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拉動命運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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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暴風雨中的孤兒
第一章
我生命的主題是記憶。
在戰争時期某個灰暗的清晨裡，它們長着翅膀，在我頭頂盤旋。
這些成為我生命本身的記憶——因為除卻過去，我們其實一無所有。
它們時時伴随着我，像聖馬可教堂的鴿子一般，無處不在。
鴿子在我的腳邊，或獨自或成對地發出悅耳的咕咕聲，聚集在一處。
它們點着頭，昂首闊步，眨着眼睛，梳理着脖頸間柔軟的羽毛，如果我站立不動，它們偶爾還會在我的肩上逗留。
直到突然間，正午的槍聲傳來，它們撲棱着翅膀飛走了，人行道上空無一物，而天空卻因這躁動的鳥兒而變得灰暗。
那便是戰時的清晨。
那個與科迪莉亞談話的夜晚之後，一晃就是死寂般的十年。
我不得不在一條表面上充滿了變動與事端的路上走下去。
這段時間裡，我都不再像和塞巴斯蒂安在一起時那樣充滿活力了——除了畫畫的時候偶爾會活躍一些，但其間間隔的時間也越來越長。
我認為我喪失的是青春，而不是生活。
我的工作支撐着我，因為我選擇了我可以做好的事情，一天一天，越做越好，并且樂在其中。
順帶說一下，當時是沒什麼人願意做這份工作的。
我成了一名建築畫家。
甚至可以說，和偉大建築師的作品相比，我更偏愛那些在靜默中矗立了幾個世紀的建築，它們将每個時代最好的東西捕捉并保留了下來，同時借時間之手，磨掉了藝術家的自負和小市民的粗鄙，修複了平庸工匠的笨拙與乏味。
這樣的建築在英國比比皆是，而就在最近這十年裡，英國人似乎才幡然醒悟，注意到了這些自己曾視若無睹的莊嚴之物，于是在它們即将消失不見之前，向其成就緻以敬意。
因此，我的成功遠非因為我的成就。
除了技法愈加娴熟，對自己的主題保持熱情，以及與流行觀念保持距離外，我的工作倒也沒什麼可稱道之處。
正值經濟蕭條，許多畫家因此失業，這促成了我的成功，卻也是時代衰落的先兆。
一旦泉水幹涸，人們就會想方設法，尋求海市蜃樓來解渴。
在第一次畫展之後，我被邀請到全國各地，為那些即将被遺棄的建築留存紀念。
實際上，我常常隻比拍賣師早幾步抵達那裡，堪稱是厄運的先兆。
我出版了三本精美的對開本畫冊——《賴德的鄉間别墅》《賴德的英式住宅》以及《賴德的村落與鄉下建築》，每種都以五個基尼的單價賣掉了上千份。
我很少令人感到不悅，因為我與客戶之間沒有什麼沖突，我們想要的東西是一緻的。
但随着時光飛逝，我開始哀悼某種東西的逝去。
那是我在馬奇梅因宅邸的客廳初次體驗，自此之後隻感受過一兩次的強烈、專一且并非努力就能完成的信念——用一個詞概括，就是靈感。
為了尋找這種逐漸逝去的靈光，我出了國，像奧古斯都時期一樣，載滿我這個行當所需要的各種工具，在異域風情中生活了兩年，以恢複自己的狀态。
我沒有去歐洲大陸，歐洲大陸的珍寶是安全的，太安全了，被束縛在襁褓裡，由專家照料。
歐洲可以再等等，我覺得我還有其他時間可以遍訪歐洲。
我想，歲月催人，用不了多久，我就需要找一個人幫我攜帶畫架，背着顔料了。
那時我不會再冒險，不會從高檔酒店走出來，去遊覽路程超過一個小時的地方；我需要終日溫暖的微風以及柔和的陽光；那時我會把自己蒼老的目光投向德國和意大利。
而現在，既然我仍擁有力量，我就應該去那些人們抛棄了其據點、而叢林又慢慢奪回了主導權的荒蠻之地。
于是，在經曆了幾個緩慢且不易的階段後，我遊曆了墨西哥和中美洲，那裡有我所需要的一切。
離開公園和廳堂，竟然使我恢複了活力，并且找回了自己。
這裡的宮殿内部早已破敗，修道院周圍雜草叢生，吸血蝙蝠懸挂在廢棄教堂的圓頂上，好似一個個豆莢。
唯有螞蟻聲勢浩大、無休無止地在裝飾華麗的長椅間挖掘着隧道，而這些都成為我靈感的源泉。
城市間并沒有道路連接，墳墓間有一個患有瘧疾、孤獨的印第安家庭，正在冷雨中尋求庇護。
在巨大的體力消耗、病痛不斷、偶遇危險的情況下，我為《賴德的拉丁美洲》畫下了最初幾幅作品。
每隔幾周，我都會休息一下，到旅遊區或商業區休養身體，建起畫室，按照草圖完成畫作，心情忐忑地把成稿封裝打包，寄送給我在紐約的代理人。
随後帶上我的小随從，再次走進廢墟。
我并沒有刻意與英國那邊保持聯系。
我按照當地人的建議去旅行，沒有固定的路線，所以寄給我的郵件大多數都沒有收到，剩下的則積攢起來，直到超過一次能夠讀完的數量。
我過去常把一捆信塞進包裡，等到有興趣的時候再拿出來讀，通常是在并不适合讀信的狀态下，譬如搖搖晃晃的吊床上，在帳子底下，借着一盞防風燈的燈光；或是順河流而下時，躺在獨木舟的船腹之中，由船尾男孩們替懶散的我把船劃離岸邊，昏暗的河水跟在身後，綠樹罩在我們頭上，形成一片綠色的陰影，猴子在日光裡發出尖叫，穿梭在高處的繁花之間，仿佛在森林的屋頂上跳躍；抑或在熱情主人的農場遊廊上，冰與骰子的撞擊聲在耳畔回蕩，一隻山貓正躺在平整的草坪上，玩自己的鍊子——這些時候，那些信件都是如此遙遠，以至于其間的聲音似乎并無意義。
在心頭一閃而過，信裡的事端便再無痕迹。
就如同在美國的火車上，萍水相逢的旅伴随意談起的自身經曆一般，旁觀者大可不必挂心。
但盡管與世隔絕，長期逗留于陌生世界，我卻仍有未變之處，盡管隻是一小部分，我卻假裝自己全無變化。
我把我在熱帶用的裝備連同這兩年的經曆一同丢棄，像我出發時一樣回到了紐約。
我收獲頗豐——十一幅油畫，五十多幅草圖。
最後我在倫敦辦了一次畫展，許多慣以居高臨下姿态示人的藝術評論家也不得不配合我的成功，贊揚我作品中全新而更加豐滿的意境。
他們中最受敬重的人寫道：賴德先生像一尾活蹦亂跳的年輕鲑魚一樣，在新的文化環境下汲取了全新的能量，冉冉升起，強有力地展現出自己所具有的巨大潛能……通過直白傳統的技法，将典雅與博學聚焦到原始的混亂之上，賴德先生最終找到了自我。
都是些漂亮話，但是如此大費周章，卻全無真實可言。
我的妻子遠渡重洋，來到紐約和我見面。
看到我們離别的成果正在代理人的辦公室裡陳列着，她說了一句話，倒是很好地概括了這些東西：“我當然覺得它們非常傑出，甚至美得有些危險，但不知為何，我覺得它們并不完全是你自己。
” 在歐洲，我妻子有時會因幹練活潑的穿着和引人好奇的清爽整潔而被誤認成美國人；而在美國，她卻表現出英國人的溫柔含蓄。
她在我之前一兩天到達，我的船靠岸時她正在碼頭等着。
“好久不見。
”我們見面時，她深情地說。
她沒有加入這次探險，她向朋友們解釋說那些國家不适合她去，況且還要在家陪伴兒子。
現在還多了個女兒，她說道。
這時我才想起在我出發前提到過的這件事，這也成為她留在家裡的又一個理由。
這件事，她在信裡也提過幾次。
“我覺得你都沒讀我的信。
”那天晚上她說。
在經曆了晚餐聚會和幾個小時的卡巴萊之後，我們終于單獨坐在了賓館的卧室裡。
“弄丢了一些，不過我還挺清楚地記得，你告訴我你夢見果園裡長了一株水仙花，還有什麼保姆是顆寶石，還說發現了一張攝政時期的四柱床，但我真的不記得你的小姑娘叫卡羅琳。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當然是随查爾斯了。
” “啊！” “我讓伯莎·範哈爾特做孩子的教母。
我以為她準能送孩子件不錯的禮物。
你猜她送了什麼呢？” “伯莎·範哈爾特可是出了名的狡猾。
送了什麼？” “一張十五先令的圖書代購券。
既然強強現在有了個伴……” “誰？” “你兒子啊，親愛的。
你不是把他也給忘了吧？” “看在基督的分上，”我說，“你為什麼這麼叫他？” “這是他自己給自己起的名字。
你不覺得這很可愛嗎？既然強強也有伴了，我覺得我們這段時間就不要再生孩子了，你覺得呢？” “随便吧。
” “強強沒少念叨你。
他每晚都在祈禱你平安回來。
” 她說着，一邊脫掉衣服，努力表現出一副輕松自在的樣子。
然後她坐在梳妝台前，用梳子梳着頭發，赤條條的脊背暴露給我，眼睛盯着鏡子裡的自己。
“我要不要收拾好臉再上床？”她說。
這是個熟悉的說法，但我并不喜歡。
她的意思是說她要卸掉妝，塗上油脂，在頭上罩上發網。
“不，”我說，“先不要。
” 然後她就知道我想要什麼了。
做那種事，她同樣有整潔衛生的辦法，但在她表示歡迎的臉上，同樣也浮現出寬慰和獲勝的神情。
完事之後我們躺在各自的床上，相隔一兩碼遠，抽着煙。
我看了看表，現在是四點鐘，但我們都不想睡覺。
整座城市充滿神經衰弱的氣息，但這裡的居民卻誤以為這是精力充沛。
“我覺得你一點都沒變，查爾斯。
” “是，恐怕是沒有變。
” “你想要改變嗎？” “改變是活着的唯一證據。
” “但你要是變了，就有可能不愛我了吧。
” “确實有這個危險。
” “查爾斯，你不會不再愛我了吧？” “你自己都說了，我一點都沒變。
” “好吧，可我現在覺得你變了。
我一點也沒變。
” “不，”我說，“沒有。
我看得出來你沒變。
” “今天見面你一點也不害怕嗎？” “一點也不。
” “你一點也不想知道我在這段時間有沒有愛上别人嗎？” “不想。
有嗎？” “你知道我沒有。
你呢？” “沒有。
我沒有在愛什麼人。
” 我妻子似乎對這個答案感到滿意。
她六年前同我結婚，那時我剛辦了自己的第一場畫展。
從那時起，為了增加我們的收益，她做了許多事情。
有人說是她“成就”了我，但她隻承認自己為我提供了一個舒适的生活環境。
她對我的天賦和“藝術氣質”充滿信心，并且堅持這樣一個原則，那就是“悄悄做事，等于沒做”。
過了一會兒她說：“急着回家嗎？（我父親給了我可以買下一套房子的錢作為結婚禮物，我在我妻子老家買了教區長之前住的房子。
）我有個驚喜給你。
” “是嗎？” “我把谷倉改成了工作室，這樣你就不必被孩子們和客人打擾。
我請埃姆登做的設計，人人都覺得改造很成功。
《鄉村生活》上還有篇文章專門寫它呢，我拿給你看看。
” 她向我展示那篇文章：“建築方面是形式優美、令人愉悅的範例……約瑟夫·埃姆登爵士匠心獨運，将傳統素材運用于現代需求……”上面還有一些照片，泥土地面現在已經被寬大的橡木地闆覆蓋，北面的牆上高高地開了一扇石質凸窗。
此前藏在陰影中的巨大木房頂現在顯露出來，橫梁之間塗着潔白的灰泥。
整棟建築采光良好，看起來像是一座村莊禮堂。
我還記得那地方的獨特氣息，不過想必現在也蕩然無存了。
“我還挺喜歡那座谷倉的。
”我說。
“而現在你可以在那裡工作了，不是嗎？” “經曆了在嗡嗡作響的蜂群中作畫，”我說，“還有頭頂上烤人的太陽把畫紙都燒焦了的日子，我想我去公共汽車頂上畫畫也沒問題。
我想教區牧師大概會願意借那個地方來開惠斯特牌大會的。
” “還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呢。
我已經答應了安克雷奇夫人，說你一回來就會去安克雷奇宅邸那邊。
那棟房子也快拆了，你知道的——之後隻會剩下下面的商鋪和上面兩居室的公寓了。
查爾斯，你有沒有覺得那些充滿異域風情的畫會毀了你？讓你畫不了這些建築方面的東西？” “怎麼會呢？” “唉，因為太不一樣了。
你别生氣。
” “那些隻是又一片即将被叢林包圍的地方罷了。
”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親愛的。
喬治王朝協會那幫人把事情搞得一團糟，但我們又什麼都不能做。
我寫了封關于博伊（博伊·馬卡斯特是她哥哥）的信，你收到了嗎？” “是嗎？寫了什麼？” “關于他訂婚的事。
現在沒什麼了，因為一切都結束了。
但是爸爸媽媽都很沮喪，那是個很糟糕的姑娘，他們最後拿錢才把事情擺平。
” “沒有，我沒聽說任何關于博伊的事情。
” “他現在跟強強成了密友。
看到他們在一起真是可愛極了。
他無論什麼時候過來，都是先直接開車去老教區長的房子。
他踱着步子，走進來，誰也不理，上來就喊：‘我的小兄弟強強哪兒去了？’然後強強就會歪歪扭扭地跑下台階，倆人一起鑽進小樹林，一玩就是幾個小時。
聽他倆說話，你會覺得他們是同齡人。
還多虧了強強他才看透那個姑娘的事情。
說真的，小家夥可機靈透了。
他一定是聽到了我和媽媽的談話，等博伊再來的時候才會說：‘博伊舅舅你别和那個可怕的姑娘結婚，别把強強丢下。
’就在當天，博伊拿了兩千鎊，把事情給解決了，都沒上法庭。
強強可崇拜博伊了，什麼事都要學他。
這對他倆都是好事。
” 我穿過房間，再一次徒勞地調節散熱器的熱度。
我喝了點冰水，打開了窗戶，可伴随着夜晚清涼的空氣，隔壁住戶收音機裡的音樂聲也不請自來。
我隻好關掉窗子，又回到我妻子身邊。
她又開始懶洋洋地絮絮叨叨，東一句西一句：“花園長得可好了……你種的黃楊樹去年長高了五英寸……我從倫敦找了幾個工人，把網球場收拾好了……現在一流的廚子啊……” 當我們身處的這座城市再次醒來，我們都墜入了夢鄉。
但沒睡多久，電話鈴響了，一個不男不女的聲音興高采烈地說道：“薩沃伊——卡爾頓——酒店——早上好呀！現在的時間是八點一刻。
” “我沒讓人叫我起床，知道嗎？” “什麼？” “唉，沒什麼。
” “歡迎您的光臨。
” 我刮胡子的時候，我妻子在浴缸裡說：“就和以前一樣，我現在不擔心了，查爾斯。
” “那很好。
” “我很擔心這兩年會對我們的生活造成什麼改變。
現在我知道，我們可以從之前停下的地方重新開始。
” “什麼時候？”我問，“什麼停下？我們什麼時候停下了？”“當然是你離開的時候。
” “你就沒想過别的時間點，比如說在那之前？” “哦，查爾斯，那都是過去的事了。
什麼都沒有，它什麼都不是。
都結束了，我早忘光了。
” “我隻是想知道，”我說，“我們是要回到我出國的那天，是吧？” 所以我們确實回到了兩年前的那天，我妻子又淚流滿面了。
我溫柔的妻子有着英式沉默，潔白、細小又整齊的牙齒，整潔的玫瑰色指甲，女學生一般的天真頑皮以及女學生般的裝扮。
她時髦的首飾造價不菲，遠看卻像批量生産出來的；她常挂在臉上的應酬式笑容；她對我的順從，以及對我愛好的熱情；她每天都要給家裡的保姆拍電報的慈母之心——所有這些獨特的魅力，令她在美國人中大受歡迎。
動身那天，我們的客艙裡堆滿了玻璃紙包裝——有鮮花、水果、糖果、書籍、給孩子們的玩具——都是那些她隻認識了一個禮拜的朋友送來的。
乘務員們往往會像療養院的護士一樣，根據禮物的數量和價值來判斷乘客的身價。
于是，在這次旅行中，我們得到了非同一般的重視。
一上船，我妻子想的就是旅客名單。
“有這麼多朋友，”她說，“這次旅行一定會很有意思。
今晚我們辦一個雞尾酒派對吧。
” 艙梯剛一撤走，她就忙着打起電話來。
“茱莉娅，我是西莉亞——西莉亞·賴德。
看到你在這船上可真好。
最近在忙什麼呢？今天晚上來喝杯雞尾酒吧，咱們好好聊聊天。
” “哪個茱莉娅？” “茱莉娅·莫特拉姆。
我好多年沒見過她了。
” 我同樣如此。
實際上，我從結婚那天，就再沒見過她，而從我畫展預展之後，我們就再也沒說過話。
為了那次畫展，我從布賴茲赫德那裡借來了之前為馬奇宅邸畫的四幅畫。
我把它們擺在一起，十分引人矚目。
這些畫是我和弗萊特家最後的聯系了。
據我所知塞巴斯蒂安還住在國外；關于雷克斯和茱莉娅，我偶有耳聞，聽說他們在一起也并不愉快。
雷克斯并沒有向人們所預料的那樣飛黃騰達，他還是政府的邊緣人士，名聲不小，但有點面目不清，備受質疑。
他和富人們來往頻繁，但在個人演說中卻傾向于激進的政策，還總與共産主義者和法西斯分子勾肩搭背。
我在人們的談話中聽到過莫特拉姆的名字，我等人等得不耐煩、随手翻閱報紙時，在《閑話報》上還看見過他們的面孔。
但我和他們已經形同陌路了。
在英國，而且隻有在英國，人們才會這樣：住在不同的世界裡，像旋轉的小行星一樣保持着人際關系；關于這一過程的完美比喻或許可以在物理學中找到。
我自己大緻理解為，帶有能量的微粒在不同磁系中進行組合與重組。
有物理學背景的人大概可以将這一比喻信手拈來，但我做不到這一點，因此隻能說，在英國這種親密朋友的小圈子非常普遍。
于是，像我和茱莉娅，我們可能住在倫敦的同一條街上，偶爾可以同時望見幾英裡以外鄉間的地平線，可能彼此抱有好感，對對方的命運機緣懷有禮貌的好奇，甚至會對彼此的分離感到遺憾。
事實上我們隻要拿起電話，就能在彼此的枕邊和對方互訴衷腸，在每天的橙汁和陽光間享受彼此的早安問候。
然而我們各自世界的向心力以及彼此間冰冷的星際距離，卻不允許我們保留這樣的溫柔。
我妻子坐在沙發上，在一堆玻璃紙和彩帶之間繼續打電話，興緻勃勃地檢閱着旅客名單。
“是啊，你當然得帶上他，我聽說他特别可愛……是啊，我終于把查爾斯從那荒無人煙的地方等回來了，是不是挺棒的……看見你的名字在名單上簡直太棒了！這讓我這一趟……親愛的呀，我們那會兒也住在薩沃伊·卡爾頓呢，為什麼沒看見你們呢……”有時她轉過頭來沖我說一句：“我得看看你是不是還在我身邊。
我還有點不習慣呢。
” 我往上走，走出艙外，看到我們的輪船正緩緩順流而下，乘客們聚在一扇玻璃窗前，看陸地從眼前慢慢滑過。
“有這麼多朋友。
”我妻子剛才是這樣說的，但在我面前的卻是一群完全陌生的人。
離别的情緒才剛剛開始消退，其中一些人直到分開前最後一刻還在痛飲離别酒，不停地吵嚷着。
其他一些人則盤算着去哪裡能搞到一把甲闆座椅。
樂隊演奏的音樂無人欣賞——所有人都像是鬧哄哄的螞蟻。
我在這艘船上的幾座大廳間穿梭，它們都很大，卻毫無華麗壯觀之處可言，仿佛僅僅是為火車車廂設計，卻被荒唐地放大了。
我走過一扇巨大的青銅門，上面有極薄的亞述動物形象，栩栩如生。
我走過與吸墨紙顔色相仿的地毯，牆上的裝飾畫闆也是同樣的顔色，貼滿了土褐色的兒童手工制品。
牆壁之間則是一塊塊未經木工之手的餅幹色木頭，修成圓角的木頭被裁成不見縫隙的條狀，在經過了蒸汽加熱、擠壓和抛光後，放在牆角。
吸墨紙顔色的地毯上擺滿了桌子，可能是出自衛浴工程師之手，還有方形軟墊，中間的方形凹陷可以坐進去。
這些東西看起來也是吸墨紙的顔色。
大廳的燈光從無數個小孔散射出來，光線均勻，不見陰影——整座大廳充斥着上百個通風機發出的嗡嗡聲，并且因下方巨大引擎的運轉而顫動。
“我回來了，”我想，“從叢林中回來，從廢墟中回來。
這裡的财富不再華麗，權力也不再意味着尊嚴。
先前滿有人民的城，現在何竟獨坐。
（此前和科迪莉亞談話時，她曾在馬奇宅邸的客廳裡引用過這首哀歌；大約一年前，我在危地馬拉，也聽一個混血唱詩班吟唱過這首偉大的哀歌。
）” 一個侍者走到我面前。
“您需要點什麼嗎，先生？” “一杯威士忌蘇打，常溫的。
” “很抱歉，先生，所有蘇打水都是冰的。
” “白水也都是冰的嗎？” “是的，先生。
” “好吧，沒關系。
” 他轉身跑開，仍有些困惑，無聲無息地消失在轟鳴中。
“查爾斯。
” 我轉過身，看到茱莉娅正坐在一個吸墨紙顔色的方墊裡，兩手疊放在膝蓋上，不聲不響，所以我經過時并沒有注意到她。
“我聽說你也在這裡，西莉亞給我打過電話了。
這真讓人高興。
” “你在這裡做什麼？” 她攤開膝蓋上空空如也的雙手，做了個手勢。
“我在等着。
我的女仆在解行李，從我們離開英國，她就一直在鬧别扭。
現在她正對我的客艙抱怨個不停。
我想不出她是怎麼了，就好像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似的。
” 侍者端着一瓶威士忌和兩壺水回來，一壺是冰水，另一壺是沸水。
我把它們調到恰當的溫度，侍者在一旁看着我，說：“我會記住您是怎樣調的，先生。
” 大多數乘客都有自己的癖好，而侍者的工作就是滿足他們的自以為是。
茱莉娅要了一杯熱巧克力，我坐在她旁邊的方墊裡。
“我之前都沒看到你。
”她說，“喜歡的人我都看不到，不知道為什麼。
” 她說話的口氣像是我們隻有幾周沒見，而不是幾年，而且像是我們在分别之前已經是密友一樣。
此前的時光築成了重重防線，将雙方的薄弱之處都僞裝了起來，除了幾條熟悉的道路，其他路徑上都已經布滿了地雷，令我們隻能通過一團亂麻般的電線，在各自的一側偶爾取得聯系。
可這樣的不期而遇，卻沖破了此前的桎梏。
這裡的她和我，雖然不曾是朋友，卻已然擁有了漫長而牢不可破的親密無間。
“你在美國做什麼呢？” 她慢慢地從自己的熱巧克力上擡起頭，用美麗而認真的眼睛注視着我，說：“你不知道嗎？找個時間我再講給你聽吧。
我那時候很傻，以為自己愛上了什麼人，但事實并非如此。
”這時我會想起十年前在布賴茲赫德的那個夜晚，當時這個惹人喜愛、手腳修長的女孩仿佛剛從溫室中被帶出來，因為大人的心思不在她身上而被激怒，嘴裡卻說：“我也會讓人心神不甯呢，你知道的。
”我當時在想：“這些女孩總會覺得自己的戀愛無比重要吧。
”而現在的我，似乎已經沒有這種想法了。
現在情形不同了。
她說話時，神情中隻剩下了謙卑和友好的坦誠。
我希望我可以對她的信任做出回應，流露出一些接納的信号。
但在我最近乏味又紛亂的歲月裡，實在沒什麼可以拿出來和她分享的。
我隻好開始談論自己在叢林裡的時光，那些我遇到的滑稽人物，以及我造訪過的遺失秘境。
但在這種久别重逢的氛圍裡，我的故事說得結結巴巴，隻好草草收場。
“我很想看看那些畫。
” “西莉亞想讓我拆出來幾張，貼到客艙裡，給雞尾酒會助興。
可我辦不到。
” “是啊……西莉亞，她還像以前那麼漂亮嗎？我總覺得她是我們這些同齡女孩裡，長得最可人的一個。
” “她沒什麼變化。
” “你變了，查爾斯，變得瘦而嚴峻，不再是塞巴斯蒂安帶回家裡的那個漂亮男孩了。
但也更硬朗了。
” “而你卻更溫柔了。
” “嗯，我也覺得……也更耐心了。
” 她還沒到三十歲，不過已經接近了魅力的巅峰，原本潛在的美麗都已充分顯露出來。
她不再是那副時髦的、瘦長的樣子，她那我以為屬于文藝複興的面龐，先前是有些怪異地附着在她身上，現在卻已變成了她的一部分，并且再無佛羅倫薩的感覺：她不再需要與畫作、藝術其他任何東西相關聯才能展現她的美，除了她自己。
任何試圖剖析解構這美麗的行為都是無意義的，因為美就是她的本質，隻有經過她的允許才能在她身上看到——而我也會在即将對她生出的愛意中感受到。
時間同時也帶來了另一種改變。
它并沒有賦予她詭異而自鳴得意的蒙娜麗莎式微笑，時光不似七弦豎琴和長笛的旋律，反而将她變得更加憂傷。
她似乎在說：“看看我吧，我已經盡了自己的本分，我很美，我的美不同尋常，我是為愉悅而生的。
可我能從中得到什麼呢？我的報償究竟在哪裡？” 這是十年歲月帶給她的變化，也的的确确是她的報償。
這萦繞于人心間、充滿魔力的悲傷，終将直抵人心，打破緘默，成為完成她美麗的最後一筆。
“也更憂傷了。
” “是的，憂傷多了。
” 兩小時後，我回到客艙，我的妻子正興緻高昂。
“我不得不一個人把所有事都做了。
你看看怎麼樣？” 沒花多少錢，我們就被安排在一間很寬敞的客艙裡。
實際上，這個套房很大，除了這條航線的董事之外，很少有人會預訂它。
在經過事務長同意的情形下，它會被安排給那些他尊敬的乘客（我妻子在獲得這種小便宜方面十分在行，她的時髦和我的名氣是她留給人們的第一印象，随之建立起的優越感又迅速轉化為近乎輕浮的親和力）。
為了表達她的謝意，事務長本人也被邀請來參加雞尾酒會。
而他為了表達自己對我們的感激，為我們送來了一隻真實尺寸的天鵝冰雕，上面盛滿了魚子醬。
這個寒氣逼人、精巧絕倫的東西現在就在我們房間裡，矗立在桌子中央，慢慢融化，水滴順着鳥喙流到銀盤裡。
早晨送來的鮮花都被盡可能塞在鑲闆後面了（這套客房正是上面那個巨大的大廳的縮小版）。
“你得趕緊換衣服了。
這麼長時間你都去哪兒了？” “我在和茱莉娅·莫特拉姆聊天。
” “你認識她？哦，當然了，你是她那個酒鬼哥哥的朋友。
真好，她還是光彩照人吧？” “她倒也很欣賞你的長相。
” “她曾經是博伊的女朋友。
” “不會吧？” “博伊自己總這麼說。
” “你有沒有想過，”我問，“我們的客人該怎麼享用這個魚子醬呢？” “想過的，确實不好辦。
不過魚子醬什麼的這裡也有，”她向我展示了幾隻漂亮的玻璃盤子，裡面盛着一些食物，“而且不管怎樣，聚會上的人們總會找到吃東西的辦法的。
你記不記得我們曾經拿裁紙刀吃過罐裝的基圍蝦？” “有嗎？” “親愛的，就是你跟我求婚的那個晚上嘛。
” “我記得是你跟我求的婚。
” “好吧，總之是我們訂婚的那個晚上。
你還沒告訴我喜不喜歡我做的這些布置呢。
” 所謂的布置，除了天鵝和鮮花，還包括一個被困在臨時吧台後面、動彈不得的侍者。
另外一個侍者則手拿托盤，看上去自由一些。
“像電影演員做的夢。
” “電影演員，”我妻子說，“那正是我想說的。
” 她跟我一起去了我的更衣室。
在我換衣服的時候跟我說着話。
她今天突然想到，既然我的興趣是建築繪畫，那真正适合我的工作應該是給電影設計布景。
所以今晚的酒會上，她還找了兩個好萊塢的大佬，希望我能好好招待人家。
我們回到了客廳。
“親愛的，我知道你對那隻鳥很反感。
不過别在事務長面前對它太粗魯，他能想到這個也算很貼心了。
另外，你要是讀過描述16世紀威尼斯人宴會的文章，就會知道這也是當時場景的再現。
” “在16世紀的威尼斯，鳥的形狀會有所不同。
” “聖誕老人來啦，我們正欣賞您送來的這隻天鵝呢！” 這時事務長正好走進來，很有力地和大家握了握手。
“親愛的西莉亞夫人，”他說，“如果您願意穿上最暖和的衣服，明天和我一起去冷藏室探險，我會給您看一整艘裝滿這種東西的挪亞方舟的。
烤面包還要等一會兒，它們現在還燙手呢。
” “烤面包！”我妻子說，仿佛那是什麼超出了一切預期的美味食物，“你聽見了嗎，查爾斯，烤面包啊！” 過了一會兒，客人們陸續就位了，沒什麼事情會讓他們耽擱下來。
“西莉亞，”他們說，“多麼棒的客艙，多麼棒的天鵝呀！”不過，雖然這是船上最大的一間客艙，我們的房間沒過多久還是被擠得水洩不通，客人們隻好把煙蒂丢在天鵝身下的小水池裡。
事務長預言了一場風暴的來臨，立刻引起人們的騷動，這喜歡引起别人注意的習慣就跟那些水手一樣。
“你怎麼能這麼殘忍呀？”我妻子問，言語中帶着奉承，好像不僅僅是客艙和魚子醬，就連海浪也在這位事務長的管轄範圍裡，“不管怎樣，風暴不會影響到我們這種大船的，對不對？” “也許會讓我們的前進稍稍受阻。
” “但是不會讓我們暈船吧？” “那就要看你是不是個好乘客了。
從小我一遇到風暴就會暈船。
” “我可不信，他這是故意吓唬人的。
過來，我給你看樣東西。
” 那是她孩子最近的照片。
“查爾斯都還沒見過卡羅琳呢，你說他看見以後會不會很激動？” 這裡沒有我的朋友，不過有三分之一我認識的人，而且我一直在很客氣地和他們交談。
一個老女人對我說：“所以你就是查爾斯了，我對你可是無比了解呢，西莉亞沒少說你。
” “無比了解，”我在心裡暗想，“無比了解需要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夫人。
你真的能看穿那些黑暗，看穿那些我自己的眼睛都無法指引的地方？你能夠告訴我嗎，親愛的施托伊弗桑特·奧格蘭德夫人——如果我沒想錯的話，我妻子就是這樣稱呼你的——為什麼此時此刻，我正在這裡說話，說着我即将開始的畫展，腦子裡想的卻隻有茱莉娅何時能來？為什麼我能遊刃有餘地和你說這些廢話，和她卻不能呢？為什麼我能把她和世人區分開，隻留下我和她兩個人呢？那些隐秘的角落，我的靈魂深處——在你看來輕易就看穿的地方，究竟在發生着什麼呢？有什麼正在噴薄欲出呢，施托伊弗桑特·奧格蘭德夫人？” 還是不見茱莉娅的蹤影。
這房間本來因為太大而沒人租得起，現在卻因二十個人的喋喋不休而顯得狹小無比，除了吵鬧，不見他物。
這時我注意到了一件奇怪的事。
有一個邋裡邋遢的小個子紅發男人，看起來誰也不認識，完全不像是我妻子會請的客人。
他在魚子醬天鵝旁邊站了足足二十分鐘，像隻兔子一樣飛速地大快朵頤。
現在他用手絹擦了擦嘴，又明顯一時興起，向前探了探身子，輕輕擦了擦天鵝的嘴，擦掉了一滴不斷變大、即将滴落的水珠。
然後他偷偷環視四周，想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自己，正巧碰到了我的目光，于是神經質地咯咯笑了起來。
“早就想幹這個了。
”他說，“我打賭你不知道這東西一分鐘滴多少滴水。
我知道，我數過了。
” “我不知道。
” “猜猜吧，錯了給我六便士，對了我給你半美元。
這很公平。
” “三滴。
” “很棒哦，真是個狠角色。
看來你也數過呢。
”但他并沒有表現出要付錢的意思，相反他說，“你是怎麼算出來的？我是個土生土長的英國人，不過這還是我第一次在大西洋上航行。
” “也許你之前都是坐飛機？” “不，沒坐過。
” “那麼我相信你一定在周遊世界，所以之前橫渡的是太平洋。
” “你太厲害了，一點也沒錯。
為了這件事我還跟人家吵過架呢。
” “那麼你走的是哪條路線呢？”我問他，想要迎合他的話題。
“這個以後再聊吧。
好了，我得先撤了，回見。
” “查爾斯，這位是克拉姆先生，星際電影公司的。
” “原來你就是查爾斯·賴德。
” “是我。
” “好，好，好，”他停下來，我等着，“事務長說要下暴雨，你有什麼看法？” “比事務長差遠了。
” “不好意思，賴德先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 “我是說我沒有事務長懂得多。
” “是嗎？好，好，好。
和你聊天我很愉快，希望這是我們将來多次聊天的開始。
” 一個英國女人說：“哦，瞧那天鵝！在美國待了六周，我現在對冰塊什麼的真是煩透了。
跟我講講，時隔兩年又看見你老婆西莉亞，你有什麼感覺？我知道，要是把這個場合當成婚宴有點不入流，可西莉亞從來沒把頭發上的香橙花真正摘下來過。
”另一個女人說：“現在說再見，半個小時以後又要見面，而且每天隔半個小時就要見一面，這樣的旅行是不是妙得很？” 客人們陸續離開，每個人走的時候都提醒我，我妻子不日将會和我一起去拜訪他們。
今晚的主題俨然是大家互相見一面，同時建立了一個可以由物理學家才能說明白的分子系統。
最後，天鵝也被推出了房間，我對我妻子說：“茱莉娅一直都沒來。
” “是啊，她來過電話了，我聽不清她在說什麼，她那邊一直很吵——像是在争論一條裙子還是什麼的。
她倒也挺走運，因為這地方剛才怕是連一隻貓都容不下。
聚會很有意思，不是嗎？你很讨厭它嗎？你表現得漂亮極了，很有風度。
你那個紅頭發的朋友是什麼人呀？” “不是我的朋友。
” “真是奇怪！你和克拉姆先生說了在好萊塢工作的事情了嗎？” “當然沒有。
” “哦，查爾斯，你可真讓我操心。
光是站在那裡擺造型，搞出一副為藝術獻身的派頭是不夠的。
我們去吃晚餐吧，坐船長那一桌。
我覺得他今晚大概不會去吃晚餐，不過守時總是有禮貌的表現。
” 我們落座時，其他參加聚會的人都已經就位了。
另一側船長的空座位兩旁，坐着茱莉娅和施托伊弗桑特·奧格蘭德夫人。
除了她們以外，還有參議員施托伊弗桑特·奧格蘭德，一位英國外交官和他的妻子，另有一位美國教士正坐在兩隻空椅子之間的椅子上，和其他人隔絕開來。
他後來介紹自己——似乎有點多餘——是聖公會的主教。
餐桌上都是夫婦挨着坐的，所以侍者想引我們到另一邊靠在一起的兩個座位上，我妻子這時候當機立斷，坐在了參議員身邊，而我則去和主教坐在了一起。
茱莉娅向我們兩人投來同情的目光。
“你們那個聚會真讓我上火。
”她說，“我那個可惡的女仆和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見了。
直到半小時前她才回來，原來是打乒乓球去了。
” “我一直在告訴這位參議員，他錯過了些什麼。
”施托伊弗桑特·奧格蘭德夫人說，“不管去什麼地方，西莉亞準能把那裡的重要人物認出來。
” “我右邊的座位，”主教說，“一會兒一對重要的夫婦會坐這裡。
他們一直在自己的客艙裡吃東西，除非事先有人通知他們船長會出席。
” 我們這個小圈子十分冷清，就連我妻子極高的社交興緻也漸漸淡了下去。
我隻聽到她偶而說一兩句話。
“一個奇怪的紅發小個子，長得有點像福爾納福船長。
” “西莉亞小姐，我覺得你像是在說，你還不認識他。
” “我的意思确實是他長得像福爾納福船長。
” “我有點明白了。
你是說他為了參加你們的聚會，假扮成了你的一個朋友？” “不，不，福爾納福船長隻是個喜劇角色。
” “可他看起來并沒有滑稽之處。
你的朋友是喜劇演員？” “不，不，福爾納福船長隻是英國報紙上一個虛構的角色，你知道，就像是你們的‘大力水手’。
” 參議員放下了刀叉。
“總而言之，一個江湖騙子參加了你們的酒會，你放他進去了，是因為他長得和一個卡通人物非常像。
” “是的，我想就是這樣。
” 參議員向他的妻子看去，像是在說：“重要人物，哼！” 我聽見坐在桌子對面的茱莉娅，為了那位外交官的幸福，試圖追索她匈牙利和意大利表親的婚姻關系。
鑽石在她的發間和指尖閃爍，但她的手卻一直緊張地揉搓着幾個面包屑小球，閃耀着星光的腦袋失望地低垂着。
主教告訴我，他正身負親善大使的使命，準備前往巴塞羅那：“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清理工作已經完成了，賴德先生。
現在是在更廣泛的基礎上着手重建的時刻了。
我已經把調停所謂的無政府主義者與共産主義者視作自己的下一個目标，而且基于此事，我和我的委員會已經鑽研過有關這一問題所有可用的文件。
賴德先生，我們的結論是一緻的。
這兩種意識形态之間并沒有原則性的差異。
麻煩隻存在于個性之上，賴德先生，不過凡是個性使其分道揚镳的東西，憑借個性也可以将其重組……” 我還聽到旁邊有個聲音說：“我能否冒昧地問一下，是什麼機構資助了你丈夫的冒險？” 外交官的妻子則勇敢地越過分隔他們的鴻溝，和主教攀談了起來。
“您在巴塞羅那說的是什麼語言呢？” “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語言，夫人，”然後，他又轉身對我說，“到下個世紀，講話将是用思想，而非詞句，你同意嗎，賴德先生？” “同意，”我說，“我同意。
” “語言是什麼呢？”主教說。
“是啊，是什麼呢？” “僅僅是按照習慣随機組成的符号罷了，賴德先生。
而我們正處在一個對傳統符号普遍懷疑的年代。
” 我的靈魂在這裡舉步維艱。
經過了我妻子那場叽叽喳喳、熱熱鬧鬧的聚會，還有那個情緒莫名的下午，在紐約和我妻子縱情歡愉之後，在滿是瘴氣和綠蔭的叢林裡經曆了漫長的孤獨之後，這裡的情形令人無法忍受。
我覺得自己就像是荒野中的李爾王，像是被瘋子們逼入絕境的馬爾菲公爵夫人。
于是我祈求狂風驟雨，而且應驗了，仿佛我真的會魔法一般。
有那麼一段時間，我無法确定是不是自己神經出現了問題，我感受到了一種循環往複、持續不斷，同時還逐漸增強的運動——這間大客廳不斷起伏、震顫，就像一個人熟睡時的胸膛。
這時我妻子轉頭對我說：“要不就是我喝醉了，要不就是海上起浪了。
”而就在她說話的時候，我們發現自己還坐在椅子上，身子卻已經歪到了一邊，牆邊放的刀叉餐具紛紛掉落，發出一陣叮叮當當的撞擊聲。
我們的杯子全都被打翻，在桌子上滾來滾去。
大家都竭力穩住自己的盤子和叉子，用不同的表情望着他人，外交官夫人一臉恐懼而茱莉娅卻輕松自如。
在我們這與世隔絕的世界裡，外面的狂風既無從聽聞，更無法看到，卻已經在我們頭上盤旋了一個小時，現在卻改變了方向，直奔船頭而去。
猛烈的撞擊聲後是一陣沉寂，緊接着爆發出一陣緊張兮兮的尖聲怪笑。
侍者把餐巾鋪在灑了紅酒的地上，我們本想接着談話，但現在都在等待，就像那個小個子等待天鵝嘴上的下一顆水珠一樣，等待着下一次巨大的沖擊。
它果然來了，比上一次還要劇烈。
“我該向大家說晚安了。
”外交官的夫人說着站起身。
她的丈夫帶她走回自己的客艙。
餐廳很快就空了，不久就隻剩下茱莉娅、我妻子和我仍然坐在餐桌旁。
然後像是有心靈感應一般，茱莉娅說：“就像李爾王一樣。
” “隻是我們每個人，都像是裡面那三個人。
”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妻子問道。
“李爾、肯特還有弄臣。
” “哦，親愛的，這就像重現剛剛那場惱人的福爾納福對話。
快别解釋了。
” “我覺得我也解釋不清。
” 又一次上浮，然後猛然下落。
侍者正忙着給東西加固，把能關緊的地方都關緊，把不穩當的裝飾物挪走。
“好了，我們已經吃完晚飯，樹立了‘鎮定的英國人’的形象。
”我妻子說，“出去看看外面怎樣了吧。
” 去休息室的路上，我們三個人有時不得不抱緊一根柱子。
當我們抵達那裡時，裡面幾乎沒什麼人。
樂隊還在演奏，但已經沒人跳舞了。
桌子上擺好了摸彩的器具，卻沒有人來買券。
船上的高級船員們喜歡用下級船員編好的順口溜來報數，“小十六呀——沒人要，門上的鑰匙——二十一，嘁嘁咔咔——六十八”，而此時他們正悠閑地跟同事們聊着天。
有幾個坐在不同角落的人正在讀小說，幾桌人在打橋牌，還有幾個在吸煙室裡喝着白蘭地，但兩小時前把我們的客艙塞得水洩不通的那些客人，現在已經無影無蹤了。
我們三人在空無一人的舞池旁坐了一會兒。
我妻子一向主意很多，她提議我們可以不失禮貌地到餐廳的其他桌子上用餐。
“去外面的飯館吃飯可就太瘋狂了，”她說，“吃的東西是一樣的，還要多付錢。
不管怎麼說，隻有電影人才會去那裡，我想不出我們有什麼好去的。
” 不一會兒她說：“我有點頭痛，而且很困。
我要去睡覺了。
” 茱莉娅陪着她一起走了。
我在船上四處轉悠，在一塊有頂篷的甲闆處，狂風呼嘯，水沫從暗處飛濺起來，在玻璃舷窗上碎成了白色和褐色的痕迹。
一個人把守在那裡，禁止乘客到上層甲闆。
然後我也下去了。
我更衣間裡所有易碎的東西都被收走了，客艙的門從外面打開，用鈎子固定住，我的妻子在裡面哀号着。
“我感覺糟透了，我沒想到這麼大的一艘船還會颠簸成這樣。
”她說着，眼睛裡充滿了驚惶和憤怒，就像是那些孕婦在分娩時，終于意識到不論多麼豪華的私人醫院和多麼昂貴的大夫，都無法免去她此時的痛苦，而這艘船規律地起起落落，又像極了分娩時的陣痛。
我睡在隔壁，更确切地說，我正躺在半夢半醒之間。
如果是在狹窄的床鋪、堅硬的床墊上，我也許還能好好休息，但這裡的床卻是寬敞而蓬松的。
我把所有我能找到的靠墊都拿了過來，試着把自己周圍塞得牢靠一點，但這一夜裡，我幾乎都在随着船一起搖晃——此時它不僅起起伏伏，還在左右搖擺——而我腦海裡則有聲音不斷地吱吱嘎嘎，砰砰作響。
黎明前一小時，我妻子像個幽靈一樣出現在門口，雙手撐着門邊，說：“你還醒着嗎？你不能做點什麼嗎？你不能從醫生那裡搞點什麼過來？” 我按鈴叫來晚上值班的侍者，他那裡有已經備好的藥，可以讓她舒服一點。
在整夜的半夢半醒間，我想到了茱莉娅。
在我短暫的夢裡，她變換了一百種奇異、可怖又淫穢的形象，可當我醒
在戰争時期某個灰暗的清晨裡，它們長着翅膀，在我頭頂盤旋。
這些成為我生命本身的記憶——因為除卻過去，我們其實一無所有。
它們時時伴随着我，像聖馬可教堂的鴿子一般，無處不在。
鴿子在我的腳邊，或獨自或成對地發出悅耳的咕咕聲，聚集在一處。
它們點着頭，昂首闊步，眨着眼睛，梳理着脖頸間柔軟的羽毛，如果我站立不動，它們偶爾還會在我的肩上逗留。
直到突然間，正午的槍聲傳來，它們撲棱着翅膀飛走了，人行道上空無一物，而天空卻因這躁動的鳥兒而變得灰暗。
那便是戰時的清晨。
那個與科迪莉亞談話的夜晚之後，一晃就是死寂般的十年。
我不得不在一條表面上充滿了變動與事端的路上走下去。
這段時間裡，我都不再像和塞巴斯蒂安在一起時那樣充滿活力了——除了畫畫的時候偶爾會活躍一些，但其間間隔的時間也越來越長。
我認為我喪失的是青春，而不是生活。
我的工作支撐着我，因為我選擇了我可以做好的事情，一天一天，越做越好，并且樂在其中。
順帶說一下，當時是沒什麼人願意做這份工作的。
我成了一名建築畫家。
甚至可以說，和偉大建築師的作品相比，我更偏愛那些在靜默中矗立了幾個世紀的建築，它們将每個時代最好的東西捕捉并保留了下來，同時借時間之手，磨掉了藝術家的自負和小市民的粗鄙，修複了平庸工匠的笨拙與乏味。
這樣的建築在英國比比皆是，而就在最近這十年裡，英國人似乎才幡然醒悟，注意到了這些自己曾視若無睹的莊嚴之物，于是在它們即将消失不見之前，向其成就緻以敬意。
因此，我的成功遠非因為我的成就。
除了技法愈加娴熟，對自己的主題保持熱情，以及與流行觀念保持距離外，我的工作倒也沒什麼可稱道之處。
正值經濟蕭條，許多畫家因此失業，這促成了我的成功，卻也是時代衰落的先兆。
一旦泉水幹涸，人們就會想方設法，尋求海市蜃樓來解渴。
在第一次畫展之後，我被邀請到全國各地，為那些即将被遺棄的建築留存紀念。
實際上，我常常隻比拍賣師早幾步抵達那裡，堪稱是厄運的先兆。
我出版了三本精美的對開本畫冊——《賴德的鄉間别墅》《賴德的英式住宅》以及《賴德的村落與鄉下建築》，每種都以五個基尼的單價賣掉了上千份。
我很少令人感到不悅，因為我與客戶之間沒有什麼沖突，我們想要的東西是一緻的。
但随着時光飛逝，我開始哀悼某種東西的逝去。
那是我在馬奇梅因宅邸的客廳初次體驗，自此之後隻感受過一兩次的強烈、專一且并非努力就能完成的信念——用一個詞概括，就是靈感。
為了尋找這種逐漸逝去的靈光，我出了國，像奧古斯都時期一樣，載滿我這個行當所需要的各種工具，在異域風情中生活了兩年，以恢複自己的狀态。
我沒有去歐洲大陸，歐洲大陸的珍寶是安全的，太安全了，被束縛在襁褓裡，由專家照料。
歐洲可以再等等，我覺得我還有其他時間可以遍訪歐洲。
我想，歲月催人，用不了多久，我就需要找一個人幫我攜帶畫架，背着顔料了。
那時我不會再冒險，不會從高檔酒店走出來，去遊覽路程超過一個小時的地方；我需要終日溫暖的微風以及柔和的陽光；那時我會把自己蒼老的目光投向德國和意大利。
而現在，既然我仍擁有力量，我就應該去那些人們抛棄了其據點、而叢林又慢慢奪回了主導權的荒蠻之地。
于是，在經曆了幾個緩慢且不易的階段後，我遊曆了墨西哥和中美洲，那裡有我所需要的一切。
離開公園和廳堂，竟然使我恢複了活力，并且找回了自己。
這裡的宮殿内部早已破敗，修道院周圍雜草叢生，吸血蝙蝠懸挂在廢棄教堂的圓頂上，好似一個個豆莢。
唯有螞蟻聲勢浩大、無休無止地在裝飾華麗的長椅間挖掘着隧道，而這些都成為我靈感的源泉。
城市間并沒有道路連接，墳墓間有一個患有瘧疾、孤獨的印第安家庭，正在冷雨中尋求庇護。
在巨大的體力消耗、病痛不斷、偶遇危險的情況下，我為《賴德的拉丁美洲》畫下了最初幾幅作品。
每隔幾周，我都會休息一下，到旅遊區或商業區休養身體，建起畫室，按照草圖完成畫作，心情忐忑地把成稿封裝打包，寄送給我在紐約的代理人。
随後帶上我的小随從，再次走進廢墟。
我并沒有刻意與英國那邊保持聯系。
我按照當地人的建議去旅行，沒有固定的路線，所以寄給我的郵件大多數都沒有收到，剩下的則積攢起來，直到超過一次能夠讀完的數量。
我過去常把一捆信塞進包裡，等到有興趣的時候再拿出來讀，通常是在并不适合讀信的狀态下，譬如搖搖晃晃的吊床上，在帳子底下，借着一盞防風燈的燈光；或是順河流而下時，躺在獨木舟的船腹之中，由船尾男孩們替懶散的我把船劃離岸邊，昏暗的河水跟在身後，綠樹罩在我們頭上，形成一片綠色的陰影，猴子在日光裡發出尖叫，穿梭在高處的繁花之間，仿佛在森林的屋頂上跳躍；抑或在熱情主人的農場遊廊上，冰與骰子的撞擊聲在耳畔回蕩，一隻山貓正躺在平整的草坪上，玩自己的鍊子——這些時候，那些信件都是如此遙遠，以至于其間的聲音似乎并無意義。
在心頭一閃而過，信裡的事端便再無痕迹。
就如同在美國的火車上，萍水相逢的旅伴随意談起的自身經曆一般，旁觀者大可不必挂心。
但盡管與世隔絕，長期逗留于陌生世界，我卻仍有未變之處，盡管隻是一小部分，我卻假裝自己全無變化。
我把我在熱帶用的裝備連同這兩年的經曆一同丢棄，像我出發時一樣回到了紐約。
我收獲頗豐——十一幅油畫，五十多幅草圖。
最後我在倫敦辦了一次畫展，許多慣以居高臨下姿态示人的藝術評論家也不得不配合我的成功，贊揚我作品中全新而更加豐滿的意境。
他們中最受敬重的人寫道：賴德先生像一尾活蹦亂跳的年輕鲑魚一樣，在新的文化環境下汲取了全新的能量，冉冉升起，強有力地展現出自己所具有的巨大潛能……通過直白傳統的技法，将典雅與博學聚焦到原始的混亂之上，賴德先生最終找到了自我。
都是些漂亮話，但是如此大費周章，卻全無真實可言。
我的妻子遠渡重洋，來到紐約和我見面。
看到我們離别的成果正在代理人的辦公室裡陳列着，她說了一句話，倒是很好地概括了這些東西：“我當然覺得它們非常傑出，甚至美得有些危險，但不知為何，我覺得它們并不完全是你自己。
” 在歐洲，我妻子有時會因幹練活潑的穿着和引人好奇的清爽整潔而被誤認成美國人；而在美國，她卻表現出英國人的溫柔含蓄。
她在我之前一兩天到達，我的船靠岸時她正在碼頭等着。
“好久不見。
”我們見面時，她深情地說。
她沒有加入這次探險，她向朋友們解釋說那些國家不适合她去，況且還要在家陪伴兒子。
現在還多了個女兒，她說道。
這時我才想起在我出發前提到過的這件事，這也成為她留在家裡的又一個理由。
這件事，她在信裡也提過幾次。
“我覺得你都沒讀我的信。
”那天晚上她說。
在經曆了晚餐聚會和幾個小時的卡巴萊之後，我們終于單獨坐在了賓館的卧室裡。
“弄丢了一些，不過我還挺清楚地記得，你告訴我你夢見果園裡長了一株水仙花，還有什麼保姆是顆寶石，還說發現了一張攝政時期的四柱床，但我真的不記得你的小姑娘叫卡羅琳。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當然是随查爾斯了。
” “啊！” “我讓伯莎·範哈爾特做孩子的教母。
我以為她準能送孩子件不錯的禮物。
你猜她送了什麼呢？” “伯莎·範哈爾特可是出了名的狡猾。
送了什麼？” “一張十五先令的圖書代購券。
既然強強現在有了個伴……” “誰？” “你兒子啊，親愛的。
你不是把他也給忘了吧？” “看在基督的分上，”我說，“你為什麼這麼叫他？” “這是他自己給自己起的名字。
你不覺得這很可愛嗎？既然強強也有伴了，我覺得我們這段時間就不要再生孩子了，你覺得呢？” “随便吧。
” “強強沒少念叨你。
他每晚都在祈禱你平安回來。
” 她說着，一邊脫掉衣服，努力表現出一副輕松自在的樣子。
然後她坐在梳妝台前，用梳子梳着頭發，赤條條的脊背暴露給我，眼睛盯着鏡子裡的自己。
“我要不要收拾好臉再上床？”她說。
這是個熟悉的說法，但我并不喜歡。
她的意思是說她要卸掉妝，塗上油脂，在頭上罩上發網。
“不，”我說，“先不要。
” 然後她就知道我想要什麼了。
做那種事，她同樣有整潔衛生的辦法，但在她表示歡迎的臉上，同樣也浮現出寬慰和獲勝的神情。
完事之後我們躺在各自的床上，相隔一兩碼遠，抽着煙。
我看了看表，現在是四點鐘，但我們都不想睡覺。
整座城市充滿神經衰弱的氣息，但這裡的居民卻誤以為這是精力充沛。
“我覺得你一點都沒變，查爾斯。
” “是，恐怕是沒有變。
” “你想要改變嗎？” “改變是活着的唯一證據。
” “但你要是變了，就有可能不愛我了吧。
” “确實有這個危險。
” “查爾斯，你不會不再愛我了吧？” “你自己都說了，我一點都沒變。
” “好吧，可我現在覺得你變了。
我一點也沒變。
” “不，”我說，“沒有。
我看得出來你沒變。
” “今天見面你一點也不害怕嗎？” “一點也不。
” “你一點也不想知道我在這段時間有沒有愛上别人嗎？” “不想。
有嗎？” “你知道我沒有。
你呢？” “沒有。
我沒有在愛什麼人。
” 我妻子似乎對這個答案感到滿意。
她六年前同我結婚，那時我剛辦了自己的第一場畫展。
從那時起，為了增加我們的收益，她做了許多事情。
有人說是她“成就”了我，但她隻承認自己為我提供了一個舒适的生活環境。
她對我的天賦和“藝術氣質”充滿信心，并且堅持這樣一個原則，那就是“悄悄做事，等于沒做”。
過了一會兒她說：“急着回家嗎？（我父親給了我可以買下一套房子的錢作為結婚禮物，我在我妻子老家買了教區長之前住的房子。
）我有個驚喜給你。
” “是嗎？” “我把谷倉改成了工作室，這樣你就不必被孩子們和客人打擾。
我請埃姆登做的設計，人人都覺得改造很成功。
《鄉村生活》上還有篇文章專門寫它呢，我拿給你看看。
” 她向我展示那篇文章：“建築方面是形式優美、令人愉悅的範例……約瑟夫·埃姆登爵士匠心獨運，将傳統素材運用于現代需求……”上面還有一些照片，泥土地面現在已經被寬大的橡木地闆覆蓋，北面的牆上高高地開了一扇石質凸窗。
此前藏在陰影中的巨大木房頂現在顯露出來，橫梁之間塗着潔白的灰泥。
整棟建築采光良好，看起來像是一座村莊禮堂。
我還記得那地方的獨特氣息，不過想必現在也蕩然無存了。
“我還挺喜歡那座谷倉的。
”我說。
“而現在你可以在那裡工作了，不是嗎？” “經曆了在嗡嗡作響的蜂群中作畫，”我說，“還有頭頂上烤人的太陽把畫紙都燒焦了的日子，我想我去公共汽車頂上畫畫也沒問題。
我想教區牧師大概會願意借那個地方來開惠斯特牌大會的。
” “還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呢。
我已經答應了安克雷奇夫人，說你一回來就會去安克雷奇宅邸那邊。
那棟房子也快拆了，你知道的——之後隻會剩下下面的商鋪和上面兩居室的公寓了。
查爾斯，你有沒有覺得那些充滿異域風情的畫會毀了你？讓你畫不了這些建築方面的東西？” “怎麼會呢？” “唉，因為太不一樣了。
你别生氣。
” “那些隻是又一片即将被叢林包圍的地方罷了。
”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親愛的。
喬治王朝協會那幫人把事情搞得一團糟，但我們又什麼都不能做。
我寫了封關于博伊（博伊·馬卡斯特是她哥哥）的信，你收到了嗎？” “是嗎？寫了什麼？” “關于他訂婚的事。
現在沒什麼了，因為一切都結束了。
但是爸爸媽媽都很沮喪，那是個很糟糕的姑娘，他們最後拿錢才把事情擺平。
” “沒有，我沒聽說任何關于博伊的事情。
” “他現在跟強強成了密友。
看到他們在一起真是可愛極了。
他無論什麼時候過來，都是先直接開車去老教區長的房子。
他踱着步子，走進來，誰也不理，上來就喊：‘我的小兄弟強強哪兒去了？’然後強強就會歪歪扭扭地跑下台階，倆人一起鑽進小樹林，一玩就是幾個小時。
聽他倆說話，你會覺得他們是同齡人。
還多虧了強強他才看透那個姑娘的事情。
說真的，小家夥可機靈透了。
他一定是聽到了我和媽媽的談話，等博伊再來的時候才會說：‘博伊舅舅你别和那個可怕的姑娘結婚，别把強強丢下。
’就在當天，博伊拿了兩千鎊，把事情給解決了，都沒上法庭。
強強可崇拜博伊了，什麼事都要學他。
這對他倆都是好事。
” 我穿過房間，再一次徒勞地調節散熱器的熱度。
我喝了點冰水，打開了窗戶，可伴随着夜晚清涼的空氣，隔壁住戶收音機裡的音樂聲也不請自來。
我隻好關掉窗子，又回到我妻子身邊。
她又開始懶洋洋地絮絮叨叨，東一句西一句：“花園長得可好了……你種的黃楊樹去年長高了五英寸……我從倫敦找了幾個工人，把網球場收拾好了……現在一流的廚子啊……” 當我們身處的這座城市再次醒來，我們都墜入了夢鄉。
但沒睡多久，電話鈴響了，一個不男不女的聲音興高采烈地說道：“薩沃伊——卡爾頓——酒店——早上好呀！現在的時間是八點一刻。
” “我沒讓人叫我起床，知道嗎？” “什麼？” “唉，沒什麼。
” “歡迎您的光臨。
” 我刮胡子的時候，我妻子在浴缸裡說：“就和以前一樣，我現在不擔心了，查爾斯。
” “那很好。
” “我很擔心這兩年會對我們的生活造成什麼改變。
現在我知道，我們可以從之前停下的地方重新開始。
” “什麼時候？”我問，“什麼停下？我們什麼時候停下了？”“當然是你離開的時候。
” “你就沒想過别的時間點，比如說在那之前？” “哦，查爾斯，那都是過去的事了。
什麼都沒有，它什麼都不是。
都結束了，我早忘光了。
” “我隻是想知道，”我說，“我們是要回到我出國的那天，是吧？” 所以我們确實回到了兩年前的那天，我妻子又淚流滿面了。
我溫柔的妻子有着英式沉默，潔白、細小又整齊的牙齒，整潔的玫瑰色指甲，女學生一般的天真頑皮以及女學生般的裝扮。
她時髦的首飾造價不菲，遠看卻像批量生産出來的；她常挂在臉上的應酬式笑容；她對我的順從，以及對我愛好的熱情；她每天都要給家裡的保姆拍電報的慈母之心——所有這些獨特的魅力，令她在美國人中大受歡迎。
動身那天，我們的客艙裡堆滿了玻璃紙包裝——有鮮花、水果、糖果、書籍、給孩子們的玩具——都是那些她隻認識了一個禮拜的朋友送來的。
乘務員們往往會像療養院的護士一樣，根據禮物的數量和價值來判斷乘客的身價。
于是，在這次旅行中，我們得到了非同一般的重視。
一上船，我妻子想的就是旅客名單。
“有這麼多朋友，”她說，“這次旅行一定會很有意思。
今晚我們辦一個雞尾酒派對吧。
” 艙梯剛一撤走，她就忙着打起電話來。
“茱莉娅，我是西莉亞——西莉亞·賴德。
看到你在這船上可真好。
最近在忙什麼呢？今天晚上來喝杯雞尾酒吧，咱們好好聊聊天。
” “哪個茱莉娅？” “茱莉娅·莫特拉姆。
我好多年沒見過她了。
” 我同樣如此。
實際上，我從結婚那天，就再沒見過她，而從我畫展預展之後，我們就再也沒說過話。
為了那次畫展，我從布賴茲赫德那裡借來了之前為馬奇宅邸畫的四幅畫。
我把它們擺在一起，十分引人矚目。
這些畫是我和弗萊特家最後的聯系了。
據我所知塞巴斯蒂安還住在國外；關于雷克斯和茱莉娅，我偶有耳聞，聽說他們在一起也并不愉快。
雷克斯并沒有向人們所預料的那樣飛黃騰達，他還是政府的邊緣人士，名聲不小，但有點面目不清，備受質疑。
他和富人們來往頻繁，但在個人演說中卻傾向于激進的政策，還總與共産主義者和法西斯分子勾肩搭背。
我在人們的談話中聽到過莫特拉姆的名字，我等人等得不耐煩、随手翻閱報紙時，在《閑話報》上還看見過他們的面孔。
但我和他們已經形同陌路了。
在英國，而且隻有在英國，人們才會這樣：住在不同的世界裡，像旋轉的小行星一樣保持着人際關系；關于這一過程的完美比喻或許可以在物理學中找到。
我自己大緻理解為，帶有能量的微粒在不同磁系中進行組合與重組。
有物理學背景的人大概可以将這一比喻信手拈來，但我做不到這一點，因此隻能說，在英國這種親密朋友的小圈子非常普遍。
于是，像我和茱莉娅，我們可能住在倫敦的同一條街上，偶爾可以同時望見幾英裡以外鄉間的地平線，可能彼此抱有好感，對對方的命運機緣懷有禮貌的好奇，甚至會對彼此的分離感到遺憾。
事實上我們隻要拿起電話，就能在彼此的枕邊和對方互訴衷腸，在每天的橙汁和陽光間享受彼此的早安問候。
然而我們各自世界的向心力以及彼此間冰冷的星際距離，卻不允許我們保留這樣的溫柔。
我妻子坐在沙發上，在一堆玻璃紙和彩帶之間繼續打電話，興緻勃勃地檢閱着旅客名單。
“是啊，你當然得帶上他，我聽說他特别可愛……是啊，我終于把查爾斯從那荒無人煙的地方等回來了，是不是挺棒的……看見你的名字在名單上簡直太棒了！這讓我這一趟……親愛的呀，我們那會兒也住在薩沃伊·卡爾頓呢，為什麼沒看見你們呢……”有時她轉過頭來沖我說一句：“我得看看你是不是還在我身邊。
我還有點不習慣呢。
” 我往上走，走出艙外，看到我們的輪船正緩緩順流而下，乘客們聚在一扇玻璃窗前，看陸地從眼前慢慢滑過。
“有這麼多朋友。
”我妻子剛才是這樣說的，但在我面前的卻是一群完全陌生的人。
離别的情緒才剛剛開始消退，其中一些人直到分開前最後一刻還在痛飲離别酒，不停地吵嚷着。
其他一些人則盤算着去哪裡能搞到一把甲闆座椅。
樂隊演奏的音樂無人欣賞——所有人都像是鬧哄哄的螞蟻。
我在這艘船上的幾座大廳間穿梭，它們都很大，卻毫無華麗壯觀之處可言，仿佛僅僅是為火車車廂設計，卻被荒唐地放大了。
我走過一扇巨大的青銅門，上面有極薄的亞述動物形象，栩栩如生。
我走過與吸墨紙顔色相仿的地毯，牆上的裝飾畫闆也是同樣的顔色，貼滿了土褐色的兒童手工制品。
牆壁之間則是一塊塊未經木工之手的餅幹色木頭，修成圓角的木頭被裁成不見縫隙的條狀，在經過了蒸汽加熱、擠壓和抛光後，放在牆角。
吸墨紙顔色的地毯上擺滿了桌子，可能是出自衛浴工程師之手，還有方形軟墊，中間的方形凹陷可以坐進去。
這些東西看起來也是吸墨紙的顔色。
大廳的燈光從無數個小孔散射出來，光線均勻，不見陰影——整座大廳充斥着上百個通風機發出的嗡嗡聲，并且因下方巨大引擎的運轉而顫動。
“我回來了，”我想，“從叢林中回來，從廢墟中回來。
這裡的财富不再華麗，權力也不再意味着尊嚴。
先前滿有人民的城，現在何竟獨坐。
（此前和科迪莉亞談話時，她曾在馬奇宅邸的客廳裡引用過這首哀歌；大約一年前，我在危地馬拉，也聽一個混血唱詩班吟唱過這首偉大的哀歌。
）” 一個侍者走到我面前。
“您需要點什麼嗎，先生？” “一杯威士忌蘇打，常溫的。
” “很抱歉，先生，所有蘇打水都是冰的。
” “白水也都是冰的嗎？” “是的，先生。
” “好吧，沒關系。
” 他轉身跑開，仍有些困惑，無聲無息地消失在轟鳴中。
“查爾斯。
” 我轉過身，看到茱莉娅正坐在一個吸墨紙顔色的方墊裡，兩手疊放在膝蓋上，不聲不響，所以我經過時并沒有注意到她。
“我聽說你也在這裡，西莉亞給我打過電話了。
這真讓人高興。
” “你在這裡做什麼？” 她攤開膝蓋上空空如也的雙手，做了個手勢。
“我在等着。
我的女仆在解行李，從我們離開英國，她就一直在鬧别扭。
現在她正對我的客艙抱怨個不停。
我想不出她是怎麼了，就好像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似的。
” 侍者端着一瓶威士忌和兩壺水回來，一壺是冰水，另一壺是沸水。
我把它們調到恰當的溫度，侍者在一旁看着我，說：“我會記住您是怎樣調的，先生。
” 大多數乘客都有自己的癖好，而侍者的工作就是滿足他們的自以為是。
茱莉娅要了一杯熱巧克力，我坐在她旁邊的方墊裡。
“我之前都沒看到你。
”她說，“喜歡的人我都看不到，不知道為什麼。
” 她說話的口氣像是我們隻有幾周沒見，而不是幾年，而且像是我們在分别之前已經是密友一樣。
此前的時光築成了重重防線，将雙方的薄弱之處都僞裝了起來，除了幾條熟悉的道路，其他路徑上都已經布滿了地雷，令我們隻能通過一團亂麻般的電線，在各自的一側偶爾取得聯系。
可這樣的不期而遇，卻沖破了此前的桎梏。
這裡的她和我，雖然不曾是朋友，卻已然擁有了漫長而牢不可破的親密無間。
“你在美國做什麼呢？” 她慢慢地從自己的熱巧克力上擡起頭，用美麗而認真的眼睛注視着我，說：“你不知道嗎？找個時間我再講給你聽吧。
我那時候很傻，以為自己愛上了什麼人，但事實并非如此。
”這時我會想起十年前在布賴茲赫德的那個夜晚，當時這個惹人喜愛、手腳修長的女孩仿佛剛從溫室中被帶出來，因為大人的心思不在她身上而被激怒，嘴裡卻說：“我也會讓人心神不甯呢，你知道的。
”我當時在想：“這些女孩總會覺得自己的戀愛無比重要吧。
”而現在的我，似乎已經沒有這種想法了。
現在情形不同了。
她說話時，神情中隻剩下了謙卑和友好的坦誠。
我希望我可以對她的信任做出回應，流露出一些接納的信号。
但在我最近乏味又紛亂的歲月裡，實在沒什麼可以拿出來和她分享的。
我隻好開始談論自己在叢林裡的時光，那些我遇到的滑稽人物，以及我造訪過的遺失秘境。
但在這種久别重逢的氛圍裡，我的故事說得結結巴巴，隻好草草收場。
“我很想看看那些畫。
” “西莉亞想讓我拆出來幾張，貼到客艙裡，給雞尾酒會助興。
可我辦不到。
” “是啊……西莉亞，她還像以前那麼漂亮嗎？我總覺得她是我們這些同齡女孩裡，長得最可人的一個。
” “她沒什麼變化。
” “你變了，查爾斯，變得瘦而嚴峻，不再是塞巴斯蒂安帶回家裡的那個漂亮男孩了。
但也更硬朗了。
” “而你卻更溫柔了。
” “嗯，我也覺得……也更耐心了。
” 她還沒到三十歲，不過已經接近了魅力的巅峰，原本潛在的美麗都已充分顯露出來。
她不再是那副時髦的、瘦長的樣子，她那我以為屬于文藝複興的面龐，先前是有些怪異地附着在她身上，現在卻已變成了她的一部分，并且再無佛羅倫薩的感覺：她不再需要與畫作、藝術其他任何東西相關聯才能展現她的美，除了她自己。
任何試圖剖析解構這美麗的行為都是無意義的，因為美就是她的本質，隻有經過她的允許才能在她身上看到——而我也會在即将對她生出的愛意中感受到。
時間同時也帶來了另一種改變。
它并沒有賦予她詭異而自鳴得意的蒙娜麗莎式微笑，時光不似七弦豎琴和長笛的旋律，反而将她變得更加憂傷。
她似乎在說：“看看我吧，我已經盡了自己的本分，我很美，我的美不同尋常，我是為愉悅而生的。
可我能從中得到什麼呢？我的報償究竟在哪裡？” 這是十年歲月帶給她的變化，也的的确确是她的報償。
這萦繞于人心間、充滿魔力的悲傷，終将直抵人心，打破緘默，成為完成她美麗的最後一筆。
“也更憂傷了。
” “是的，憂傷多了。
” 兩小時後，我回到客艙，我的妻子正興緻高昂。
“我不得不一個人把所有事都做了。
你看看怎麼樣？” 沒花多少錢，我們就被安排在一間很寬敞的客艙裡。
實際上，這個套房很大，除了這條航線的董事之外，很少有人會預訂它。
在經過事務長同意的情形下，它會被安排給那些他尊敬的乘客（我妻子在獲得這種小便宜方面十分在行，她的時髦和我的名氣是她留給人們的第一印象，随之建立起的優越感又迅速轉化為近乎輕浮的親和力）。
為了表達她的謝意，事務長本人也被邀請來參加雞尾酒會。
而他為了表達自己對我們的感激，為我們送來了一隻真實尺寸的天鵝冰雕，上面盛滿了魚子醬。
這個寒氣逼人、精巧絕倫的東西現在就在我們房間裡，矗立在桌子中央，慢慢融化，水滴順着鳥喙流到銀盤裡。
早晨送來的鮮花都被盡可能塞在鑲闆後面了（這套客房正是上面那個巨大的大廳的縮小版）。
“你得趕緊換衣服了。
這麼長時間你都去哪兒了？” “我在和茱莉娅·莫特拉姆聊天。
” “你認識她？哦，當然了，你是她那個酒鬼哥哥的朋友。
真好，她還是光彩照人吧？” “她倒也很欣賞你的長相。
” “她曾經是博伊的女朋友。
” “不會吧？” “博伊自己總這麼說。
” “你有沒有想過，”我問，“我們的客人該怎麼享用這個魚子醬呢？” “想過的，确實不好辦。
不過魚子醬什麼的這裡也有，”她向我展示了幾隻漂亮的玻璃盤子，裡面盛着一些食物，“而且不管怎樣，聚會上的人們總會找到吃東西的辦法的。
你記不記得我們曾經拿裁紙刀吃過罐裝的基圍蝦？” “有嗎？” “親愛的，就是你跟我求婚的那個晚上嘛。
” “我記得是你跟我求的婚。
” “好吧，總之是我們訂婚的那個晚上。
你還沒告訴我喜不喜歡我做的這些布置呢。
” 所謂的布置，除了天鵝和鮮花，還包括一個被困在臨時吧台後面、動彈不得的侍者。
另外一個侍者則手拿托盤，看上去自由一些。
“像電影演員做的夢。
” “電影演員，”我妻子說，“那正是我想說的。
” 她跟我一起去了我的更衣室。
在我換衣服的時候跟我說着話。
她今天突然想到，既然我的興趣是建築繪畫，那真正适合我的工作應該是給電影設計布景。
所以今晚的酒會上，她還找了兩個好萊塢的大佬，希望我能好好招待人家。
我們回到了客廳。
“親愛的，我知道你對那隻鳥很反感。
不過别在事務長面前對它太粗魯，他能想到這個也算很貼心了。
另外，你要是讀過描述16世紀威尼斯人宴會的文章，就會知道這也是當時場景的再現。
” “在16世紀的威尼斯，鳥的形狀會有所不同。
” “聖誕老人來啦，我們正欣賞您送來的這隻天鵝呢！” 這時事務長正好走進來，很有力地和大家握了握手。
“親愛的西莉亞夫人，”他說，“如果您願意穿上最暖和的衣服，明天和我一起去冷藏室探險，我會給您看一整艘裝滿這種東西的挪亞方舟的。
烤面包還要等一會兒，它們現在還燙手呢。
” “烤面包！”我妻子說，仿佛那是什麼超出了一切預期的美味食物，“你聽見了嗎，查爾斯，烤面包啊！” 過了一會兒，客人們陸續就位了，沒什麼事情會讓他們耽擱下來。
“西莉亞，”他們說，“多麼棒的客艙，多麼棒的天鵝呀！”不過，雖然這是船上最大的一間客艙，我們的房間沒過多久還是被擠得水洩不通，客人們隻好把煙蒂丢在天鵝身下的小水池裡。
事務長預言了一場風暴的來臨，立刻引起人們的騷動，這喜歡引起别人注意的習慣就跟那些水手一樣。
“你怎麼能這麼殘忍呀？”我妻子問，言語中帶着奉承，好像不僅僅是客艙和魚子醬，就連海浪也在這位事務長的管轄範圍裡，“不管怎樣，風暴不會影響到我們這種大船的，對不對？” “也許會讓我們的前進稍稍受阻。
” “但是不會讓我們暈船吧？” “那就要看你是不是個好乘客了。
從小我一遇到風暴就會暈船。
” “我可不信，他這是故意吓唬人的。
過來，我給你看樣東西。
” 那是她孩子最近的照片。
“查爾斯都還沒見過卡羅琳呢，你說他看見以後會不會很激動？” 這裡沒有我的朋友，不過有三分之一我認識的人，而且我一直在很客氣地和他們交談。
一個老女人對我說：“所以你就是查爾斯了，我對你可是無比了解呢，西莉亞沒少說你。
” “無比了解，”我在心裡暗想，“無比了解需要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夫人。
你真的能看穿那些黑暗，看穿那些我自己的眼睛都無法指引的地方？你能夠告訴我嗎，親愛的施托伊弗桑特·奧格蘭德夫人——如果我沒想錯的話，我妻子就是這樣稱呼你的——為什麼此時此刻，我正在這裡說話，說着我即将開始的畫展，腦子裡想的卻隻有茱莉娅何時能來？為什麼我能遊刃有餘地和你說這些廢話，和她卻不能呢？為什麼我能把她和世人區分開，隻留下我和她兩個人呢？那些隐秘的角落，我的靈魂深處——在你看來輕易就看穿的地方，究竟在發生着什麼呢？有什麼正在噴薄欲出呢，施托伊弗桑特·奧格蘭德夫人？” 還是不見茱莉娅的蹤影。
這房間本來因為太大而沒人租得起，現在卻因二十個人的喋喋不休而顯得狹小無比，除了吵鬧，不見他物。
這時我注意到了一件奇怪的事。
有一個邋裡邋遢的小個子紅發男人，看起來誰也不認識，完全不像是我妻子會請的客人。
他在魚子醬天鵝旁邊站了足足二十分鐘，像隻兔子一樣飛速地大快朵頤。
現在他用手絹擦了擦嘴，又明顯一時興起，向前探了探身子，輕輕擦了擦天鵝的嘴，擦掉了一滴不斷變大、即将滴落的水珠。
然後他偷偷環視四周，想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自己，正巧碰到了我的目光，于是神經質地咯咯笑了起來。
“早就想幹這個了。
”他說，“我打賭你不知道這東西一分鐘滴多少滴水。
我知道，我數過了。
” “我不知道。
” “猜猜吧，錯了給我六便士，對了我給你半美元。
這很公平。
” “三滴。
” “很棒哦，真是個狠角色。
看來你也數過呢。
”但他并沒有表現出要付錢的意思，相反他說，“你是怎麼算出來的？我是個土生土長的英國人，不過這還是我第一次在大西洋上航行。
” “也許你之前都是坐飛機？” “不，沒坐過。
” “那麼我相信你一定在周遊世界，所以之前橫渡的是太平洋。
” “你太厲害了，一點也沒錯。
為了這件事我還跟人家吵過架呢。
” “那麼你走的是哪條路線呢？”我問他，想要迎合他的話題。
“這個以後再聊吧。
好了，我得先撤了，回見。
” “查爾斯，這位是克拉姆先生，星際電影公司的。
” “原來你就是查爾斯·賴德。
” “是我。
” “好，好，好，”他停下來，我等着，“事務長說要下暴雨，你有什麼看法？” “比事務長差遠了。
” “不好意思，賴德先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 “我是說我沒有事務長懂得多。
” “是嗎？好，好，好。
和你聊天我很愉快，希望這是我們将來多次聊天的開始。
” 一個英國女人說：“哦，瞧那天鵝！在美國待了六周，我現在對冰塊什麼的真是煩透了。
跟我講講，時隔兩年又看見你老婆西莉亞，你有什麼感覺？我知道，要是把這個場合當成婚宴有點不入流，可西莉亞從來沒把頭發上的香橙花真正摘下來過。
”另一個女人說：“現在說再見，半個小時以後又要見面，而且每天隔半個小時就要見一面，這樣的旅行是不是妙得很？” 客人們陸續離開，每個人走的時候都提醒我，我妻子不日将會和我一起去拜訪他們。
今晚的主題俨然是大家互相見一面，同時建立了一個可以由物理學家才能說明白的分子系統。
最後，天鵝也被推出了房間，我對我妻子說：“茱莉娅一直都沒來。
” “是啊，她來過電話了，我聽不清她在說什麼，她那邊一直很吵——像是在争論一條裙子還是什麼的。
她倒也挺走運，因為這地方剛才怕是連一隻貓都容不下。
聚會很有意思，不是嗎？你很讨厭它嗎？你表現得漂亮極了，很有風度。
你那個紅頭發的朋友是什麼人呀？” “不是我的朋友。
” “真是奇怪！你和克拉姆先生說了在好萊塢工作的事情了嗎？” “當然沒有。
” “哦，查爾斯，你可真讓我操心。
光是站在那裡擺造型，搞出一副為藝術獻身的派頭是不夠的。
我們去吃晚餐吧，坐船長那一桌。
我覺得他今晚大概不會去吃晚餐，不過守時總是有禮貌的表現。
” 我們落座時，其他參加聚會的人都已經就位了。
另一側船長的空座位兩旁，坐着茱莉娅和施托伊弗桑特·奧格蘭德夫人。
除了她們以外，還有參議員施托伊弗桑特·奧格蘭德，一位英國外交官和他的妻子，另有一位美國教士正坐在兩隻空椅子之間的椅子上，和其他人隔絕開來。
他後來介紹自己——似乎有點多餘——是聖公會的主教。
餐桌上都是夫婦挨着坐的，所以侍者想引我們到另一邊靠在一起的兩個座位上，我妻子這時候當機立斷，坐在了參議員身邊，而我則去和主教坐在了一起。
茱莉娅向我們兩人投來同情的目光。
“你們那個聚會真讓我上火。
”她說，“我那個可惡的女仆和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見了。
直到半小時前她才回來，原來是打乒乓球去了。
” “我一直在告訴這位參議員，他錯過了些什麼。
”施托伊弗桑特·奧格蘭德夫人說，“不管去什麼地方，西莉亞準能把那裡的重要人物認出來。
” “我右邊的座位，”主教說，“一會兒一對重要的夫婦會坐這裡。
他們一直在自己的客艙裡吃東西，除非事先有人通知他們船長會出席。
” 我們這個小圈子十分冷清，就連我妻子極高的社交興緻也漸漸淡了下去。
我隻聽到她偶而說一兩句話。
“一個奇怪的紅發小個子，長得有點像福爾納福船長。
” “西莉亞小姐，我覺得你像是在說，你還不認識他。
” “我的意思确實是他長得像福爾納福船長。
” “我有點明白了。
你是說他為了參加你們的聚會，假扮成了你的一個朋友？” “不，不，福爾納福船長隻是個喜劇角色。
” “可他看起來并沒有滑稽之處。
你的朋友是喜劇演員？” “不，不，福爾納福船長隻是英國報紙上一個虛構的角色，你知道，就像是你們的‘大力水手’。
” 參議員放下了刀叉。
“總而言之，一個江湖騙子參加了你們的酒會，你放他進去了，是因為他長得和一個卡通人物非常像。
” “是的，我想就是這樣。
” 參議員向他的妻子看去，像是在說：“重要人物，哼！” 我聽見坐在桌子對面的茱莉娅，為了那位外交官的幸福，試圖追索她匈牙利和意大利表親的婚姻關系。
鑽石在她的發間和指尖閃爍，但她的手卻一直緊張地揉搓着幾個面包屑小球，閃耀着星光的腦袋失望地低垂着。
主教告訴我，他正身負親善大使的使命，準備前往巴塞羅那：“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清理工作已經完成了，賴德先生。
現在是在更廣泛的基礎上着手重建的時刻了。
我已經把調停所謂的無政府主義者與共産主義者視作自己的下一個目标，而且基于此事，我和我的委員會已經鑽研過有關這一問題所有可用的文件。
賴德先生，我們的結論是一緻的。
這兩種意識形态之間并沒有原則性的差異。
麻煩隻存在于個性之上，賴德先生，不過凡是個性使其分道揚镳的東西，憑借個性也可以将其重組……” 我還聽到旁邊有個聲音說：“我能否冒昧地問一下，是什麼機構資助了你丈夫的冒險？” 外交官的妻子則勇敢地越過分隔他們的鴻溝，和主教攀談了起來。
“您在巴塞羅那說的是什麼語言呢？” “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語言，夫人，”然後，他又轉身對我說，“到下個世紀，講話将是用思想，而非詞句，你同意嗎，賴德先生？” “同意，”我說，“我同意。
” “語言是什麼呢？”主教說。
“是啊，是什麼呢？” “僅僅是按照習慣随機組成的符号罷了，賴德先生。
而我們正處在一個對傳統符号普遍懷疑的年代。
” 我的靈魂在這裡舉步維艱。
經過了我妻子那場叽叽喳喳、熱熱鬧鬧的聚會，還有那個情緒莫名的下午，在紐約和我妻子縱情歡愉之後，在滿是瘴氣和綠蔭的叢林裡經曆了漫長的孤獨之後，這裡的情形令人無法忍受。
我覺得自己就像是荒野中的李爾王，像是被瘋子們逼入絕境的馬爾菲公爵夫人。
于是我祈求狂風驟雨，而且應驗了，仿佛我真的會魔法一般。
有那麼一段時間，我無法确定是不是自己神經出現了問題，我感受到了一種循環往複、持續不斷，同時還逐漸增強的運動——這間大客廳不斷起伏、震顫，就像一個人熟睡時的胸膛。
這時我妻子轉頭對我說：“要不就是我喝醉了，要不就是海上起浪了。
”而就在她說話的時候，我們發現自己還坐在椅子上，身子卻已經歪到了一邊，牆邊放的刀叉餐具紛紛掉落，發出一陣叮叮當當的撞擊聲。
我們的杯子全都被打翻，在桌子上滾來滾去。
大家都竭力穩住自己的盤子和叉子，用不同的表情望着他人，外交官夫人一臉恐懼而茱莉娅卻輕松自如。
在我們這與世隔絕的世界裡，外面的狂風既無從聽聞，更無法看到，卻已經在我們頭上盤旋了一個小時，現在卻改變了方向，直奔船頭而去。
猛烈的撞擊聲後是一陣沉寂，緊接着爆發出一陣緊張兮兮的尖聲怪笑。
侍者把餐巾鋪在灑了紅酒的地上，我們本想接着談話，但現在都在等待，就像那個小個子等待天鵝嘴上的下一顆水珠一樣，等待着下一次巨大的沖擊。
它果然來了，比上一次還要劇烈。
“我該向大家說晚安了。
”外交官的夫人說着站起身。
她的丈夫帶她走回自己的客艙。
餐廳很快就空了，不久就隻剩下茱莉娅、我妻子和我仍然坐在餐桌旁。
然後像是有心靈感應一般，茱莉娅說：“就像李爾王一樣。
” “隻是我們每個人，都像是裡面那三個人。
”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妻子問道。
“李爾、肯特還有弄臣。
” “哦，親愛的，這就像重現剛剛那場惱人的福爾納福對話。
快别解釋了。
” “我覺得我也解釋不清。
” 又一次上浮，然後猛然下落。
侍者正忙着給東西加固，把能關緊的地方都關緊，把不穩當的裝飾物挪走。
“好了，我們已經吃完晚飯，樹立了‘鎮定的英國人’的形象。
”我妻子說，“出去看看外面怎樣了吧。
” 去休息室的路上，我們三個人有時不得不抱緊一根柱子。
當我們抵達那裡時，裡面幾乎沒什麼人。
樂隊還在演奏，但已經沒人跳舞了。
桌子上擺好了摸彩的器具，卻沒有人來買券。
船上的高級船員們喜歡用下級船員編好的順口溜來報數，“小十六呀——沒人要，門上的鑰匙——二十一，嘁嘁咔咔——六十八”，而此時他們正悠閑地跟同事們聊着天。
有幾個坐在不同角落的人正在讀小說，幾桌人在打橋牌，還有幾個在吸煙室裡喝着白蘭地，但兩小時前把我們的客艙塞得水洩不通的那些客人，現在已經無影無蹤了。
我們三人在空無一人的舞池旁坐了一會兒。
我妻子一向主意很多，她提議我們可以不失禮貌地到餐廳的其他桌子上用餐。
“去外面的飯館吃飯可就太瘋狂了，”她說，“吃的東西是一樣的，還要多付錢。
不管怎麼說，隻有電影人才會去那裡，我想不出我們有什麼好去的。
” 不一會兒她說：“我有點頭痛，而且很困。
我要去睡覺了。
” 茱莉娅陪着她一起走了。
我在船上四處轉悠，在一塊有頂篷的甲闆處，狂風呼嘯，水沫從暗處飛濺起來，在玻璃舷窗上碎成了白色和褐色的痕迹。
一個人把守在那裡，禁止乘客到上層甲闆。
然後我也下去了。
我更衣間裡所有易碎的東西都被收走了，客艙的門從外面打開，用鈎子固定住，我的妻子在裡面哀号着。
“我感覺糟透了，我沒想到這麼大的一艘船還會颠簸成這樣。
”她說着，眼睛裡充滿了驚惶和憤怒，就像是那些孕婦在分娩時，終于意識到不論多麼豪華的私人醫院和多麼昂貴的大夫，都無法免去她此時的痛苦，而這艘船規律地起起落落，又像極了分娩時的陣痛。
我睡在隔壁，更确切地說，我正躺在半夢半醒之間。
如果是在狹窄的床鋪、堅硬的床墊上，我也許還能好好休息，但這裡的床卻是寬敞而蓬松的。
我把所有我能找到的靠墊都拿了過來，試着把自己周圍塞得牢靠一點，但這一夜裡，我幾乎都在随着船一起搖晃——此時它不僅起起伏伏，還在左右搖擺——而我腦海裡則有聲音不斷地吱吱嘎嘎，砰砰作響。
黎明前一小時，我妻子像個幽靈一樣出現在門口，雙手撐着門邊，說：“你還醒着嗎？你不能做點什麼嗎？你不能從醫生那裡搞點什麼過來？” 我按鈴叫來晚上值班的侍者，他那裡有已經備好的藥，可以讓她舒服一點。
在整夜的半夢半醒間，我想到了茱莉娅。
在我短暫的夢裡，她變換了一百種奇異、可怖又淫穢的形象，可當我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