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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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工，至少也得記八分、七分。
婦道最多記七分，最少是五分。
開始的時候，所有的知青不論男女，隊上一律給記六分工，幹活也是和婦道在一起。
也就是說村上的人把知青都當成了女人。
因此下鄉插隊的首要目标（對我們男知青而言）就成了由女變男，變回去。
經過第一次雙搶大忙，這一目标終于圓滿實現，隊上開始給我和大許、吳剛記七分工了。
更關鍵的是，我們再也沒有和婦道們一起幹過活。
出工的時候和村上的男子漢們肩并肩地走在一起，真是揚眉吐氣啊！ 回想和婦道一起出工的日子，不禁備受壓抑。
首先上廁所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我們沒進婦女隊以前，人家從來都是就地解決的。
我們進婦女隊以後，大姑娘小解要找一條幹溝，跳進去，往下一蹲看不見人了才能方便。
可那些結過婚的媳婦不管這一套，最多說一聲，“我要撒尿了。
”完了蹲下就尿。
大範地處平原，四周無遮無擋，我們一時找不到地方回避，隻有背過身去。
那不無湍急的聲音聽得我們心驚肉跳，旁邊還有婦道起哄，“城裡人不好意思了呢……臉皮薄啊……” 至于我們幾個上廁所，隻有跑回瓦屋去。
往往，開始幹活的時候一身輕，幹着幹着就沉重起來了，因為夾了一泡尿。
這自然極大地影響了我們學習務農的進度，包括熱情。
于是互相告誡，早上别喝水，更不能喝稀飯。
早上就吃幹的，隊上支的那點糧食也不夠吃啊，那就什麼都不吃，空着肚子去上工。
我們也曾經反省過，是不是小資産階級的生活方式在作怪？幹嗎要這麼講究呢，不就是小便嗎？屬于正常的排洩活動。
記得第一天上工，我問一位女貧下中農，“廁所在哪裡？” 對方用鋤頭砰砰地敲着田埂，舉目四顧，然後說，“我們農村就是一個大廁所！” 說得多麼豪邁坦然，多麼大無畏呵！ 經過大約半個月的鍛煉，我們上廁所也不一定非回瓦屋不可了。
走得離勞動現場稍遠，找一個稻草垛，或者一棵較粗的樹，站在後面。
如果實在沒有草垛或樹，就隻好像大姑娘那樣跳進一條幹溝，蹲下解決。
對我們來說，的确是一種進步，盡管幅度不大，但在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道路上畢竟沒有止步不前。
再後來，事情的進展就有些出乎我們的意料了。
隊上的婦女和我們越來越熟，勞動間歇媳婦們竟然要扒我們的褲子，說是要看看城裡人到底長得有啥不同的。
大姑娘不動手，在旁邊掩口而笑。
我們被媳婦們追得在農田裡亂跑，有一次，大許不幸被追上了。
對方人多勢衆，将大許按倒在地，不僅扒了他的褲子，一個婦女還去河邊掏了一把稀泥糊上去。
她們開心壞了，個個笑得牙龈畢露。
那大許不僅不惱，反而有些高興。
他大概以為和貧下中農的關系又進了一步，可以不分彼此地打鬧了。
也是在這樣的氣氛下，下次媳婦們又要扒大許褲子時，後者反戈一擊，撲上去，也要扒對方的褲子。
結果被重重地打了一耳光。
打他的是為好媳婦，老莊子上有名的潑婦。
隻聽為好媳婦罵道，“找死啊！毛還沒有長齊呢，想占老娘的便宜！我都能把你給日弄出來……” 這件事使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貧下中農可以扒我們的褲子，但我們不能扒貧下中農的褲子。
她們可以主動地和我們打成一片，反過來卻不可以。
邵娜卻沒有我們這樣的問題，她天生就是一個女人，不存在由女變男的困擾。
尤其是收工回到瓦屋以後，她是女人這一點就更明确無疑了。
下來沒多久，邵娜就學會了燒火做飯，學會了縫補漿洗以及拾掇院子，每天屋裡屋外地忙個不停。
和老莊子上的婦女相比，就差沒有喂豬養雞、帶孩子和侍弄自留地了。
自留地是因為知青屋還沒有蓋好，我們沒有搬過去，暫時還沒有分。
雞，後來邵娜在瓦屋的院子裡也喂了幾隻。
而我和大許、吳剛就像是她的三個孩子，每天回到瓦屋後幹活的工具一撂，不免飯來張口，衣來伸手。
伺候我們的時候，邵娜常常哼着一支小曲，有時候是《在北京的金山上》，有時候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有時候則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看得出來，她非常高興。
看來向貧下中農學習做家務的确比學習幹農活更讓邵娜開心。
自從顧圓圓病退回南京以後，邵娜就成了老莊子上唯一的女知青，當然也是瓦屋裡唯一的女人。
邵娜是唯一的，就像閨女一樣，就像瓦屋一樣。
一次大許對邵娜說，“以後，你幹脆别去上工了，專門做家務，工分我們勻給你。
” 邵娜眼睛一瞪，“把你美得不輕呢！你們掙的那幾個工分還不夠自己吃的。
再說了，我又不是你們的什麼人！” 大許說，“戰友，戰友，一條戰壕裡的革命戰友。
” “誰跟你是戰友啊！”邵娜說。
但總體說來，農村生活還是很無聊的。
新鮮勁兒很快就過去了。
除了下地幹活，我們和村子上的人幾乎沒什麼接觸。
有時候我會想，這都因為住瓦屋的緣故。
如果當初我們住進村上的草房裡，住到貧下中農家裡，和他們吃住在一起，情況肯定就不一樣了。
村子上的人很少會來瓦屋串門，除了我們剛下來的那幾天，那也是因為新鮮。
在他們看來，我們模樣長得新鮮，帶下來的手電筒新鮮，高腰雨靴新鮮，半導體收音機新鮮。
新鮮勁兒一過也就無所謂了。
我們也曾經去村上挨家挨戶地走訪，攤開一本塑料皮的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在上面記着什麼。
後來，這一活動也不了了之。
我們不寫不畫，也不看書（讀書無用嘛）。
自從帶下來墊箱子用的幾張舊報紙撕了擦屁股以後也再也沒報紙可看了。
閑着沒事的時候，幾個人就在瓦屋的院子裡轉悠，東瞅西看。
主屋的門終日緊鎖，不過，院子裡倒是有一口古井。
那井不知道何時被老莊子上的人填平了，填土從井口漫上來，長着一些雜草，乍看就像是一個棄之不用的花壇。
但實在也不是什麼花壇。
甚至連草葉也被閨女啃光了，隻留下一些幹枯的草根。
那就看閨女和禮九吧。
後者如此耐心、按部就班，每天圍着前者忙個不停，還和對方說話。
的确有點意思。
但看得時間長了，也就興味索然了。
禮九喜歡和閨女說話，對我們卻越發懶得開口。
他對我們說過的最多的話還是拉我們來瓦屋的路上說的。
我有一種感覺，禮九和閨女是一夥的。
他既不跟我們是一夥，也不和村子上的人是一夥。
隻有他和閨女，誰都别想插進去。
4 我們喜歡上了趕集，一有機會就往十裡路外的成集街上跑。
那兒是公社革委會的所在地，每月逢五、逢十的日子當地農民都會肩擔手提地把自留地上的出産拿到集上去賣，再從供銷社裡買回油鹽、布料之類的生活必需品。
也有牽着母豬去配種站配種的，去食品公司割肉的，去農具廠門市部買鐵鍬、鐮刀的。
土街的兩邊店鋪林立，屋檐下農民們席地而坐，前面放着籮筐、笆鬥、籃子或者一條鋪開的化肥口袋。
陳列的各種土産，有自己家地裡長的，也有自個兒動手做的。
幾張小闆凳，或者是搓得均勻結實盤成一盤的草繩、麻繩。
成集街上磚牆瓦頂的房子更是不缺，甚至還有一棟二層小樓。
我們趕集，一般不買什麼，也不賣什麼。
隻要在人群裡擠一擠，到處看一看，就覺得非常快活了。
大概是在生産隊上悶久了的緣故。
此外，我還有一種感覺，就是和農民的關系變得有些不同了。
在下面的時候，他們是教育者，我們是被教育對象。
而在趕集的時候，同樣是貧下中農，在我們的眼裡卻變成了小商小販。
他們看我們的目光也變得膽怯，有點躲閃了。
也許是因為他們蹲着，而我們站着。
當然更可能的是我們不再那麼孤單了。
不僅我和大許、吳剛，幾乎所有大隊的男知青都喜歡趕集。
大夥兒聚在一起，不免形成了氣候。
其中不乏下來以前就彼此認識的，有的還是一個中學的，甚至同屬于一個造反組織。
即使完全不認識，在趕集的人群中，誰是知青誰是當地農民還是可以一眼認出。
認出以後，說上兩句南京話，就互相對上了暗号。
因此趕集對我們來說，就是尋找組織，或者說是走親戚也行。
知青以外，成集街上還活躍着另一夥人。
和知青一樣，他們也喜歡穿綠軍裝和白回力鞋，有的甚至戴着時髦的假領子。
不同的隻是他們的軍裝是真貨色，不像我們大多是買綠咔叽布找裁縫做的。
這幫人是當地的退伍軍人，基幹民兵骨幹分子，被從下面的大隊抽調上來，組成了一個叫“群衆專政指揮部”的部門，負責成集的治安保衛。
頭頭姓王，人稱“王助理”，是夢安縣公安局派下來的公安助理。
隻有此人是正式的國家幹部，城鎮戶口，并且有工資可拿。
其他的人則是“土八路”——“扒了那身‘綠皮’就和村上的二哥沒什麼兩樣了，就是二哥！” 說這話的是岔河大隊的知青老于，下來以前和我、大許、吳剛是一個學校的。
當年老于是赫赫有名的造反組織“一片紅”的頭頭，政治覺悟自然是高出了我們許多。
下來後沒多久，老于就把成集公社的曆史和現狀摸了個一清二楚。
這會兒他繼續介紹說，實際上“群專部”如今也不存在了，那是“文革”初期的産物。
如今的“群專部”叫作“人保組”，意思是人民保衛或者保衛人民，但換湯不換藥，還是原來那幫人。
但由于習慣原因，當年的一些稱呼被沿用至今，比如人保組的成員被稱作“勤務員”。
勤務員們一概被王助理編了号，從二号一直到十三号。
“為什麼不設一号？”老于提出一個深奧的問題，無人能解。
停頓片刻後，老于自己回答說，“因為一号是王助理給自己留着的，後來發現南京人管廁所叫一号，他才放棄了這一美譽。
群專部還在的時候，王助理自稱王部長，成立人保組以後，他覺得叫組長官太小，就隻好叫王助理了。
” 說起人保組的所作所為，老于更是義憤填膺。
“什麼保衛人民？整個就是魚肉鄉民！我看人保組不如改名叫人肉組算了……” 那人保組的确是夠橫的，趕集的農民看見他們唯恐避之不及。
就是我們這些知青，有時候在街上和他們擦身而過，也能感覺到對方的肩膀很硬，帶着勁兒。
完了還惡狠狠地瞪你一眼。
我們瞧不上他們，他們也不服氣我們。
當時的形勢不無嚴峻，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老于在工農飯店召集會議即是為此。
他一再強調沖突的不可避免，但又反複告誡，隻能智取，不可強攻。
勤務員們自然無須多慮，但王助理的來頭不小，據說還是縣委盧書記的什麼親戚。
這天，機會終于被我們等來了。
一個農民在集上賣兔子，恰好二号勤務員上街買菜。
他提起一隻農民賣的兔子說，“這兔子怕是有病，看着不活泛。
” 農民說，“活泛，活泛。
” 二号說，“我看不健康。
” 農民說，“健康，健康，永遠健康。
” 二号的臉色陡變，叭啦一聲将兔子摔在地上。
那兔子就是健康也變成不健康的了。
“你說什麼？竟敢講反動話！” 農民吓得六神無主，抱着兔子苦苦央求二号放過自己。
後者威脅道，“舍不得這病恹恹的兔子你就跟我去人保組，人和兔子總得去一個！” 農民舍不得兔子，又怕人保組，急得坐在地上大哭起來。
我們一幫知青正是這時擠過去看熱鬧的。
見我們人多勢衆，二号也不禁心虛。
隻聽老于大大咧咧地問，“咋回事兒啊？” 二号雖然結巴但添油加醋地把經過講了一遍。
如果放在平時，他自然不會有這份耐心。
老于問，“他講反動話了？”不等二号回答，又轉向了圍觀的農民，“誰聽見了？你們誰聽見賣兔子的講反動話了？” 在場的人都說沒有聽見。
我們知青更是大呼小叫，“沒聽見！沒聽見！狗日的聽見了！”弄得就是聽見的也不敢說自己聽見了。
“你說他講了反動話，那他到底講了什麼？”老于問二号。
“他，他說，兔子健康，永遠健康。
”二号說。
“好啊，你講反動話了！”老于大喝一聲，不等二号分辯，再次回顧圍觀的農民，“這孫子講反動話了，你們聽見沒有？” “聽見了！我們聽見了！”在場的人齊聲大喊起來。
老于轉向二号，“你看看，他講反動話沒有人聽見，你講反動話大家都聽見了。
”說完一招手，幾個手腳麻利的知青撲上去，把二号掀翻在地。
老于對賣兔子的農民說，“借你擔子上的麻繩用用。
” 農民說，“還是算了吧，這兔子也沒折……” 老于沒有理會，讓人解下擔繩将二号捆了個結實。
之後老于在前面開路，後面兩個知青押着二号，其他知青負責維持秩序，一幫人在趕集農民的簇擁下浩浩蕩蕩地向公社革委會大院擁去。
進了院子便直奔人保組所在的房子。
那屋頂上的煙囪正冒着煙呢，大概是在等兔子下鍋。
老于熟門熟路，就像他每天在這裡上班一
婦道最多記七分，最少是五分。
開始的時候，所有的知青不論男女，隊上一律給記六分工，幹活也是和婦道在一起。
也就是說村上的人把知青都當成了女人。
因此下鄉插隊的首要目标（對我們男知青而言）就成了由女變男，變回去。
經過第一次雙搶大忙，這一目标終于圓滿實現，隊上開始給我和大許、吳剛記七分工了。
更關鍵的是，我們再也沒有和婦道們一起幹過活。
出工的時候和村上的男子漢們肩并肩地走在一起，真是揚眉吐氣啊！ 回想和婦道一起出工的日子，不禁備受壓抑。
首先上廁所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我們沒進婦女隊以前，人家從來都是就地解決的。
我們進婦女隊以後，大姑娘小解要找一條幹溝，跳進去，往下一蹲看不見人了才能方便。
可那些結過婚的媳婦不管這一套，最多說一聲，“我要撒尿了。
”完了蹲下就尿。
大範地處平原，四周無遮無擋，我們一時找不到地方回避，隻有背過身去。
那不無湍急的聲音聽得我們心驚肉跳，旁邊還有婦道起哄，“城裡人不好意思了呢……臉皮薄啊……” 至于我們幾個上廁所，隻有跑回瓦屋去。
往往，開始幹活的時候一身輕，幹着幹着就沉重起來了，因為夾了一泡尿。
這自然極大地影響了我們學習務農的進度，包括熱情。
于是互相告誡，早上别喝水，更不能喝稀飯。
早上就吃幹的，隊上支的那點糧食也不夠吃啊，那就什麼都不吃，空着肚子去上工。
我們也曾經反省過，是不是小資産階級的生活方式在作怪？幹嗎要這麼講究呢，不就是小便嗎？屬于正常的排洩活動。
記得第一天上工，我問一位女貧下中農，“廁所在哪裡？” 對方用鋤頭砰砰地敲着田埂，舉目四顧，然後說，“我們農村就是一個大廁所！” 說得多麼豪邁坦然，多麼大無畏呵！ 經過大約半個月的鍛煉，我們上廁所也不一定非回瓦屋不可了。
走得離勞動現場稍遠，找一個稻草垛，或者一棵較粗的樹，站在後面。
如果實在沒有草垛或樹，就隻好像大姑娘那樣跳進一條幹溝，蹲下解決。
對我們來說，的确是一種進步，盡管幅度不大，但在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道路上畢竟沒有止步不前。
再後來，事情的進展就有些出乎我們的意料了。
隊上的婦女和我們越來越熟，勞動間歇媳婦們竟然要扒我們的褲子，說是要看看城裡人到底長得有啥不同的。
大姑娘不動手，在旁邊掩口而笑。
我們被媳婦們追得在農田裡亂跑，有一次，大許不幸被追上了。
對方人多勢衆，将大許按倒在地，不僅扒了他的褲子，一個婦女還去河邊掏了一把稀泥糊上去。
她們開心壞了，個個笑得牙龈畢露。
那大許不僅不惱，反而有些高興。
他大概以為和貧下中農的關系又進了一步，可以不分彼此地打鬧了。
也是在這樣的氣氛下，下次媳婦們又要扒大許褲子時，後者反戈一擊，撲上去，也要扒對方的褲子。
結果被重重地打了一耳光。
打他的是為好媳婦，老莊子上有名的潑婦。
隻聽為好媳婦罵道，“找死啊！毛還沒有長齊呢，想占老娘的便宜！我都能把你給日弄出來……” 這件事使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貧下中農可以扒我們的褲子，但我們不能扒貧下中農的褲子。
她們可以主動地和我們打成一片，反過來卻不可以。
邵娜卻沒有我們這樣的問題，她天生就是一個女人，不存在由女變男的困擾。
尤其是收工回到瓦屋以後，她是女人這一點就更明确無疑了。
下來沒多久，邵娜就學會了燒火做飯，學會了縫補漿洗以及拾掇院子，每天屋裡屋外地忙個不停。
和老莊子上的婦女相比，就差沒有喂豬養雞、帶孩子和侍弄自留地了。
自留地是因為知青屋還沒有蓋好，我們沒有搬過去，暫時還沒有分。
雞，後來邵娜在瓦屋的院子裡也喂了幾隻。
而我和大許、吳剛就像是她的三個孩子，每天回到瓦屋後幹活的工具一撂，不免飯來張口，衣來伸手。
伺候我們的時候，邵娜常常哼着一支小曲，有時候是《在北京的金山上》，有時候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有時候則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看得出來，她非常高興。
看來向貧下中農學習做家務的确比學習幹農活更讓邵娜開心。
自從顧圓圓病退回南京以後，邵娜就成了老莊子上唯一的女知青，當然也是瓦屋裡唯一的女人。
邵娜是唯一的，就像閨女一樣，就像瓦屋一樣。
一次大許對邵娜說，“以後，你幹脆别去上工了，專門做家務，工分我們勻給你。
” 邵娜眼睛一瞪，“把你美得不輕呢！你們掙的那幾個工分還不夠自己吃的。
再說了，我又不是你們的什麼人！” 大許說，“戰友，戰友，一條戰壕裡的革命戰友。
” “誰跟你是戰友啊！”邵娜說。
但總體說來，農村生活還是很無聊的。
新鮮勁兒很快就過去了。
除了下地幹活，我們和村子上的人幾乎沒什麼接觸。
有時候我會想，這都因為住瓦屋的緣故。
如果當初我們住進村上的草房裡，住到貧下中農家裡，和他們吃住在一起，情況肯定就不一樣了。
村子上的人很少會來瓦屋串門，除了我們剛下來的那幾天，那也是因為新鮮。
在他們看來，我們模樣長得新鮮，帶下來的手電筒新鮮，高腰雨靴新鮮，半導體收音機新鮮。
新鮮勁兒一過也就無所謂了。
我們也曾經去村上挨家挨戶地走訪，攤開一本塑料皮的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在上面記着什麼。
後來，這一活動也不了了之。
我們不寫不畫，也不看書（讀書無用嘛）。
自從帶下來墊箱子用的幾張舊報紙撕了擦屁股以後也再也沒報紙可看了。
閑着沒事的時候，幾個人就在瓦屋的院子裡轉悠，東瞅西看。
主屋的門終日緊鎖，不過，院子裡倒是有一口古井。
那井不知道何時被老莊子上的人填平了，填土從井口漫上來，長着一些雜草，乍看就像是一個棄之不用的花壇。
但實在也不是什麼花壇。
甚至連草葉也被閨女啃光了，隻留下一些幹枯的草根。
那就看閨女和禮九吧。
後者如此耐心、按部就班，每天圍着前者忙個不停，還和對方說話。
的确有點意思。
但看得時間長了，也就興味索然了。
禮九喜歡和閨女說話，對我們卻越發懶得開口。
他對我們說過的最多的話還是拉我們來瓦屋的路上說的。
我有一種感覺，禮九和閨女是一夥的。
他既不跟我們是一夥，也不和村子上的人是一夥。
隻有他和閨女，誰都别想插進去。
4 我們喜歡上了趕集，一有機會就往十裡路外的成集街上跑。
那兒是公社革委會的所在地，每月逢五、逢十的日子當地農民都會肩擔手提地把自留地上的出産拿到集上去賣，再從供銷社裡買回油鹽、布料之類的生活必需品。
也有牽着母豬去配種站配種的，去食品公司割肉的，去農具廠門市部買鐵鍬、鐮刀的。
土街的兩邊店鋪林立，屋檐下農民們席地而坐，前面放着籮筐、笆鬥、籃子或者一條鋪開的化肥口袋。
陳列的各種土産，有自己家地裡長的，也有自個兒動手做的。
幾張小闆凳，或者是搓得均勻結實盤成一盤的草繩、麻繩。
成集街上磚牆瓦頂的房子更是不缺，甚至還有一棟二層小樓。
我們趕集，一般不買什麼，也不賣什麼。
隻要在人群裡擠一擠，到處看一看，就覺得非常快活了。
大概是在生産隊上悶久了的緣故。
此外，我還有一種感覺，就是和農民的關系變得有些不同了。
在下面的時候，他們是教育者，我們是被教育對象。
而在趕集的時候，同樣是貧下中農，在我們的眼裡卻變成了小商小販。
他們看我們的目光也變得膽怯，有點躲閃了。
也許是因為他們蹲着，而我們站着。
當然更可能的是我們不再那麼孤單了。
不僅我和大許、吳剛，幾乎所有大隊的男知青都喜歡趕集。
大夥兒聚在一起，不免形成了氣候。
其中不乏下來以前就彼此認識的，有的還是一個中學的，甚至同屬于一個造反組織。
即使完全不認識，在趕集的人群中，誰是知青誰是當地農民還是可以一眼認出。
認出以後，說上兩句南京話，就互相對上了暗号。
因此趕集對我們來說，就是尋找組織，或者說是走親戚也行。
知青以外，成集街上還活躍着另一夥人。
和知青一樣，他們也喜歡穿綠軍裝和白回力鞋，有的甚至戴着時髦的假領子。
不同的隻是他們的軍裝是真貨色，不像我們大多是買綠咔叽布找裁縫做的。
這幫人是當地的退伍軍人，基幹民兵骨幹分子，被從下面的大隊抽調上來，組成了一個叫“群衆專政指揮部”的部門，負責成集的治安保衛。
頭頭姓王，人稱“王助理”，是夢安縣公安局派下來的公安助理。
隻有此人是正式的國家幹部，城鎮戶口，并且有工資可拿。
其他的人則是“土八路”——“扒了那身‘綠皮’就和村上的二哥沒什麼兩樣了，就是二哥！” 說這話的是岔河大隊的知青老于，下來以前和我、大許、吳剛是一個學校的。
當年老于是赫赫有名的造反組織“一片紅”的頭頭，政治覺悟自然是高出了我們許多。
下來後沒多久，老于就把成集公社的曆史和現狀摸了個一清二楚。
這會兒他繼續介紹說，實際上“群專部”如今也不存在了，那是“文革”初期的産物。
如今的“群專部”叫作“人保組”，意思是人民保衛或者保衛人民，但換湯不換藥，還是原來那幫人。
但由于習慣原因，當年的一些稱呼被沿用至今，比如人保組的成員被稱作“勤務員”。
勤務員們一概被王助理編了号，從二号一直到十三号。
“為什麼不設一号？”老于提出一個深奧的問題，無人能解。
停頓片刻後，老于自己回答說，“因為一号是王助理給自己留着的，後來發現南京人管廁所叫一号，他才放棄了這一美譽。
群專部還在的時候，王助理自稱王部長，成立人保組以後，他覺得叫組長官太小，就隻好叫王助理了。
” 說起人保組的所作所為，老于更是義憤填膺。
“什麼保衛人民？整個就是魚肉鄉民！我看人保組不如改名叫人肉組算了……” 那人保組的确是夠橫的，趕集的農民看見他們唯恐避之不及。
就是我們這些知青，有時候在街上和他們擦身而過，也能感覺到對方的肩膀很硬，帶着勁兒。
完了還惡狠狠地瞪你一眼。
我們瞧不上他們，他們也不服氣我們。
當時的形勢不無嚴峻，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老于在工農飯店召集會議即是為此。
他一再強調沖突的不可避免，但又反複告誡，隻能智取，不可強攻。
勤務員們自然無須多慮，但王助理的來頭不小，據說還是縣委盧書記的什麼親戚。
這天，機會終于被我們等來了。
一個農民在集上賣兔子，恰好二号勤務員上街買菜。
他提起一隻農民賣的兔子說，“這兔子怕是有病，看着不活泛。
” 農民說，“活泛，活泛。
” 二号說，“我看不健康。
” 農民說，“健康，健康，永遠健康。
” 二号的臉色陡變，叭啦一聲将兔子摔在地上。
那兔子就是健康也變成不健康的了。
“你說什麼？竟敢講反動話！” 農民吓得六神無主，抱着兔子苦苦央求二号放過自己。
後者威脅道，“舍不得這病恹恹的兔子你就跟我去人保組，人和兔子總得去一個！” 農民舍不得兔子，又怕人保組，急得坐在地上大哭起來。
我們一幫知青正是這時擠過去看熱鬧的。
見我們人多勢衆，二号也不禁心虛。
隻聽老于大大咧咧地問，“咋回事兒啊？” 二号雖然結巴但添油加醋地把經過講了一遍。
如果放在平時，他自然不會有這份耐心。
老于問，“他講反動話了？”不等二号回答，又轉向了圍觀的農民，“誰聽見了？你們誰聽見賣兔子的講反動話了？” 在場的人都說沒有聽見。
我們知青更是大呼小叫，“沒聽見！沒聽見！狗日的聽見了！”弄得就是聽見的也不敢說自己聽見了。
“你說他講了反動話，那他到底講了什麼？”老于問二号。
“他，他說，兔子健康，永遠健康。
”二号說。
“好啊，你講反動話了！”老于大喝一聲，不等二号分辯，再次回顧圍觀的農民，“這孫子講反動話了，你們聽見沒有？” “聽見了！我們聽見了！”在場的人齊聲大喊起來。
老于轉向二号，“你看看，他講反動話沒有人聽見，你講反動話大家都聽見了。
”說完一招手，幾個手腳麻利的知青撲上去，把二号掀翻在地。
老于對賣兔子的農民說，“借你擔子上的麻繩用用。
” 農民說，“還是算了吧，這兔子也沒折……” 老于沒有理會，讓人解下擔繩将二号捆了個結實。
之後老于在前面開路，後面兩個知青押着二号，其他知青負責維持秩序，一幫人在趕集農民的簇擁下浩浩蕩蕩地向公社革委會大院擁去。
進了院子便直奔人保組所在的房子。
那屋頂上的煙囪正冒着煙呢，大概是在等兔子下鍋。
老于熟門熟路，就像他每天在這裡上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