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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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〇年意大利人侵略希臘的時候，我決定不逃跑。
我不能告訴你為什麼。
也許是好奇，也許是内疚，也許是無所謂。
而且在這裡，一座遙遠小島的一個遙遠角落，這樣做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氣。
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德國人從意大利人手裡接管了小島。
四月二十七日，他們占領雅典。
六月，他們開始侵略克裡特島，一時間我們陷入戰争的深重災難之中。
頭頂上運輸機穿梭往返，終日不絕。
各個港口停滿了德國登陸艇。
但事隔不久，和平重新降臨到了小島上。
它無論對軸心國還是對抵抗運動都沒有什麼戰略價值。
駐軍部隊的規模很小，隻有四十名奧地利人，由一名校官指揮，他在侵略法國時受過傷。
納粹給奧地利人和意大利人分派的總是容易駐守的占領區。
“侵略克裡特島期間，我已經被趕出布拉尼。
這裡建立了一個觀察所，正是為了維持這個觀察所的正常運作，才建立了一支守備部隊。
幸好我在村子裡還有房子。
德國人并沒有什麼不高興，他們幫助我把輕便的東西都搬到那裡去，甚至還付給我一點駐紮布拉尼的租金。
正當一切安頓妥帖之時，村裡當年的村長突然患了嚴重的血栓症。
兩天之後，我奉命去見島上一位新來的指揮官。
他和他的部隊就駐紮在你們學校，學校聖誕節後就關閉了。
“我以為我要見的是一位剛提拔的相當于軍需官的軍官，但是我實際見到的卻是一位很英俊的男青年，二十七八歲，法語講得極好，他說他知道我的法語也說得挺流利。
他非常有禮貌，不隻是表現出一點歉意。
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我們彼此甚至還談得十分投合。
他很快就切入正題。
他要我擔任村裡的新村長。
我立即拒絕，我不想卷入戰争。
他派人去把兩三位有影響的村民請來。
他們來後，他讓我跟他們單獨在一起，我發現推薦我當村長的正是他們這幾個人。
當然他們誰也不願意擔任這個職務，并且串通一氣，于是我便成了理想的替罪羊。
他們從道德高度上對我說盡了恭維話，我仍然表示拒絕。
後來他們坦率相告——答應給予默契支持……簡而言之，最後我說，好吧，我幹。
“我擔任了這一新的沒有把握的職務之後，與克盧伯校官有了頻繁接觸。
我們初次見面之後的五六個星期，有一天晚上他說，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更喜歡我叫他安東。
這就是告訴你，我們經常有單獨在一起的機會，這再次證實了我們彼此确實十分投合。
我們的第一個聯系是通過音樂建立起來的。
他是個很好的男高音。
像許多真正有天分的歌手一樣，他唱起舒伯特和沃爾夫的歌曲時比誰都更富有感情，比誰都唱得好，隻有少數最偉大的專業抒情歌手例外。
起碼在我聽來是如此。
他頭一次到我的别墅來，就看見了我的古鋼琴。
我頗懷惡意地給他彈奏了哥德堡變奏曲。
如果你想讓一個敏感的德國人流淚，最有把握的手段莫過于此了。
我不是說他是個難以征服的硬心腸。
其實他對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慚愧，很想找一個反納粹人物作為自己的崇拜對象。
第二次，我到學校去拜訪他，他要我用學校的鋼琴為他伴奏，他把學校的鋼琴搬到了自己的住處。
這一次輪到我傷感了，當然不是流淚，但是他的确唱得很好，而我對舒伯特的歌曲向來容易動感情。
“我首先想知道的事情之一是，安東的法語這樣好，為什麼沒有留在被占領的法國。
似乎是他的一些同胞認為他對待法國人的态度還不夠‘德國’。
毫無疑問，他在軍人集體用膳時曾多次為高盧文化辯護，但有一次他終于為此倒了黴，這就是他被貶到這個與世隔絕的小島的原因。
還有一點我忘了說，他在一九四〇年的侵略中曾被擊中膝蓋骨，腳有點跛，執行軍務有所不便。
他是德國人，不是奧地利人。
他的家庭很富有，戰前他曾在巴黎大學學習過一年，最後他拿定主意要當一名建築師，可是後來他的學習被戰争打斷了。
” 他停住了，把燈調亮，打開夾子，攤開一張很大的平面示意圖。
兩三張草圖都是用透視立面手法畫的，建築材料全是玻璃和閃閃發亮的混凝土。
“他對這幢别墅持強烈的批評态度。
他答應戰後要回來為我建一幢新的，仿照最優秀的包豪斯建築學派。
” 所有的文字說明都是用法語寫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個德國字。
平面圖的署名是：安東·克盧伯，大瘋狂四年六月七日。
他讓我多看了幾眼，然後把燈又調小了。
“占領期間的頭一年，一切都還過得去。
我們的食物嚴重短缺，但是安東和他手下的士兵對村民的無數違規行為采取了睜一眼閉一眼的态度。
認為占領就是穿納粹軍靴的沖鋒隊橫行、當地人遭殃的看法是荒唐的。
多數奧地利士兵都超過四十歲，他們自己也是父親，村裡的孩子很容易勾起他們的思親之情。
一九四二年夏季的一個黎明，同盟國的一架飛機用魚雷擊中了一艘德國軍需登陸艇，該艇在前往克裡特島途中暫時停靠在老港口。
船沉了，幾百箱食品漂浮到水面上來。
當時，島民們已經有一年時間除了魚和劣質面包以外什麼都吃不上。
一下子看到這麼多肉、奶、米和其他奢侈品，誰不動心？大家駕着任何可以漂浮的東西蜂擁而出。
有人把情況告訴了我，我立即趕到港口去。
守備部隊在那裡有一挺機關槍，剛才還對同盟國的飛機怒射過，我擔心他們會對村民進行報複性的可怕大屠殺。
但是我到港口的時候，卻看見島民們正在忙着撈取一箱一箱的食品，距離機關槍還不到一百碼。
安東和值勤士兵就站在哨所外面，一槍不發。
“當天早上晚些時候，安東把我叫去。
我當然對他千恩萬謝。
他說，他要向上級報告，說因為村民行動快，劃船救助，登陸艇的幾名船員才幸免于難。
現在他需要讓村民交回幾箱食品作為搶救的證據，讓我關照一下這件事。
其餘部分将按‘沉毀’處理。
通過這件事，村民們對他和他手下士兵的最後一點敵意也完全消失了。
“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大約是這一事件之後一個月左右，一群奧地利士兵喝得似醉非醉，在港口附近放聲歌唱。
突然間，島民們也開始唱起來。
大家輪流唱，奧地利士兵唱完島民唱，先用德文唱後用希臘文唱。
唱完奧地利蒂羅爾州的頌歌唱希臘歌，形成了很奇怪的現象。
最後，他們都互相唱起對方的歌來了。
“但這也就是我們小小黃金時代的鼎盛時期了。
奧地利士兵中出現了間諜。
唱歌之後大約一星期，給安東的守備部隊增派了一組德國兵，說是來‘加強軍紀’的。
有一天，他像個生氣的孩子跑來找我，說：‘他們告訴我，說我有敗壞納粹國防軍名聲的危險，要我痛改前非。
’他的部隊被禁止向島民贈送食品，我們在村裡也很少再見到他們了。
當年十一月，他們制定了一套衡量政績的新辦法。
幸在我治理寬松，村民們給了我意外的好評價，同時他們也比較順利地接受了更加嚴格的管理辦法。
” 康奇斯停止說話，拍了兩次手。
“我要讓你看一看安東。
” “我想我已經看見過他了。
” “不。
安東已經死了。
你看見過的是長相跟他酷似的一個演員。
現在要讓你看的是真的安東。
戰争期間，我有一台小型電影攝影機和兩盤膠片。
這些膠片我一直保存到一九四四年才沖洗出來。
質量很差。
” 我聽到了放映機的沙沙聲。
一支光束從上面投射出來，經過調整，集中在銀幕上，聚焦比較匆忙，有些模糊。
銀幕上出現一個英俊的男青年，年紀和我相仿，不是前一個星期我看見的那個人，盡管他們有一個特征很相似，眉毛又濃又黑。
但是銀幕上這個人一看就知道是個戰時軍官，錯不了。
從外表看不出他特别寬厚，倒更像是個不列颠戰役中的飛行員，一副逍遙自在的樣子。
他臉帶微笑，正在一堵高牆旁邊順着一條小路走，可能就是赫爾墨斯·安貝拉斯家的圍牆。
他裝出一副男高音的豪壯派頭，笑起來顯得不自然。
十秒鐘的電影片斷突然結束了。
在第二個片斷中，他正在喝咖啡，用一隻腳逗貓玩。
他斜眼看鏡頭，表情嚴肅，略顯腼腆，似乎有人事先告訴他不能笑。
影片很模糊，不穩定，隻有業餘水準。
另一個片斷顯示一隊軍人從港口走過，突然遭到來自頭頂上方的槍擊，子彈是從樓上窗口射出來的。
“後面那個人就是安東。
” 他腳有點跛。
我知道我所看到的是不可僞造的真實情況。
透過那些人，我仿佛看到一個寬闊的碼頭，碼頭上聳立着一幢建築物，那是島上的小海關和海岸衛隊的所在地。
我知道那建築是戰争開始之後才造起來的。
在影片裡，碼頭上空無一物。
光束消失了。
“我還拍了其他一些場景，但有一盤膠片壞掉了。
我能搶救出來的就這些了。
”他停頓了一下，然後接着說，“在希臘的這一地區負責‘加強軍紀’的軍官是黨衛隊的校官，名叫溫梅爾，迪特裡奇·溫梅爾。
我現在談及的那個時間，希臘的抵抗運動已經開始了，隻要地形允許，他們就
我不能告訴你為什麼。
也許是好奇，也許是内疚，也許是無所謂。
而且在這裡，一座遙遠小島的一個遙遠角落，這樣做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氣。
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德國人從意大利人手裡接管了小島。
四月二十七日，他們占領雅典。
六月，他們開始侵略克裡特島，一時間我們陷入戰争的深重災難之中。
頭頂上運輸機穿梭往返，終日不絕。
各個港口停滿了德國登陸艇。
但事隔不久，和平重新降臨到了小島上。
它無論對軸心國還是對抵抗運動都沒有什麼戰略價值。
駐軍部隊的規模很小，隻有四十名奧地利人，由一名校官指揮，他在侵略法國時受過傷。
納粹給奧地利人和意大利人分派的總是容易駐守的占領區。
“侵略克裡特島期間，我已經被趕出布拉尼。
這裡建立了一個觀察所，正是為了維持這個觀察所的正常運作，才建立了一支守備部隊。
幸好我在村子裡還有房子。
德國人并沒有什麼不高興，他們幫助我把輕便的東西都搬到那裡去，甚至還付給我一點駐紮布拉尼的租金。
正當一切安頓妥帖之時，村裡當年的村長突然患了嚴重的血栓症。
兩天之後，我奉命去見島上一位新來的指揮官。
他和他的部隊就駐紮在你們學校，學校聖誕節後就關閉了。
“我以為我要見的是一位剛提拔的相當于軍需官的軍官，但是我實際見到的卻是一位很英俊的男青年，二十七八歲，法語講得極好，他說他知道我的法語也說得挺流利。
他非常有禮貌，不隻是表現出一點歉意。
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我們彼此甚至還談得十分投合。
他很快就切入正題。
他要我擔任村裡的新村長。
我立即拒絕，我不想卷入戰争。
他派人去把兩三位有影響的村民請來。
他們來後，他讓我跟他們單獨在一起，我發現推薦我當村長的正是他們這幾個人。
當然他們誰也不願意擔任這個職務，并且串通一氣，于是我便成了理想的替罪羊。
他們從道德高度上對我說盡了恭維話，我仍然表示拒絕。
後來他們坦率相告——答應給予默契支持……簡而言之，最後我說，好吧，我幹。
“我擔任了這一新的沒有把握的職務之後，與克盧伯校官有了頻繁接觸。
我們初次見面之後的五六個星期，有一天晚上他說，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更喜歡我叫他安東。
這就是告訴你，我們經常有單獨在一起的機會，這再次證實了我們彼此确實十分投合。
我們的第一個聯系是通過音樂建立起來的。
他是個很好的男高音。
像許多真正有天分的歌手一樣，他唱起舒伯特和沃爾夫的歌曲時比誰都更富有感情，比誰都唱得好，隻有少數最偉大的專業抒情歌手例外。
起碼在我聽來是如此。
他頭一次到我的别墅來，就看見了我的古鋼琴。
我頗懷惡意地給他彈奏了哥德堡變奏曲。
如果你想讓一個敏感的德國人流淚，最有把握的手段莫過于此了。
我不是說他是個難以征服的硬心腸。
其實他對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慚愧，很想找一個反納粹人物作為自己的崇拜對象。
第二次，我到學校去拜訪他，他要我用學校的鋼琴為他伴奏，他把學校的鋼琴搬到了自己的住處。
這一次輪到我傷感了，當然不是流淚，但是他的确唱得很好，而我對舒伯特的歌曲向來容易動感情。
“我首先想知道的事情之一是，安東的法語這樣好，為什麼沒有留在被占領的法國。
似乎是他的一些同胞認為他對待法國人的态度還不夠‘德國’。
毫無疑問，他在軍人集體用膳時曾多次為高盧文化辯護，但有一次他終于為此倒了黴，這就是他被貶到這個與世隔絕的小島的原因。
還有一點我忘了說，他在一九四〇年的侵略中曾被擊中膝蓋骨，腳有點跛，執行軍務有所不便。
他是德國人，不是奧地利人。
他的家庭很富有，戰前他曾在巴黎大學學習過一年，最後他拿定主意要當一名建築師，可是後來他的學習被戰争打斷了。
” 他停住了，把燈調亮，打開夾子，攤開一張很大的平面示意圖。
兩三張草圖都是用透視立面手法畫的，建築材料全是玻璃和閃閃發亮的混凝土。
“他對這幢别墅持強烈的批評态度。
他答應戰後要回來為我建一幢新的，仿照最優秀的包豪斯建築學派。
” 所有的文字說明都是用法語寫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個德國字。
平面圖的署名是：安東·克盧伯，大瘋狂四年六月七日。
他讓我多看了幾眼，然後把燈又調小了。
“占領期間的頭一年，一切都還過得去。
我們的食物嚴重短缺，但是安東和他手下的士兵對村民的無數違規行為采取了睜一眼閉一眼的态度。
認為占領就是穿納粹軍靴的沖鋒隊橫行、當地人遭殃的看法是荒唐的。
多數奧地利士兵都超過四十歲，他們自己也是父親，村裡的孩子很容易勾起他們的思親之情。
一九四二年夏季的一個黎明，同盟國的一架飛機用魚雷擊中了一艘德國軍需登陸艇，該艇在前往克裡特島途中暫時停靠在老港口。
船沉了，幾百箱食品漂浮到水面上來。
當時，島民們已經有一年時間除了魚和劣質面包以外什麼都吃不上。
一下子看到這麼多肉、奶、米和其他奢侈品，誰不動心？大家駕着任何可以漂浮的東西蜂擁而出。
有人把情況告訴了我，我立即趕到港口去。
守備部隊在那裡有一挺機關槍，剛才還對同盟國的飛機怒射過，我擔心他們會對村民進行報複性的可怕大屠殺。
但是我到港口的時候，卻看見島民們正在忙着撈取一箱一箱的食品，距離機關槍還不到一百碼。
安東和值勤士兵就站在哨所外面，一槍不發。
“當天早上晚些時候，安東把我叫去。
我當然對他千恩萬謝。
他說，他要向上級報告，說因為村民行動快，劃船救助，登陸艇的幾名船員才幸免于難。
現在他需要讓村民交回幾箱食品作為搶救的證據，讓我關照一下這件事。
其餘部分将按‘沉毀’處理。
通過這件事，村民們對他和他手下士兵的最後一點敵意也完全消失了。
“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大約是這一事件之後一個月左右，一群奧地利士兵喝得似醉非醉，在港口附近放聲歌唱。
突然間，島民們也開始唱起來。
大家輪流唱，奧地利士兵唱完島民唱，先用德文唱後用希臘文唱。
唱完奧地利蒂羅爾州的頌歌唱希臘歌，形成了很奇怪的現象。
最後，他們都互相唱起對方的歌來了。
“但這也就是我們小小黃金時代的鼎盛時期了。
奧地利士兵中出現了間諜。
唱歌之後大約一星期，給安東的守備部隊增派了一組德國兵，說是來‘加強軍紀’的。
有一天，他像個生氣的孩子跑來找我，說：‘他們告訴我，說我有敗壞納粹國防軍名聲的危險，要我痛改前非。
’他的部隊被禁止向島民贈送食品，我們在村裡也很少再見到他們了。
當年十一月，他們制定了一套衡量政績的新辦法。
幸在我治理寬松，村民們給了我意外的好評價，同時他們也比較順利地接受了更加嚴格的管理辦法。
” 康奇斯停止說話，拍了兩次手。
“我要讓你看一看安東。
” “我想我已經看見過他了。
” “不。
安東已經死了。
你看見過的是長相跟他酷似的一個演員。
現在要讓你看的是真的安東。
戰争期間，我有一台小型電影攝影機和兩盤膠片。
這些膠片我一直保存到一九四四年才沖洗出來。
質量很差。
” 我聽到了放映機的沙沙聲。
一支光束從上面投射出來，經過調整，集中在銀幕上，聚焦比較匆忙，有些模糊。
銀幕上出現一個英俊的男青年，年紀和我相仿，不是前一個星期我看見的那個人，盡管他們有一個特征很相似，眉毛又濃又黑。
但是銀幕上這個人一看就知道是個戰時軍官，錯不了。
從外表看不出他特别寬厚，倒更像是個不列颠戰役中的飛行員，一副逍遙自在的樣子。
他臉帶微笑，正在一堵高牆旁邊順着一條小路走，可能就是赫爾墨斯·安貝拉斯家的圍牆。
他裝出一副男高音的豪壯派頭，笑起來顯得不自然。
十秒鐘的電影片斷突然結束了。
在第二個片斷中，他正在喝咖啡，用一隻腳逗貓玩。
他斜眼看鏡頭，表情嚴肅，略顯腼腆，似乎有人事先告訴他不能笑。
影片很模糊，不穩定，隻有業餘水準。
另一個片斷顯示一隊軍人從港口走過，突然遭到來自頭頂上方的槍擊，子彈是從樓上窗口射出來的。
“後面那個人就是安東。
” 他腳有點跛。
我知道我所看到的是不可僞造的真實情況。
透過那些人，我仿佛看到一個寬闊的碼頭，碼頭上聳立着一幢建築物，那是島上的小海關和海岸衛隊的所在地。
我知道那建築是戰争開始之後才造起來的。
在影片裡，碼頭上空無一物。
光束消失了。
“我還拍了其他一些場景，但有一盤膠片壞掉了。
我能搶救出來的就這些了。
”他停頓了一下，然後接着說，“在希臘的這一地區負責‘加強軍紀’的軍官是黨衛隊的校官，名叫溫梅爾，迪特裡奇·溫梅爾。
我現在談及的那個時間，希臘的抵抗運動已經開始了，隻要地形允許，他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