物的外貌，如果你要的話，這就是現實。
如果你不能超越這種現實，而把祖國和自由的理想放在首位，那你是處在一個悲慘的境地。
然而很多人能夠這樣做，帶頭的是盧登教授和帕索教授；奧蒂麗跟他們站在一起。
我們的詩壇泰鬥不願參加或不能參加，這使我們最感到苦惱，也許最感到痛心。
我們從他兒子那裡得到的訊息已經太明顯了——他，當然啰，完完全全是他父親的應聲蟲。
這種對父親的觀點像孩子似的亦步亦趨，雖然有它感人之處，卻總覺得有點兒不很自然，它使我們心頭沉重，超過了他那些話本身所給予我們的痛苦。
奧蒂麗聽到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低下了頭顱，僅僅有一兩次擡頭對他瞥上一眼，淚水在她蔚藍色的眼珠旁閃動。
他用尖銳刺耳的聲音，把他生身父親對馮·洪堡以及對其他人說過的有關時代悲哀和謬誤的那些話重複一遍，仿佛完全是他自己的見解。
還談論到它們的荒謬和可笑。
這些見解是對的，誰要是想深入了解一下，就能夠看到這些興奮得發狂的人的一舉一動存在着荒謬可笑之處，把他們團結在一起的那種激情使他們情緒高漲，然而也使他們神智衰退。
在柏林，菲希特、施萊爾馬赫[36]，還有伊夫蘭[37]，他們把自己武裝到牙齒，走起路來寶劍在鋪石路面上铿锵地作響。
我們著名的戲劇家馮·科策比[38]先生要想組織一支娘子軍，如果他真的組織成功，我毫不懷疑奧蒂麗會自動要求參加，她甚至可能動員我參加，盡管在我現在冷靜的頭腦中想來這種主意是多麼瘋狂。
不消說，這個時期不是一個鑒賞力很好的時期，凡是很看重鑒賞力的人，凡是很看重文化、深思熟慮、重視紀律或自我批評的人，并不能從中得到什麼收獲。
當然，他們也不能從那發狂的時期裡寫的詩中得到什麼教益。
今天我們甚至覺得這些詩令人厭惡，雖然當時它們曾經使我們流出激動的淚水。
那時候，所有的人都寫詩，大家都陶醉在啟示性的預言般的詩海中，沉浸在仇恨和報複的血淋淋的狂想中。
一位教士寫了一首諷刺詩，描寫拿破侖大軍在俄羅斯的毀滅，無論從總的内容或從各個細節上來看，都很下流，不成體統。
親愛的夫人，歡欣鼓舞是美好的，但是一味地熱情奔放并不能使人保持清醒，當那曆史性的時刻放任他們盡情發洩邪惡的激情，歇斯底裡的小市民們在敵人的鮮血中縱情歡樂時，那景象叫人看來感到痛苦。
我必須承認：當時在這塊土地上泛濫着瘋狂的蹩腳詩人，他們不久前還對那個人表示敬畏，向他頂禮膜拜，現在這些滿口狂言的人卻對他惡言诽謗，肆意侮辱，事情已超出了玩笑，超出了理智和禮儀習俗。
更糟的是，這些詩往往不是專門針對他作為暴君的一面，而更多的是針對他作為暴發戶，作為人民和革命之子新時代先驅的一面。
這些充滿仇恨的詩歌，文筆既蹩腳，内容又惡毒得可恥，說什麼“裁縫師傅尼古拉[39]”，連我的奧蒂麗也為它們感到難堪。
她沒有說什麼，但我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德意志文化的帝王，那位《伊菲格尼》的作者，怎能不為他的人民的精神狀态感到沮喪？“如果事情不是聽上去像是呂祖[40]的狂熱的狩獵，沒有人會聽它的，”他悲歎道。
——我們是從他兒子的嘴裡聽到這種怨言的。
這些話傷了我們的心；不過，我們也許應該理解，這種譴責不僅是針對那些嗜血如命的打油詩人，也同樣是針對那些争取自由的天才歌手克萊斯特和阿恩特
在這裡，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我們勇敢的朋友在他的病床上躺了好幾個星期。
由于他的腿部傷口潰爛化膿，再加在潮濕的市郊公園裡過夜，患了重感冒，咳嗽不止，熱度上升，增加了痛苦。
這樣的病情可能使醫生犯愁，幸虧病人年輕，天性樂觀，有利于康複，僅僅是迫不及待地要回去重新參加戰鬥的想法對治療有些阻礙。
醫生定期前來診治，老邁的城堡管理員給病人送飯。
我們兩人，奧蒂麗和我，負責看護他，我們每天爬上朽爛的梯階，來到他那使人着魔的小房間，給他帶來酒、果醬和其他美味可口的小巧的食品，還給他讀一些東西，分散他的注意力，等到他的健康狀況許可，我們就和他聊天，還給他寫信。
他把我們稱為他的天使，在他魯莽的漫不經心的談話方式後面，卻隐藏着非常溫存的性格。
他對我們的文藝愛好不感興趣，總是笑着，不參加這方面的談話，因為在他的頭腦裡，除了法學，沒有别的，隻有祖國和祖國的複興，為了其中之一，不得不舍棄另一個。
我們樂意承認，如果一個人自己就是詩的化身，不消說，他是可以對詩不屑一顧的——事實上，這位漂亮、善良、高尚的人兒，他就是詩的具體體現，我們認為他實現了我們的夢想；因此，後來自然而然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我們探望他後，走下梯階時，奧蒂麗突然默默地意味深長地伸出雙臂把我緊緊擁抱，我對她的内心表白，從我内心深處給予回報，給了她一個熱情的親吻——這一種感情的交流，在這破舊朽爛的梯階上，差一點站立不穩摔了下去。
整整幾個星期，我們一直充滿了激情，意氣風發；它們給我們的少女生活賦予最美好的内容。
我們照料這位英雄少年，像他一樣也是為了祖國，經過短短的一段焦慮的時光，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探望他的過程中，看到他的健康狀況逐漸好轉，确實令人高興，我們像姐妹似的分享了這種歡樂，的确，我們把全部感情灌注在光榮的看護工作中了。
我們的預感會告訴你，這無法形容的溫存的感情是和我們的慈愛之心以及愛國主義混雜在一起的，不過，在這裡面，我自己的感情其實不過是可愛的奧蒂麗的感情的陪襯，可以說，把優先權讓給了她——這是歸因于事物的天性。
費迪南德的很有分寸的感激之情可能也落到其貌不揚的我的頭上，由于他那種與他非常相配的樸質的品性，随後我可能以缺少外表的美貌作為理由對這類禮遇表示冷漠，我不抱奢望，我的舉止從開始時起就很妥善，聰明地在這場傳奇小說般的奇遇中扮演知己朋友的角色。
這樣做，适合我的天性。
我也并不妒忌，不僅因為我愛我的朋友，為她的魅力感到驕傲，而且也由于事實上費迪南德對我們兩人一視同仁，我還以人類寬大的知足心情感到，他從來不曾改變那一種輕快的表示友誼的說話語氣，即使對我的心肝寶貝也是如此；此外，這位第三者的出現也使我高興，就是：希望這次新的從未夢想到的體驗會幫助奧蒂麗轉移向奧古斯特·馮·歌德的關系，在我看來，那是十分可怕，十分不幸的關系。
因此，當她向我吐露她内心的秘密，說她對費迪南德的感覺與她以前曾經在心中感受過的所有感覺都完全不同時，我毫不掩飾地流露我的滿意和寬慰的心情，她說，現在她從生活中學習到，友誼不管是多麼深、多麼令人關懷，它和真正的愛情是有區别的。
可是經過考慮，想到海因克不是貴族出身，他僅僅是西裡西亞的一個毛皮商人的兒子，絕對不能匹配一位奧蒂麗·馮·波格維希，我的歡樂也就蒙上了陰霧。
他是不是由于有這方面的自知之明，使他那麼嚴格地保持他輕快的友誼的語氣，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在海因克恢複健康期間，歡快的社交季節結束了，喜劇院雖然還在上演，可是宮廷宴會和舞會已難得舉行，而在這類舞會上，那些法國軍官卻是主要角色。
我們和奧古斯特·馮·歌德見面的次數比起在冬季時少多了，不過，一起散步以及在花園中的約會并沒有完全中斷，雖然由于他父親不在魏瑪，他的工作的擔子加重了。
費迪南德的真相是小心地保持着秘密的，除了原先協助和參預機密的人以外，沒有一個人知道被我們發現的小夥子隐藏在他那睡美人的小房間裡，不過，奧蒂麗感到她應該把這個秘密向這位宮廷顧問透露——主要當然是出于忠實于友誼的責任感，但是在我看來，她還出于一種好奇心，看看他對我們這場曆險的消息作何反應，他會對它采取什麼态度。
他的态度很冷漠，甚至帶着諷嘲的味道尤其是在他多多少少得悉海因克的家庭情況，知道他是平民出身以後。
他表現得很少感興趣，也不表示好奇，仿佛他甯願對這件事不問不聞，我們以後也就難得在他面前談到它，因此，奧古斯特對于我們英雄的真實情況，關于他的幸運的複元，關于他繼續短暫地停留在這個城市裡，以及他暫時重新消失，都繼續故意不問不聞，似知非知。
不過這是些後來的事，我稍稍提前叙述了。
費迪南德的複元，比我們設想的還快，他已經能夠離開床鋪，依靠一根殘廢人用的拐杖，一瘸一拐地練習用兩條腿在高高的小房間裡走動；友善的春光通過一扇小小的老虎窗透進他的避難的“牢房”，幫助他，使他恢複了生機，如果能夠換一個住所，置身于自由自在的安靜的環境裡，也許對他更有好處。
城堡管理員的一個堂兄在宮廷馬廄後面的九柱戲廣場開設一所制鞋作坊，準備在底層安排一間房間，接待這位恢複健康的人，于是在六月初的某一天，他從那傳奇色彩的隐蔽處移居到那兒，現在，他可以坐在附近一條河的岸邊，沐浴着陽光，或者走到橋的那一邊，觀賞曠野和翠綠的草木，遊覽狩獵小屋周圍的樹林，以及蒂富特林陰大道。
當時，世界事務正處于平靜時期。
停戰狀态僅僅保持到盛夏——我不願說這是不幸，因為随後的事态發展，雖然使我們經曆了巨大的恐怖和無窮無盡的苦難，卻導緻了光榮和自由。
我們城市的生活過得還愉快，盡管仍繼續不斷地有着為部隊安排住宿的負擔，我們盡力應付着。
一般的社交活動進行到初夏。
我們的那位戰士穿着樸素的老百姓服裝，兩頰已明顯地紅潤豐滿，他謹慎小心地參加活動：在我的母親和奧蒂麗的母親家裡，在埃格洛夫斯泰因的家裡，在馮·沃爾措根夫人的沙龍裡，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們度過了不少歡快的然而很有感觸的時光，那位年輕的英雄，少年英俊，有着騎士般的謙遜純樸的風度，因此到處受到衷心的接待和欽佩。
帕索博士對他的熱情真是如火如荼，按照他理想的榜樣，認為這位青年體現了古希臘文化的美，混合着英雄的愛國主義和熱愛自由的精神——這很有道理。
不過，他作為一個男人，對我們的年輕英雄的敬慕表現得太過分，這不合我的口味，我曾經觀察到——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這種戰鬥的民族精神是和對待他自己性别的那種男子漢的高漲的熱情分不開的，這個現象是繼承了斯巴達人的習俗，那一種嚴厲的奇異的風俗是不太令我們的女性感到愉快的。
至于費迪南德，他對每一個人都保持着相似的開朗愉快的态度，對我們也一樣，因此馮·歌德先生沒有任何理由對奧蒂麗感到妒忌，即使這兩個像白天和黑夜迥然不同的年輕小夥子偶然相遇，奧蒂麗也知道怎樣防止他們接觸。
很明顯，她對這位英雄的感情使她産生這樣一種感覺，認為這是對她陰郁的情人的犯罪，她似乎把這種感情看作是對友誼責任感的掠奪，而在和他們兩人在一起時感到内疚，我盡管對這種道德标準十分欽佩，可是，想到我本來希望她與海因克的這次奇遇可能把她與那位偉人之子的令我憂慮的聯系解脫掉，現在理解到希望落空，不禁感到一陣戰栗。
“唉，雅德蕾，”有一天，她對我說，她那藍湛湛的眼睛裡蒙着一層陰影，“我已經懂得什麼是幸福、光明和融洽，費迪南德的形象向我展示了它們的真谛。
可是，盡管它們是多麼崇高，然而，黑暗和痛苦對我們高尚行為提出了更深的要求，而在我的内心深處，我知道自己的命運。
”——“願上帝庇護你，我親愛的！”我能夠說的隻能是這兩句話，心裡隻感到一陣陣寒冷，正像我們在面對那厄運的一動不動的眼睛時也會感到一陣陣寒顫一樣。
海因克走了。
我們還會重新見到他的；不過，這一次，他在我們中間停留了七個星期以後，當他的雙腿完全恢複健康後，他離開了，回到他的西裡西亞的老家去了，去探望他的親人，那毛皮商人一家，探親以後，他就立刻重新參加軍隊；奧蒂麗和我一起為了失去他而哭泣，不過我們互相安慰，莊嚴地宣誓，從此以後，我們的友誼應該是對他的英雄業績的懷念，把它作為唯一的崇拜對象。
他在我們的眼裡是熱愛祖國的德國青年的理想形象，是個有血有肉的形象，正像《七弦琴與劍》
可是有血有肉的形象總是和理想的形象有着某種程度的區别，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失望，不過，這也有好處，當有血有肉的形象不在時，理想的形象也就更鮮明了。
費迪南德在最後的一段時間裡總是穿着樸素的平民服裝，當他離開時，他在我們心中留下了以前穿的軍服的形象，我們認為穿上這種制服，确實漂亮多了，增加了男性的魅力。
在他離開以後，他的形象在我們的心中一天比一天明亮，而在同時，另一位的形象，那位奧古斯特的形象，卻遮上了愈來愈渾濁的烏雲。
八月十日，停戰狀态結束了，在這個時期，普魯士、俄國、奧地利以及英國已經聯合起來反對法蘭西皇帝。
我們在魏瑪，關于普魯士将領布呂歇爾、比洛
我們幾乎什麼也不知道。
北方和東方的野蠻人正在逐漸迫近——這是我們聽到的全部消息。
可是，他們愈是迫近我們，“野蠻人”這個名詞也就愈來愈難得從我們嘴裡說出，社會和民衆的同情與希望愈來愈轉向他們，愈來愈背棄那些法國人：當然，一方面因為我們開始看出他們是勝利者，即使還沒有來到，人們已可能希望恭順地對待他們，還有一個原因，因為人類有着卑躬屈膝的天性，需要和外界的情況以及發生的事情協調一緻地生活，需要和權力妥協，現在命運似乎正在向人們發出轉變的信号和命令，所以，在短短幾天的時間内，那些野蠻人，那些文明的叛徒，變成了解放者，他們順利的進軍激發了熱愛祖國和人民、仇恨外國壓迫者的普遍的熱情，而且達到爆炸的程度。
十月中旬後不久，我們懷着既恐懼又欽佩的心情第一次在魏瑪見到哥薩克人。
法國公使逃跑了。
如果說他在離開之前沒有受到淩辱，那僅僅因為人們還沒有絕對把握命運将作出什麼安排，或者是在設想怎樣才能和權力與成功協調一緻。
可是，在二十日的夜晚，這些野蠻人的騎兵中，足足有五百人馳進了我們這座城市，他們的上校名叫馮·蓋斯馬爾，當夜走進宮殿，歪戴着帽子，站在大公的床前，向大公宣告聯軍在萊比錫的巨大勝利，他說，他是由沙皇亞曆山大派遣，來保護大公一家的。
大公殿下終于明白已經成了什麼樣的局面，他是個聰明人，隻得順從命運的安排，聽憑事态的發展。
親愛的夫人，那是些什麼樣的日子啊！——城市周圍直到城裡的大街小巷都充溢着戰鬥的喧鬧聲，令人心驚肉跳。
法國人、萊茵人、哥薩克人、普魯士人、馬紮爾人、克羅地亞人、斯拉夫人——野蠻的面孔換來換去，沒有個完。
當法國人向埃爾富特撤退，把我們的居住區讓給聯軍時，他們馬上蜂擁而進，于是，一股安置宿營的浪潮向我們迎面沖來，每一所房屋，不管是大是小，對它們的要求達到了極點，往往容納不下。
城市塞滿了人，我們見到很多顯赫的偉大人物：兩位皇帝，俄國皇帝和奧地利皇帝，還有普魯士太子，都在這裡設立行宮，梅特涅首相也來了，顯貴和将軍多如牛毛；隻有那些最貧窮的人，他們一無所有，什麼也拿不出，倒是有時間可以大飽眼福，我們其餘的人呢，擠在狹窄的小房間裡，有多少操心的事壓在我們的頭上，必須日日夜夜操勞，忙得喘不過氣來，根本沒有多餘的精力去過問旁人家的事，哪怕是緊鄰，他們到底是怎樣過活的，我們也多半在事後才知道。
不過，我們在應付這種種要求的負擔上，即使表面上看來大家都一樣，卻有着區别：有的人以更輕松、更愉快的心情執行着，因為祖國事業的勝利，使他們樂于承擔，幫助他們忍受那些盟友——東方來的哥薩克人、巴什幹人和匈牙利人——的粗魯和傲慢，補償他們遭受的種種苦難。
連我們的母親，奧蒂麗的母親和我自己的母親，也在家裡安置了高級指揮官及其副官仆從，供應他們膳宿，我們做女兒的也就不折不扣地成了這些專橫的客人的女仆了。
不過，我那親愛的心肝寶貝卻興高采烈，她現在可以把自己被迫隐藏着的普魯士人愛國心公開袒露了，盡管必須操勞一切，卻高興得容光煥發，至于我，未免有點兒沮喪，她卻一再向我談起這偉大而美妙的時刻，對它灌注滿腔熱情，這個時刻對我們兩人來說帶着親切的大肆贊揚的特征：我們救出的那位年輕英雄的特征，我們不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但是我們知道他正在那裡完成他那一份争取自由的血淋淋的工作。
我們的感情，我們的情況，與公衆普遍的情緒幾乎沒有什麼區别，隻帶着一點兒個人的特殊的色彩，可是，在那個與奧蒂麗有着那麼奇怪、有着在我看來那麼可怕的關系的著名家庭裡，它的氣氛卻是與衆不同！德國這位偉大詩人是魏瑪城中、魏瑪公國中以及幾乎興奮得發狂的整個祖國中最最不快活的人。
他在一八〇八年的不愉快的情緒還不及現在一半程度。
我們親愛的馮·施泰因夫人認為他情緒消沉。
她警告大家不要對他談起政治，因為，說得婉轉些，他似乎根本感覺不到我們具有的那種熱烈情緒。
這一年是我們得意揚揚的年份，也是在我們的曆史上光榮地印上紅色标志的年份，可是他卻說是“悲傷的”、“駭人聽聞的”年份。
然而，他比起我們絕大多數的人來，确實較少地經曆到戰争的可怕場面。
四月裡，當戰場轉移，愈來愈向我們這兒迫近時，普魯士和俄國軍隊占領了周圍的高地，預料将會在魏瑪發生一場戰鬥，接着就會出現搶劫和大火，歌德已是六十三歲的人了，雖然很堅強，但疾病不斷，而且長時期以來保持着那些改不了的習慣。
這一次的局勢可能比一八〇六年的那一次更糟，奧古斯特和樞密顧問夫人不願意看到他處在這樣的環境裡，勸他趕快離開，到他喜愛的波希米亞去，到特普萊茨去，在那兒，他可以安全地生活，安全地工作，完成他的回憶錄的第三卷，讓他們母子兩人留在家裡，去對付這可怕的時刻。
這種做法是合乎常規的，我沒有對它說過反對的話——我沒有。
不過，我也不願隐瞞，另外有人對他的離去表示譴責，說是在這件事情中隻看到一位偉大人物的利己主義的自我保護。
推進中的布呂歇爾的軍隊倒沒有這樣的觀點，他們在魏瑪城外和他的馬車相遇，認出了這位《浮士德》的作者，他們即使不認為他乘車外出僅僅是出去兜風，他們也顯然有着不同的想法。
他們圍住了他的馬車，毫不疑心他，真誠而孟浪地要求他給他們的武器祝福，他經過短暫的拒絕後，他同意了，說了幾句親切友好的話——一個多妙的場面，是不是？隻是有點兒棘手，有點兒尴尬，因為對它的内情誤解得多麼天真。
我們的大師在波希米亞一直停留到盛夏。
接着，那兒也不再安全了，他回來了，不過僅僅住了幾天，當時看來似乎奧地利軍隊正從東南方面向魏瑪挺進，奧古斯特又催他離去；他去了伊爾梅瑙，在那兒停留到九月初。
從那時以後，他的确又待在我們中間了，凡是愛他的人一定會說，在我們遭遇到的困難中，他也同樣遇到了夠多的困難。
的确，那是張羅宿營最困難的時刻，盡管人們希望他那幢漂亮的住宅能夠受到保護，不被幹擾，卻也不能幸免，被迫變成了招待所：整整一個星期，每天有二十四人就餐。
奧地利的軍需部長科洛雷多伯爵也住在他那兒——你一定聽到過這回事吧，因為當時大家對這件事議論紛紛：歌德在他的大禮服上佩帶着榮譽軍團十字勳章走過去迎接這位伯爵——也許是出于奇怪的無意識，也許是故意挑釁，也許是深信像伯爵這樣的人物和他一樣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圈子裡，沒有受到群衆情緒的影響。
“呸，見鬼！”科洛雷多十分粗暴地嚷道。
“誰還能夠佩帶這種東西？”竟對他說出這種話來！他沒有對軍需部長作聲，可是事後有人聽見他對别人說；“什麼？因為皇帝打了一場敗仗，我就不該再佩戴他的勳章？”——他的老朋友們對他大惑不解，他對他們也有同樣的感覺。
那位奧地利人離開後，繼續住進的是一位馮·洪堡，這位部長與歌德在文藝領域裡有着二十年的聯系，他一向是個老奸巨猾的世界公民，喜歡在國外過活勝過在國内住家，在這方面，甚至勝過我們的詩人。
但是，自從一八〇六年以來，他成了一個普魯士人了，像人們所說的，一個優秀的普魯士人，就是說，他不再是其他種人了。
是拿破侖造成這種情況，人們必須承認，他已經把德國人改變得很多。
他把他們的牛奶——就是說，他們溫順的性格——改變成為沸騰的龍血
皇帝改變了我們的思想，使我們恢複自己的面貌，我們究竟應該把它說成是他的功勞，還是他的罪過？對此我不願作出判斷。
當時，那位普魯士部長和我們的大師之間的談話有很多被洩漏出來，在社會上流傳。
洪堡處在柏林那種氣氛中，從春天起，就已經期待歌德和席勒的兒子為了德意志的事業也拿起劍來，像那位年輕的克爾納爾那樣。
現在，他試圖探聽老朋友的看法和奧古斯特的打算。
可是，他發現，這一個被衆人都看作非常偉大、非常光榮的事業，奧古斯特對它卻表現出陰沉沉的冷漠，至于他的父親，甚至憤憤地抗辯，對它表示懷疑。
“獲得自由嗎？”他辛酸地诘問。
那是一種走向毀滅的自由。
治療的藥物甚至比疾病本身還糟。
拿破侖被擊敗了嗎？——他還沒有呢，離擊敗他還遠得很。
盡管他像一頭被追逐的赤鹿，不過這倒逗他開心，他還可能把獵犬打倒在地呢。
好吧，假定他會被打倒——然後會是什麼樣的局面？難道人們真的覺醒過來了？他們是不是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嗎？是啊，是不是每個人都知道這位強大的人物倒下之後會出現什麼情況？俄國的世界霸權代替法國的世界霸權？哥薩克人留在魏瑪？——對他來說，對這位大師來說，他完全不願意看到這種情況。
他們的行為難道比法國人好嗎？我們這些朋友幹的放火搶劫的勾當不比敵人幹得差。
連我們的士兵費盡千辛萬苦運送來的物資也被他們搶走了，我們的傷兵在戰場上遭到他們的盟軍的搶劫。
這是真情實況，有人卻要寫些感傷的故事粉飾它，美化它。
詩人跟政治攪在一起，隻會自取滅亡，人們，還有這些詩人，都處在一種令人嫌惡的完全下流的狂熱狀态中。
總之，這是一件可怕的事。
一件可怕的事，親愛的夫人，的确如此。
糟糕的是，每一天，每時每刻的經曆證明大師的驚恐是有根據的，這使我們的熱情受到了損傷。
的确，法國人的退卻和盟軍追逐的結果造成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破壞和敲詐勒索。
我們的城市駐紮了一位普魯士後備軍上校，一個不折不扣的牛皮大王，外加一位俄國後勤指揮官和一位奧地利後勤指揮官，領導着城裡的那個團。
不同國家的軍隊，無論是在這裡駐紮的或是行軍經過的，經常不停地壓迫我們。
從被圍困的埃爾富特那兒，傷兵像流水般向我們這裡湧來，重傷員、痢疾和傷寒病人擠滿了我們的野戰醫院，不久，居民們也傳染上了戰争流行病。
在十一月，這個隻有六千居民的城市，倒有五百人患了傷寒病。
找不到醫生——所有醫生都病倒了。
作家約翰内斯·法爾克在一個月内喪失了四個孩子，他的頭發變白了。
不少家庭死得一人不剩。
恐怖和害怕傳染的心情把所有活着的人吓壞了。
每天兩次，城裡各處點燃了白瀝青，用煙熏的辦法消毒，可是屍筐和柩車仍繁忙地從事那種慘不忍睹的活動。
很多人自殺，他們由于受不了饑餓，走上了絕路。
這就是事物的外貌，如果你要的話，這就是現實。
如果你不能超越這種現實，而把祖國和自由的理想放在首位，那你是處在一個悲慘的境地。
然而很多人能夠這樣做，帶頭的是盧登教授和帕索教授；奧蒂麗跟他們站在一起。
我們的詩壇泰鬥不願參加或不能參加，這使我們最感到苦惱，也許最感到痛心。
我們從他兒子那裡得到的訊息已經太明顯了——他，當然啰，完完全全是他父親的應聲蟲。
這種對父親的觀點像孩子似的亦步亦趨，雖然有它感人之處，卻總覺得有點兒不很自然，它使我們心頭沉重，超過了他那些話本身所給予我們的痛苦。
奧蒂麗聽到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低下了頭顱，僅僅有一兩次擡頭對他瞥上一眼，淚水在她蔚藍色的眼珠旁閃動。
他用尖銳刺耳的聲音，把他生身父親對馮·洪堡以及對其他人說過的有關時代悲哀和謬誤的那些話重複一遍，仿佛完全是他自己的見解。
還談論到它們的荒謬和可笑。
這些見解是對的，誰要是想深入了解一下，就能夠看到這些興奮得發狂的人的一舉一動存在着荒謬可笑之處，把他們團結在一起的那種激情使他們情緒高漲，然而也使他們神智衰退。
在柏林，菲希特、施萊爾馬赫
我們著名的戲劇家馮·科策比
不消說，這個時期不是一個鑒賞力很好的時期，凡是很看重鑒賞力的人，凡是很看重文化、深思熟慮、重視紀律或自我批評的人，并不能從中得到什麼收獲。
當然，他們也不能從那發狂的時期裡寫的詩中得到什麼教益。
今天我們甚至覺得這些詩令人厭惡，雖然當時它們曾經使我們流出激動的淚水。
那時候，所有的人都寫詩，大家都陶醉在啟示性的預言般的詩海中，沉浸在仇恨和報複的血淋淋的狂想中。
一位教士寫了一首諷刺詩，描寫拿破侖大軍在俄羅斯的毀滅，無論從總的内容或從各個細節上來看，都很下流，不成體統。
親愛的夫人，歡欣鼓舞是美好的，但是一味地熱情奔放并不能使人保持清醒，當那曆史性的時刻放任他們盡情發洩邪惡的激情，歇斯底裡的小市民們在敵人的鮮血中縱情歡樂時，那景象叫人看來感到痛苦。
我必須承認：當時在這塊土地上泛濫着瘋狂的蹩腳詩人，他們不久前還對那個人表示敬畏，向他頂禮膜拜，現在這些滿口狂言的人卻對他惡言诽謗，肆意侮辱，事情已超出了玩笑，超出了理智和禮儀習俗。
更糟的是，這些詩往往不是專門針對他作為暴君的一面，而更多的是針對他作為暴發戶，作為人民和革命之子新時代先驅的一面。
這些充滿仇恨的詩歌，文筆既蹩腳，内容又惡毒得可恥，說什麼“裁縫師傅尼古拉
她沒有說什麼，但我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德意志文化的帝王，那位《伊菲格尼》的作者，怎能不為他的人民的精神狀态感到沮喪？“如果事情不是聽上去像是呂祖
——我們是從他兒子的嘴裡聽到這種怨言的。
這些話傷了我們的心；不過，我們也許應該理解，這種譴責不僅是針對那些嗜血如命的打油詩人，也同樣是針對那些争取自由的天才歌手克萊斯特和阿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