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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裡抗洪救災的晚會，團結的力量讓人相信什麼事情都可以戰勝，但表面上，他們就隻是跷着腳躺在地上，心裡波濤洶湧，熱淚盈眶。
電視畫面裡的臉盆裡，總會漂過被解放軍救起的中國嬰兒，場景很像是《西遊記》裡的水難，那個孩子聰慧異常，從小就要去做和尚，名叫江流兒……家裡地上的臉盆呢，則裝着一隻有很多很多籽的西瓜，像甜蜜生活的瑕疵，怎麼也挑不幹淨。
挑幹淨了，西瓜瓢也就千瘡百孔了。
電風扇在一旁呼呼旋轉，人還是被熱成了坍塌的雪糕。
父親走了好多年了，安栗就連他的臉都快想不起來了。
但是如果父親還在，他們就不需要做這些戲劇化的事了，他們就可吹體面一點地在飯桌上做親戚。
她就還可以是父親家的女兒，不單是母親家的女兒。
安栗心想，要是沒什麼事他們一家也能這麼躺着就好了。
父親如果還在世的話，不知道他會選擇和她一起站着，還是和他們一起躺着。
而她，一個出過英文專著的青年學者，在這樣的場景裡，究竟是應該站着，還是進去警戒線裡躺着？她的職業倫理也沒有教她這些。
如果受訪對象采取了激烈的、突發的群體行動，她應該參與，還是永遠保持遠觀？ 這隻是個開始。
母親的微信裡說得非常平淡：“你下班來爺爺家，他們要開始搞了。
”安栗最終決定做的，就是給這家人拍了個照，母親也拍了拍她。
安栗突然覺得自己也應該躺下來的，但不知為何，有種強大力量将她與他們隔離了開來，她好像又回到了某個田野現場，和一群有欲望的老人們在一起工作。
她的任務，隻是記錄他們的欲望，修改他們的欲望，并拍一張普利策獎風格的黑白照片發表出來。
這張照片會出現在國際研讨會上，出現在她上課的PPT裡。
她不知道自己是消費了他們，還是在幫助他們。
她将終生被這樣的問題拷問。
隔幾日，按照正常流程，拆遷組給爺爺家停了水停了電。
其他親屬都簽了字，母親在哥哥們的幫助下，堅決不簽字，堅決要房子。
舅舅們還替釘子戶的房子裡，主動接上了水電。
為了不留下話柄，大舅舅去虬江路買了電表水表，也給好好地安上了，提醒母親不要忘記去支付水電費。
要是玻璃碎了，舅舅們能配玻璃。
要是床塌了，舅舅們還當過木匠，可以做出一張床來睡。
要是有人推推搡搡，小舅舅還有一張不知道哪裡搞來的殘疾證，作為道德施壓的法器……安栗想，如果外公在天之靈能看到這一切，他一定會感到很欣慰。
他們這一家人是多麼團結啊，僅僅是為了潑出去的水，都能如此同心協力，互助發電，為财産而戰鬥。
二人派出所的時候，母親讓安栗去警察那裡核對筆錄，還是那位警察。
安栗挑出了幾個錯字，播放了手機視頻，提示他們雖然發生了激烈的口角，但是并沒有“推搡”，談判也在進展中。
民警修改了筆錄。
他總是瞄她，像一個熟人似的。
“那個，我查了你的論文，”民警說，“你去過台灣哦？” 安栗說：“我去做田野調查。
” 民警說：“我覺得你的研究很有意義，手天使我還是第一次聽說。
” 安栗說：“歐洲和日本也有義工組織，叫白手套。
” 民警說：“台灣他們有多少人？” 安栗說：“幾年前也就幾十個人。
在國外，這些職業是合法的。
” 民警說：“其實我們社區也有很多殘疾人。
” 安栗手心開始冒汗了。
她理應對這些問題不再感到緊張了。
她甚至對着鏡子訓練過自己的表情管理，為自己的研究方向據理力争，顯出專業性來。
但她卻不敢看民警的眼睛。
民警繼續說道：“可惜我們還沒有那麼先進哦，沒有考慮到那麼全面。
對了，我還去豆瓣看了你的書，你會出中文版嗎？” 這下安栗吓出一身冷汗，借口有事，簽了字就跑出了派出所。
她的母親和舅舅們還在後面聊着天。
他們好像在說，等拿到了房子，要做什麼，什麼，和什麼……他們仿佛在齊心協力地愛着她，隔着十分遙遠的距離。
“你一個大學老師，以後在派出所不要瞎跑，要鎮定。
”七十多歲的大舅舅後來對安栗說，“你又沒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見不得人的事我們去幫你做了，你媽說了，你是讀書人，我們不會要你幹嗎的。
你跑什麼呀，年紀那麼大了看到警察還怕，還臉紅……” 三 在《阿甘正傳》裡，安栗第一次看到殘疾人嫖娼。
在《親密治療》裡，安栗第一次知道國際代理治病師。
在宜家的咖啡吧裡，安栗又看到了許許多多叔叔阿姨們在關關雎鸠、兼葭蒼蒼。
那好像并不是一個災難場景，相反帶着某種抵抗的生機，反抗着老齡化社會所謂“手機難民”的刻闆印象。
和躺在地上的舅舅們、母親一樣，他們好像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複雜的生活世界，共享着一些似有若無的價值。
也許他們的世界更加井井有條一些，更加有水有電，有理有據，有股票房子，有愛戴祖父的精神，也有保護妹妹的文化。
然而，人的欲望是從未被讨論到的。
安栗的欲望，母親的欲望，舅舅們的欲望，很難在一個沒有框架、沒有理論、沒有獵奇和特殊性的
電視畫面裡的臉盆裡，總會漂過被解放軍救起的中國嬰兒，場景很像是《西遊記》裡的水難，那個孩子聰慧異常，從小就要去做和尚，名叫江流兒……家裡地上的臉盆呢，則裝着一隻有很多很多籽的西瓜，像甜蜜生活的瑕疵，怎麼也挑不幹淨。
挑幹淨了，西瓜瓢也就千瘡百孔了。
電風扇在一旁呼呼旋轉，人還是被熱成了坍塌的雪糕。
父親走了好多年了，安栗就連他的臉都快想不起來了。
但是如果父親還在，他們就不需要做這些戲劇化的事了，他們就可吹體面一點地在飯桌上做親戚。
她就還可以是父親家的女兒，不單是母親家的女兒。
安栗心想，要是沒什麼事他們一家也能這麼躺着就好了。
父親如果還在世的話，不知道他會選擇和她一起站着，還是和他們一起躺着。
而她，一個出過英文專著的青年學者，在這樣的場景裡，究竟是應該站着，還是進去警戒線裡躺着？她的職業倫理也沒有教她這些。
如果受訪對象采取了激烈的、突發的群體行動，她應該參與，還是永遠保持遠觀？ 這隻是個開始。
母親的微信裡說得非常平淡：“你下班來爺爺家，他們要開始搞了。
”安栗最終決定做的，就是給這家人拍了個照，母親也拍了拍她。
安栗突然覺得自己也應該躺下來的，但不知為何，有種強大力量将她與他們隔離了開來，她好像又回到了某個田野現場，和一群有欲望的老人們在一起工作。
她的任務，隻是記錄他們的欲望，修改他們的欲望，并拍一張普利策獎風格的黑白照片發表出來。
這張照片會出現在國際研讨會上，出現在她上課的PPT裡。
她不知道自己是消費了他們，還是在幫助他們。
她将終生被這樣的問題拷問。
隔幾日，按照正常流程，拆遷組給爺爺家停了水停了電。
其他親屬都簽了字，母親在哥哥們的幫助下，堅決不簽字，堅決要房子。
舅舅們還替釘子戶的房子裡，主動接上了水電。
為了不留下話柄，大舅舅去虬江路買了電表水表，也給好好地安上了，提醒母親不要忘記去支付水電費。
要是玻璃碎了，舅舅們能配玻璃。
要是床塌了，舅舅們還當過木匠，可以做出一張床來睡。
要是有人推推搡搡，小舅舅還有一張不知道哪裡搞來的殘疾證，作為道德施壓的法器……安栗想，如果外公在天之靈能看到這一切，他一定會感到很欣慰。
他們這一家人是多麼團結啊，僅僅是為了潑出去的水，都能如此同心協力，互助發電，為财産而戰鬥。
二人派出所的時候，母親讓安栗去警察那裡核對筆錄，還是那位警察。
安栗挑出了幾個錯字，播放了手機視頻，提示他們雖然發生了激烈的口角，但是并沒有“推搡”，談判也在進展中。
民警修改了筆錄。
他總是瞄她，像一個熟人似的。
“那個，我查了你的論文，”民警說，“你去過台灣哦？” 安栗說：“我去做田野調查。
” 民警說：“我覺得你的研究很有意義，手天使我還是第一次聽說。
” 安栗說：“歐洲和日本也有義工組織，叫白手套。
” 民警說：“台灣他們有多少人？” 安栗說：“幾年前也就幾十個人。
在國外，這些職業是合法的。
” 民警說：“其實我們社區也有很多殘疾人。
” 安栗手心開始冒汗了。
她理應對這些問題不再感到緊張了。
她甚至對着鏡子訓練過自己的表情管理，為自己的研究方向據理力争，顯出專業性來。
但她卻不敢看民警的眼睛。
民警繼續說道：“可惜我們還沒有那麼先進哦，沒有考慮到那麼全面。
對了，我還去豆瓣看了你的書，你會出中文版嗎？” 這下安栗吓出一身冷汗，借口有事，簽了字就跑出了派出所。
她的母親和舅舅們還在後面聊着天。
他們好像在說，等拿到了房子，要做什麼，什麼，和什麼……他們仿佛在齊心協力地愛着她，隔着十分遙遠的距離。
“你一個大學老師，以後在派出所不要瞎跑，要鎮定。
”七十多歲的大舅舅後來對安栗說，“你又沒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見不得人的事我們去幫你做了，你媽說了，你是讀書人，我們不會要你幹嗎的。
你跑什麼呀，年紀那麼大了看到警察還怕，還臉紅……” 三 在《阿甘正傳》裡，安栗第一次看到殘疾人嫖娼。
在《親密治療》裡，安栗第一次知道國際代理治病師。
在宜家的咖啡吧裡，安栗又看到了許許多多叔叔阿姨們在關關雎鸠、兼葭蒼蒼。
那好像并不是一個災難場景，相反帶着某種抵抗的生機，反抗着老齡化社會所謂“手機難民”的刻闆印象。
和躺在地上的舅舅們、母親一樣，他們好像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複雜的生活世界，共享着一些似有若無的價值。
也許他們的世界更加井井有條一些，更加有水有電，有理有據，有股票房子，有愛戴祖父的精神，也有保護妹妹的文化。
然而，人的欲望是從未被讨論到的。
安栗的欲望，母親的欲望，舅舅們的欲望，很難在一個沒有框架、沒有理論、沒有獵奇和特殊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