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蒼生大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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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
阿婆請聯絡員告訴我，這些年，她一個人，什麼也看不見，在黑暗中很孤獨、很想回家，謝謝我，幫她找到回家的路。
我忽然很慶幸自己當初的選擇，作為醫生生涯開端的手術，我感受到了專業性之外的東西。
醫生所能帶給病人的希望，不隻是解除病痛，還有在生死之間的一種期待。
在有生之年能成為一名“蒼生大醫”是我的人生目标。
在本科畢業後我順利被保送讀研，師從姜燕榮教授，兩年後讀博，師從黎曉新教授。
兩位教學風格和性格完全不同的老師，卻有着特别相同的一個特質，那就是對醫學的熱愛。
我以為自己已經算是一個醫學癡徒，然而我發現她們才能稱為“瘋魔”。
剛剛跟姜燕榮老師的時候，我完全被她的職業精神給吓到了，那時她已年近半百，在很多人眼裡，這個年紀已是含饴弄孫的階段了，然而姜老師終年如一日的時間表是這樣的：下午五六點下班，吃飯後睡一覺，然後九十點鐘起來繼續工作，在淩晨兩三點鐘再睡一覺，五六點起來在家工作到七點再到醫院。
在她的身上從來看不到一絲疲倦的痕迹，她的能量就像用不完一樣。
她告誡我說，如果你隻是把醫生當一個賺錢的職業，那你完全沒必要幹這行，它賺不到多少錢的；如果你把醫生當成一個實現你人生價值的路徑，那你一定要堅持下去，因為它能給你的價值感遠比你想象的更多。
受姜老師潛移默化的影響，我也跟上了她的節奏，這樣在朋友眼裡就徹底成了“怪物”。
有時參加朋友聚會，我還要争分奪秒地在等位時拿出筆記本研究課題，他們都非常不能理解，覺得我這樣下去遲早會瘋。
我隻能笑一笑，疲于應付。
誠然，在很多人的眼中，工作隻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我，卻不知不覺地成為姜老師那樣的人，把工作當成了人生的全部。
我的博士生導師黎曉新教授的教學方法和姜燕榮教授完全不同。
姜老師幾乎每天都會給我打電話，常常一打就是一兩個小時，針對我的課題細緻入微地講解與探讨。
而黎老師卻希望我能更加自主、獨立。
有一次在做眼科一個課題的時候，她就說，你為什麼一定要固執在眼科的領域呢，眼睛本身就是人體的一部分，你隻盯着眼睛，是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的。
我當時很疑惑，我是學眼科的，我不專注在眼科豈不是混亂了專業？直到後期，我才越來越明白黎老師話裡的含義，常規上，我們西醫就是頭痛醫頭，腳疼醫腳，參照相應的指标對症下藥。
殊不知人體本身就是一個生态系統，很多病症表面上看是眼睛的問題，實則和全身密不可分，比如眼底的出血和滲出，就可以考慮到患者可能有糖尿病。
黎老師是一個特别敢于突破和創新的人，她一直追蹤着全球眼科醫學發展的前沿研究，在我國率先開展玻璃體切割手術治療視網膜脫離、眼部腫瘤的局部放射治療等新技術。
她從不倡導讀死書，在她眼裡沒有什麼療法是百分百不可挑戰的，正是她這種永遠帶着問号的思維影響了我後續的職業發展。
她非常注重獨立思考的能力，她說，五年前的醫學課本現在都全部革新過了，如果永遠停留在一個認知上，那麼這樣的醫生最多算個熟練技術工。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
”姜老師給了我刻苦拼搏的精神，黎老師給了我突破創新的膽識，我在德國留學時的Jonas教授則給了我開放合作的心态。
Jonas教授特别反對閉門造車，這在保守的德國人裡實屬少見。
他很早就和全球各大眼科醫院合作，比如和北京同仁醫院合作展開北京眼病流行病學調查，發表了很多文章。
他一直認為，醫學是深邃無底的，需要人類不斷地探索與研究，而個人的力量太微小了，隻有發揮出團隊的力量才能有更大的收獲。
他的這種精神也讓我在後續的醫學領域中更加放低姿态，去吸納更多不同的觀點與學識，去組織和利用團隊攻克一個個複雜的醫學難題。
在德國留學的那一年，我記憶非常深刻，那是我有生之年真正意義上的在異國他鄉生活和學習的一段時光。
那是2008年，我在德國海德堡大學附屬曼海姆醫院眼科做訪問學者。
緊鄰海德堡大學旁邊不遠的聖山南坡上，就有一條著名的哲學家小徑，曆史上很多德國的哲學家和藝術家都曾在這裡散步，歌德、黑格爾、雅斯貝爾斯就在這裡思考過哲學和文學問題。
小徑不長，也就兩公裡左右，但是風景極美，可以俯瞰内卡河對岸的海德堡老城風光。
小徑旁一個花園的門口豎着一隻向上平伸的手掌模型，掌心裡寫着簡單的一句話：“HEUTESCHONPHILOSOPHIERT？”直譯為“今天哲學了嗎？” 我一向對哲學比較感興趣，所以閑暇時經常過來散步。
在德國的那一年我比較孤單，所以也更有時間去思考一些人生問題，我就在想從醫到底是解決什麼，為什麼有些人沒有病卻活得不快樂，而有些人天生殘疾卻依然樂觀向上。
我記得艾興多爾夫的紀念碑上面刻着他的一首短詩：“站到哲學的高度，你就會找到解讀世界之符咒！”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我希望我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醫學，解析醫學。
回國後，我繼續留在人民醫院做眼科大夫。
如果說剛工作那幾年我最大的挑戰是技術上和經驗上的欠缺，那後面随着我接診的病例越來越多，專業上越來越得心應手，一個更大的挑戰卻不知不覺擺在了我的面前，那就是與人溝通建立信任。
人民醫院是北京的老牌三甲醫院，全國各地的患者都會湧過來，日常的工作量巨大。
在門診的時候，我一天要看一百多個病案，大大小小的病例背後就是一百多個家庭。
有時候醫生要解決的不僅僅是疾病的問題，還有很多家庭問題、經濟以及工作問題。
比如一些吸毒的患者，你明明知道他堕落難救，但還要抱着平常心來對待；比如一些沒有收入的貧困人群，有時你實在難以忍心放手不救；比如一些殘障人士，
阿婆請聯絡員告訴我，這些年，她一個人，什麼也看不見，在黑暗中很孤獨、很想回家，謝謝我，幫她找到回家的路。
我忽然很慶幸自己當初的選擇，作為醫生生涯開端的手術，我感受到了專業性之外的東西。
醫生所能帶給病人的希望，不隻是解除病痛，還有在生死之間的一種期待。
在有生之年能成為一名“蒼生大醫”是我的人生目标。
在本科畢業後我順利被保送讀研，師從姜燕榮教授，兩年後讀博，師從黎曉新教授。
兩位教學風格和性格完全不同的老師，卻有着特别相同的一個特質，那就是對醫學的熱愛。
我以為自己已經算是一個醫學癡徒，然而我發現她們才能稱為“瘋魔”。
剛剛跟姜燕榮老師的時候，我完全被她的職業精神給吓到了，那時她已年近半百，在很多人眼裡，這個年紀已是含饴弄孫的階段了，然而姜老師終年如一日的時間表是這樣的：下午五六點下班，吃飯後睡一覺，然後九十點鐘起來繼續工作，在淩晨兩三點鐘再睡一覺，五六點起來在家工作到七點再到醫院。
在她的身上從來看不到一絲疲倦的痕迹，她的能量就像用不完一樣。
她告誡我說，如果你隻是把醫生當一個賺錢的職業，那你完全沒必要幹這行，它賺不到多少錢的；如果你把醫生當成一個實現你人生價值的路徑，那你一定要堅持下去，因為它能給你的價值感遠比你想象的更多。
受姜老師潛移默化的影響，我也跟上了她的節奏，這樣在朋友眼裡就徹底成了“怪物”。
有時參加朋友聚會，我還要争分奪秒地在等位時拿出筆記本研究課題，他們都非常不能理解，覺得我這樣下去遲早會瘋。
我隻能笑一笑，疲于應付。
誠然，在很多人的眼中，工作隻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我，卻不知不覺地成為姜老師那樣的人，把工作當成了人生的全部。
我的博士生導師黎曉新教授的教學方法和姜燕榮教授完全不同。
姜老師幾乎每天都會給我打電話，常常一打就是一兩個小時，針對我的課題細緻入微地講解與探讨。
而黎老師卻希望我能更加自主、獨立。
有一次在做眼科一個課題的時候，她就說，你為什麼一定要固執在眼科的領域呢，眼睛本身就是人體的一部分，你隻盯着眼睛，是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的。
我當時很疑惑，我是學眼科的，我不專注在眼科豈不是混亂了專業？直到後期，我才越來越明白黎老師話裡的含義，常規上，我們西醫就是頭痛醫頭，腳疼醫腳，參照相應的指标對症下藥。
殊不知人體本身就是一個生态系統，很多病症表面上看是眼睛的問題，實則和全身密不可分，比如眼底的出血和滲出，就可以考慮到患者可能有糖尿病。
黎老師是一個特别敢于突破和創新的人，她一直追蹤着全球眼科醫學發展的前沿研究，在我國率先開展玻璃體切割手術治療視網膜脫離、眼部腫瘤的局部放射治療等新技術。
她從不倡導讀死書，在她眼裡沒有什麼療法是百分百不可挑戰的，正是她這種永遠帶着問号的思維影響了我後續的職業發展。
她非常注重獨立思考的能力，她說，五年前的醫學課本現在都全部革新過了，如果永遠停留在一個認知上，那麼這樣的醫生最多算個熟練技術工。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
”姜老師給了我刻苦拼搏的精神，黎老師給了我突破創新的膽識，我在德國留學時的Jonas教授則給了我開放合作的心态。
Jonas教授特别反對閉門造車，這在保守的德國人裡實屬少見。
他很早就和全球各大眼科醫院合作，比如和北京同仁醫院合作展開北京眼病流行病學調查，發表了很多文章。
他一直認為，醫學是深邃無底的，需要人類不斷地探索與研究，而個人的力量太微小了，隻有發揮出團隊的力量才能有更大的收獲。
他的這種精神也讓我在後續的醫學領域中更加放低姿态，去吸納更多不同的觀點與學識，去組織和利用團隊攻克一個個複雜的醫學難題。
在德國留學的那一年，我記憶非常深刻，那是我有生之年真正意義上的在異國他鄉生活和學習的一段時光。
那是2008年，我在德國海德堡大學附屬曼海姆醫院眼科做訪問學者。
緊鄰海德堡大學旁邊不遠的聖山南坡上，就有一條著名的哲學家小徑，曆史上很多德國的哲學家和藝術家都曾在這裡散步，歌德、黑格爾、雅斯貝爾斯就在這裡思考過哲學和文學問題。
小徑不長，也就兩公裡左右，但是風景極美，可以俯瞰内卡河對岸的海德堡老城風光。
小徑旁一個花園的門口豎着一隻向上平伸的手掌模型，掌心裡寫着簡單的一句話：“HEUTESCHONPHILOSOPHIERT？”直譯為“今天哲學了嗎？” 我一向對哲學比較感興趣，所以閑暇時經常過來散步。
在德國的那一年我比較孤單，所以也更有時間去思考一些人生問題，我就在想從醫到底是解決什麼，為什麼有些人沒有病卻活得不快樂，而有些人天生殘疾卻依然樂觀向上。
我記得艾興多爾夫的紀念碑上面刻着他的一首短詩：“站到哲學的高度，你就會找到解讀世界之符咒！”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我希望我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醫學，解析醫學。
回國後，我繼續留在人民醫院做眼科大夫。
如果說剛工作那幾年我最大的挑戰是技術上和經驗上的欠缺，那後面随着我接診的病例越來越多，專業上越來越得心應手，一個更大的挑戰卻不知不覺擺在了我的面前，那就是與人溝通建立信任。
人民醫院是北京的老牌三甲醫院，全國各地的患者都會湧過來，日常的工作量巨大。
在門診的時候，我一天要看一百多個病案，大大小小的病例背後就是一百多個家庭。
有時候醫生要解決的不僅僅是疾病的問題，還有很多家庭問題、經濟以及工作問題。
比如一些吸毒的患者，你明明知道他堕落難救，但還要抱着平常心來對待；比如一些沒有收入的貧困人群，有時你實在難以忍心放手不救；比如一些殘障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