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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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聲音裡透着擔心，“請先别走。
您得留下，最起碼等宇航員拆除掉哈爾。
” “瑞德先生，”這排遠處傳來一個聲音，“要不您接我的牌吧，今天晚上這遊戲玩太多了。
這光線，老是看不清楚牌。
我視力大不如前了。
” “您太客氣了，但我真的要走了。
” 我正要跟他們互道晚安，佩德森已經起身，開始往外挪了。
我在後面跟着，邊走邊向後面的那群人揮了揮手。
佩德森對剛剛發生的事顯然很焦慮，我們挪到過道時，他仍默默地走着，頭低低的。
離開放映廳的時候，我最後掃了一眼大銀幕，看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準備拆除哈爾，正在仔細檢查他那把巨大的螺絲刀。
外面的夜——一片死寂，寒風瑟瑟，迷霧重重——與溫暖嘈雜的電影院構成如此強烈的對比，我們在人行道邊停下，好似在重新找回各自的方向。
“瑞德先生，我不知道說什麼，”佩德森說，“西奧一直是個很不錯的人，但有時候，大餐之後……”他沮喪地搖了搖頭。
“别擔心。
勞碌辛苦的人需要放松放松。
今晚過得非常愉快。
” “我感到非常羞愧……” “請不要這樣。
我們都忘了吧。
真的，我很愉快。
” 我們開始步行，腳步聲在空蕩蕩的街道回響。
好一會兒，佩德森繼續緘默着。
然後，他說： “您得相信我，先生。
我們從未低估向這兒的人推銷這一主意的困難。
我是說，關于布羅茨基先生的主意。
我向您保證一切都處理得相當謹慎。
” “是的，我相信是的。
” “起初，我們非常小心選擇向誰提起這個主意。
在早期階段，隻有那些最可能有同情心的人才能聽，這點至關重要。
然後，通過這些人，我們才允許慢慢地向全部公衆透露實情。
那樣，我們才能确保整個想法是以正面的形象呈現。
同時，我們還采取了其他辦法。
比如，我們以布羅茨基先生的名義舉辦了一系列晚宴，從上層名流中間邀請了一些千挑萬選的賓客。
起先，宴會都是小型的，而且幾乎是秘密進行的，但漸漸地，我們将挑選網絡越擴越大，我們的情況也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
還有，所有重要的公衆活動，我們都保證布羅茨基先生一定出現在顯貴當中。
比如說，北京芭蕾舞團來訪的時候，我們安排他坐在魏斯夫婦的包廂。
當然，在私人層面上，我們都強調提起他的時候，要用最崇敬的語氣。
到現在，我們已經努力了兩年了，總體而言，我們都非常滿意。
他的總體形象有了明顯的改觀。
所以我們判斷是時候走出這關鍵的一步了。
所以剛才才會那麼令人掃興。
我是說裡面的那些先生，本來他們應該樹立榜樣的。
如果每次稍稍放松放松之後，連他們都老調重彈，我們又如何期望所有的人……”他聲音越來越輕，又搖了搖頭。
“我太失望了。
代表我自己，還有您，瑞德先生。
” 他又陷入沉默。
我們二人都沒說話，過了一會兒，我歎了口氣，說： “公衆觀念難改變啊。
” 佩德森走了幾步，繼續沉默，然後說：“您得想想我們的起點。
您得這麼想，考慮到我們的起點，您就會明白我們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
您得理解，先生，布羅茨基先生跟我們一起住在這裡很長時間了，而這些年來，從未有人聽他談起，更不要說彈奏任何音樂了。
是的，我們都隐約知道他在自己的祖國曾擔任過樂隊指揮。
可是您看，由于我們從未見到他的那一面，我們也就從未認為他是那樣的了。
其實，坦率而言，直到最近，布羅茨基先生隻有在喝得酩酊大醉，在城裡踉踉跄跄，大喊大叫的時候才真正被大家留意。
其餘的時間，他就和他的狗住在北邊的公路邊上，過着隐居的生活。
呃，也不完全正确，大家經常看到他出入圖書館。
一個星期有兩三個上午，他會去圖書館，坐在常坐的窗邊位置，把狗拴在桌腳邊。
按規定是不許帶狗進去的。
但很早以前，管理員就認定了最簡單的解決之道，莫過于讓他帶狗進去，這可遠比跟布羅茨基先生大幹上一架簡單哩。
所以，有時候能看到他在那兒，狗拴在腳邊，翻閱着一摞摞的書——不外乎就是那一卷卷臃腫冗長的曆史書。
而且，隻要有人在室内開始發出些許聲響，哪怕是最簡短的相互低語，甚至隻是打個招呼，他就會忽地起身，沖那‘罪犯’大聲咆哮。
理論上，當然，他是對的。
但我們從未嚴格堅持圖書館保持安靜的規定。
大家相遇的時候，都喜歡聊上一陣，畢竟，在其他公共場合都是這樣的。
而且，再想想，布羅茨基先生自己帶狗進去也是違反規定的，這也難怪大家都會認為他不可理喻。
但時不時地，某幾日上午，一種莫名的情緒會籠罩着他。
他會坐在桌邊閱讀，臉上一副凄慘無助的表情。
你會發現他坐在那兒，神遊太虛，淚眼汪汪。
每當這個時候，人們就知道是時候可以說話了。
通常會有人先試探一下。
如果布羅茨基先生沒反應的話，很快地，滿屋子的人就會開始講話了。
有時候——人們故意對着幹！——整個圖書館會比布羅茨基先生不在的任何時候都吵。
我記得有天早晨我去還書，整個地方聽起來就像個火車站。
我幾乎得扯開嗓門大喊，還書處才能聽清我講的是什麼。
而布羅茨基先生呢，置身其中卻無動于衷，完全沉迷于自己的世界。
我得說，他那樣子還真是令人傷感。
清晨的光線讓他看起來那樣虛弱無力。
鼻尖上
您得留下，最起碼等宇航員拆除掉哈爾。
” “瑞德先生，”這排遠處傳來一個聲音，“要不您接我的牌吧，今天晚上這遊戲玩太多了。
這光線，老是看不清楚牌。
我視力大不如前了。
” “您太客氣了，但我真的要走了。
” 我正要跟他們互道晚安，佩德森已經起身，開始往外挪了。
我在後面跟着，邊走邊向後面的那群人揮了揮手。
佩德森對剛剛發生的事顯然很焦慮，我們挪到過道時，他仍默默地走着，頭低低的。
離開放映廳的時候，我最後掃了一眼大銀幕，看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準備拆除哈爾，正在仔細檢查他那把巨大的螺絲刀。
外面的夜——一片死寂，寒風瑟瑟，迷霧重重——與溫暖嘈雜的電影院構成如此強烈的對比，我們在人行道邊停下，好似在重新找回各自的方向。
“瑞德先生，我不知道說什麼，”佩德森說，“西奧一直是個很不錯的人，但有時候，大餐之後……”他沮喪地搖了搖頭。
“别擔心。
勞碌辛苦的人需要放松放松。
今晚過得非常愉快。
” “我感到非常羞愧……” “請不要這樣。
我們都忘了吧。
真的，我很愉快。
” 我們開始步行，腳步聲在空蕩蕩的街道回響。
好一會兒，佩德森繼續緘默着。
然後，他說： “您得相信我，先生。
我們從未低估向這兒的人推銷這一主意的困難。
我是說，關于布羅茨基先生的主意。
我向您保證一切都處理得相當謹慎。
” “是的，我相信是的。
” “起初，我們非常小心選擇向誰提起這個主意。
在早期階段，隻有那些最可能有同情心的人才能聽，這點至關重要。
然後，通過這些人，我們才允許慢慢地向全部公衆透露實情。
那樣，我們才能确保整個想法是以正面的形象呈現。
同時，我們還采取了其他辦法。
比如，我們以布羅茨基先生的名義舉辦了一系列晚宴，從上層名流中間邀請了一些千挑萬選的賓客。
起先，宴會都是小型的，而且幾乎是秘密進行的，但漸漸地，我們将挑選網絡越擴越大，我們的情況也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
還有，所有重要的公衆活動，我們都保證布羅茨基先生一定出現在顯貴當中。
比如說，北京芭蕾舞團來訪的時候，我們安排他坐在魏斯夫婦的包廂。
當然，在私人層面上，我們都強調提起他的時候，要用最崇敬的語氣。
到現在，我們已經努力了兩年了，總體而言，我們都非常滿意。
他的總體形象有了明顯的改觀。
所以我們判斷是時候走出這關鍵的一步了。
所以剛才才會那麼令人掃興。
我是說裡面的那些先生，本來他們應該樹立榜樣的。
如果每次稍稍放松放松之後，連他們都老調重彈，我們又如何期望所有的人……”他聲音越來越輕，又搖了搖頭。
“我太失望了。
代表我自己，還有您，瑞德先生。
” 他又陷入沉默。
我們二人都沒說話，過了一會兒，我歎了口氣，說： “公衆觀念難改變啊。
” 佩德森走了幾步，繼續沉默，然後說：“您得想想我們的起點。
您得這麼想，考慮到我們的起點，您就會明白我們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
您得理解，先生，布羅茨基先生跟我們一起住在這裡很長時間了，而這些年來，從未有人聽他談起，更不要說彈奏任何音樂了。
是的，我們都隐約知道他在自己的祖國曾擔任過樂隊指揮。
可是您看，由于我們從未見到他的那一面，我們也就從未認為他是那樣的了。
其實，坦率而言，直到最近，布羅茨基先生隻有在喝得酩酊大醉，在城裡踉踉跄跄，大喊大叫的時候才真正被大家留意。
其餘的時間，他就和他的狗住在北邊的公路邊上，過着隐居的生活。
呃，也不完全正确，大家經常看到他出入圖書館。
一個星期有兩三個上午，他會去圖書館，坐在常坐的窗邊位置，把狗拴在桌腳邊。
按規定是不許帶狗進去的。
但很早以前，管理員就認定了最簡單的解決之道，莫過于讓他帶狗進去，這可遠比跟布羅茨基先生大幹上一架簡單哩。
所以，有時候能看到他在那兒，狗拴在腳邊，翻閱着一摞摞的書——不外乎就是那一卷卷臃腫冗長的曆史書。
而且，隻要有人在室内開始發出些許聲響，哪怕是最簡短的相互低語，甚至隻是打個招呼，他就會忽地起身，沖那‘罪犯’大聲咆哮。
理論上，當然，他是對的。
但我們從未嚴格堅持圖書館保持安靜的規定。
大家相遇的時候，都喜歡聊上一陣，畢竟，在其他公共場合都是這樣的。
而且，再想想，布羅茨基先生自己帶狗進去也是違反規定的，這也難怪大家都會認為他不可理喻。
但時不時地，某幾日上午，一種莫名的情緒會籠罩着他。
他會坐在桌邊閱讀，臉上一副凄慘無助的表情。
你會發現他坐在那兒，神遊太虛，淚眼汪汪。
每當這個時候，人們就知道是時候可以說話了。
通常會有人先試探一下。
如果布羅茨基先生沒反應的話，很快地，滿屋子的人就會開始講話了。
有時候——人們故意對着幹！——整個圖書館會比布羅茨基先生不在的任何時候都吵。
我記得有天早晨我去還書，整個地方聽起來就像個火車站。
我幾乎得扯開嗓門大喊，還書處才能聽清我講的是什麼。
而布羅茨基先生呢，置身其中卻無動于衷，完全沉迷于自己的世界。
我得說，他那樣子還真是令人傷感。
清晨的光線讓他看起來那樣虛弱無力。
鼻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