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喂(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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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終于再次睜開眼睛，可他隻看到一片黑暗。
幾點了？這是哪天？我睡了多久？他揉着眼睛，擠着眼睛，腦子裡飛快地想着這些問題，竭力想要清醒過來。
一束銀色的月光從厚重的遮光窗簾的邊上透進來，照在他卧室的窗台上。
是有什麼東西吵醒了他。
是什麼？聲音嗎？這時，他再次聽見了，是廚房傳來的電話鈴聲。
他伸了個懶腰，再次适應了一下這個時間和地點，然後把腳探到冰涼的木地闆上，坐了起來。
他的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看到房間裡放着一個托盤。
母親體貼地為他留了晚餐。
她甚至還把插着她的星火百合的花瓶放在托盤上，作為簡單的裝飾。
又響了一聲——确定無疑是他們家的電話鈴在響。
亨利還是不太習慣那巨大、刺耳的聲音。
在西雅圖，擁有電話的家庭還不到一半，在唐人街就更少了。
美國宣布對軸心國作戰時，父親執意裝上了一部電話。
他是街區保衛員，保持聯絡暢通是他的職責所在。
不過和誰聯絡，亨利就不知道了。
電話鈴又響了一聲，哐當哐當，就像到了點的鬧鐘。
亨利開始打呵欠，但中途停住了，他想起了查斯。
他現在知道我住在這裡了。
他可能現在正在外面等着我。
等着我毫無察覺地走出去，扔垃圾，或是拿洗好的衣服。
然後他就會猛撲上來，報複我，再不怕老師或是操場監督員的阻攔。
他揭起厚重的散發着黴味的窗簾偷偷往外望，兩層樓下的街道看上去寒冷而空曠，因為剛下過雨，地面是濕的。
廚房裡，他聽到母親對着電話用廣東話說：“喂，喂？” 亨利打開門，沿着通往浴室的過道走去。
母親對着電話，在嘀咕着什麼不會說英語之類的話。
看到亨利，她朝他揮揮手，指指電話。
電話是找他的。
大概是。
“喂？”他用英語說道。
亨利習慣了接打錯的電話，他們通常都說英語。
或是負責亞洲人社區的人口普查員打來的電話。
還有奇怪的女人，她們問亨利多大年紀，是否是一家之主。
“亨利，我需要你的幫助。
”是惠子。
她聽上去很平靜，但又很直接。
他遲疑了，沒想到是惠子溫柔的聲音。
他趕緊放低聲音說話，然後才想起父母聽不懂英語。
“你還好嗎？你沒來學校。
你的家人還好嗎？” “你能不能到公園來見我，我們上次見面的那個公園？” 她說話含糊不清，故意地含糊不清。
亨利可以自由說話，但明顯她不能。
他想到了經常監聽的接線員，這才明白過來。
“什麼時候？現在？今晚？” “你能不能一個小時内來見我？” 一個小時？亨利的腦子飛快地轉着。
天已經黑了。
我怎麼和父母說？最後他同意了：“一個小時，我會盡力的。
”我會想出辦法。
“謝謝你，再見。
”她停了一會兒。
當亨利以為她還要說點什麼的時候，她挂斷了。
一個尖厲的、快活的聲音切了進來：“對方已經收線，你還想讓我幫你接打什麼電話嗎？” 亨利迅速挂斷，好像偷東西被人抓住了一般。
他轉過身時，看到母親站在那裡。
她臉上的表情，亨利分辨不出是驚奇還是擔心。
“怎麼？或許，你有一個女朋友？”她問道。
亨利聳聳肩，用英語說道：“我不知道？”說實在的，他确實不知道。
不知道母親是否覺得打電話給兒子的小姑娘沒說中國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反正，她什麼也沒說。
也許她會認為，所有的家長都在強迫孩子說他們的美國話。
誰知道呢？也許他們都這樣。
亨利琢磨着怎樣才能去神戶公園，在放學後，在燈火管制後。
他很慶幸他早睡了一會兒。
顯然，這将是一個非常漫長的夜晚。
亨利在房間裡等了幾乎一個小時。
惠子打電話來的時候，已經将近晚上九點了。
他的父母晚上九點半左右就上床睡覺，這并不是因為他們特别勞累，而是因為早早上床關乎節儉。
對于亨利的父親來說，為了戰争而努力省電是一件神聖之事。
亨利聽了一小會兒，沒聽到父母的動靜，于是打開窗戶，爬到了防火梯上。
這梯子并沒有直接通到地面，而是懸在半空，但距一個回收廢舊輪胎的有蓋垃圾桶已經很近了。
亨利脫下鞋子，朝垃圾桶跳過去，穿着長襪的雙腳落到厚重的鐵蓋子上，發出沉悶的撞擊聲。
要再爬上來可能要費點勁，但也不是做不到的，他想，然後穿上了鞋子。
亨利沿着潮濕的人行道朝前走去，呼出的空氣變成萦繞的薄霧，融入從水面飄來的霧氣中。
他竭力躲在暗影中，心中充滿了恐懼，胃也因此變得不舒服起來。
他從來沒有過這麼晚還獨自待在外面的經曆。
不過，來到大街上後，來來往往到處都是擁擠的人群，讓他幾乎忘記了自己是孤身一人。
南國王街上，到處都充斥着違反燈火管制令的霓虹燈招牌。
他跳過的每一個水坑裡都映射着紅紅綠綠的酒吧或夜總會招牌。
偶爾有汽車駛過，昏暗的藍色車頭燈掃過街道，照亮了那些享受夜生活的男男女女，有中國人，也有白種人——盡管現在還實行着戰時的定量配給制。
橫穿過第
幾點了？這是哪天？我睡了多久？他揉着眼睛，擠着眼睛，腦子裡飛快地想着這些問題，竭力想要清醒過來。
一束銀色的月光從厚重的遮光窗簾的邊上透進來，照在他卧室的窗台上。
是有什麼東西吵醒了他。
是什麼？聲音嗎？這時，他再次聽見了，是廚房傳來的電話鈴聲。
他伸了個懶腰，再次适應了一下這個時間和地點，然後把腳探到冰涼的木地闆上，坐了起來。
他的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看到房間裡放着一個托盤。
母親體貼地為他留了晚餐。
她甚至還把插着她的星火百合的花瓶放在托盤上，作為簡單的裝飾。
又響了一聲——确定無疑是他們家的電話鈴在響。
亨利還是不太習慣那巨大、刺耳的聲音。
在西雅圖，擁有電話的家庭還不到一半，在唐人街就更少了。
美國宣布對軸心國作戰時，父親執意裝上了一部電話。
他是街區保衛員，保持聯絡暢通是他的職責所在。
不過和誰聯絡，亨利就不知道了。
電話鈴又響了一聲，哐當哐當，就像到了點的鬧鐘。
亨利開始打呵欠，但中途停住了，他想起了查斯。
他現在知道我住在這裡了。
他可能現在正在外面等着我。
等着我毫無察覺地走出去，扔垃圾，或是拿洗好的衣服。
然後他就會猛撲上來，報複我，再不怕老師或是操場監督員的阻攔。
他揭起厚重的散發着黴味的窗簾偷偷往外望，兩層樓下的街道看上去寒冷而空曠，因為剛下過雨，地面是濕的。
廚房裡，他聽到母親對着電話用廣東話說：“喂，喂？” 亨利打開門，沿着通往浴室的過道走去。
母親對着電話，在嘀咕着什麼不會說英語之類的話。
看到亨利，她朝他揮揮手，指指電話。
電話是找他的。
大概是。
“喂？”他用英語說道。
亨利習慣了接打錯的電話，他們通常都說英語。
或是負責亞洲人社區的人口普查員打來的電話。
還有奇怪的女人，她們問亨利多大年紀，是否是一家之主。
“亨利，我需要你的幫助。
”是惠子。
她聽上去很平靜，但又很直接。
他遲疑了，沒想到是惠子溫柔的聲音。
他趕緊放低聲音說話，然後才想起父母聽不懂英語。
“你還好嗎？你沒來學校。
你的家人還好嗎？” “你能不能到公園來見我，我們上次見面的那個公園？” 她說話含糊不清，故意地含糊不清。
亨利可以自由說話，但明顯她不能。
他想到了經常監聽的接線員，這才明白過來。
“什麼時候？現在？今晚？” “你能不能一個小時内來見我？” 一個小時？亨利的腦子飛快地轉着。
天已經黑了。
我怎麼和父母說？最後他同意了：“一個小時，我會盡力的。
”我會想出辦法。
“謝謝你，再見。
”她停了一會兒。
當亨利以為她還要說點什麼的時候，她挂斷了。
一個尖厲的、快活的聲音切了進來：“對方已經收線，你還想讓我幫你接打什麼電話嗎？” 亨利迅速挂斷，好像偷東西被人抓住了一般。
他轉過身時，看到母親站在那裡。
她臉上的表情，亨利分辨不出是驚奇還是擔心。
“怎麼？或許，你有一個女朋友？”她問道。
亨利聳聳肩，用英語說道：“我不知道？”說實在的，他确實不知道。
不知道母親是否覺得打電話給兒子的小姑娘沒說中國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反正，她什麼也沒說。
也許她會認為，所有的家長都在強迫孩子說他們的美國話。
誰知道呢？也許他們都這樣。
亨利琢磨着怎樣才能去神戶公園，在放學後，在燈火管制後。
他很慶幸他早睡了一會兒。
顯然，這将是一個非常漫長的夜晚。
亨利在房間裡等了幾乎一個小時。
惠子打電話來的時候，已經将近晚上九點了。
他的父母晚上九點半左右就上床睡覺，這并不是因為他們特别勞累，而是因為早早上床關乎節儉。
對于亨利的父親來說，為了戰争而努力省電是一件神聖之事。
亨利聽了一小會兒，沒聽到父母的動靜，于是打開窗戶，爬到了防火梯上。
這梯子并沒有直接通到地面，而是懸在半空，但距一個回收廢舊輪胎的有蓋垃圾桶已經很近了。
亨利脫下鞋子，朝垃圾桶跳過去，穿着長襪的雙腳落到厚重的鐵蓋子上，發出沉悶的撞擊聲。
要再爬上來可能要費點勁，但也不是做不到的，他想，然後穿上了鞋子。
亨利沿着潮濕的人行道朝前走去，呼出的空氣變成萦繞的薄霧，融入從水面飄來的霧氣中。
他竭力躲在暗影中，心中充滿了恐懼，胃也因此變得不舒服起來。
他從來沒有過這麼晚還獨自待在外面的經曆。
不過，來到大街上後，來來往往到處都是擁擠的人群，讓他幾乎忘記了自己是孤身一人。
南國王街上，到處都充斥着違反燈火管制令的霓虹燈招牌。
他跳過的每一個水坑裡都映射着紅紅綠綠的酒吧或夜總會招牌。
偶爾有汽車駛過，昏暗的藍色車頭燈掃過街道，照亮了那些享受夜生活的男男女女，有中國人，也有白種人——盡管現在還實行着戰時的定量配給制。
橫穿過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