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旅館(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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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的亨利·李怔怔地站在那裡,巴拿馬旅館那裡的騷亂令他有些困惑。

    原本隻是一群好奇的看客在圍觀電視新聞節目組,漸漸地,人越聚越多,逛街購物的人、遊客,甚至幾個朋克打扮的街頭少年都加入了圍觀。

    大家都想知道出了什麼大事。

    亨利站在人群中,手裡的購物袋垂在身側。

    他感到自己好像正在從舊夢中醒來——一場年少時的夢。

     這一生中,他來過這個古老的西雅圖地标兩次。

    第一次是在他隻有十二歲的時候,那是1942年——他喜歡将那些年頭稱作“戰争年月”。

    在那時,這座古老而又孤獨的旅館已成為西雅圖的唐人街和日本城的分界處。

    那是兩個展現着舊日仇怨的地方。

    中日移民幾乎從不相互交談,可他們那些出生于美國的孩子卻總在街頭一起玩踢罐子的遊戲。

    這座旅館一直是一處絕好的地标,一處上佳的見面地點——正是在這裡,他曾與一生摯愛相會。

     第二次就是今天,1986年。

    什麼,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随着歲月無聲地沉入回憶,他已經停止了對時間的計算。

    總之,這兩次對巴拿馬旅館的造訪就如書擋般矗立兩端,而中間,已是他一世的光陰。

    結婚。

    生了一個不懂感恩的兒子。

    癌症。

    葬禮。

    他思念六個月前辭世的妻子埃塞爾。

    但是,他對她的思念并非人們所想象的那樣強烈,也并非乍一聽上去那麼痛苦,那更像是靜靜地松了一口氣。

    她的健康狀況一直不好——應該說很差。

    生在她骨頭裡的癌,有着徹底擊垮人的力量,不是擊垮她一個人,而是擊垮他和她兩個人。

    他這樣想。

     過去七年裡,他喂她吃飯,給她洗澡,帶她去廁所,再帶她回來。

    他沒日沒夜地服侍着她,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

    他的兒子馬蒂認為早就應該把母親送進療養院,但亨利絕對不能接受。

    “除非我死了。

    ”亨利反對道。

    這并不僅僅因為他是中國人(盡管這是他反對的原因之一)。

    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是亨利這一代人無法輕易丢下的文化遺存。

    他從小受到的教育已經根深蒂固:要親力親為地照顧自己所愛的人,絕不能把他們送進療養院。

    亨利的兒子馬蒂永遠無法真正理解的是,沒有了埃塞爾,亨利的生活會裂開一個大洞,冰涼的孤寂之風将從那裡吹出來,刺得他痛入骨髓,讓似水流年變成永不愈合的傷口中汩汩淌出的鮮血。

     如今,她已一去不返。

    亨利認為應該用中國傳統方式安葬她,有齋供,有壽衣,做幾天幾夜的法事。

    而馬蒂卻打算讓她火化。

    他真是夠現代。

    因為母親的過世,他一直在見輔導老師,并加入了一個什麼互助組織。

    和陌生人說話,聽起來就好像是沒人可說話一樣。

    關于這一點,亨利在現實中有着切身的體驗,那就是孤寂。

    幾乎和他安葬埃塞爾的湖景公墓一樣孤寂。

    她現在有着觀賞華盛頓湖的絕佳視角,比鄰的是西雅圖的一些知名華人,比如李小龍。

    但最終,他們每個人所得的,不過是一塊僻靜的墓地,還有永恒的孤寂。

    你的鄰居是誰已經無關緊要。

    反正他們永遠也不會和你交談。

     夜幕降臨的時候,亨利會和妻子說說話,問問她這一天過得如何。

    當然,她永遠不會回應。

    “我可沒有瘋或怎麼樣,”亨利自言自語地說,“開明一點。

    你永遠也不會知道有誰在聽。

    ”然後他就忙着修剪起他的蒲葵和萬年青。

    從這些盆栽的棕黑色葉子你可以看得出,他已經好幾個月疏于照料它們了。

    但現在他又有時間了,有時間去照顧一些東西,使之重新茁壯生長起來。

     偶爾,他也會關心統計數字。

    倒不是關心奪走了他親愛的埃塞爾的癌症死亡率,而是他自己。

    在人壽保險公司的精算表格上,他還有多少時間?他才五十六歲,在他自己看來,他還年輕。

    但他曾在《新聞周刊》上讀到,他這個年紀的喪偶者,身體狀況會不可避免地下滑。

    也許,生命的倒計時已經開始了?他并不能肯定,因為自從埃塞爾離去之後,時間似乎變得異常緩慢。

     他此前已同波音公司簽署了提前退休協議,所以現在有着大把時間,卻找不到人和他共度。

    在涼爽的秋天傍晚,再沒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