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蒼生大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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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給他治了病，但解決不了他尊嚴和獨立生存的問題；比如一些意外失明的人，你不僅要治療他的眼睛，還要關注他的内心創傷。
面對人世百态，隻恨自己能力實在有限，如果真有再世菩薩可以化解人間疾苦該有多好。
隻不過我們都是凡人，每天接觸各式各樣的病人，見證各式各樣的生老病死，我内心也會跟着起伏掙紮。
在這種常年身心備受折磨的重壓下，我的好多同學、同事放棄了這條路，也許很多人認為他們不夠堅強，但我很理解他們的選擇。
有一次我心情極度低落，就打電話給姜老師，姜老師說：“陶勇，你往一個池塘裡扔一塊石頭，會激起很大的波瀾，但你往大海裡扔一塊石頭，你會發現悄無蹤影。
咱們當醫生的，你必須要把心放大，如果你把自己陷入患者的情緒中，你拿什麼來治愈他？”姜老師的一席話讓我通透了很多。
所謂醫者仁心，仁心并不是愚人之仁，這需要大智慧去包容世間萬象，去化解病痛與苦難。
我的師妹老梁特别喜歡孩子，我們之間無話不談，經常談論到從醫的方向。
她心軟，看不了太多悲慘畫面，有時候病人和她說起苦難她也會跟着掉眼淚，為此她身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直到她親眼看到了一場醫患沖突——醫院耳鼻咽喉科的一位大夫被砍傷——這件事給她留下了巨大的陰影，得了創傷後應激障礙，一整年都不好，隻要走進醫院，看到人頭攢動、喧嚣吵鬧，她就會血壓升高、手抖心慌，後來直接辭職去了美國，五年後回國選擇了一家私立醫院工作。
私立醫院裡她的工作清閑規律，接診的病人往往家庭條件優越，人員相對簡單，她做得很開心。
她常常勸我，不如和她一樣去私立醫院，賺錢多還不累。
說實話，每次當我心情沮喪的時候我都會很動搖，甚至有一些私立醫院通過各種渠道找到我、遊說我。
每次在我差一點就動心的時候，我總會想起我那三位老師。
他們那個年代，醫療條件更差，他們克服的困難更多，是什麼支撐他們走下去的？姜老師和黎老師甚至在退休後，仍然投身醫療事業中，她們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醫學中，不論成績，隻為熱愛。
從醫者如果沒有這份熱愛，是很難成為一個好醫生的，如果我現在放棄公立醫院去私立醫院，接觸的病例從數量上和複雜程度上都将大大縮水，我将會拿着一筆豐厚的收入，日複一日地重複着相同的工作，二十年後，我還是這個水平。
也許在别人眼裡我是成功的，但在我自己心中，這和我的初衷完全背離。
我想起剛踏入醫學院校門後，我們一批新生被安排在大禮堂，舉起右拳對着醫徽莊嚴宣誓：“我志願獻身醫學，熱愛祖國，忠于人民，恪守醫德，尊師守紀，刻苦鑽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發展。
我決心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維護醫術的聖潔和榮譽，救死扶傷，不辭艱辛，執着追求，為祖國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類身心健康奮鬥終生。
”空曠的大禮堂，我們的聲音洪亮高昂，内心湧動着一股熱血讓我們眼眶發熱、喉嚨發緊。
那時我們根本不知道這段誓言的力量，直到現在，我才能真正體會它的内涵。
我走的路沒有那麼容易，我要打的仗不是一場攻堅戰，而是面對内心那點點滴滴的退縮和懷疑。
我聽過太多偉人的故事，每個偉人都克服過比我更艱難的挑戰，而自己面對自己熱愛的事業，怎麼能這麼輕易地認輸？ 羅曼·羅蘭曾說：“最可怕的敵人，就是沒有堅強的信念。
”泰戈爾說：“上天完全是為了堅強你的意志，才在道路上設下重重的障礙。
”這兩句耳熟能詳的名言，連小學生都能明白，但真正做得到的人又有多少。
我是願意成為碌碌無為的多數人，還是要成為尋找真理的少數人？ 生命，在疾病面前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如果醫學淪落為金錢、等級的奴隸，那麼我是誰，一個隻為養尊處優的醫生？我擔得起“醫生”這兩個字嗎？那我多年的寒窗苦學，最終隻是為“高貴”的人效勞嗎？ 我在問自己，每天早上我穿過那條擠滿患者的醫院過道，坐上診台，我是焦躁的嗎？是的。
尤其面對一大群患者擠過來問詢、插隊、吵鬧的時候，我完全難以靜下心來面對病情，我這種在别人眼裡溫和内斂的人都忍不住會發脾氣。
但是，焦躁之下呢，我是不是隐隐還有種價值感——如果有一天，我的診室面前一個患者都沒有，我會多麼失落呢。
所以潛意識中，我在享受這種被需要的感覺，我之所以在和家人朋友抱怨以後仍能日複一日地堅守在這裡，不就是因為這種被需要的感覺嗎？ 尤其當我開始主攻葡萄膜炎以後，這種感覺更加強烈。
此類病症的患者往往由于身體免疫力低下繼而引發眼睛并發症。
像一些糖尿病患者、艾滋病患者、白血病患者等，他們這種無法根治的病症也就導緻眼睛并發症會不斷反複，如此一來就成為長年需要就醫的“職業病人”。
這些病人往往家境貧寒，長年就醫的他們心理也容易出現各種問題。
國内現在主攻這塊的醫生又非常少，他們四處尋醫，渴望得到救治，那種在絕望和希望中不斷徘徊的痛苦，常人很難感同身受。
他們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我無形中成了他們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每每看到他們眼神裡那股無助的光，再剛強的心也會被柔化。
我的每句話對他們來說都至關重要，我就像一個宣布他們刑罰的人，關系到他們的生命。
長期的相處，使我和他們慢慢形成一種複雜的關系，不像醫生和患者，也不像家人，有點像一個戰壕的戰友，而我們共同的敵人就是病魔。
如果我放棄了，我會覺得有種背信棄義的感覺。
在我受傷後，我的好多患者朋友放聲痛哭，也許别人都無法理解他們與我的感情，隻有我懂——如果我就此倒下了，可能也意味着他們的一個希望又破滅了。
天賜的爸爸說，他人生中就痛哭過兩次，一次是天賜摘除第一隻眼球的時候，一次就是我
面對人世百态，隻恨自己能力實在有限，如果真有再世菩薩可以化解人間疾苦該有多好。
隻不過我們都是凡人，每天接觸各式各樣的病人，見證各式各樣的生老病死，我内心也會跟着起伏掙紮。
在這種常年身心備受折磨的重壓下，我的好多同學、同事放棄了這條路，也許很多人認為他們不夠堅強，但我很理解他們的選擇。
有一次我心情極度低落，就打電話給姜老師，姜老師說：“陶勇，你往一個池塘裡扔一塊石頭，會激起很大的波瀾，但你往大海裡扔一塊石頭，你會發現悄無蹤影。
咱們當醫生的，你必須要把心放大，如果你把自己陷入患者的情緒中，你拿什麼來治愈他？”姜老師的一席話讓我通透了很多。
所謂醫者仁心，仁心并不是愚人之仁，這需要大智慧去包容世間萬象，去化解病痛與苦難。
我的師妹老梁特别喜歡孩子，我們之間無話不談，經常談論到從醫的方向。
她心軟，看不了太多悲慘畫面，有時候病人和她說起苦難她也會跟着掉眼淚，為此她身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直到她親眼看到了一場醫患沖突——醫院耳鼻咽喉科的一位大夫被砍傷——這件事給她留下了巨大的陰影，得了創傷後應激障礙，一整年都不好，隻要走進醫院，看到人頭攢動、喧嚣吵鬧，她就會血壓升高、手抖心慌，後來直接辭職去了美國，五年後回國選擇了一家私立醫院工作。
私立醫院裡她的工作清閑規律，接診的病人往往家庭條件優越，人員相對簡單，她做得很開心。
她常常勸我，不如和她一樣去私立醫院，賺錢多還不累。
說實話，每次當我心情沮喪的時候我都會很動搖，甚至有一些私立醫院通過各種渠道找到我、遊說我。
每次在我差一點就動心的時候，我總會想起我那三位老師。
他們那個年代，醫療條件更差，他們克服的困難更多，是什麼支撐他們走下去的？姜老師和黎老師甚至在退休後，仍然投身醫療事業中，她們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醫學中，不論成績，隻為熱愛。
從醫者如果沒有這份熱愛，是很難成為一個好醫生的，如果我現在放棄公立醫院去私立醫院，接觸的病例從數量上和複雜程度上都将大大縮水，我将會拿着一筆豐厚的收入，日複一日地重複着相同的工作，二十年後，我還是這個水平。
也許在别人眼裡我是成功的，但在我自己心中，這和我的初衷完全背離。
我想起剛踏入醫學院校門後，我們一批新生被安排在大禮堂，舉起右拳對着醫徽莊嚴宣誓：“我志願獻身醫學，熱愛祖國，忠于人民，恪守醫德，尊師守紀，刻苦鑽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發展。
我決心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維護醫術的聖潔和榮譽，救死扶傷，不辭艱辛，執着追求，為祖國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類身心健康奮鬥終生。
”空曠的大禮堂，我們的聲音洪亮高昂，内心湧動着一股熱血讓我們眼眶發熱、喉嚨發緊。
那時我們根本不知道這段誓言的力量，直到現在，我才能真正體會它的内涵。
我走的路沒有那麼容易，我要打的仗不是一場攻堅戰，而是面對内心那點點滴滴的退縮和懷疑。
我聽過太多偉人的故事，每個偉人都克服過比我更艱難的挑戰，而自己面對自己熱愛的事業，怎麼能這麼輕易地認輸？ 羅曼·羅蘭曾說：“最可怕的敵人，就是沒有堅強的信念。
”泰戈爾說：“上天完全是為了堅強你的意志，才在道路上設下重重的障礙。
”這兩句耳熟能詳的名言，連小學生都能明白，但真正做得到的人又有多少。
我是願意成為碌碌無為的多數人，還是要成為尋找真理的少數人？ 生命，在疾病面前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如果醫學淪落為金錢、等級的奴隸，那麼我是誰，一個隻為養尊處優的醫生？我擔得起“醫生”這兩個字嗎？那我多年的寒窗苦學，最終隻是為“高貴”的人效勞嗎？ 我在問自己，每天早上我穿過那條擠滿患者的醫院過道，坐上診台，我是焦躁的嗎？是的。
尤其面對一大群患者擠過來問詢、插隊、吵鬧的時候，我完全難以靜下心來面對病情，我這種在别人眼裡溫和内斂的人都忍不住會發脾氣。
但是，焦躁之下呢，我是不是隐隐還有種價值感——如果有一天，我的診室面前一個患者都沒有，我會多麼失落呢。
所以潛意識中，我在享受這種被需要的感覺，我之所以在和家人朋友抱怨以後仍能日複一日地堅守在這裡，不就是因為這種被需要的感覺嗎？ 尤其當我開始主攻葡萄膜炎以後，這種感覺更加強烈。
此類病症的患者往往由于身體免疫力低下繼而引發眼睛并發症。
像一些糖尿病患者、艾滋病患者、白血病患者等，他們這種無法根治的病症也就導緻眼睛并發症會不斷反複，如此一來就成為長年需要就醫的“職業病人”。
這些病人往往家境貧寒，長年就醫的他們心理也容易出現各種問題。
國内現在主攻這塊的醫生又非常少，他們四處尋醫，渴望得到救治，那種在絕望和希望中不斷徘徊的痛苦，常人很難感同身受。
他們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我無形中成了他們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每每看到他們眼神裡那股無助的光，再剛強的心也會被柔化。
我的每句話對他們來說都至關重要，我就像一個宣布他們刑罰的人，關系到他們的生命。
長期的相處，使我和他們慢慢形成一種複雜的關系，不像醫生和患者，也不像家人，有點像一個戰壕的戰友，而我們共同的敵人就是病魔。
如果我放棄了，我會覺得有種背信棄義的感覺。
在我受傷後，我的好多患者朋友放聲痛哭，也許别人都無法理解他們與我的感情，隻有我懂——如果我就此倒下了，可能也意味着他們的一個希望又破滅了。
天賜的爸爸說，他人生中就痛哭過兩次，一次是天賜摘除第一隻眼球的時候，一次就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