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古至永劫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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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能讓他停下手中那麼倔強、那麼固執想要譯下去的筆。
很多時候，我們不一定隻關心一個人如何抗争或如何順應時代的風雲，偶爾也要看一看，在時代的風雲中，有怎樣的一小撮人，始終抱有怎樣的堅持。
“在此刻，我們的處境很有些相仿，我們的家庭方面都在盼望我們趕快結婚，而我們自己都在托辭敷衍着。
關于我自己，我抱着不結婚的理想，少說些也已有五六年了，起初還隻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詩意的想頭，伴着對于現社會婚姻制度的不滿，而近年來生活的困苦的暗影更加強了我的決心。
姑母他們以為我現在不願結婚是有所期待，或者因為嫌現在收入菲薄，要等經濟方面有恃無恐後再說，因此倒是相當地嘉許我。
但我如說出永遠不結婚的話來，她們便要說我是傻子，而且也不肯相信(按照我們的道德的邏輯，你不娶妻生子，父母生下你來做甚麼？……)，然而我自己相信我是聰明的，雖然未免偷懶規避了‘人生的義務’……關于你，那麼似乎你的理由隻是怕和平常女人陷于同樣命運之故，然而這并不是怎麼充足的理由，因為命運的平凡不平凡和婚姻并無絕對的關系，真是一個能夠自己有所樹立的女子，那麼雖結了婚也不妨害她為一個不平凡者。
不然的話，你能說一般的獨身婦人比結婚者的命運更可傲些更幸福些嗎？多分是反而更悲慘些……” 因現實也因局勢，為生活也為生存，他們經曆了近十年的異地苦戀。
十年裡，他在此，她在彼，唯有往來鴻雁能解得相思。
然而，他們最終還是要走在一起的。
1941年，局勢稍穩，她便從重慶回到上海，正式結束十年的兩地分離。
第二年，他們于困頓中正式結為夫妻。
他們一無長物，舉行典禮時穿的新衣都是從别處借來的，唯有“自此以往，同生共死”的信念是這段婚姻最大的護持，“我并不願自拟為天才(實在天才要比平常人可憐得多)，但覺得一個人如幸而逢到一個傾心相交的友人，這友人實在比全世界可貴得多……如果我有希望，那麼我希望我們不死在同一空間，隻死在同一時間。
” 朱生豪的老師夏承焘先生，也是他們的婚姻介紹人，親筆題寫“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八個大字贈予他們。
婚前他們是才子和佳人，而後他們更要做一對在柴米油鹽中體味平常的幸福夫妻。
正如他曾經有過的希望：“我願意懂得‘永恒’兩字的意義，把悲壯的意義放入平凡的生活裡，而做一個虔誠的人。
” 婚後，他們本是要離開上海，謀些生計的，但是各地都有持續的硝煙四起，遠行更添艱難，至于他鄉景況更是難以預期。
于是他們決定返回常熟，同宋清如的母親暫居些時日。
回到常熟後，兩人的生計依然沒有着落。
但是譯莎的事仍要繼續，即使他們已經連稿紙都買不起。
譯莎，顯然已經成為淩駕于這對夫妻全部生活以及生存之上的事。
沒有錢買稿紙，朱生豪不得不寫信給世界書局，請求資助。
當時的世界書局也身處困頓，雖給他寄來稿紙，卻也強調一定要節約使用稿紙，背面沒有格子，尤其要多寫一些。
戰争在前，仿佛一切都要退讓，小小文人安身立命的紙筆都難以尋得，如此，世上的“斯文”唯有“掃地”。
結婚後，宋清如負責料理兩人生活的一切雜事，同時還要做他的助手，為他謄抄手稿和校對，朱生豪則專心譯莎。
結束了曾經對愛情的“胡思亂想”，身心安定了的朱生豪工作速度非常驚人。
僅僅半年時間，他就補譯了莎翁的九個喜劇。
他譯莎絕不是應付差事，而是有着極其嚴謹的态度，在“最大可能之範圍内，保持原作之神韻”才是他最大的準則，任何時候都莫不肯忘。
正是這樣的準則和态度貫穿始終，所以後來無意尋回他第一次放在世界書局的個别譯稿時，再與後來存留的譯稿相比較，人們發現兩者幾乎完全一樣。
這已經不僅僅是讓人叫絕的巧合，而是他生命的記憶一直在那裡，從最初到最後，都沒有被篡改過。
一邊是生計，一邊是翻譯，都是幾乎要占滿全部人生的龐大工程，但他們依然有閑，茶餘飯後之際，兩人一同選輯唐宋詞，合編了一本《唐宋名家詞四百首》。
全書由宋清如謄抄詩詞，朱生豪根據詞的源流、發展、衍變，為每首詞作一篇短論。
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我們在一起做我們的事，這便是完美的伴侶關系。
所以婚後，朱生豪會對宋清如感慨說：“我很貧窮，但我無所不有。
”是的，他們以己之無盡藏，貢獻給世人難以計數的寶物。
常熟未能久居，婚後第二年，朱生豪和宋清如就一起回到朱生豪的家鄉——嘉興，從此定居在嘉興南門東米棚下的朱氏老屋。
朱家祖居老屋是一幢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前後有幾個院子，還有東西向樓屋、偏屋和南北向小偏屋幾間，樓上有五開間。
整幢祖居沿小河東岸的東米棚下而築。
這裡安放着朱生豪最幸福的日子：“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間，是在家裡度過的最初幾個年頭……我的家裡終年很靜，因為門前有一爿店，後門住着人家，居在中心，把大門關起來可以聽不到一點點市廛的聲音。
我家全部面積，房屋和庭園各占一半，因此空氣真是非常好。
有一爽朗的庭心和兩個較大的園，及幾個小天井，前後門出去都有小河通着南湖，就是走到南湖邊上也隻有一箭之遙。
想起來曾有過怎樣的記憶啊。
前園中的大柿樹每年産額最高記錄曾在一千隻以上，因為太高，采不着，給鳥雀吃了的也不知多少。
看着紅起來時，便忙着采、烘。
可惜我已有五六年不曾吃到過園中的柿子了。
有幾株柑樹，所産的柑子雖酸卻鮮美。
……桂花樹下，石榴樹下，我們曾替死了的蟋蟀、蜻蜓、叫哥哥們做着墳。
後園的門是常關的。
那兒是後門租戶人家的世界。
” 回到嘉興，兩人的新家依然一貧如洗，連朱生豪譯莎的家當也不過是東首窗前一張栗色榉木賬桌，一把舊式靠椅，一盞油燈，一支破舊不堪的鋼筆和一套莎翁全集、兩本辭典。
這樣簡單到極緻的生活，朱生豪是一向不在乎的。
他曾說“中國不會産生甚麼大的文學家藝術家，從古以來多如此，事實上還是因為中國人太不浪漫，務實實際到心理卑瑣的地步，因此情感與想象，兩俱缺乏”。
他話如此，自己卻是個“飯可以不吃，莎劇不能不譯”的全然浪漫之人，也讓人想起千年前那位“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門大弟子，他們一樣安貧樂道，也一樣英年早逝。
隻是，作為他的伴侶和依托的宋清如不能同他如此想。
對她來說，别的可以省，飯不能不吃。
他是一隻在理想天空下才能起飛的風筝，她則是風筝的線，為了他飛得高，飛得遠，她必須在現實生活上給他以最大的依托和保障。
為了專心譯莎，他幾乎足不出戶，有時候一整天連樓都不下，隻有榉木桌前的天光能讓他不至于錯失一天的晨昏變幻。
家裡沒有别的進項，稿費收入微薄，物價卻是不斷飛漲，宋清如有時還需要去裁縫店做些活計，來貼補家用。
每次，剛拿到一筆收入，宋清如都會先把米儲下，然後便是“一清二白”，即青菜豆腐，剩下的再酌量着買些油鹽醬醋。
其他的生活開支當真是能省則省，為了節省買牙膏的錢，刷牙都是用細鹽；朱生豪的頭發長了也不去理發店，全部交由宋清如親自修剪；家裡沒有鐘，起床以天明為準；電燈更是沒有，燈油也隻能省着用。
女人面對困頓生活的潛力總是無限。
她本是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雖不至于嬌生慣養到十指不沾陽春水，卻也無須為家計這般計較打算的。
嫁給朱生豪之後，她挽起袖子拿起鏟子竟變成了一個精打細算的合格主婦。
“又下雨了，這雨大概是永遠下不完的，你也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睡着了夢裡也是雨聲，醒來耳邊也是雨聲，我的心快要在雨聲中溺死了。
我沒有再希望的勇氣，随便天幾時晴吧，随便你幾時來吧，我都不盼望了，讓絕望做
很多時候，我們不一定隻關心一個人如何抗争或如何順應時代的風雲，偶爾也要看一看，在時代的風雲中，有怎樣的一小撮人，始終抱有怎樣的堅持。
“在此刻，我們的處境很有些相仿，我們的家庭方面都在盼望我們趕快結婚，而我們自己都在托辭敷衍着。
關于我自己，我抱着不結婚的理想，少說些也已有五六年了，起初還隻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詩意的想頭，伴着對于現社會婚姻制度的不滿，而近年來生活的困苦的暗影更加強了我的決心。
姑母他們以為我現在不願結婚是有所期待，或者因為嫌現在收入菲薄，要等經濟方面有恃無恐後再說，因此倒是相當地嘉許我。
但我如說出永遠不結婚的話來，她們便要說我是傻子，而且也不肯相信(按照我們的道德的邏輯，你不娶妻生子，父母生下你來做甚麼？……)，然而我自己相信我是聰明的，雖然未免偷懶規避了‘人生的義務’……關于你，那麼似乎你的理由隻是怕和平常女人陷于同樣命運之故，然而這并不是怎麼充足的理由，因為命運的平凡不平凡和婚姻并無絕對的關系，真是一個能夠自己有所樹立的女子，那麼雖結了婚也不妨害她為一個不平凡者。
不然的話，你能說一般的獨身婦人比結婚者的命運更可傲些更幸福些嗎？多分是反而更悲慘些……” 因現實也因局勢，為生活也為生存，他們經曆了近十年的異地苦戀。
十年裡，他在此，她在彼，唯有往來鴻雁能解得相思。
然而，他們最終還是要走在一起的。
1941年，局勢稍穩，她便從重慶回到上海，正式結束十年的兩地分離。
第二年，他們于困頓中正式結為夫妻。
他們一無長物，舉行典禮時穿的新衣都是從别處借來的，唯有“自此以往，同生共死”的信念是這段婚姻最大的護持，“我并不願自拟為天才(實在天才要比平常人可憐得多)，但覺得一個人如幸而逢到一個傾心相交的友人，這友人實在比全世界可貴得多……如果我有希望，那麼我希望我們不死在同一空間，隻死在同一時間。
” 朱生豪的老師夏承焘先生，也是他們的婚姻介紹人，親筆題寫“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八個大字贈予他們。
婚前他們是才子和佳人，而後他們更要做一對在柴米油鹽中體味平常的幸福夫妻。
正如他曾經有過的希望：“我願意懂得‘永恒’兩字的意義，把悲壯的意義放入平凡的生活裡，而做一個虔誠的人。
” 婚後，他們本是要離開上海，謀些生計的，但是各地都有持續的硝煙四起，遠行更添艱難，至于他鄉景況更是難以預期。
于是他們決定返回常熟，同宋清如的母親暫居些時日。
回到常熟後，兩人的生計依然沒有着落。
但是譯莎的事仍要繼續，即使他們已經連稿紙都買不起。
譯莎，顯然已經成為淩駕于這對夫妻全部生活以及生存之上的事。
沒有錢買稿紙，朱生豪不得不寫信給世界書局，請求資助。
當時的世界書局也身處困頓，雖給他寄來稿紙，卻也強調一定要節約使用稿紙，背面沒有格子，尤其要多寫一些。
戰争在前，仿佛一切都要退讓，小小文人安身立命的紙筆都難以尋得，如此，世上的“斯文”唯有“掃地”。
結婚後，宋清如負責料理兩人生活的一切雜事，同時還要做他的助手，為他謄抄手稿和校對，朱生豪則專心譯莎。
結束了曾經對愛情的“胡思亂想”，身心安定了的朱生豪工作速度非常驚人。
僅僅半年時間，他就補譯了莎翁的九個喜劇。
他譯莎絕不是應付差事，而是有着極其嚴謹的态度，在“最大可能之範圍内，保持原作之神韻”才是他最大的準則，任何時候都莫不肯忘。
正是這樣的準則和态度貫穿始終，所以後來無意尋回他第一次放在世界書局的個别譯稿時，再與後來存留的譯稿相比較，人們發現兩者幾乎完全一樣。
這已經不僅僅是讓人叫絕的巧合，而是他生命的記憶一直在那裡，從最初到最後，都沒有被篡改過。
一邊是生計，一邊是翻譯，都是幾乎要占滿全部人生的龐大工程，但他們依然有閑，茶餘飯後之際，兩人一同選輯唐宋詞，合編了一本《唐宋名家詞四百首》。
全書由宋清如謄抄詩詞，朱生豪根據詞的源流、發展、衍變，為每首詞作一篇短論。
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我們在一起做我們的事，這便是完美的伴侶關系。
所以婚後，朱生豪會對宋清如感慨說：“我很貧窮，但我無所不有。
”是的，他們以己之無盡藏，貢獻給世人難以計數的寶物。
常熟未能久居，婚後第二年，朱生豪和宋清如就一起回到朱生豪的家鄉——嘉興，從此定居在嘉興南門東米棚下的朱氏老屋。
朱家祖居老屋是一幢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前後有幾個院子，還有東西向樓屋、偏屋和南北向小偏屋幾間，樓上有五開間。
整幢祖居沿小河東岸的東米棚下而築。
這裡安放着朱生豪最幸福的日子：“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間，是在家裡度過的最初幾個年頭……我的家裡終年很靜，因為門前有一爿店，後門住着人家，居在中心，把大門關起來可以聽不到一點點市廛的聲音。
我家全部面積，房屋和庭園各占一半，因此空氣真是非常好。
有一爽朗的庭心和兩個較大的園，及幾個小天井，前後門出去都有小河通着南湖，就是走到南湖邊上也隻有一箭之遙。
想起來曾有過怎樣的記憶啊。
前園中的大柿樹每年産額最高記錄曾在一千隻以上，因為太高，采不着，給鳥雀吃了的也不知多少。
看着紅起來時，便忙着采、烘。
可惜我已有五六年不曾吃到過園中的柿子了。
有幾株柑樹，所産的柑子雖酸卻鮮美。
……桂花樹下，石榴樹下，我們曾替死了的蟋蟀、蜻蜓、叫哥哥們做着墳。
後園的門是常關的。
那兒是後門租戶人家的世界。
” 回到嘉興，兩人的新家依然一貧如洗，連朱生豪譯莎的家當也不過是東首窗前一張栗色榉木賬桌，一把舊式靠椅，一盞油燈，一支破舊不堪的鋼筆和一套莎翁全集、兩本辭典。
這樣簡單到極緻的生活，朱生豪是一向不在乎的。
他曾說“中國不會産生甚麼大的文學家藝術家，從古以來多如此，事實上還是因為中國人太不浪漫，務實實際到心理卑瑣的地步，因此情感與想象，兩俱缺乏”。
他話如此，自己卻是個“飯可以不吃，莎劇不能不譯”的全然浪漫之人，也讓人想起千年前那位“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門大弟子，他們一樣安貧樂道，也一樣英年早逝。
隻是，作為他的伴侶和依托的宋清如不能同他如此想。
對她來說，别的可以省，飯不能不吃。
他是一隻在理想天空下才能起飛的風筝，她則是風筝的線，為了他飛得高，飛得遠，她必須在現實生活上給他以最大的依托和保障。
為了專心譯莎，他幾乎足不出戶，有時候一整天連樓都不下，隻有榉木桌前的天光能讓他不至于錯失一天的晨昏變幻。
家裡沒有别的進項，稿費收入微薄，物價卻是不斷飛漲，宋清如有時還需要去裁縫店做些活計，來貼補家用。
每次，剛拿到一筆收入，宋清如都會先把米儲下，然後便是“一清二白”，即青菜豆腐，剩下的再酌量着買些油鹽醬醋。
其他的生活開支當真是能省則省，為了節省買牙膏的錢，刷牙都是用細鹽；朱生豪的頭發長了也不去理發店，全部交由宋清如親自修剪；家裡沒有鐘，起床以天明為準；電燈更是沒有，燈油也隻能省着用。
女人面對困頓生活的潛力總是無限。
她本是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雖不至于嬌生慣養到十指不沾陽春水，卻也無須為家計這般計較打算的。
嫁給朱生豪之後，她挽起袖子拿起鏟子竟變成了一個精打細算的合格主婦。
“又下雨了，這雨大概是永遠下不完的，你也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睡着了夢裡也是雨聲，醒來耳邊也是雨聲，我的心快要在雨聲中溺死了。
我沒有再希望的勇氣，随便天幾時晴吧，随便你幾時來吧，我都不盼望了，讓絕望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