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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安栗順利回家工作，趕上了海歸博士還吃香的年頭，在高校開始了安靜艱苦的“tenure-track”之旅。
從外表看來，她好像就沒出過國，或者，隻是去了外地幾年，那幾年還不如留在上海賺錢，或嫁人，那樣的話，現在孩子都能很大了。
去英國讀書這件事，在安栗身上并沒有留下什麼實際的光環，她既沒有拿到身份，沒有留在海外高就，也沒有發财。
好處是，也沒人非找她代購。
家族裡的男性親戚們從不會跟她談論脫歐、足球、梅根和哈利王子的移民趣聞，或者哭着下台的梅姨，他們隻會有意無意嘲諷她：“我們聽人家說隻要不在牛津劍橋的中國留學生，一般就說自己在英國讀書，不然他們就會說，我在牛津或者劍橋讀書哈哈哈。
”舅舅們說這話的時候，仿佛跟安栗沒多大關系，也不為了專門嘲諷她。
他們就是要說一說，不說憋着就難受。
他們既不知道安栗在做什麼，也不真的想知道。
她，就是一個女孩子，家裡的一個女孩子，還是一個書呆子，靜靜地冒着傻氣。
平日裡，安栗吃的、穿的、用的，都和四五年前沒多大變化。
上海房價的變化，遠超過她的變化。
就連母親，在凝視她半晌之後，最多說一句：“你也有點見老哦，不過不仔細看也看不出。
因為你老得也不算難看，像我。
” 在現實世界，沒有人知道，兩年前她在萊比錫大學舉辦的研讨會上遇到了伯樂。
那位英國業界大牛看了她的研究很感興趣，他特别喜歡中國，覺得中國人奇異，奇異又壓抑。
他手上剛好有一組書在編，要編很久。
那個書系，後來收入了安栗的博士論文。
書的封面做得漂亮，用了一張老人與天使的照片。
這簡直不可思議，極少有年輕學者有這樣的待遇，這為安栗後來的求職營造了光環，她确實有所獲得，從社交中，從研究方向裡，甚至是從“亞洲”的符号裡。
同侪們并不那麼看，他們覺得那些雖然都是她的好運，但安栗身為年輕女性的原罪也不遑多讓，對獵取好運是有極大助益的。
于是逐漸有傳說，說安栗是研讨會花蝴蝶，人雖其貌不揚卻很會跟大佬聯絡。
也有人說，安栗英文并不好，卻有人免費為她潤稿，這是為什麼呢？怎麼會有這等好事呢？誰知道呢？還有人索性說：“她啊，早就被殖民了。
”圈子很小，說這些話的人，安栗都認識，有的人一起吃過飯，有的人她陪遊去參觀過牛津劍橋，有的還跟她請教過投稿的問題。
開始時，聽到這些話，安栗是會難過的。
時間久了，就習慣了。
她覺得别人眼中的自己，好像要比真實的自己強大得多。
盡管他們的表述，是在揶揄她“其實也沒那麼強”。
她對自己說，同行和同性的敵意都是勳章，就好像電動遊戲裡的自己一樣強悍、自信、藐視天地。
更多的批評來自豆瓣網，來自全球不到百人的閱讀量中，她并不認識的同行。
那些觸目驚心的差評，就好像是命運的十字架，提醒她“好運”的背後标定着連環債務，還也還不清的。
她唯有更努力，才能挽回一點點顔面。
例如，每一年的發表、引用，同行隻言片語的評價，研讨會的邀請。
但無論如何，那些價值的總和依然超不過那本書。
所以，令人悲傷的是，即使安栗一直在努力擺脫那本書，她的内心又是極需要那本書的。
是那本書改變了她的命運，讓她被人看到，被人批評，讓她有了今時今日的生活。
和她枯燥的日常生活相比，那本書是她人生的高光時刻，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是她的理想自我。
同侪和後輩們以看似客觀的态度評論道：“這本書的絕大部分内容在中國都是沒有現實意義的（如果用中文寫一遍，根本無法出版）”“如果論文可以這麼寫，去英國讀個博士也不錯”“她為什麼不發在公衆号上？那樣更适合她呀”。
安栗每天早晨刷一遍豆瓣，有時也能刷出一兩個好心人對空言說：“去除獵奇的問題，田野還是做得不錯的”“可惜即使不是老人與殘疾人，生活問題也是很複雜的啊”，以至于他們給的“三星”打分，都能顯出溫存的人情味來。
這讓安栗後來在看。
待别人的著作時，多了一些慈悲和體諒。
事非經過不知難。
有的人明明也被難倒過，卻硬裝作沒有，她不想成為那樣的人。
如今，安栗手中拿到同行評議的論文，即使再糟，她都心存善念、手下留情。
原因就是她每天都在豆瓣刷新評論，是那些評論照亮了她的軟弱和不自信，成了她的心病，她是在意它們的。
盡管她問心無愧，她說服自己隻是好運。
她負隅頑抗（其實并沒有幾則）輿論，也負隅頑抗“好運”連帶的污名。
這些事，安栗的家人并不知情。
他們仿佛生活在另一個次元。
也挺熱鬧的，挺激烈的。
女孩子有了穩定的工作，周圍人便隻關心她有沒有結婚。
這聽起來是中學生必讀世界名著中的一句話，其實不盡然，周圍人還會關心她每個月賺多少錢，有沒有房子和車，一年出國旅行幾次，家裡有沒有戴森。
如果她嫁給了愛情，那周圍人會發自内心地感到惋惜，靜候着好景不長，愛是最靠不住的，圖别人對你好，最貪婪。
如果她嫁給了金錢，他們又會覺得她本來就不配擁有
從外表看來，她好像就沒出過國，或者，隻是去了外地幾年，那幾年還不如留在上海賺錢，或嫁人，那樣的話，現在孩子都能很大了。
去英國讀書這件事，在安栗身上并沒有留下什麼實際的光環，她既沒有拿到身份，沒有留在海外高就，也沒有發财。
好處是，也沒人非找她代購。
家族裡的男性親戚們從不會跟她談論脫歐、足球、梅根和哈利王子的移民趣聞，或者哭着下台的梅姨，他們隻會有意無意嘲諷她：“我們聽人家說隻要不在牛津劍橋的中國留學生，一般就說自己在英國讀書，不然他們就會說，我在牛津或者劍橋讀書哈哈哈。
”舅舅們說這話的時候，仿佛跟安栗沒多大關系，也不為了專門嘲諷她。
他們就是要說一說，不說憋着就難受。
他們既不知道安栗在做什麼，也不真的想知道。
她，就是一個女孩子，家裡的一個女孩子，還是一個書呆子，靜靜地冒着傻氣。
平日裡，安栗吃的、穿的、用的，都和四五年前沒多大變化。
上海房價的變化，遠超過她的變化。
就連母親，在凝視她半晌之後，最多說一句：“你也有點見老哦，不過不仔細看也看不出。
因為你老得也不算難看，像我。
” 在現實世界，沒有人知道，兩年前她在萊比錫大學舉辦的研讨會上遇到了伯樂。
那位英國業界大牛看了她的研究很感興趣，他特别喜歡中國，覺得中國人奇異，奇異又壓抑。
他手上剛好有一組書在編，要編很久。
那個書系，後來收入了安栗的博士論文。
書的封面做得漂亮，用了一張老人與天使的照片。
這簡直不可思議，極少有年輕學者有這樣的待遇，這為安栗後來的求職營造了光環，她确實有所獲得，從社交中，從研究方向裡，甚至是從“亞洲”的符号裡。
同侪們并不那麼看，他們覺得那些雖然都是她的好運，但安栗身為年輕女性的原罪也不遑多讓，對獵取好運是有極大助益的。
于是逐漸有傳說，說安栗是研讨會花蝴蝶，人雖其貌不揚卻很會跟大佬聯絡。
也有人說，安栗英文并不好，卻有人免費為她潤稿，這是為什麼呢？怎麼會有這等好事呢？誰知道呢？還有人索性說：“她啊，早就被殖民了。
”圈子很小，說這些話的人，安栗都認識，有的人一起吃過飯，有的人她陪遊去參觀過牛津劍橋，有的還跟她請教過投稿的問題。
開始時，聽到這些話，安栗是會難過的。
時間久了，就習慣了。
她覺得别人眼中的自己，好像要比真實的自己強大得多。
盡管他們的表述，是在揶揄她“其實也沒那麼強”。
她對自己說，同行和同性的敵意都是勳章，就好像電動遊戲裡的自己一樣強悍、自信、藐視天地。
更多的批評來自豆瓣網，來自全球不到百人的閱讀量中，她并不認識的同行。
那些觸目驚心的差評，就好像是命運的十字架，提醒她“好運”的背後标定着連環債務，還也還不清的。
她唯有更努力，才能挽回一點點顔面。
例如，每一年的發表、引用，同行隻言片語的評價，研讨會的邀請。
但無論如何，那些價值的總和依然超不過那本書。
所以，令人悲傷的是，即使安栗一直在努力擺脫那本書，她的内心又是極需要那本書的。
是那本書改變了她的命運，讓她被人看到，被人批評，讓她有了今時今日的生活。
和她枯燥的日常生活相比，那本書是她人生的高光時刻，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是她的理想自我。
同侪和後輩們以看似客觀的态度評論道：“這本書的絕大部分内容在中國都是沒有現實意義的（如果用中文寫一遍，根本無法出版）”“如果論文可以這麼寫，去英國讀個博士也不錯”“她為什麼不發在公衆号上？那樣更适合她呀”。
安栗每天早晨刷一遍豆瓣，有時也能刷出一兩個好心人對空言說：“去除獵奇的問題，田野還是做得不錯的”“可惜即使不是老人與殘疾人，生活問題也是很複雜的啊”，以至于他們給的“三星”打分，都能顯出溫存的人情味來。
這讓安栗後來在看。
待别人的著作時，多了一些慈悲和體諒。
事非經過不知難。
有的人明明也被難倒過，卻硬裝作沒有，她不想成為那樣的人。
如今，安栗手中拿到同行評議的論文，即使再糟，她都心存善念、手下留情。
原因就是她每天都在豆瓣刷新評論，是那些評論照亮了她的軟弱和不自信，成了她的心病，她是在意它們的。
盡管她問心無愧，她說服自己隻是好運。
她負隅頑抗（其實并沒有幾則）輿論，也負隅頑抗“好運”連帶的污名。
這些事，安栗的家人并不知情。
他們仿佛生活在另一個次元。
也挺熱鬧的，挺激烈的。
女孩子有了穩定的工作，周圍人便隻關心她有沒有結婚。
這聽起來是中學生必讀世界名著中的一句話，其實不盡然，周圍人還會關心她每個月賺多少錢，有沒有房子和車，一年出國旅行幾次，家裡有沒有戴森。
如果她嫁給了愛情，那周圍人會發自内心地感到惋惜，靜候着好景不長，愛是最靠不住的，圖别人對你好，最貪婪。
如果她嫁給了金錢，他們又會覺得她本來就不配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