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國人(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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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的亨利·李在十二歲時就停止和他的父母說話了。
并不是因為什麼愚蠢的孩子氣，而是因為他們讓他這樣做。
至少他們給了他這種感覺。
他們要求他——不，是告訴他——不要再說他們的母語——中國話。
這是1942年，父母極希望他學好英語。
所以，當父親在他的校服襯衫上别上一枚用英文寫着“我是中國人”的小胸章時，他就有些不明白了。
其中的矛盾好像很荒誕。
他想，這講不通。
不過父親的權威讓他隻能服從。
“唔明白。
”他用标準的廣東話說。
父親打了他的臉一下——更不如說是輕輕的一拍——以提醒他注意。
然後父親用“洋泾浜英語”說道：“不許。
隻說你美國話。
” “我不明白。
”亨利用英語說。
“啊？”父親說。
“如果我不能說中國話，那我為什麼要戴這枚胸章？” “啊，你說？”父親轉頭看從廚房裡往外張望的母親。
她也是一臉困惑，隻是聳了聳肩，又回去做飯了。
廚房裡飄出馬蹄糕甜甜的香味。
父親又轉向亨利，用手背朝他揮了揮，轟他出門上學。
既然不能用廣東話問，父母又幾乎聽不懂英語，他隻能放棄。
他一把抓起午餐和書包，走下樓梯，走出門，走進西雅圖唐人街鹹腥的空氣裡。
整個城市在清晨中蘇醒過來。
男人們穿着髒污不堪的T恤，拖拽着裝石斑魚的闆條箱和半埋在冰裡裝象拔蚌的桶。
亨利從旁邊走過，聽見那些男人們用連他也聽不懂的中國方言相互喊叫着。
他繼續沿着傑克遜街往西走，經過一個賣花的推車，又經過一個賣彩票号碼的算命先生。
他并沒有往東去那所華人學校，那所學校距他和父母居住的二層小公寓隻有三個街區。
他每天早上走的這條固定的路線，和别的孩子的路線正好相反，于是他就總是跟一群群和他差不多年紀的孩子們迎面碰上。
“白鬼!白鬼!”他們用廣東話朝他大聲喊。
而有的則隻是對他指指點點地嘲笑着。
這個詞是用來辱罵白種人的。
隻有幾個孩子同情他，他們是他過去的同學和曾經的朋友，是他從一年級起就認識的，比如弗朗西斯·龍和哈羅德·邱。
他們隻是叫他“卡斯珀”——友好的小精靈的名字。
至少不是赫爾曼和卡尼普[1]。
也許這就是原因了，亨利想，然後低頭看看那可笑的寫着“我是中國人”的胸章。
謝了，爸，你這麼幹，還不如直接在我背上挂個牌子，寫上“踢我”! 亨利加快腳步，終于轉過街角，朝北走去。
在去學校的半路上，他總會在南國王街拱形的大鐵門那裡停一下，把他的午餐給謝爾登。
這是一個差不多是亨利兩倍年紀的薩克斯手，他每天都在這裡的街角為遊人們吹薩克斯，掙些零錢。
盡管波音公司的生意十分景氣，謝爾登這樣的本地人卻還是沒有富起來。
他是一個優雅的爵士樂手。
他的窮困與他的音樂才華關系不大，卻與他的膚色有很大的關系。
亨利一見他就喜歡上了他。
這倒并不是因為他們都是被排斥的一類人——假如他曾想到這一點，可能會有一部分是出自這個原因——但是，不，他喜歡他是因為他的音樂。
亨利并不知道爵士樂是什麼，他隻知道那是他父母從沒聽過的東西，而這讓他更喜歡爵士樂了。
“胸章不錯，年輕人。
”謝爾登說，他正在打開他的盒子，準備上午的表演，“真是個好主意，針對珍珠港事件的吧。
” 亨利低頭看看襯衫上的胸章，他已經把它給忘掉了。
“是我爸的主意。
”他嘟哝道。
他的父親憎恨日本人。
不是因為他們
并不是因為什麼愚蠢的孩子氣，而是因為他們讓他這樣做。
至少他們給了他這種感覺。
他們要求他——不，是告訴他——不要再說他們的母語——中國話。
這是1942年，父母極希望他學好英語。
所以，當父親在他的校服襯衫上别上一枚用英文寫着“我是中國人”的小胸章時，他就有些不明白了。
其中的矛盾好像很荒誕。
他想，這講不通。
不過父親的權威讓他隻能服從。
“唔明白。
”他用标準的廣東話說。
父親打了他的臉一下——更不如說是輕輕的一拍——以提醒他注意。
然後父親用“洋泾浜英語”說道：“不許。
隻說你美國話。
” “我不明白。
”亨利用英語說。
“啊？”父親說。
“如果我不能說中國話，那我為什麼要戴這枚胸章？” “啊，你說？”父親轉頭看從廚房裡往外張望的母親。
她也是一臉困惑，隻是聳了聳肩，又回去做飯了。
廚房裡飄出馬蹄糕甜甜的香味。
父親又轉向亨利，用手背朝他揮了揮，轟他出門上學。
既然不能用廣東話問，父母又幾乎聽不懂英語，他隻能放棄。
他一把抓起午餐和書包，走下樓梯，走出門，走進西雅圖唐人街鹹腥的空氣裡。
整個城市在清晨中蘇醒過來。
男人們穿着髒污不堪的T恤，拖拽着裝石斑魚的闆條箱和半埋在冰裡裝象拔蚌的桶。
亨利從旁邊走過，聽見那些男人們用連他也聽不懂的中國方言相互喊叫着。
他繼續沿着傑克遜街往西走，經過一個賣花的推車，又經過一個賣彩票号碼的算命先生。
他并沒有往東去那所華人學校，那所學校距他和父母居住的二層小公寓隻有三個街區。
他每天早上走的這條固定的路線，和别的孩子的路線正好相反，于是他就總是跟一群群和他差不多年紀的孩子們迎面碰上。
“白鬼!白鬼!”他們用廣東話朝他大聲喊。
而有的則隻是對他指指點點地嘲笑着。
這個詞是用來辱罵白種人的。
隻有幾個孩子同情他，他們是他過去的同學和曾經的朋友，是他從一年級起就認識的，比如弗朗西斯·龍和哈羅德·邱。
他們隻是叫他“卡斯珀”——友好的小精靈的名字。
至少不是赫爾曼和卡尼普
也許這就是原因了，亨利想，然後低頭看看那可笑的寫着“我是中國人”的胸章。
謝了，爸，你這麼幹，還不如直接在我背上挂個牌子，寫上“踢我”! 亨利加快腳步，終于轉過街角，朝北走去。
在去學校的半路上，他總會在南國王街拱形的大鐵門那裡停一下，把他的午餐給謝爾登。
這是一個差不多是亨利兩倍年紀的薩克斯手，他每天都在這裡的街角為遊人們吹薩克斯，掙些零錢。
盡管波音公司的生意十分景氣，謝爾登這樣的本地人卻還是沒有富起來。
他是一個優雅的爵士樂手。
他的窮困與他的音樂才華關系不大，卻與他的膚色有很大的關系。
亨利一見他就喜歡上了他。
這倒并不是因為他們都是被排斥的一類人——假如他曾想到這一點，可能會有一部分是出自這個原因——但是，不，他喜歡他是因為他的音樂。
亨利并不知道爵士樂是什麼，他隻知道那是他父母從沒聽過的東西，而這讓他更喜歡爵士樂了。
“胸章不錯，年輕人。
”謝爾登說，他正在打開他的盒子，準備上午的表演，“真是個好主意，針對珍珠港事件的吧。
” 亨利低頭看看襯衫上的胸章，他已經把它給忘掉了。
“是我爸的主意。
”他嘟哝道。
他的父親憎恨日本人。
不是因為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