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關燈
小
中
大
到他充滿皺紋的前額上。
他老了，也累了。
天很藍。
一架飛機在低沉的轟鳴聲中降落在雅典的另一邊的機場上。
又有其他來訪者抵達了，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
那天晚上的晚餐實在太糟糕了，典型的英國式宴請，吃的東西很少。
沒去之前，我曾經考慮過要給他們講點布拉尼的情況，我認為那是一張被施了魔法的餐桌。
但是談話剛開始五分鐘，我這念頭便蕩然無存了。
我們總共八個人，五個是文化委員會的，還有一個大使館秘書、一個小個子中年同性戀者、一個批評家是來發表宏論的。
席間有大量文學閑談。
同性戀者眼巴巴地盼着大家多講出些作家的名字來。
“有人讀過亨利·格林的新作嗎？”大使館秘書問道。
“簡直令人無法容忍。
” “我覺得寫得很好。
” 同性戀者摸了一下蝶形領帶：“你們當然知道可愛的亨利……有時說的話。
” 他這樣反複說了十遍，我環顧周圍的面孔，希望看到有人表示與他同感，有人沖他大喊，那是書本裡發生的事情，不是私生活中的瑣事。
但是他們全都一樣，每個人的思想都披上了同樣神秘的盔甲，像古蜥的翎颌，像冰柱的緣飾。
我整個晚上所聽到的唯有破碎冰針的叮當聲，人們膽小怕事，欲言又止，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
沒有一個人說出自己要說的話，自己的心裡話。
沒有一個人的行為是寬容的、熱情的、自然的。
最後氣氛變得很令人讨厭。
我能看出主人和他的妻子真的熱愛希臘，但是話噎在喉嚨裡就是說不出來。
批評家對李維斯發表了一番頗有見地的評論，後來又對他破口大罵，把自己的一番高論給毀壞了。
我們全都一樣，我幾乎什麼話也沒說，但這并不能說明我就清白些或者更少受制于人。
故國、女王、公學、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标準口音，像我們這樣的人，一個個道貌岸然，圍繞桌子站立，像秘密警察，随時準備對任何明智的歐洲人道主義表現加以鎮壓。
典型的症狀是在講話中使用的人稱一概都是“某人”——某人的觀點、某人的朋友、某人的仆人、某人喜愛的作家、某人在希臘的旅行，直至可怕的英國資産階級複仇之神等。
“某人”就像被煤煙熏黑的一個存疑符号，整個晚上都占着主導地位。
我和批評家一起返回旅館，一路上痛苦慌亂地回憶起弗雷澤斯充滿希望的孤寂，回憶起我所遭受的損失。
“文化委員會的這些人實在太讨厭了，”他說，“但是也難怪，生存手段呗。
”他沒有走進我的房間。
他說他要漫步去雅典衛城，但是實際上他卻走向紮皮翁公園，那裡有大群鄉下孩子，他們掙紮在饑餓線上，到雅典來出賣自己單薄的體力換碗飯吃。
我到一個酒吧間去，坐下來喝了一大杯白蘭地。
我感到很沮喪，無法面對不得不回英國去的現實。
我過的是流亡生活，永遠的流亡，不管我是否住在那裡。
流亡的事實我可以忍受，但是流亡的孤寂我無法忍受。
我回到旅館房間時大約十二點半。
雅典夏天的夜晚依舊悶熱難當。
我剛脫光衣服，打開淋浴頭，床頭的電話鈴響了。
我光着身子去接電話，想着可能是批評家打來的，他在紮皮翁公園大概并不盡興，想找個目标來談談那些沒完沒了的作家名字。
“喂。
” “歐夫先生。
”是旅館服務總台夜間接待員的聲音，“有你的電話。
” 咔嗒聲。
“喂？” “噢，是于爾菲先生嗎？”是男人的聲音，我聽不出是誰。
希臘語，但音調很好聽。
“我是。
你是誰？” “請你看看窗外好嗎？” 咔嗒聲。
靜默。
我對着話筒急促地呼喚，可是毫無結果。
對方把電話挂了。
我從床上抓了一件晨衣，關了燈，跑到窗口。
我三樓房間的窗口外有一條小街。
對面停着一輛黃色出租車，車後部朝我這邊，在坡地上微微傾斜。
這是正常現象，旅館叫來的出租車總是停在那裡等。
有一個穿白襯衫的男人從街道對面迅速走去，經過出租車。
他剛好在我窗口底下穿過馬路，看不出他有什麼奇異的地方。
無人的街道、街燈、關閉的商店、黑暗的辦公室，一輛出租車。
那人消失了。
這時才出現了一點動靜。
在我窗戶底下的正對面有一盞街燈，安裝在商店拱廊入口處的牆壁上。
因為角度不對，我看不到拱廊的後面。
一個女孩子出來了。
出租車發動起來。
她知道我在哪裡。
她走到人行道的邊緣上，擡起頭來看我的窗口，小小的個子，仿佛沒有什麼變化但又有所變化。
燈光照在她的棕色手臂上，但是她的臉在陰影裡。
黑連衣裙、黑鞋子，左手提着一隻小小的黑色夜用手提包。
像妓女常出現的情形一樣，她從陰影裡走出來；也像羅伯特·福克斯。
她沒有表情，隻是擡起頭來看我。
持續時間很短，十五秒鐘就結束了。
出租車突然倒退到她面前。
有人打開車門，她迅速鑽進車去。
出租車猛然開動，速度很快，到街道盡頭處，汽車輪子發出尖厲的吱吱叫聲。
一塊水晶跌得粉碎。
一切都被背叛了。
他老了，也累了。
天很藍。
一架飛機在低沉的轟鳴聲中降落在雅典的另一邊的機場上。
又有其他來訪者抵達了，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
那天晚上的晚餐實在太糟糕了，典型的英國式宴請，吃的東西很少。
沒去之前，我曾經考慮過要給他們講點布拉尼的情況，我認為那是一張被施了魔法的餐桌。
但是談話剛開始五分鐘，我這念頭便蕩然無存了。
我們總共八個人，五個是文化委員會的，還有一個大使館秘書、一個小個子中年同性戀者、一個批評家是來發表宏論的。
席間有大量文學閑談。
同性戀者眼巴巴地盼着大家多講出些作家的名字來。
“有人讀過亨利·格林的新作嗎？”大使館秘書問道。
“簡直令人無法容忍。
” “我覺得寫得很好。
” 同性戀者摸了一下蝶形領帶：“你們當然知道可愛的亨利……有時說的話。
” 他這樣反複說了十遍，我環顧周圍的面孔，希望看到有人表示與他同感，有人沖他大喊，那是書本裡發生的事情，不是私生活中的瑣事。
但是他們全都一樣，每個人的思想都披上了同樣神秘的盔甲，像古蜥的翎颌，像冰柱的緣飾。
我整個晚上所聽到的唯有破碎冰針的叮當聲，人們膽小怕事，欲言又止，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
沒有一個人說出自己要說的話，自己的心裡話。
沒有一個人的行為是寬容的、熱情的、自然的。
最後氣氛變得很令人讨厭。
我能看出主人和他的妻子真的熱愛希臘，但是話噎在喉嚨裡就是說不出來。
批評家對李維斯發表了一番頗有見地的評論，後來又對他破口大罵，把自己的一番高論給毀壞了。
我們全都一樣，我幾乎什麼話也沒說，但這并不能說明我就清白些或者更少受制于人。
故國、女王、公學、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标準口音，像我們這樣的人，一個個道貌岸然，圍繞桌子站立，像秘密警察，随時準備對任何明智的歐洲人道主義表現加以鎮壓。
典型的症狀是在講話中使用的人稱一概都是“某人”——某人的觀點、某人的朋友、某人的仆人、某人喜愛的作家、某人在希臘的旅行，直至可怕的英國資産階級複仇之神等。
“某人”就像被煤煙熏黑的一個存疑符号，整個晚上都占着主導地位。
我和批評家一起返回旅館，一路上痛苦慌亂地回憶起弗雷澤斯充滿希望的孤寂，回憶起我所遭受的損失。
“文化委員會的這些人實在太讨厭了，”他說，“但是也難怪，生存手段呗。
”他沒有走進我的房間。
他說他要漫步去雅典衛城，但是實際上他卻走向紮皮翁公園，那裡有大群鄉下孩子，他們掙紮在饑餓線上，到雅典來出賣自己單薄的體力換碗飯吃。
我到一個酒吧間去，坐下來喝了一大杯白蘭地。
我感到很沮喪，無法面對不得不回英國去的現實。
我過的是流亡生活，永遠的流亡，不管我是否住在那裡。
流亡的事實我可以忍受，但是流亡的孤寂我無法忍受。
我回到旅館房間時大約十二點半。
雅典夏天的夜晚依舊悶熱難當。
我剛脫光衣服，打開淋浴頭，床頭的電話鈴響了。
我光着身子去接電話，想着可能是批評家打來的，他在紮皮翁公園大概并不盡興，想找個目标來談談那些沒完沒了的作家名字。
“喂。
” “歐夫先生。
”是旅館服務總台夜間接待員的聲音，“有你的電話。
” 咔嗒聲。
“喂？” “噢，是于爾菲先生嗎？”是男人的聲音，我聽不出是誰。
希臘語，但音調很好聽。
“我是。
你是誰？” “請你看看窗外好嗎？” 咔嗒聲。
靜默。
我對着話筒急促地呼喚，可是毫無結果。
對方把電話挂了。
我從床上抓了一件晨衣，關了燈，跑到窗口。
我三樓房間的窗口外有一條小街。
對面停着一輛黃色出租車，車後部朝我這邊，在坡地上微微傾斜。
這是正常現象，旅館叫來的出租車總是停在那裡等。
有一個穿白襯衫的男人從街道對面迅速走去，經過出租車。
他剛好在我窗口底下穿過馬路，看不出他有什麼奇異的地方。
無人的街道、街燈、關閉的商店、黑暗的辦公室，一輛出租車。
那人消失了。
這時才出現了一點動靜。
在我窗戶底下的正對面有一盞街燈，安裝在商店拱廊入口處的牆壁上。
因為角度不對，我看不到拱廊的後面。
一個女孩子出來了。
出租車發動起來。
她知道我在哪裡。
她走到人行道的邊緣上，擡起頭來看我的窗口，小小的個子，仿佛沒有什麼變化但又有所變化。
燈光照在她的棕色手臂上，但是她的臉在陰影裡。
黑連衣裙、黑鞋子，左手提着一隻小小的黑色夜用手提包。
像妓女常出現的情形一樣，她從陰影裡走出來；也像羅伯特·福克斯。
她沒有表情，隻是擡起頭來看我。
持續時間很短，十五秒鐘就結束了。
出租車突然倒退到她面前。
有人打開車門，她迅速鑽進車去。
出租車猛然開動，速度很快，到街道盡頭處，汽車輪子發出尖厲的吱吱叫聲。
一塊水晶跌得粉碎。
一切都被背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