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 我們都是逃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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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漸漸亮了起來。
瑪雅帶我來到客房，或者隻是當時被她充作客房的某處地方，我半醒半醉，疲憊不堪，因為說了太久的話已然近乎失聲。
這裡沒有卧床，隻有兩張簡易的行軍床，且都是一副搖搖晃晃的樣子（當我死屍般地将自己扔在其中一張床墊上時——那裡鋪着髒兮兮的白被單——隻聽得床鋪在吱嘎作響）。
電扇在我頭頂瘋狂地旋轉，大概是酒醉惹來的瞬間妄想驅使我選擇躺在那張并不與它直接相對的床鋪上，以防它在半夜掉下來砸到我的身上。
不過那以前，我記得自己在困倦難耐和醉意朦胧中接收到了幾個指令。
沒有紗窗的窗戶不要打開，可樂罐不要亂丢（房子裡到處都是螞蟻），衛生紙不要扔進抽水馬桶。
“這一點很重要，城裡來的人總也記不住。
”她對我說，抑或在我記憶裡她是這樣說的，用上述的詞句或是别的什麼詞句。
“上廁所是一種最無意識的行為，誰坐在那兒時都不會動腦子。
接下來的污水處理會有多麻煩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跟您解釋。
”這些關于我身體機能的評語出自一個徹頭徹尾的陌生人之口，卻并未令我感到絲毫的不自在。
瑪雅·弗裡茨身上的一派天然是我前所未見的，它與波哥大人的那種道貌岸然大相徑庭——後者有本事将自己的一輩子過得好像從來不拉大便似的。
我想我是記下了那些指令的，隻是忘了自己有沒有回應些什麼。
我的腿比平日疼得更加厲害，連胯部都跟着痛了起來。
我将這歸咎于潮濕的天氣，以及在情況多變的危險路段開了太久的車導緻的筋疲力盡。
醒來的時候一陣暈頭轉向。
弄醒我的是正午的高溫：我渾身是汗，床單已經浸得透濕，聖何塞醫院被我夢魇中的汗水打濕的床單就是這副樣子。
我望了望天花闆，發現風扇已經停止了轉動。
白日不可一世的明亮湧進木質的百葉窗格，在地面的白磚上灑下了光斑。
門是關着的，門邊擺了一張柳條椅，上面擱着東西，似乎是一疊衣物：兩件短袖格子襯衫，一條綠色的毛巾。
房子裡一片寂靜。
遠處則傳來人語聲，是幹活兒的人們正在交談，還有勞作時工具發出的聲音：我不清楚那是些什麼人，這個時候、這樣的天氣裡他們在做些什麼。
還在疑惑時，那聲響消失了——許是他們收工歇息去了。
我拉起百葉簾，打開窗子探頭張望，鼻尖就快貼在紗窗上，也沒有望見一個人影：就隻見到長方形的泳池閃着亮光，見到一輛孤零零的車子，見到一株木棉——跟公路上的那些一樣，它長于此地仿佛就是為了給在這烈日炙烤的天地偷生的可憐活物們帶來一絲蔭蔽。
木棉樹下是我來時見過的德國牧羊犬。
木棉樹後延展着平原，平原盡頭的某處地方，便是奔湧而過的馬格達萊納河。
這條河流的聲響我輕易就能辨識，那是我自小聽慣了的——雖則是在遠離拉斯阿卡西亞斯的另一處流域。
我沒有見到瑪雅·弗裡茨，因此隻得洗了個冷水澡（還打死了牆角的一隻蜘蛛，個頭相當大，跟我對抗了好一會兒），并且換上了她給我留下的襯衣。
那是件男式襯衫，對我來說顯得有些過于寬大了。
我被它曾經屬于裡卡多·拉韋德的念頭攫住，不由得在腦海中設想起他穿着它的情形，而那形象不知為何，與我本人很是近似。
來到走廊，很快便有一個年輕女子迎了上來，她穿一件紅色的齊膝短褲，上面有兩隻藍色的口袋，無袖衫上是一隻蝴蝶吻着一朵向日葵的圖案。
她手上端了一個托盤，上面是橙汁，盛在深口杯中。
客廳的風扇也已靜止了。
“瑪雅小姐把東西給您擱在天台，”她告訴我，“他們吃午飯去了。
”說着沖我笑笑，等着我把托盤裡的橙汁喝掉。
“不能開電扇嗎？” “停電了。
”那女人說，“先生想不想來杯紅酒？” “先打個電話吧。
打去波哥大，如果可以的話。
” “電話在那兒，”她說，“這是您跟瑪雅小姐事先說好了的。
” 那是一台老式的一體化電話機，跟我童年裡——七十年代末的時候見過的一模一樣：一隻大腹便便的長脖子小鳥，身下帶着一隻撥号盤，還有一個紅色的按鍵。
聽筒隻須向上一提就能取下。
我撥着家中的号碼，每一次都要轉盤轉回原處才能再撥下一個數字，因此我隻能等待，同時驚奇地發現，自己居然重新體會到了兒時的那種不耐煩。
電話還沒響到第二聲，便已被奧拉接了起來。
“你在哪裡？”她問，“你還好嗎？” “當然。
我為什麼會不好？” 于是她的語氣變了，變得冷淡、沉重而疲倦。
“你在哪兒？”她說。
“拉多拉達。
來見一個人。
” “留言裡的女人？” “什麼？” “電話答錄機留言裡的女人？” 我并不訝異于奧拉的洞察力（從我們的關系初始我便見識了她的敏銳）。
我三言兩語地做了解釋：裡卡多·拉韋德的女兒，她手頭有些文件，記憶裡有些畫面，能給我機會弄明白許多事，我想知道。
這句話在我的腦海中盤旋，卻并沒有被說出口。
叙述中我聽見一串細碎的聲響，應該是喉嚨發出的聲音，繼而便是奧拉突然的大哭。
“你是個婊子養的。
”她說。
她用的不是hijueputa這個簡單有力的短語，而是将hijo、de、puta幾個單詞分得清清楚楚地說出。
(1)“我一夜都沒合眼，安東尼奧。
我不能去醫院，因為沒人幫我帶孩子。
我不明白，我真的完全弄不明白。
”奧拉抽噎着訴說，她哭泣的方式刺激了我，我從未聽過這樣的哭聲從她的口中發出：那是焦慮，毫無疑問，是一整夜累積的焦慮。
“那人是誰？”她問。
“不是誰，”我答道，“這麼說吧，不是你想的那樣。
” “你不知道我想的哪樣。
她是誰？” “裡卡多·拉韋德的女兒，”我說，“就是那個已經……” 于是我聽見氣惱的喘息聲。
“我知道那是誰，”奧拉道，“請别再侮辱我。
” “她想聽我講一些事，我也想聽她講一些事。
就這麼多。
” “就這麼多。
” “沒錯。
就這麼多。
” “她漂亮嗎？我是說，她可口嗎？” “奧拉，你别這樣。
” “可我不明白，”奧拉道，“我想不通你為什麼昨天不來電話，這會費你什麼事。
昨天你手邊沒電話嗎？你沒在那兒過夜嗎？” “是的。
”我說。
“是什麼？是你手邊有電話還是你在那兒過夜了？” “我是在這裡過的夜。
我也的确可以使用電話。
” “所以呢？” “沒什麼所以。
”我說。
“你幹什麼了？你們都幹什麼了？” “講話。
一整夜。
我起床遲了，所以現在才打來。
” “啊，這麼回事。
” “對。
” “那明白了。
”奧拉說。
然後又道：“你是個婊子養的，安東尼奧。
” “但是這兒有信息，”我說，“我在這裡可以了解很多事情。
” “冷血動物，婊子養的，”奧拉說，“你不能這麼對待自己的家人。
我整晚都醒着，擔驚受怕，想到的全是最壞的狀況。
婊子養的。
最壞的狀況。
星期五一整天我都縮在這兒，跟萊蒂西亞關在家裡等消息，我不敢出門，因為生怕你碰巧打來。
整夜不睡，怕得要命。
你難道沒想過這些？還是你根本就無所謂？要是反過來呢？你也會這樣吧，對嗎？想想看，如果是我帶着孩子出去了一整天而你卻不曉得我在哪兒。
你也得吓得不輕吧，你就得管着我怕我出軌了吧。
你也希望我無論到哪兒都打個電話好叫你知道我安全到達了吧。
你也希望我出門時打個電話，好叫你知道我什麼時候出去的吧。
你為什麼要這樣，安東尼奧？你這是怎麼了，你究竟想幹嗎？” “我不知道，”于是我說，“不知道自己想要幹嗎。
” 在随後幾秒的寂靜當中，我聽到并且認出了萊蒂西亞發出的聲音，那是一縷聽得見的蹤迹，好像貓兒的小鈴铛，讓父母在不知覺中學會了分辨：萊蒂西亞在鋪了地氈的地面上走着或跑着，萊蒂西亞同她的玩具們說着話，或是讓玩具們相互談天，萊蒂西亞搬運着家裡的東西（不能亂碰的裝飾品，不能亂碰的煙灰缸，不能亂碰的掃帚，她很喜歡把它從廚房拿出來跑去掃地毯：她小小的身體在空氣中制造的一切細微的震顫）。
我在思念她，我意識到在那之前，自己甚至連一個晚上都不曾離開過她，意識到自己從未與她相距得如此遙遠。
我又感到了那種不安，就像先前的許多次一樣，害怕她會失去庇護，我甚至有種直覺，仿佛那些意外（它們在每間房中、每條街上蹲守着她）在我缺席的時候加倍地容易發生。
“孩子好嗎？”我問。
奧拉的回答比預想中慢。
“是，她還好。
早飯吃得不錯。
” “讓她聽。
” “什麼？” “請讓她接一下。
告訴她我想跟她講話。
” 一陣沉默。
“安東尼奧，三年了。
為什麼你還是不肯走出來？為什麼你非得活在那場事故的陰影裡？為什麼，說真的，我弄不懂這對你有什麼好處。
這究竟是怎麼了？” “我想跟萊蒂西亞講話。
把電話給她。
叫她過來，把電話給她。
” 奧拉重重地歎了口氣。
歎息裡有種近乎厭倦與絕望的東西，又或者是直白的憤怒，一個人自覺無能為力的那種憤怒：這些情緒透過電話并不容易分辨，須得看着人臉才能精準地解讀。
在我那套位于第十層的公寓裡，在我那座矗立在海拔兩千六百米高空的城市當中，屬于我的兩個女人走動着，說着話，而我傾聽着她們，并且愛着她們，是的，我愛她們，我不願傷害她們。
正當我這樣想着，萊蒂西亞開口了。
“喂？”她問。
孩子們對這個詞總是無師自通。
“喂，寶貝。
”我回應道。
“是爸爸。
”她說。
于是我聽見奧拉遙遠的聲音傳來：“對，”她說，“聽一聽，聽聽他跟你講些什麼。
” “喂？”萊蒂西亞重複了一遍。
“喂，”我說，“我是誰？” “爸爸。
”她說，把後一個字母P講得很用力，(2)還拖了長音。
“不，”我說，“我是大灰狼。
” “大灰狼？” “我是彼得·潘。
” “彼得·潘？” “我是誰，萊蒂西亞？” 她思考了一會兒。
然後道：“爸爸。
” “完全正确。
”我說。
我聽見她笑了起來：細碎的笑聲，好像蜂鳥拍打着兩翼。
我接着問：“你有沒有好好照顧媽媽？” “啊哈！”她說。
“你要好好照顧媽媽。
你照顧了嗎？” “啊哈！”萊蒂西亞說。
“我讓她聽。
” “别，等等。
”我試圖這樣告訴她，可是已經晚了，聽筒從她的手中被抽走了，我落在了奧拉的手上，我的聲音落在了奧拉手上，我的思念懸挂在炎熱的空氣中：我思念着那些我尚未失去的東西。
“好了，去玩吧。
”我聽見奧拉用一種最柔軟的語氣在跟女兒講話，那仿佛是低低的耳語，又仿佛是五音節的搖籃曲。
而當講話的對象換成了我時，強烈的反差便出現了：她嗓音裡有種悲傷，相距那麼近，故而我聽得十分清楚，還有一份失望，以及盡力掩飾的責備。
“喂。
”她說。
“喂，”我說，“謝謝。
” “為什麼？” “讓萊蒂西亞聽了電話。
” “她在走廊會感到害怕。
”奧拉道。
“女兒嗎？” “她說走廊裡有東西。
昨天她不願從廚房走回自己的房間，是我陪她走的。
” “年齡的原因，”我說，“這些恐懼以後都會消失的。
” “她喜歡開着燈睡覺。
” “年齡的原因。
” “對。
”奧拉說。
“兒科醫生跟我們講過的。
” “對。
” “這個年紀就是容易做噩夢。
” “我不想，”奧拉說，“不想我們再繼續這樣，安東尼奧。
不該這樣。
”我還沒來得及回應什麼，她又加了一句：“這對誰都不好。
對女兒不好，對誰都不好。
” 原來如此。
“我懂了，”我說，“所以是我的過錯了。
” “沒人跟你提過錯。
” “女兒怕上走廊是我的過錯。
” “沒人這麼說。
” “拜托了，真白癡。
說得就跟恐懼也會遺傳似的。
” “不會遺傳，”奧拉道，“但會傳染。
”随即馬上又說，“我無心的。
”跟着又補上一句，“你明白的。
” 我的兩手都在出汗，尤其是握着聽筒的那隻。
一種荒唐的恐懼感襲上心頭：我感到聽筒即将從我汗濕的手心滑脫，跌在地上，我們之間的聯系即将切斷，而我無力挽回。
一場意外，事故确實發生了。
奧拉講述着我們的過去，講述着我們曾經計劃的将來——在那顆并沒寫着我名字的子彈碰巧打中我以前。
我專注地聽着，我發誓自己的确這麼做了，可我的内心無法浮現任何回憶的畫面。
内心之眼，是有這樣一種說法的。
我的内心之眼試圖看見裡卡多·拉韋德死去以前的奧拉，試圖看見那以前的我自己，結果卻徒勞無功。
“我得挂了，”我聽到自己說，“電話是借來的。
”而奧拉——這個細節我倒記得十分清楚——一直說着她愛我，說我們會一起走出來的，說我們會共同努力做到的。
“我得挂了。
”我說。
“你什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我說，“這裡有信息，有我想知道的事。
” 聽筒裡一陣沉默。
“安東尼奧，”奧拉道，“你會回來嗎？” “怎麼這麼問，”我說，“當然會回來，我不知道你想象中我在幹嗎。
” “我什麼也沒想。
告訴我什麼時候。
” “不知道。
盡快。
” “什麼時候，安東尼奧。
” “盡快，”我說，“你别哭啊，不至于吧。
” “我沒哭。
” “不至于。
女兒會不安的。
” “女兒，女兒，”奧拉重複着，“你吃屎吧，安東尼奧。
” “奧拉，别這樣。
” “你吃屎吧，”她說，“等你能回來的時候再見吧。
” 挂上電話，我來到了天台。
柳條箱躺在一張吊床底下，安靜得像是一隻寵物。
那兒有埃萊娜·弗裡茨與裡卡多·拉韋德的人生，就散落在裡面的文件當中——他們寫給别人的信，還有他倆之間往來的信件。
空氣凝固了。
我在瑪雅·弗裡茨前一晚睡過的吊床上躺下，頭枕着配了白色刺繡外罩的椅墊，取出第一個文件夾，将它放在自己的腹部，又從這個文件夾中抽出了第一封信。
那是顔色發綠、幾近半透明的一張紙。
“親愛的祖父祖母”(3)，擡頭如是。
跟着是第一行，孤零地倚着下一個段落，仿佛想要自殺的人站在房檐上的樣子。
沒有人告訴過我波哥大會變成這樣。
我忘記了濕熱的天氣，忘記了那杯橙汁，也全然忘了自己此刻難受的姿勢（自然更加不會去想這姿勢稍後會令我的脖子痛得很厲害）。
躺在瑪雅的
瑪雅帶我來到客房，或者隻是當時被她充作客房的某處地方，我半醒半醉，疲憊不堪，因為說了太久的話已然近乎失聲。
這裡沒有卧床，隻有兩張簡易的行軍床，且都是一副搖搖晃晃的樣子（當我死屍般地将自己扔在其中一張床墊上時——那裡鋪着髒兮兮的白被單——隻聽得床鋪在吱嘎作響）。
電扇在我頭頂瘋狂地旋轉，大概是酒醉惹來的瞬間妄想驅使我選擇躺在那張并不與它直接相對的床鋪上，以防它在半夜掉下來砸到我的身上。
不過那以前，我記得自己在困倦難耐和醉意朦胧中接收到了幾個指令。
沒有紗窗的窗戶不要打開，可樂罐不要亂丢（房子裡到處都是螞蟻），衛生紙不要扔進抽水馬桶。
“這一點很重要，城裡來的人總也記不住。
”她對我說，抑或在我記憶裡她是這樣說的，用上述的詞句或是别的什麼詞句。
“上廁所是一種最無意識的行為，誰坐在那兒時都不會動腦子。
接下來的污水處理會有多麻煩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跟您解釋。
”這些關于我身體機能的評語出自一個徹頭徹尾的陌生人之口，卻并未令我感到絲毫的不自在。
瑪雅·弗裡茨身上的一派天然是我前所未見的，它與波哥大人的那種道貌岸然大相徑庭——後者有本事将自己的一輩子過得好像從來不拉大便似的。
我想我是記下了那些指令的，隻是忘了自己有沒有回應些什麼。
我的腿比平日疼得更加厲害，連胯部都跟着痛了起來。
我将這歸咎于潮濕的天氣，以及在情況多變的危險路段開了太久的車導緻的筋疲力盡。
醒來的時候一陣暈頭轉向。
弄醒我的是正午的高溫：我渾身是汗，床單已經浸得透濕，聖何塞醫院被我夢魇中的汗水打濕的床單就是這副樣子。
我望了望天花闆，發現風扇已經停止了轉動。
白日不可一世的明亮湧進木質的百葉窗格，在地面的白磚上灑下了光斑。
門是關着的，門邊擺了一張柳條椅，上面擱着東西，似乎是一疊衣物：兩件短袖格子襯衫，一條綠色的毛巾。
房子裡一片寂靜。
遠處則傳來人語聲，是幹活兒的人們正在交談，還有勞作時工具發出的聲音：我不清楚那是些什麼人，這個時候、這樣的天氣裡他們在做些什麼。
還在疑惑時，那聲響消失了——許是他們收工歇息去了。
我拉起百葉簾，打開窗子探頭張望，鼻尖就快貼在紗窗上，也沒有望見一個人影：就隻見到長方形的泳池閃着亮光，見到一輛孤零零的車子，見到一株木棉——跟公路上的那些一樣，它長于此地仿佛就是為了給在這烈日炙烤的天地偷生的可憐活物們帶來一絲蔭蔽。
木棉樹下是我來時見過的德國牧羊犬。
木棉樹後延展着平原，平原盡頭的某處地方，便是奔湧而過的馬格達萊納河。
這條河流的聲響我輕易就能辨識，那是我自小聽慣了的——雖則是在遠離拉斯阿卡西亞斯的另一處流域。
我沒有見到瑪雅·弗裡茨，因此隻得洗了個冷水澡（還打死了牆角的一隻蜘蛛，個頭相當大，跟我對抗了好一會兒），并且換上了她給我留下的襯衣。
那是件男式襯衫，對我來說顯得有些過于寬大了。
我被它曾經屬于裡卡多·拉韋德的念頭攫住，不由得在腦海中設想起他穿着它的情形，而那形象不知為何，與我本人很是近似。
來到走廊，很快便有一個年輕女子迎了上來，她穿一件紅色的齊膝短褲，上面有兩隻藍色的口袋，無袖衫上是一隻蝴蝶吻着一朵向日葵的圖案。
她手上端了一個托盤，上面是橙汁，盛在深口杯中。
客廳的風扇也已靜止了。
“瑪雅小姐把東西給您擱在天台，”她告訴我，“他們吃午飯去了。
”說着沖我笑笑，等着我把托盤裡的橙汁喝掉。
“不能開電扇嗎？” “停電了。
”那女人說，“先生想不想來杯紅酒？” “先打個電話吧。
打去波哥大，如果可以的話。
” “電話在那兒，”她說，“這是您跟瑪雅小姐事先說好了的。
” 那是一台老式的一體化電話機，跟我童年裡——七十年代末的時候見過的一模一樣：一隻大腹便便的長脖子小鳥，身下帶着一隻撥号盤，還有一個紅色的按鍵。
聽筒隻須向上一提就能取下。
我撥着家中的号碼，每一次都要轉盤轉回原處才能再撥下一個數字，因此我隻能等待，同時驚奇地發現，自己居然重新體會到了兒時的那種不耐煩。
電話還沒響到第二聲，便已被奧拉接了起來。
“你在哪裡？”她問，“你還好嗎？” “當然。
我為什麼會不好？” 于是她的語氣變了，變得冷淡、沉重而疲倦。
“你在哪兒？”她說。
“拉多拉達。
來見一個人。
” “留言裡的女人？” “什麼？” “電話答錄機留言裡的女人？” 我并不訝異于奧拉的洞察力（從我們的關系初始我便見識了她的敏銳）。
我三言兩語地做了解釋：裡卡多·拉韋德的女兒，她手頭有些文件，記憶裡有些畫面，能給我機會弄明白許多事，我想知道。
這句話在我的腦海中盤旋，卻并沒有被說出口。
叙述中我聽見一串細碎的聲響，應該是喉嚨發出的聲音，繼而便是奧拉突然的大哭。
“你是個婊子養的。
”她說。
她用的不是hijueputa這個簡單有力的短語，而是将hijo、de、puta幾個單詞分得清清楚楚地說出。
我不能去醫院，因為沒人幫我帶孩子。
我不明白，我真的完全弄不明白。
”奧拉抽噎着訴說，她哭泣的方式刺激了我，我從未聽過這樣的哭聲從她的口中發出：那是焦慮，毫無疑問，是一整夜累積的焦慮。
“那人是誰？”她問。
“不是誰，”我答道，“這麼說吧，不是你想的那樣。
” “你不知道我想的哪樣。
她是誰？” “裡卡多·拉韋德的女兒，”我說，“就是那個已經……” 于是我聽見氣惱的喘息聲。
“我知道那是誰，”奧拉道，“請别再侮辱我。
” “她想聽我講一些事，我也想聽她講一些事。
就這麼多。
” “就這麼多。
” “沒錯。
就這麼多。
” “她漂亮嗎？我是說，她可口嗎？” “奧拉，你别這樣。
” “可我不明白，”奧拉道，“我想不通你為什麼昨天不來電話，這會費你什麼事。
昨天你手邊沒電話嗎？你沒在那兒過夜嗎？” “是的。
”我說。
“是什麼？是你手邊有電話還是你在那兒過夜了？” “我是在這裡過的夜。
我也的确可以使用電話。
” “所以呢？” “沒什麼所以。
”我說。
“你幹什麼了？你們都幹什麼了？” “講話。
一整夜。
我起床遲了，所以現在才打來。
” “啊，這麼回事。
” “對。
” “那明白了。
”奧拉說。
然後又道：“你是個婊子養的，安東尼奧。
” “但是這兒有信息，”我說，“我在這裡可以了解很多事情。
” “冷血動物，婊子養的，”奧拉說，“你不能這麼對待自己的家人。
我整晚都醒着，擔驚受怕，想到的全是最壞的狀況。
婊子養的。
最壞的狀況。
星期五一整天我都縮在這兒，跟萊蒂西亞關在家裡等消息，我不敢出門，因為生怕你碰巧打來。
整夜不睡，怕得要命。
你難道沒想過這些？還是你根本就無所謂？要是反過來呢？你也會這樣吧，對嗎？想想看，如果是我帶着孩子出去了一整天而你卻不曉得我在哪兒。
你也得吓得不輕吧，你就得管着我怕我出軌了吧。
你也希望我無論到哪兒都打個電話好叫你知道我安全到達了吧。
你也希望我出門時打個電話，好叫你知道我什麼時候出去的吧。
你為什麼要這樣，安東尼奧？你這是怎麼了，你究竟想幹嗎？” “我不知道，”于是我說，“不知道自己想要幹嗎。
” 在随後幾秒的寂靜當中，我聽到并且認出了萊蒂西亞發出的聲音，那是一縷聽得見的蹤迹，好像貓兒的小鈴铛，讓父母在不知覺中學會了分辨：萊蒂西亞在鋪了地氈的地面上走着或跑着，萊蒂西亞同她的玩具們說着話，或是讓玩具們相互談天，萊蒂西亞搬運着家裡的東西（不能亂碰的裝飾品，不能亂碰的煙灰缸，不能亂碰的掃帚，她很喜歡把它從廚房拿出來跑去掃地毯：她小小的身體在空氣中制造的一切細微的震顫）。
我在思念她，我意識到在那之前，自己甚至連一個晚上都不曾離開過她，意識到自己從未與她相距得如此遙遠。
我又感到了那種不安，就像先前的許多次一樣，害怕她會失去庇護，我甚至有種直覺，仿佛那些意外（它們在每間房中、每條街上蹲守着她）在我缺席的時候加倍地容易發生。
“孩子好嗎？”我問。
奧拉的回答比預想中慢。
“是，她還好。
早飯吃得不錯。
” “讓她聽。
” “什麼？” “請讓她接一下。
告訴她我想跟她講話。
” 一陣沉默。
“安東尼奧，三年了。
為什麼你還是不肯走出來？為什麼你非得活在那場事故的陰影裡？為什麼，說真的，我弄不懂這對你有什麼好處。
這究竟是怎麼了？” “我想跟萊蒂西亞講話。
把電話給她。
叫她過來，把電話給她。
” 奧拉重重地歎了口氣。
歎息裡有種近乎厭倦與絕望的東西，又或者是直白的憤怒，一個人自覺無能為力的那種憤怒：這些情緒透過電話并不容易分辨，須得看着人臉才能精準地解讀。
在我那套位于第十層的公寓裡，在我那座矗立在海拔兩千六百米高空的城市當中，屬于我的兩個女人走動着，說着話，而我傾聽着她們，并且愛着她們，是的，我愛她們，我不願傷害她們。
正當我這樣想着，萊蒂西亞開口了。
“喂？”她問。
孩子們對這個詞總是無師自通。
“喂，寶貝。
”我回應道。
“是爸爸。
”她說。
于是我聽見奧拉遙遠的聲音傳來：“對，”她說，“聽一聽，聽聽他跟你講些什麼。
” “喂？”萊蒂西亞重複了一遍。
“喂，”我說，“我是誰？” “爸爸。
”她說，把後一個字母P講得很用力，
“不，”我說，“我是大灰狼。
” “大灰狼？” “我是彼得·潘。
” “彼得·潘？” “我是誰，萊蒂西亞？” 她思考了一會兒。
然後道：“爸爸。
” “完全正确。
”我說。
我聽見她笑了起來：細碎的笑聲，好像蜂鳥拍打着兩翼。
我接着問：“你有沒有好好照顧媽媽？” “啊哈！”她說。
“你要好好照顧媽媽。
你照顧了嗎？” “啊哈！”萊蒂西亞說。
“我讓她聽。
” “别，等等。
”我試圖這樣告訴她，可是已經晚了，聽筒從她的手中被抽走了，我落在了奧拉的手上，我的聲音落在了奧拉手上，我的思念懸挂在炎熱的空氣中：我思念着那些我尚未失去的東西。
“好了，去玩吧。
”我聽見奧拉用一種最柔軟的語氣在跟女兒講話，那仿佛是低低的耳語，又仿佛是五音節的搖籃曲。
而當講話的對象換成了我時，強烈的反差便出現了：她嗓音裡有種悲傷，相距那麼近，故而我聽得十分清楚，還有一份失望，以及盡力掩飾的責備。
“喂。
”她說。
“喂，”我說，“謝謝。
” “為什麼？” “讓萊蒂西亞聽了電話。
” “她在走廊會感到害怕。
”奧拉道。
“女兒嗎？” “她說走廊裡有東西。
昨天她不願從廚房走回自己的房間，是我陪她走的。
” “年齡的原因，”我說，“這些恐懼以後都會消失的。
” “她喜歡開着燈睡覺。
” “年齡的原因。
” “對。
”奧拉說。
“兒科醫生跟我們講過的。
” “對。
” “這個年紀就是容易做噩夢。
” “我不想，”奧拉說，“不想我們再繼續這樣，安東尼奧。
不該這樣。
”我還沒來得及回應什麼，她又加了一句：“這對誰都不好。
對女兒不好，對誰都不好。
” 原來如此。
“我懂了，”我說，“所以是我的過錯了。
” “沒人跟你提過錯。
” “女兒怕上走廊是我的過錯。
” “沒人這麼說。
” “拜托了，真白癡。
說得就跟恐懼也會遺傳似的。
” “不會遺傳，”奧拉道，“但會傳染。
”随即馬上又說，“我無心的。
”跟着又補上一句，“你明白的。
” 我的兩手都在出汗，尤其是握着聽筒的那隻。
一種荒唐的恐懼感襲上心頭：我感到聽筒即将從我汗濕的手心滑脫，跌在地上，我們之間的聯系即将切斷，而我無力挽回。
一場意外，事故确實發生了。
奧拉講述着我們的過去，講述着我們曾經計劃的将來——在那顆并沒寫着我名字的子彈碰巧打中我以前。
我專注地聽着，我發誓自己的确這麼做了，可我的内心無法浮現任何回憶的畫面。
内心之眼，是有這樣一種說法的。
我的内心之眼試圖看見裡卡多·拉韋德死去以前的奧拉，試圖看見那以前的我自己，結果卻徒勞無功。
“我得挂了，”我聽到自己說，“電話是借來的。
”而奧拉——這個細節我倒記得十分清楚——一直說着她愛我，說我們會一起走出來的，說我們會共同努力做到的。
“我得挂了。
”我說。
“你什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我說，“這裡有信息，有我想知道的事。
” 聽筒裡一陣沉默。
“安東尼奧，”奧拉道，“你會回來嗎？” “怎麼這麼問，”我說，“當然會回來，我不知道你想象中我在幹嗎。
” “我什麼也沒想。
告訴我什麼時候。
” “不知道。
盡快。
” “什麼時候，安東尼奧。
” “盡快，”我說，“你别哭啊，不至于吧。
” “我沒哭。
” “不至于。
女兒會不安的。
” “女兒，女兒，”奧拉重複着，“你吃屎吧，安東尼奧。
” “奧拉，别這樣。
” “你吃屎吧，”她說，“等你能回來的時候再見吧。
” 挂上電話，我來到了天台。
柳條箱躺在一張吊床底下，安靜得像是一隻寵物。
那兒有埃萊娜·弗裡茨與裡卡多·拉韋德的人生，就散落在裡面的文件當中——他們寫給别人的信，還有他倆之間往來的信件。
空氣凝固了。
我在瑪雅·弗裡茨前一晚睡過的吊床上躺下，頭枕着配了白色刺繡外罩的椅墊，取出第一個文件夾，将它放在自己的腹部，又從這個文件夾中抽出了第一封信。
那是顔色發綠、幾近半透明的一張紙。
“親愛的祖父祖母”
跟着是第一行，孤零地倚着下一個段落，仿佛想要自殺的人站在房檐上的樣子。
沒有人告訴過我波哥大會變成這樣。
我忘記了濕熱的天氣，忘記了那杯橙汁，也全然忘了自己此刻難受的姿勢（自然更加不會去想這姿勢稍後會令我的脖子痛得很厲害）。
躺在瑪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