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 我們都是逃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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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床上，我甚至遺忘了自己。
我努力回想上一次有類似的體驗究竟是何時——視現實世界如過眼煙雲，将自我意識全然封閉，結果卻發現，自我記事起，那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然而以上都是後話了，是我許久之後與瑪雅交談的那幾個小時當中努力做出的推理。
那是一次旨在給信件補白的長談，我想讓瑪雅為我講述信上并未提及，卻早已啟示的一切，那不露真容的，躲藏着沉默的一切。
不過正如之前所說，那些都是後話了。
那場交談隻能在稍後發生，在我從這些文件與它們洩露的真相當中穿行而過以後發生。
因此躺在吊床讀信的當下，我的感受是另外的樣子，那是一次難以言喻的經曆，尤為突出的是一份不知所措：我十分别扭地發現，盡管故事裡并未出現我的名字，其實我在每一行文字當中被它提及。
我感到思緒紛亂，而種種紛亂的思緒最終又彙聚在了一處，濃縮成一份可怖的孤獨，一份晦暗難明，無從開解的孤獨。
一份屬于孩子的孤獨。
我将散亂的信息整合，再加上自己的記憶，重構了這段故事。
它從1969年開始，也就是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總統簽署命令成立“和平隊”(4)後的第九個年頭。
當時伊萊恩·弗裡茨剛剛結束了在佛羅裡達州立大學接受的為期五個星期的訓練，作為編号139372的準志願者，正乘坐飛機準備在波哥大降落。
彼時的她腦子裡盡是些毫無新意的想法：想擁有更加豐富的人生經曆，想要留下自己的足印，想象自己是一粒沙，但是可以聚沙成塔。
旅途并不順利，一陣陣疾風将他們的航班——一架老舊的哥倫比亞航空DC-4吹得搖搖晃晃，因此她不得不掐滅了香煙，并且做了一件十五歲後就再沒做過的事：祈禱。
（當然她祈禱得飛快，隻在沒塗腮紅的臉上和戴了兩條木串珠項鍊的胸口潦草地畫了兩道。
并沒有給人看見。
）臨出發前，伊萊恩的祖母曾同她說起去年的那架從邁阿密飛往波哥大結果墜毀的客機，因此當她的航班朝着那片灰綠色的群山下降，在氣流的沖擊下颠簸着穿過低低的雲層，被一道又一道雨痕沾污了舷窗的時候，她開始回想那架失事飛機的乘客究竟有沒有全部罹難。
她用兩手緊緊抓着自己的膝蓋——褲子被弄得又濕又皺，并在航班伴着鐵皮撞擊的巨響觸碰地面的瞬間閉起了眼睛。
随後她不住感慨平安降落一定是上帝顯靈，心想到了住處馬上就要坐到桌前給祖父祖母寫第一封信。
我已經到啦，很平安，這裡的人十分和善。
有許多工作要做呢。
一切都會很好的。
伊萊恩的母親在生她時便過世了，父親當年在老秃山附近執行偵察任務，(5)一隻腳踩上了地雷，從朝鮮回來時右腿截肢直到胯部，整個人也垮掉了。
回來還不到一年，有一次他出去買煙，從此便徹底消失，再也沒人知道他的消息。
自那以後，伊萊恩就在祖父母的庇護下長大。
她其實并未真正意識到父親的缺席，畢竟所有這一切發生時她還太小了。
祖父母不僅負責教養她，還努力令她開心快樂，他們像養育子女那樣精心地照管她，同時又比帶大子女時有了更為豐富的經驗和閱曆。
于是伊萊恩生命中成年人的形象便由這樣兩位來自舊時代的人物所扮演，而她自己也長成了一個擁有同齡人所不具備的強烈責任感的孩子。
人們常在公開場合聽見她的祖父說，他們讓伊萊恩的成長路上充滿驕傲，同時也令她飽受傷痛：“因此她會被造就成我的女兒。
”當伊萊恩決定中斷新聞學的學業加入和平隊時，祖父是第一個向她表示支持的人，當時他已經為肯尼迪的遇刺哀悼了長達九個月的時間。
“不過有個條件，”他說，“你不能待在那裡不回來，就像許多人那樣。
幫助别人是好事，可你的國家更需要你。
”伊萊恩答應了他。
伊萊恩的名字被列入了使館某機構的名單當中。
機構将她安置在緊鄰伊波德羅莫的一棟兩層房子裡，從波哥大向北半小時的車程。
房子所處街區的柏油馬路鋪設得十分糟糕，一到雨天就會遍地泥濘。
她即将度過接下來十二個星期的地方是一片到處在建房屋的區域：大部分房子都沒有屋頂，因為屋頂是最費錢的，是最後完工的；平日裡出行總會碰上帶攪拌機的大型泵車，顔色赤黃，轟隆隆地響着，仿佛做噩夢時見到的蜜蜂；翻鬥車随處卸下一堆堆的沙礫，工人們一手拿着小餅幹，一手拿着汽水，看見她走過便會吹響下流的口哨。
伊萊恩·弗裡茨——這兒的人們從未見過如此清澈的綠眼睛，栗色的長發那樣柔滑，簾幕一般垂落在腰際，花襯衫下還有一對在山區的寒冷中豎起的乳頭。
她總是垂頭望着水坑，凝視水裡倒映着的灰色天空，隻在走到這一區域與北方公路交界的那片荒地時才肯擡起眼簾，也不過是為了确認那兩頭吃草的母牛跟自己隔了一段安全的距離。
還有就是如何擠上那輛不知幾時會來、停靠站也十分随意的黃色小巴。
剛一上去就得用手肘在扁豆湯般濃稠的人群中開出一條路來。
“原因很簡單，”她寫道，“得按時下車啊。
”在半小時的車程當中，伊萊恩須得由入口處的鋁制回轉栅欄一路走到車子的後門（她學會了利用胯部一點點地挪動，根本用不着雙手幫忙），并且在下車時避免将那兩三名單腳站着、身子懸在半空的乘客一同帶下車去。
自然所有這一切都需要那麼一段學徒期，因此最初的一個禮拜她總在坐過站一兩公裡後才得以下車也就并不稀奇。
當她穿過陌生的街道，身上被綿密的雨水打得透濕，終于趕到CEUCA(6)的時候，課已經開始好幾分鐘了。
哥倫比亞—美國大學學習中心：對于一個隻有幾間教室的地方，這名字顯得浮誇且冗長。
教室裡面擠滿了人——那是些讓伊萊恩·弗裡茨倍覺親切的人。
在受訓的這段時期，伊萊恩的夥伴們同她一樣白紙一張，同她一樣不過二十來歲，也同她一樣厭倦了自己的國家，厭倦了越南，厭倦了古巴，厭倦了聖多明各，厭倦了毫無盼頭地開始一個早上，跟父母朋友說上一堆陳詞濫調，然後到了夜晚臨睡時，發覺自己又度過了糟糕的一天，而這一天它将不會重來，它已被瞬間書寫在充滿卑劣行徑的世界史當中：一支削短型霰彈槍射殺馬爾科姆·X(7)的一天，藏在汽車底部的炸彈炸死沃爾雷斯特·傑克遜(8)的一天，弗雷德·康倫在郵局被炸彈襲擊的一天，警察的步槍掃射殺死本傑明·布朗的一天。
與此同時，不斷有靈柩被從越南運送歸來，制造它們的那些軍事行動的名字全都優美無害：五号甲闆室行動，雪松瀑布行動，章克申城行動。
(9)對美萊村的屠殺(10)剛剛街知巷聞，沒過多久人們又說起了青篷事件，(11)一場暴行被另一場暴行覆蓋和取代，一個被強奸的女子與之前的某個被強奸的女子混為一談。
沒錯，就是這樣：在這個國家，一個人早上起床就已經不知自己該期待些什麼，不知道曆史将會對他開一個怎樣殘酷的玩笑，将會在他的臉上吐一口怎樣的唾沫。
美利堅合衆國幾時開始變成了這樣？這個每一天伊萊恩用千百種方式追問的問題漂浮在教室的空氣當中，高懸于每個人的頭頂上方——那些白發蒼蒼的，那些二十來歲的——不僅如此，還占據了他們的閑暇時光，在咖啡館吃午飯時，從CEUCA去往貧民區的路途上——準志願者們會在那裡幹些農活兒。
美利堅合衆國：是誰讓他們走向迷失？是誰該對他們夢想的破滅負責？而就在那兒，就在那幾間教室當中，伊萊恩想道：我們已經逃離了那些。
我們都是逃離者，她想。
上午被用來學習西班牙語。
四個小時。
這四個鐘頭十分難耐，每次都給伊萊恩留下頭痛以及搬運工人身上常見的那種肩部勞損。
在此期間她要坐在一位女教師的對面去領略一種新鮮語言的奧秘。
女教師總是穿着長筒靴和高領毛線衫，模樣幹瘦，挂着一對黑眼圈，她常将自己三歲的兒子帶到課堂上來，因為家中沒有人照管。
每當學生用錯了虛拟式或是搞不清單詞的陰陽性時，這位瑪利亞女士便會用一場演說來做回應。
“假使這個國家的窮人聽不懂諸位講的話，諸位怎麼跟他們一同工作？”她雙手握拳，撐在木桌面上，“假使讓他們聽懂這點事都辦不到，諸位又如何取得社團領袖的信任？再過三四個月，你們當中有些人就要去往沿海地區和咖啡種植區了，你們認為‘公共行動’(12)的人會等着大家翻詞典找單詞嗎？你們覺得如果連一句‘牛奶比黑糖水要好’也說得絞盡腦汁，教區的農民們會乖乖地坐下來聽你講話嗎？”到了下午是英文講授的時間，官方計劃表上寫的是“美國研究”和“世界事務”。
在這一時段，伊萊恩與同伴們将會參加和平隊資深成員舉辦的講座，這些人出于各種各樣的理由在哥倫比亞一直待了下來。
從他們身上，伊萊恩們懂得了重要的會話并不是關于黑糖水或牛奶的那些，而是與此全然不同的、其主要成分無一例外包含了沒有的那一系列：我沒有參加争取進步聯盟，我沒有為中情局工作，以及最為要緊的一句，真遺憾，我沒有美元。
到了九月底，伊萊恩寫了一封長信祝賀她祖母的生日，并且感謝他們為她寄來《時代》周刊的剪報。
她問祖父去看過紐曼和雷德福的新片了沒有(13)，這部電影甚至在波哥大都很出名（盡管上映的日期稍遲了一些）。
接着她筆鋒一轉，鄭重其事地詢問起了比佛利山謀殺事件(14)究竟是怎麼回事。
“人們衆說紛纭，就連坐下來吃個午餐也總忍不住要提。
那些照片太恐怖了。
莎朗·塔特還懷着身孕呢，我真想不通人怎麼能做出那樣的事來。
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讓人不寒而栗。
爺爺，你該見過更可怕的事吧。
拜托告訴我這個世界一向就是如此。
”随後她又轉向了另一個話題。
“我記得之前已經跟你們提過貧民區了。
”她寫道。
她告訴他們，CEUCA的每一個班級都會分成不同的小組，每個小組負責一片區域，而她所在的小組另外那三名成員全都是加利福尼亞人：他們都是男生，在蓋房子和與當地委員會的領袖談話時表現得十分厲害（以上是伊萊恩說出來的部分），在搞到物美價廉的瓜希拉大麻和薩馬利亞大麻方面也表現得十分厲害（以上是她沒有說出來的部分）。
總之就是這樣。
她每個星期會同他們去波哥大的市郊爬一次山，穿過那些遍地泥濘的街道，踩上死老鼠也不稀奇，經過那些闆房或是腐壞的木屋，它們就建在糞坑邊上，而糞坑就暴露在人們的鼻端眼底。
“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伊萊恩寫道，“不過工作方面就先說到這兒吧，下封信裡再接着寫。
我想給你們講講我這一次撞大運的事。
” 事情是這樣的。
一天下午，分區委員會召開了一次費時頗長的會議。
會議讨論了水污染的問題，宣布必須緊急修建一條水管，并對沒錢完成這一舉措達成了共識。
散會之後，伊萊恩他們小組跑到一間沒有窗戶的店裡喝起了啤酒。
酒喝了兩巡（褐色的玻璃瓶在狹小的桌子上漸漸堆積），戴爾·卡特賴特壓低了嗓音，問伊萊恩能不能守住秘密。
“知道誰是安東尼娅·杜魯賓斯基嗎？”他問。
伊萊恩跟所有人一樣，當然知道誰是安東尼娅·杜魯賓斯基，原因不止是她在志願者當中屬于資格最老那一批，也不在于她因擾亂公共交通曾被逮捕過兩次（此處的擾亂該當解讀為抗議越南戰争，公共交通指的則是在美國大使館對面），而是安東尼娅·杜魯賓斯基已經下落不明好幾天了。
“好端端的，下落不明，”戴爾·卡特賴特說，“現在已經發現她在哪兒了，隻是他們不想讓這事兒變成新聞而已。
” “誰們不想？” “使館。
CEUCA。
” “原因呢？她在什麼地方？” 戴爾·卡特賴特四下裡望了望，把頭埋了下去。
“進山了，”他悄聲說，“好像是要革命。
怎麼都好吧，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的cuarto現在空出來了。
” “她的四分之一？”伊萊恩問，“還是房間？”(15)
“是房間，沒錯。
就是全班都羨慕的那間房子。
我想也許你想要搬過去住。
你知道的，距離CEUCA十分鐘的路程，還有熱水澡可洗。
” 伊萊恩陷入了沉思。
“可我不是為了享受才到這兒來的。
”結果她說。
“熱水澡啊，”戴爾強調了一遍，“而且你下車時再也不用像個四分衛似的往外擠了。
” “可那家人怎麼辦。
”伊萊恩說。
“跟他們有什麼關系？” “我的房錢是七百五十比索，”伊萊恩道，“是這個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了。
” “有什麼關系呢？” “我不想令他們失去這筆錢。
” “你以為你是誰啊，伊萊恩·弗裡茨，”戴爾歎了口氣，表情很是戲劇化，“你以為自己獨一無二，不可替代，快别鬧了。
親愛的伊萊恩，就在今天還有十五名志願者來到了波哥大。
星期六還會再有一架航班從紐約抵達。
整個國家有幾百個，甚至可能是幾千個你我這樣的美國佬，他們中的許多都是要來波哥大做事的。
相信我吧，在你打好行李之前，你的房間就又會住上人了。
” 伊萊恩喝了一口啤酒。
經過許多時日，當一切已成定局，她會想起那次的啤酒，想起店裡陰郁的氣氛，想起下午的映像漸漸消逝在鑲嵌在鋁制窗框裡的玻璃上。
一切就是從那兒開始的，她想。
然而事情發生的當下，面對着戴爾·卡特賴特顯而易見的示好，她在腦子裡飛快地将事情梳理了一遍。
她笑了。
“可你怎麼知道我像個四分衛似的往外擠啊。
”最後她說。
“和平隊裡每個人都知道，親愛的，”他回答，“大家都知道。
” 就這樣，過了大概三個星期，伊萊恩·弗裡茨
我努力回想上一次有類似的體驗究竟是何時——視現實世界如過眼煙雲，将自我意識全然封閉，結果卻發現，自我記事起，那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然而以上都是後話了，是我許久之後與瑪雅交談的那幾個小時當中努力做出的推理。
那是一次旨在給信件補白的長談，我想讓瑪雅為我講述信上并未提及，卻早已啟示的一切，那不露真容的，躲藏着沉默的一切。
不過正如之前所說，那些都是後話了。
那場交談隻能在稍後發生，在我從這些文件與它們洩露的真相當中穿行而過以後發生。
因此躺在吊床讀信的當下，我的感受是另外的樣子，那是一次難以言喻的經曆，尤為突出的是一份不知所措：我十分别扭地發現，盡管故事裡并未出現我的名字，其實我在每一行文字當中被它提及。
我感到思緒紛亂，而種種紛亂的思緒最終又彙聚在了一處，濃縮成一份可怖的孤獨，一份晦暗難明，無從開解的孤獨。
一份屬于孩子的孤獨。
我将散亂的信息整合，再加上自己的記憶，重構了這段故事。
它從1969年開始，也就是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總統簽署命令成立“和平隊”
當時伊萊恩·弗裡茨剛剛結束了在佛羅裡達州立大學接受的為期五個星期的訓練，作為編号139372的準志願者，正乘坐飛機準備在波哥大降落。
彼時的她腦子裡盡是些毫無新意的想法：想擁有更加豐富的人生經曆，想要留下自己的足印，想象自己是一粒沙，但是可以聚沙成塔。
旅途并不順利，一陣陣疾風将他們的航班——一架老舊的哥倫比亞航空DC-4吹得搖搖晃晃，因此她不得不掐滅了香煙，并且做了一件十五歲後就再沒做過的事：祈禱。
（當然她祈禱得飛快，隻在沒塗腮紅的臉上和戴了兩條木串珠項鍊的胸口潦草地畫了兩道。
并沒有給人看見。
）臨出發前，伊萊恩的祖母曾同她說起去年的那架從邁阿密飛往波哥大結果墜毀的客機，因此當她的航班朝着那片灰綠色的群山下降，在氣流的沖擊下颠簸着穿過低低的雲層，被一道又一道雨痕沾污了舷窗的時候，她開始回想那架失事飛機的乘客究竟有沒有全部罹難。
她用兩手緊緊抓着自己的膝蓋——褲子被弄得又濕又皺，并在航班伴着鐵皮撞擊的巨響觸碰地面的瞬間閉起了眼睛。
随後她不住感慨平安降落一定是上帝顯靈，心想到了住處馬上就要坐到桌前給祖父祖母寫第一封信。
我已經到啦，很平安，這裡的人十分和善。
有許多工作要做呢。
一切都會很好的。
伊萊恩的母親在生她時便過世了，父親當年在老秃山附近執行偵察任務，
回來還不到一年，有一次他出去買煙，從此便徹底消失，再也沒人知道他的消息。
自那以後，伊萊恩就在祖父母的庇護下長大。
她其實并未真正意識到父親的缺席，畢竟所有這一切發生時她還太小了。
祖父母不僅負責教養她，還努力令她開心快樂，他們像養育子女那樣精心地照管她，同時又比帶大子女時有了更為豐富的經驗和閱曆。
于是伊萊恩生命中成年人的形象便由這樣兩位來自舊時代的人物所扮演，而她自己也長成了一個擁有同齡人所不具備的強烈責任感的孩子。
人們常在公開場合聽見她的祖父說，他們讓伊萊恩的成長路上充滿驕傲，同時也令她飽受傷痛：“因此她會被造就成我的女兒。
”當伊萊恩決定中斷新聞學的學業加入和平隊時，祖父是第一個向她表示支持的人，當時他已經為肯尼迪的遇刺哀悼了長達九個月的時間。
“不過有個條件，”他說，“你不能待在那裡不回來，就像許多人那樣。
幫助别人是好事，可你的國家更需要你。
”伊萊恩答應了他。
伊萊恩的名字被列入了使館某機構的名單當中。
機構将她安置在緊鄰伊波德羅莫的一棟兩層房子裡，從波哥大向北半小時的車程。
房子所處街區的柏油馬路鋪設得十分糟糕，一到雨天就會遍地泥濘。
她即将度過接下來十二個星期的地方是一片到處在建房屋的區域：大部分房子都沒有屋頂，因為屋頂是最費錢的，是最後完工的；平日裡出行總會碰上帶攪拌機的大型泵車，顔色赤黃，轟隆隆地響着，仿佛做噩夢時見到的蜜蜂；翻鬥車随處卸下一堆堆的沙礫，工人們一手拿着小餅幹，一手拿着汽水，看見她走過便會吹響下流的口哨。
伊萊恩·弗裡茨——這兒的人們從未見過如此清澈的綠眼睛，栗色的長發那樣柔滑，簾幕一般垂落在腰際，花襯衫下還有一對在山區的寒冷中豎起的乳頭。
她總是垂頭望着水坑，凝視水裡倒映着的灰色天空，隻在走到這一區域與北方公路交界的那片荒地時才肯擡起眼簾，也不過是為了确認那兩頭吃草的母牛跟自己隔了一段安全的距離。
還有就是如何擠上那輛不知幾時會來、停靠站也十分随意的黃色小巴。
剛一上去就得用手肘在扁豆湯般濃稠的人群中開出一條路來。
“原因很簡單，”她寫道，“得按時下車啊。
”在半小時的車程當中，伊萊恩須得由入口處的鋁制回轉栅欄一路走到車子的後門（她學會了利用胯部一點點地挪動，根本用不着雙手幫忙），并且在下車時避免将那兩三名單腳站着、身子懸在半空的乘客一同帶下車去。
自然所有這一切都需要那麼一段學徒期，因此最初的一個禮拜她總在坐過站一兩公裡後才得以下車也就并不稀奇。
當她穿過陌生的街道，身上被綿密的雨水打得透濕，終于趕到CEUCA
哥倫比亞—美國大學學習中心：對于一個隻有幾間教室的地方，這名字顯得浮誇且冗長。
教室裡面擠滿了人——那是些讓伊萊恩·弗裡茨倍覺親切的人。
在受訓的這段時期，伊萊恩的夥伴們同她一樣白紙一張，同她一樣不過二十來歲，也同她一樣厭倦了自己的國家，厭倦了越南，厭倦了古巴，厭倦了聖多明各，厭倦了毫無盼頭地開始一個早上，跟父母朋友說上一堆陳詞濫調，然後到了夜晚臨睡時，發覺自己又度過了糟糕的一天，而這一天它将不會重來，它已被瞬間書寫在充滿卑劣行徑的世界史當中：一支削短型霰彈槍射殺馬爾科姆·X
與此同時，不斷有靈柩被從越南運送歸來，制造它們的那些軍事行動的名字全都優美無害：五号甲闆室行動，雪松瀑布行動，章克申城行動。
沒錯，就是這樣：在這個國家，一個人早上起床就已經不知自己該期待些什麼，不知道曆史将會對他開一個怎樣殘酷的玩笑，将會在他的臉上吐一口怎樣的唾沫。
美利堅合衆國幾時開始變成了這樣？這個每一天伊萊恩用千百種方式追問的問題漂浮在教室的空氣當中，高懸于每個人的頭頂上方——那些白發蒼蒼的，那些二十來歲的——不僅如此，還占據了他們的閑暇時光，在咖啡館吃午飯時，從CEUCA去往貧民區的路途上——準志願者們會在那裡幹些農活兒。
美利堅合衆國：是誰讓他們走向迷失？是誰該對他們夢想的破滅負責？而就在那兒，就在那幾間教室當中，伊萊恩想道：我們已經逃離了那些。
我們都是逃離者，她想。
上午被用來學習西班牙語。
四個小時。
這四個鐘頭十分難耐，每次都給伊萊恩留下頭痛以及搬運工人身上常見的那種肩部勞損。
在此期間她要坐在一位女教師的對面去領略一種新鮮語言的奧秘。
女教師總是穿着長筒靴和高領毛線衫，模樣幹瘦，挂着一對黑眼圈，她常将自己三歲的兒子帶到課堂上來，因為家中沒有人照管。
每當學生用錯了虛拟式或是搞不清單詞的陰陽性時，這位瑪利亞女士便會用一場演說來做回應。
“假使這個國家的窮人聽不懂諸位講的話，諸位怎麼跟他們一同工作？”她雙手握拳，撐在木桌面上，“假使讓他們聽懂這點事都辦不到，諸位又如何取得社團領袖的信任？再過三四個月，你們當中有些人就要去往沿海地區和咖啡種植區了，你們認為‘公共行動’
在這一時段，伊萊恩與同伴們将會參加和平隊資深成員舉辦的講座，這些人出于各種各樣的理由在哥倫比亞一直待了下來。
從他們身上，伊萊恩們懂得了重要的會話并不是關于黑糖水或牛奶的那些，而是與此全然不同的、其主要成分無一例外包含了沒有的那一系列：我沒有參加争取進步聯盟，我沒有為中情局工作，以及最為要緊的一句，真遺憾，我沒有美元。
到了九月底，伊萊恩寫了一封長信祝賀她祖母的生日，并且感謝他們為她寄來《時代》周刊的剪報。
她問祖父去看過紐曼和雷德福的新片了沒有
接着她筆鋒一轉，鄭重其事地詢問起了比佛利山謀殺事件
“人們衆說紛纭，就連坐下來吃個午餐也總忍不住要提。
那些照片太恐怖了。
莎朗·塔特還懷着身孕呢，我真想不通人怎麼能做出那樣的事來。
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讓人不寒而栗。
爺爺，你該見過更可怕的事吧。
拜托告訴我這個世界一向就是如此。
”随後她又轉向了另一個話題。
“我記得之前已經跟你們提過貧民區了。
”她寫道。
她告訴他們，CEUCA的每一個班級都會分成不同的小組，每個小組負責一片區域，而她所在的小組另外那三名成員全都是加利福尼亞人：他們都是男生，在蓋房子和與當地委員會的領袖談話時表現得十分厲害（以上是伊萊恩說出來的部分），在搞到物美價廉的瓜希拉大麻和薩馬利亞大麻方面也表現得十分厲害（以上是她沒有說出來的部分）。
總之就是這樣。
她每個星期會同他們去波哥大的市郊爬一次山，穿過那些遍地泥濘的街道，踩上死老鼠也不稀奇，經過那些闆房或是腐壞的木屋，它們就建在糞坑邊上，而糞坑就暴露在人們的鼻端眼底。
“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伊萊恩寫道，“不過工作方面就先說到這兒吧，下封信裡再接着寫。
我想給你們講講我這一次撞大運的事。
” 事情是這樣的。
一天下午，分區委員會召開了一次費時頗長的會議。
會議讨論了水污染的問題，宣布必須緊急修建一條水管，并對沒錢完成這一舉措達成了共識。
散會之後，伊萊恩他們小組跑到一間沒有窗戶的店裡喝起了啤酒。
酒喝了兩巡（褐色的玻璃瓶在狹小的桌子上漸漸堆積），戴爾·卡特賴特壓低了嗓音，問伊萊恩能不能守住秘密。
“知道誰是安東尼娅·杜魯賓斯基嗎？”他問。
伊萊恩跟所有人一樣，當然知道誰是安東尼娅·杜魯賓斯基，原因不止是她在志願者當中屬于資格最老那一批，也不在于她因擾亂公共交通曾被逮捕過兩次（此處的擾亂該當解讀為抗議越南戰争，公共交通指的則是在美國大使館對面），而是安東尼娅·杜魯賓斯基已經下落不明好幾天了。
“好端端的，下落不明，”戴爾·卡特賴特說，“現在已經發現她在哪兒了，隻是他們不想讓這事兒變成新聞而已。
” “誰們不想？” “使館。
CEUCA。
” “原因呢？她在什麼地方？” 戴爾·卡特賴特四下裡望了望，把頭埋了下去。
“進山了，”他悄聲說，“好像是要革命。
怎麼都好吧，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的cuarto現在空出來了。
” “她的四分之一？”伊萊恩問，“還是房間？”
就是全班都羨慕的那間房子。
我想也許你想要搬過去住。
你知道的，距離CEUCA十分鐘的路程，還有熱水澡可洗。
” 伊萊恩陷入了沉思。
“可我不是為了享受才到這兒來的。
”結果她說。
“熱水澡啊，”戴爾強調了一遍，“而且你下車時再也不用像個四分衛似的往外擠了。
” “可那家人怎麼辦。
”伊萊恩說。
“跟他們有什麼關系？” “我的房錢是七百五十比索，”伊萊恩道，“是這個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了。
” “有什麼關系呢？” “我不想令他們失去這筆錢。
” “你以為你是誰啊，伊萊恩·弗裡茨，”戴爾歎了口氣，表情很是戲劇化，“你以為自己獨一無二，不可替代，快别鬧了。
親愛的伊萊恩，就在今天還有十五名志願者來到了波哥大。
星期六還會再有一架航班從紐約抵達。
整個國家有幾百個，甚至可能是幾千個你我這樣的美國佬，他們中的許多都是要來波哥大做事的。
相信我吧，在你打好行李之前，你的房間就又會住上人了。
” 伊萊恩喝了一口啤酒。
經過許多時日，當一切已成定局，她會想起那次的啤酒，想起店裡陰郁的氣氛，想起下午的映像漸漸消逝在鑲嵌在鋁制窗框裡的玻璃上。
一切就是從那兒開始的，她想。
然而事情發生的當下，面對着戴爾·卡特賴特顯而易見的示好，她在腦子裡飛快地将事情梳理了一遍。
她笑了。
“可你怎麼知道我像個四分衛似的往外擠啊。
”最後她說。
“和平隊裡每個人都知道，親愛的，”他回答，“大家都知道。
” 就這樣，過了大概三個星期，伊萊恩·弗裡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