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們，總比是我們好(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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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什麼程度。
他換回了廣東話，直視着母親的眼睛：“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 母親望着天花闆，長長地歎了口氣。
那是無奈地接受了已經發生的壞事情的歎氣，就好比一個親人辭世的時候，你會說“至少，他很長壽”，或者你的房子被火災夷為平地時，你會想“至少人還平安”。
那是一種聽天由命和失望的歎息，是毫無建樹之下的一個安慰獎。
浪費了時間，兩手空空。
到最後，你所做的，你是誰，都毫不重要。
什麼都不再重要。
這個周末剩下的時間裡，亨利的父親對于日本城正在發生的事情絕口不提。
亨利竭力想要和父親争論，但每當他試圖和父親用中國話交談時，父親就會打斷他。
母親的态度緩和一些，也僅僅是為了減少他的不開心。
她和亨利的父親争論過，這是極為罕見的，他們的争論是關于惠子——亨利的朋友——但現在一切都無濟于事了。
她知道，亨利再繼續讨論這件事，也是毫無價值的。
她用廣東話告訴亨利，等他再長大些，就能完全理解這些事，但這除了激怒亨利之外，沒起到什麼别的作用。
亨利所能做的，隻有用英語自言自語地嘟囔這件事。
周日早上，他曾試着在父母起床前打電話給惠子，但沒有人接聽。
接線員認為電話線被拔下了。
周一在學校的一天，他的焦慮一點也沒有減輕。
惠子自然沒來。
日本城的每個人都在忙着打包——或是賣掉他們帶不走的東西。
于是，周二的早上，亨利沒有去學校，而是朝聯合車站跑去。
那裡現在是日本城居民集中的核心區。
亨利沿着南傑克遜街跑去，看到一長串的普爾曼小汽車排在通往火車車庫的路上。
還有滿載着人的灰狗巴士，咯吱咯吱、轟隆轟隆作響，巴士旁是讓人看上去很不順眼的肩上挂着來複槍步行的士兵。
他們要把他們帶走，亨利想。
他們要把他們全部帶走了。
那裡一定有五千個日本人。
他們怎麼能把他們都帶上呢？他們會去哪裡？ 離火車站還有幾個街區的地方，街上擠滿了人。
哭哭啼啼的小孩，在地上拖拽的行李箱，檢查本地居民證件的士兵。
人們大都穿着最好的假日盛裝，允許攜帶的一兩個行李箱被塞得都快溢出來了。
每個人的外套扣子上，都挂着一個簡單的白色标簽，就是你會在家具上看到的那種标簽。
公告一指示所有的日本公民，不管是在國外出生的還是像惠子這樣的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都要在早上九點之前到火車站集合。
他們将按居住地區分批離開，直到全部轉移為止。
亨利不知道他們會去哪裡。
班布裡奇島的那些日本人被送去了曼贊納——加利福尼亞州的某個地方，靠近内華達州界。
但一個營地不可能容納下被集中到火車站的這些人。
亨利四下搜尋着惠子，竭力不去理會站在路障後的那些憤怒的白人民衆——他們在朝路過的家庭喊叫。
通往輪渡碼頭的整個天橋上都塞滿了人，沒人往前走，每個人都靠着欄杆，看着下面用警戒線圍起來的軍事區域。
圍觀的人似乎無處不在。
街邊高高的寫字樓上，窗戶都開着，男人女人們站在那裡，吹着口哨。
自從離開餐館後，亨利就再也沒有和惠子說過話。
在來的路上，亨利在一個付費電話上又一次給惠子家打過電話，但鈴聲一直響啊響啊，最後一個接線員切了進來，問是否出了什麼問題。
他挂斷了電話。
如果他想找到他們，這是正确的地方。
但他們是不是已經離開了？他必須找到她。
他憎恨回到學校而見不到她的這種念頭。
他為自己對她抑制不住的思念而感到驚訝。
偶爾能見到幾個中國人，主要是鐵路工人。
亨利一個也不認識。
他之所以能從人群中找到他們，是因為他們也戴着胸章，和他戴的完全一樣。
軍隊和憲兵一來到這裡，制作這種胸章的小印刷店就變得異常火爆。
金子也就是這種感覺吧，亨利摸着他戴的那個胸章想，小卻珍貴。
亨利站在一個紅白藍相間的郵筒上，拼命地用眼睛搜索正緩慢地朝火車站方向移動的人群。
亨利看到另一輛巨大的軍用卡車無情地轟隆隆開過來，停住。
但帆布覆蓋着的車鬥裡裝的不是士兵，而是一些年老的日本人。
其中有些人走路的樣子看上去已經殘疾了。
士兵們幫助他們下車，把一些人送到輪椅上，這些人的頭發蓬松而紛亂。
陪伴在一邊的還有一個日本醫生。
亨利意識到是怎麼回事了。
他們清空了醫院。
病人、體弱的人都要疏散。
許多人看上去很迷惑，顯然，他們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或者為什麼。
亨利看到了一個白人拉着一個日本女人的手。
他忍不住好奇起來，那些白人和日本女人結合的家庭，會有什麼樣的遭遇？異族婚姻是不合法的。
也許，他們會再一次共同經曆拘禁的艱辛。
但他看到行李箱在女人手裡，旁邊還有嬰兒推車，于是他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看着擁擠經過的人群，他聽見了數裡外波音公司傳來的九點汽笛聲。
他已經在人群中搜尋了——多久？——四十分鐘了。
亨利知道時間在悄悄地流逝，他變得惶恐起來。
“惠子!”他站在郵筒上大喊道。
他感到了路過的人們投來的目光。
他們一定認為我瘋了。
可能我确實瘋了。
可能，瘋了才好呢。
“惠子!岡部惠子!”他大喊着，直到
他換回了廣東話，直視着母親的眼睛：“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 母親望着天花闆，長長地歎了口氣。
那是無奈地接受了已經發生的壞事情的歎氣，就好比一個親人辭世的時候，你會說“至少，他很長壽”，或者你的房子被火災夷為平地時，你會想“至少人還平安”。
那是一種聽天由命和失望的歎息，是毫無建樹之下的一個安慰獎。
浪費了時間，兩手空空。
到最後，你所做的，你是誰，都毫不重要。
什麼都不再重要。
這個周末剩下的時間裡，亨利的父親對于日本城正在發生的事情絕口不提。
亨利竭力想要和父親争論，但每當他試圖和父親用中國話交談時，父親就會打斷他。
母親的态度緩和一些，也僅僅是為了減少他的不開心。
她和亨利的父親争論過，這是極為罕見的，他們的争論是關于惠子——亨利的朋友——但現在一切都無濟于事了。
她知道，亨利再繼續讨論這件事，也是毫無價值的。
她用廣東話告訴亨利，等他再長大些，就能完全理解這些事，但這除了激怒亨利之外，沒起到什麼别的作用。
亨利所能做的，隻有用英語自言自語地嘟囔這件事。
周日早上，他曾試着在父母起床前打電話給惠子，但沒有人接聽。
接線員認為電話線被拔下了。
周一在學校的一天，他的焦慮一點也沒有減輕。
惠子自然沒來。
日本城的每個人都在忙着打包——或是賣掉他們帶不走的東西。
于是，周二的早上，亨利沒有去學校，而是朝聯合車站跑去。
那裡現在是日本城居民集中的核心區。
亨利沿着南傑克遜街跑去，看到一長串的普爾曼小汽車排在通往火車車庫的路上。
還有滿載着人的灰狗巴士，咯吱咯吱、轟隆轟隆作響，巴士旁是讓人看上去很不順眼的肩上挂着來複槍步行的士兵。
他們要把他們帶走，亨利想。
他們要把他們全部帶走了。
那裡一定有五千個日本人。
他們怎麼能把他們都帶上呢？他們會去哪裡？ 離火車站還有幾個街區的地方，街上擠滿了人。
哭哭啼啼的小孩，在地上拖拽的行李箱，檢查本地居民證件的士兵。
人們大都穿着最好的假日盛裝，允許攜帶的一兩個行李箱被塞得都快溢出來了。
每個人的外套扣子上，都挂着一個簡單的白色标簽，就是你會在家具上看到的那種标簽。
公告一指示所有的日本公民，不管是在國外出生的還是像惠子這樣的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都要在早上九點之前到火車站集合。
他們将按居住地區分批離開，直到全部轉移為止。
亨利不知道他們會去哪裡。
班布裡奇島的那些日本人被送去了曼贊納——加利福尼亞州的某個地方，靠近内華達州界。
但一個營地不可能容納下被集中到火車站的這些人。
亨利四下搜尋着惠子，竭力不去理會站在路障後的那些憤怒的白人民衆——他們在朝路過的家庭喊叫。
通往輪渡碼頭的整個天橋上都塞滿了人，沒人往前走，每個人都靠着欄杆，看着下面用警戒線圍起來的軍事區域。
圍觀的人似乎無處不在。
街邊高高的寫字樓上，窗戶都開着，男人女人們站在那裡，吹着口哨。
自從離開餐館後，亨利就再也沒有和惠子說過話。
在來的路上，亨利在一個付費電話上又一次給惠子家打過電話，但鈴聲一直響啊響啊，最後一個接線員切了進來，問是否出了什麼問題。
他挂斷了電話。
如果他想找到他們，這是正确的地方。
但他們是不是已經離開了？他必須找到她。
他憎恨回到學校而見不到她的這種念頭。
他為自己對她抑制不住的思念而感到驚訝。
偶爾能見到幾個中國人，主要是鐵路工人。
亨利一個也不認識。
他之所以能從人群中找到他們，是因為他們也戴着胸章，和他戴的完全一樣。
軍隊和憲兵一來到這裡，制作這種胸章的小印刷店就變得異常火爆。
金子也就是這種感覺吧，亨利摸着他戴的那個胸章想，小卻珍貴。
亨利站在一個紅白藍相間的郵筒上，拼命地用眼睛搜索正緩慢地朝火車站方向移動的人群。
亨利看到另一輛巨大的軍用卡車無情地轟隆隆開過來，停住。
但帆布覆蓋着的車鬥裡裝的不是士兵，而是一些年老的日本人。
其中有些人走路的樣子看上去已經殘疾了。
士兵們幫助他們下車，把一些人送到輪椅上，這些人的頭發蓬松而紛亂。
陪伴在一邊的還有一個日本醫生。
亨利意識到是怎麼回事了。
他們清空了醫院。
病人、體弱的人都要疏散。
許多人看上去很迷惑，顯然，他們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或者為什麼。
亨利看到了一個白人拉着一個日本女人的手。
他忍不住好奇起來，那些白人和日本女人結合的家庭，會有什麼樣的遭遇？異族婚姻是不合法的。
也許，他們會再一次共同經曆拘禁的艱辛。
但他看到行李箱在女人手裡，旁邊還有嬰兒推車，于是他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看着擁擠經過的人群，他聽見了數裡外波音公司傳來的九點汽笛聲。
他已經在人群中搜尋了——多久？——四十分鐘了。
亨利知道時間在悄悄地流逝，他變得惶恐起來。
“惠子!”他站在郵筒上大喊道。
他感到了路過的人們投來的目光。
他們一定認為我瘋了。
可能我确實瘋了。
可能，瘋了才好呢。
“惠子!岡部惠子!”他大喊着，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