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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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越來越深，在他銳利的目光下，任何裝飾有漂亮外衣的瑣碎、卑微、庸俗、渺小、肮髒或反動的東西都無法隐遁，他總能揭示它們的現象與本質之間的不一緻和矛盾，暴露其醜惡的一面，加以嘲笑或諷刺。
《第六病室》、《醋栗》和《套中人》等作品裡辛辣的諷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織在一起。
列夫·托爾斯泰很喜歡短篇小說《跳來跳去的女人》，據說，他在讀這個作品時，“笑得很厲害，并且贊美說：‘多麼細膩的幽默！’”。
《跳來跳去的女人》、《寶貝兒》和《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幽默都是很細膩的，它的表現手段是極為普通的：抓準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内在不一緻性，以正常的語言手段加以叙述和描繪。
但在塑造“套中人”這個形象時，契诃夫卻使用了誇張手法。
一系列的細節：從雨傘、雨鞋、麂皮手套、黑眼鏡、帳子直到棺材都誇張地強調着别利科夫的套子性。
不過，這種誇張還是有别于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諷刺所具有的那種怪誕和離奇。
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的笑再次證明了他的創作的民主主義性：他對勞動大衆的笑總是善意的同情的笑，而他一向譏嘲和諷刺的則是形形色色的醜惡勢力。
契诃夫的小說還有一個舉世公認的重要特色：緊湊、簡練、言簡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
契诃夫本人也說，“我善于長事短叙。
”他認為，“越是嚴密，越是緊湊，就越富有表現力，就越鮮明。
”為求作品能嚴密和緊湊，他主張“用刀子把一切多餘的東西都剔掉”。
他說：“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臉來，無非是把這塊石頭上不是人臉的地方都剔除罷了。
”他的另一個重要見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說裡，留有餘地比說過頭為好。
”“小說裡所欠缺的主觀成分讀者自己會加進去的。
”契诃夫在寫作實踐中認真貫徹了這些主張，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說總是緊湊和簡練的，而形象又總是鮮明的。
讀他的作品，讀者總有獨立思考的餘地，總會感到回味無窮。
在談論契诃夫作品的簡練時，我們不可忽視藝術家契诃夫的另一巨大貢獻，那就是他在短篇小說中勾勒生活背景的本領。
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說中，有了一個生活背景，作品就擴大了容量，可以更加深廣地反映社會生活。
契诃夫在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經驗是豐富的。
他的結論是：在作品中，“除了人物以外”，要使讀者“還可以感到引出人物的那個人群、氣氛和背景”。
以短篇小說《出差》為例，它的主人公魯仁在農村看到了貧富懸殊的兩個世界和兩種生活，這種農村見聞促進了魯仁的覺醒，同時，作家巧妙勾勒的農村生活畫面也使小說的内容更加豐厚、結構更加緊湊，使讀者深感“内容比文字多得多”。
自然，限于短篇小說體裁的特點，作家不可能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詳細描繪生活背景，他隻能作畫龍點睛式的勾勒，而這又使作品顯得更加簡練和緊湊。
在有些作品中，契诃夫不圍繞中心人物勾勒生活背景，而是隻插叙一兩個與小說情節和中心人物并無直接關聯的故事。
例如，在《醋栗》中他插叙了兩個故事，故事之一講一個商人在臨終前将自己的全部彩票和錢鈔用蜜糖拌和，一古腦兒地吃下肚去；故事之二講一個牲口販子急于找回一條斷腿，因為在一隻穿在斷腿上的皮靴裡藏着二十個盧布。
這兩則故事雖然與作品的中心人物沒有直接關聯，但它們也構成了一種背景，使《醋栗》得以更深更廣地反映生活，更簡潔和鮮明地揭示一個道理：銅臭已經侵蝕了許多人的靈魂，地主奇木沙·喜瑪拉雅斯基絕非個别現象。
我們再看《姚内奇》，庸俗的圖爾金一家的無聊生活以及許多常在他們家湊熱鬧、“酒醉飯飽、心滿意足”的客人也構成一種生活背景，它生動和具體地陪襯着姚内奇的精神堕落。
在短篇小說中契诃夫勾勒這類生活背景堪稱匠心獨用。
契诃夫的全部創作表明，他是一個獨特的藝術家。
他離開人世将近百年，他的中短篇小說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成為世界文庫中的無尚瑰寶和珍貴遺産。
契诃夫在《劄記》中寫下了兩句話：“我們都是人民。
我們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業。
”用這兩句話來評價這位傑出的俄羅斯作家是再恰當不過的。
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而他的優秀藝術作品是人民的事業。
那滲透在他全部創作中的道德激情（對庸俗、寄生和剝削的憎惡，對勞動者的痛苦生活的同情，對光明生活的向往），那些他塑造的針砭時弊的生動形象（如“變色龍”、“套中人”，姚内奇等）在今天仍不失其藝術魅力，而且仍是我們同小市民的庸俗人生觀以及資産階級的拜金主義進行鬥争的思想武器。
人類決不會無休止地朝金錢頂禮膜拜，進步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之光終将照耀人們的心靈。
契诃夫的優秀小說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是永遠不可磨滅的，而他的民主主義精神面貌是任何投機文人都歪曲不了的。
契诃夫将永遠和進步人類在一起。
朱逸森
《第六病室》、《醋栗》和《套中人》等作品裡辛辣的諷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織在一起。
列夫·托爾斯泰很喜歡短篇小說《跳來跳去的女人》，據說，他在讀這個作品時，“笑得很厲害，并且贊美說：‘多麼細膩的幽默！’”。
《跳來跳去的女人》、《寶貝兒》和《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幽默都是很細膩的，它的表現手段是極為普通的：抓準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内在不一緻性，以正常的語言手段加以叙述和描繪。
但在塑造“套中人”這個形象時，契诃夫卻使用了誇張手法。
一系列的細節：從雨傘、雨鞋、麂皮手套、黑眼鏡、帳子直到棺材都誇張地強調着别利科夫的套子性。
不過，這種誇張還是有别于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諷刺所具有的那種怪誕和離奇。
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的笑再次證明了他的創作的民主主義性：他對勞動大衆的笑總是善意的同情的笑，而他一向譏嘲和諷刺的則是形形色色的醜惡勢力。
契诃夫的小說還有一個舉世公認的重要特色：緊湊、簡練、言簡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
契诃夫本人也說，“我善于長事短叙。
”他認為，“越是嚴密，越是緊湊，就越富有表現力，就越鮮明。
”為求作品能嚴密和緊湊，他主張“用刀子把一切多餘的東西都剔掉”。
他說：“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臉來，無非是把這塊石頭上不是人臉的地方都剔除罷了。
”他的另一個重要見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說裡，留有餘地比說過頭為好。
”“小說裡所欠缺的主觀成分讀者自己會加進去的。
”契诃夫在寫作實踐中認真貫徹了這些主張，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說總是緊湊和簡練的，而形象又總是鮮明的。
讀他的作品，讀者總有獨立思考的餘地，總會感到回味無窮。
在談論契诃夫作品的簡練時，我們不可忽視藝術家契诃夫的另一巨大貢獻，那就是他在短篇小說中勾勒生活背景的本領。
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說中，有了一個生活背景，作品就擴大了容量，可以更加深廣地反映社會生活。
契诃夫在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經驗是豐富的。
他的結論是：在作品中，“除了人物以外”，要使讀者“還可以感到引出人物的那個人群、氣氛和背景”。
以短篇小說《出差》為例，它的主人公魯仁在農村看到了貧富懸殊的兩個世界和兩種生活，這種農村見聞促進了魯仁的覺醒，同時，作家巧妙勾勒的農村生活畫面也使小說的内容更加豐厚、結構更加緊湊，使讀者深感“内容比文字多得多”。
自然，限于短篇小說體裁的特點，作家不可能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詳細描繪生活背景，他隻能作畫龍點睛式的勾勒，而這又使作品顯得更加簡練和緊湊。
在有些作品中，契诃夫不圍繞中心人物勾勒生活背景，而是隻插叙一兩個與小說情節和中心人物并無直接關聯的故事。
例如，在《醋栗》中他插叙了兩個故事，故事之一講一個商人在臨終前将自己的全部彩票和錢鈔用蜜糖拌和，一古腦兒地吃下肚去；故事之二講一個牲口販子急于找回一條斷腿，因為在一隻穿在斷腿上的皮靴裡藏着二十個盧布。
這兩則故事雖然與作品的中心人物沒有直接關聯，但它們也構成了一種背景，使《醋栗》得以更深更廣地反映生活，更簡潔和鮮明地揭示一個道理：銅臭已經侵蝕了許多人的靈魂，地主奇木沙·喜瑪拉雅斯基絕非個别現象。
我們再看《姚内奇》，庸俗的圖爾金一家的無聊生活以及許多常在他們家湊熱鬧、“酒醉飯飽、心滿意足”的客人也構成一種生活背景，它生動和具體地陪襯着姚内奇的精神堕落。
在短篇小說中契诃夫勾勒這類生活背景堪稱匠心獨用。
契诃夫的全部創作表明，他是一個獨特的藝術家。
他離開人世将近百年，他的中短篇小說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成為世界文庫中的無尚瑰寶和珍貴遺産。
契诃夫在《劄記》中寫下了兩句話：“我們都是人民。
我們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業。
”用這兩句話來評價這位傑出的俄羅斯作家是再恰當不過的。
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而他的優秀藝術作品是人民的事業。
那滲透在他全部創作中的道德激情（對庸俗、寄生和剝削的憎惡，對勞動者的痛苦生活的同情，對光明生活的向往），那些他塑造的針砭時弊的生動形象（如“變色龍”、“套中人”，姚内奇等）在今天仍不失其藝術魅力，而且仍是我們同小市民的庸俗人生觀以及資産階級的拜金主義進行鬥争的思想武器。
人類決不會無休止地朝金錢頂禮膜拜，進步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之光終将照耀人們的心靈。
契诃夫的優秀小說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是永遠不可磨滅的，而他的民主主義精神面貌是任何投機文人都歪曲不了的。
契诃夫将永遠和進步人類在一起。
朱逸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