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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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通告來了，我定在二十八走。
二十六的晚上，阿河忽然不到廚房裡挈水了。
韋小姐跑來低低地告訴我，“娘叫阿齊将阿河送回去了；我在樓上，都不知道呢。
”我應了一聲，一句話也沒有說。
正如每日有三頓飽飯吃的人，忽然絕了糧；卻又不能告訴一個人！而且我覺得她的前面是黑洞洞的，此去不定有什麼好歹！那一夜我是沒有好好地睡，隻翻來覆去地做夢，醒來卻又一例茫然。
這樣昏昏沉沉地到了二十八早上，懶懶地向韋君夫婦和韋小姐告别而行，韋君夫婦堅約春假再來住，我隻得含糊答應着。
出門時，我很想回望廚房幾眼；但許多人都站在門口送我，我怎好回頭呢？ 到校一打聽，老友陸已來了。
我不及料理行李，便找着他，将阿河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他。
他本是個好事的人；聽我說時，時而皺眉，時而歎氣，時而擦掌。
聽到她隻十八歲時，他突然将舌頭一伸，跳起來道，“可惜我早有了我那太太！要不然，我準得想法子娶她！” “你娶她就好了；現在不知鹿死誰手呢？” 我倆默默相對了一會，陸忽然拍着桌子道，“有了，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戀麼？他現在還沒有主兒，何不給他倆撮合一下。
” 我正要答說，他已出去了。
過了一會子，他和汪來了，進門就嚷着說： “我和他說，他不信；要問你呢！” “事是有的，人呢，也真不錯。
隻是人家的事，我們憑什麼去管！”我說。
“想法子呀！”陸嚷着。
“什麼法子？你說！” “好，你們盡和我開玩笑，我才不理會你們呢！”汪笑了。
我們幾乎每天都要談到阿河，但誰也不曾認真去“想法子”。
一轉眼已到了春假。
我再到韋君别墅的時候，水是綠綠的，桃腮柳眼，着意引人。
我卻隻惦着阿河，不知她怎麼樣了。
那時韋小姐已回來兩天。
我背地裡問她，她說，“奇得很！阿齊告訴我，說她二月間來求娘來了。
她說她男人已死了心，不想她回去；隻不肯白白地放掉她。
他教她的爹拿出八十塊錢來，人就是她的爹的了；他自己也好另娶一房人。
可是阿河說她的爹那有這些錢？她求娘可憐可憐她！娘的脾氣你知道。
她是個古闆的人；她數說了阿河一頓，一個錢也不給！我現在和阿齊說，讓他上鎮去時，帶個信兒給她，我可以給她五塊錢。
我想你也可以幫她些，我教阿齊一塊兒告訴她吧。
隻可惜她未必肯再上我們這兒來啰！” “我拿十塊錢吧，你告訴阿齊就是。
” 我看阿齊空閑了，便又去問阿河的事。
他說，“她的爹正給她東找西找地找主兒呢。
隻怕難吧，八十塊大洋呢！” 我忽然覺得不自在起來，不願再問下去。
過了兩天，阿齊從鎮上回來，說，“今天見着阿河了。
娘的，齊整起來了。
穿起了裙子，做老闆娘娘了！據說是自己揀中的；這種年頭！” 我立刻覺得，這一來全完了！隻怔怔地看着阿齊，似乎想在他臉上找出阿河的影子。
咳，我說什麼好呢？願命運之神長遠庇護着她吧！ 第二天我便托故離開了那别墅；我不願再見那湖光山色，更不願再見那間小小的廚房！ 兒女 想到“隻為家貧成聚散” 一句無名的詩， 不禁有些凄然。
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
想起聖陶喜歡用的“蝸牛背了殼”的比喻，便覺得不自在。
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要剝層皮呢！”更有些悚然了。
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劄記》裡，見過一條，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
”當時确吃了一驚，仿佛夢醒一般；但是家裡已是不由分說給娶了媳婦，又有甚麼可說？現在是一個媳婦，跟着來了五個孩子；兩個肩頭上，加上這麼重一副擔子，真不知怎樣走才好。
“命定”是不用說了；從孩子們那一面說，他們該怎樣長大，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
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
自然，“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親，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知道是不行的。
可惜這隻是理論，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着，和普通的父親一樣。
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着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辯解——像撫摩着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
有一回，讀了有島武郎《與幼小者》的譯文，對了那種偉大的，沉摯的态度，我竟流下淚來了。
去年父親來信，問起阿九，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信上說，“我沒有耽誤你，你也不要耽誤他才好。
”我為這句話哭了一場；我為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着！人性許真是二元的，我是這樣地矛盾；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
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麼？我的便是那一類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
先是孩子們你來他去地在廚房與飯間裡查看，一面催我或妻發“開飯”的命令。
急促繁碎的腳步，夾着笑和嚷，一陣陣襲來，直到命令發出為止。
他們一遞一個地跑着喊着，将命令傳給廚房裡的傭人；便立刻搶着回來搬凳子。
于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卻說，“小妹打我！”我給他們調解，說好話。
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着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
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
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幹飯，那個要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蔔；你說他菜多，他說你菜好。
妻是照例安慰着他們，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
我是個暴躁的人，怎麼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将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淚捧起碗了。
吃完了，紛紛爬下凳子，桌上是飯粒呀，湯汁呀，骨頭呀，渣滓呀，加上縱橫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
吃飯而外，他們的大事便是遊戲。
遊戲時，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堅持不下，于是争執起來；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被欺負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但不理的時候也有。
最為難的，是争奪玩具的時候：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卻偏要那一個的；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如何，終于是非哭了不可的。
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緻總有好些起。
我若坐在家裡看書或寫什麼東西，管保一點鐘裡要分幾回心，或站起來一兩次的。
若是雨天或禮拜日，孩子們在家的多，那麼，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也有過的。
我常和妻說，“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有時是不但“成日”，連夜裡也有兵馬在進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時候！ 我結婚那一年，才十九歲。
二十一歲，有了阿九；二十三歲，又有了阿菜。
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哪能容忍這些累贅的鞍鞯、辔頭，和缰繩？擺脫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覺地時時在擺脫着。
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裡。
不知怎地，這孩子特别愛哭，又特别怕生人。
一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就哇哇地哭起來了。
學校裡住着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擾着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特地騙出了妻，關了門，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
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時的光景，也覺黯然。
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過了周歲，還不大會走路。
也是為了纏着母親的緣故吧，我将她緊緊地按在牆角裡，直哭喊了三四分鐘；因此生了好幾天病。
妻說，那時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
我曾給聖陶寫信，說孩子們的折磨，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着還是自殺的好。
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确也有過的。
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棱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歲增長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夠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裡所說。
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
我想這大約還是由于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隻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 正面意義的“幸福”，其實也未嘗沒有。
正如誰所說，小的總是可愛，孩子們的小模樣，小心眼兒，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
阿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臉，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
她不願在屋裡待着；待久了，便大聲兒嚷。
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
”她說她像鳥兒般，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
閏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笨得很，話還沒有學好呢。
他隻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音模糊，又得費氣力說出；我們老是要笑他的。
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
我們常常逗着他說這個字玩兒；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們故意說成“小”字的時候。
他有一隻搪瓷碗，是一毛來錢買的；買來時，老媽子教給他，“這是一毛錢”。
他便記住“一毛”兩個字，管那隻碗叫“一毛”，有時竟省稱為“毛”。
這在新來的老媽子，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
他不好意思，或見着生客時，便咧着嘴癡笑；我們常用了土話，叫他做“呆瓜”。
他是個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來，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
他有時學我，将兩手疊在背後，一搖一擺的；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
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歲多了，在小學校裡念着書。
在飯桌上，一定得啰啰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氣喘喘地說着，不管你愛聽不愛聽。
說完了總問我：“爸爸認識麼？”“爸爸知道麼？”妻常禁止她吃飯時說話，所以她總是問我。
她的問題真多：看電影便問電影裡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麼不說話？看照相也是一樣。
不知誰告訴她，兵是要打人的。
她回來便問，兵是人麼？為什麼打人？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誰的？蔣介石的兵是不是幫我們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短不了，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
她和閏兒在一處玩兒，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
但合式的時候也有：譬如這個往床底下躲，那個便鑽進去追着；這個鑽出來，那個也跟着——從這個床到那個床，隻聽見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說，像小狗似的。
現在在京的，便隻有這三個孩子；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
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
他愛看《水浒》《西遊記》《三俠五義》《小朋友》等；沒有事便捧着書坐着或躺着看。
隻不歡喜《紅樓夢》，說是沒有味兒。
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十歲的孩子，哪裡能領略呢？去年我們事實上隻能帶兩個孩子來；因為他大些，而轉兒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倆丢下。
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别的一個早上。
我領着阿九從二洋泾橋的旅館出來，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着的親戚家去。
妻囑咐說，“買點吃的給他們吧。
”我們走過四馬路，到一家茶食鋪裡。
阿九說要熏魚，我給買了；又買了餅幹，是給轉兒的。
便乘電車到海甯路。
下車時，看着他的害怕與累贅，很覺恻然。
到親戚家，因為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隻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轉兒望望我，沒說什麼，阿九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
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硬着頭皮走了。
後來妻告訴我，阿九背地裡向她說：“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不帶我上北京去。
”其實這是冤枉的。
他又曾和我們說，“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我們當時答應着；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着。
他們是恨着我們呢？還是惦着我們呢？妻是一年來老放不下這兩個，常常獨自暗中流淚；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想到“隻為家貧成聚散”一句無名的詩，不禁有些凄然。
轉兒與我較生疏些。
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
”她曉得什麼北京，隻跟着大孩子們說罷了；但當時聽着，現在想着的我，卻真是抱歉呢。
這兄妹倆離開我，原是常事，離開母親，雖也有過一回，這回可是太長了；小小的心兒，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
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說兒女的吵鬧，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厭到如我所說；他說他真不解。
子恺為他家華瞻寫的文章，真是“藹然仁者之言”。
聖陶也常常為孩子操心：小學畢業了，到什麼中學好呢？——這樣的話，他和我說過兩三回了。
我對他們隻有慚愧！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着自己的責任。
我想，第一該将孩子們團聚起來，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
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因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們，便将他們荒廢了。
他并不是溺愛，隻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他們便不能成材了。
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孩子們也便危險了。
我得計劃着，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
但是要不要他們像我自己呢？這一層，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丏尊，他毫不躊躇地說，“自然啰。
”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他卻答得妙，“總不希望比自己壞啰。
”
二十六的晚上，阿河忽然不到廚房裡挈水了。
韋小姐跑來低低地告訴我，“娘叫阿齊将阿河送回去了；我在樓上，都不知道呢。
”我應了一聲，一句話也沒有說。
正如每日有三頓飽飯吃的人，忽然絕了糧；卻又不能告訴一個人！而且我覺得她的前面是黑洞洞的，此去不定有什麼好歹！那一夜我是沒有好好地睡，隻翻來覆去地做夢，醒來卻又一例茫然。
這樣昏昏沉沉地到了二十八早上，懶懶地向韋君夫婦和韋小姐告别而行，韋君夫婦堅約春假再來住，我隻得含糊答應着。
出門時，我很想回望廚房幾眼；但許多人都站在門口送我，我怎好回頭呢？ 到校一打聽，老友陸已來了。
我不及料理行李，便找着他，将阿河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他。
他本是個好事的人；聽我說時，時而皺眉，時而歎氣，時而擦掌。
聽到她隻十八歲時，他突然将舌頭一伸，跳起來道，“可惜我早有了我那太太！要不然，我準得想法子娶她！” “你娶她就好了；現在不知鹿死誰手呢？” 我倆默默相對了一會，陸忽然拍着桌子道，“有了，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戀麼？他現在還沒有主兒，何不給他倆撮合一下。
” 我正要答說，他已出去了。
過了一會子，他和汪來了，進門就嚷着說： “我和他說，他不信；要問你呢！” “事是有的，人呢，也真不錯。
隻是人家的事，我們憑什麼去管！”我說。
“想法子呀！”陸嚷着。
“什麼法子？你說！” “好，你們盡和我開玩笑，我才不理會你們呢！”汪笑了。
我們幾乎每天都要談到阿河，但誰也不曾認真去“想法子”。
一轉眼已到了春假。
我再到韋君别墅的時候，水是綠綠的，桃腮柳眼，着意引人。
我卻隻惦着阿河，不知她怎麼樣了。
那時韋小姐已回來兩天。
我背地裡問她，她說，“奇得很！阿齊告訴我，說她二月間來求娘來了。
她說她男人已死了心，不想她回去；隻不肯白白地放掉她。
他教她的爹拿出八十塊錢來，人就是她的爹的了；他自己也好另娶一房人。
可是阿河說她的爹那有這些錢？她求娘可憐可憐她！娘的脾氣你知道。
她是個古闆的人；她數說了阿河一頓，一個錢也不給！我現在和阿齊說，讓他上鎮去時，帶個信兒給她，我可以給她五塊錢。
我想你也可以幫她些，我教阿齊一塊兒告訴她吧。
隻可惜她未必肯再上我們這兒來啰！” “我拿十塊錢吧，你告訴阿齊就是。
” 我看阿齊空閑了，便又去問阿河的事。
他說，“她的爹正給她東找西找地找主兒呢。
隻怕難吧，八十塊大洋呢！” 我忽然覺得不自在起來，不願再問下去。
過了兩天，阿齊從鎮上回來，說，“今天見着阿河了。
娘的，齊整起來了。
穿起了裙子，做老闆娘娘了！據說是自己揀中的；這種年頭！” 我立刻覺得，這一來全完了！隻怔怔地看着阿齊，似乎想在他臉上找出阿河的影子。
咳，我說什麼好呢？願命運之神長遠庇護着她吧！ 第二天我便托故離開了那别墅；我不願再見那湖光山色，更不願再見那間小小的廚房！ 兒女 想到“隻為家貧成聚散” 一句無名的詩， 不禁有些凄然。
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
想起聖陶喜歡用的“蝸牛背了殼”的比喻，便覺得不自在。
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要剝層皮呢！”更有些悚然了。
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劄記》裡，見過一條，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
”當時确吃了一驚，仿佛夢醒一般；但是家裡已是不由分說給娶了媳婦，又有甚麼可說？現在是一個媳婦，跟着來了五個孩子；兩個肩頭上，加上這麼重一副擔子，真不知怎樣走才好。
“命定”是不用說了；從孩子們那一面說，他們該怎樣長大，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
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
自然，“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親，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知道是不行的。
可惜這隻是理論，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着，和普通的父親一樣。
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着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辯解——像撫摩着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
有一回，讀了有島武郎《與幼小者》的譯文，對了那種偉大的，沉摯的态度，我竟流下淚來了。
去年父親來信，問起阿九，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信上說，“我沒有耽誤你，你也不要耽誤他才好。
”我為這句話哭了一場；我為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着！人性許真是二元的，我是這樣地矛盾；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
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麼？我的便是那一類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
先是孩子們你來他去地在廚房與飯間裡查看，一面催我或妻發“開飯”的命令。
急促繁碎的腳步，夾着笑和嚷，一陣陣襲來，直到命令發出為止。
他們一遞一個地跑着喊着，将命令傳給廚房裡的傭人；便立刻搶着回來搬凳子。
于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卻說，“小妹打我！”我給他們調解，說好話。
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着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
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
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幹飯，那個要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蔔；你說他菜多，他說你菜好。
妻是照例安慰着他們，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
我是個暴躁的人，怎麼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将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淚捧起碗了。
吃完了，紛紛爬下凳子，桌上是飯粒呀，湯汁呀，骨頭呀，渣滓呀，加上縱橫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
吃飯而外，他們的大事便是遊戲。
遊戲時，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堅持不下，于是争執起來；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被欺負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但不理的時候也有。
最為難的，是争奪玩具的時候：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卻偏要那一個的；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如何，終于是非哭了不可的。
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緻總有好些起。
我若坐在家裡看書或寫什麼東西，管保一點鐘裡要分幾回心，或站起來一兩次的。
若是雨天或禮拜日，孩子們在家的多，那麼，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也有過的。
我常和妻說，“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有時是不但“成日”，連夜裡也有兵馬在進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時候！ 我結婚那一年，才十九歲。
二十一歲，有了阿九；二十三歲，又有了阿菜。
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哪能容忍這些累贅的鞍鞯、辔頭，和缰繩？擺脫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覺地時時在擺脫着。
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裡。
不知怎地，這孩子特别愛哭，又特别怕生人。
一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就哇哇地哭起來了。
學校裡住着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擾着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特地騙出了妻，關了門，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
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時的光景，也覺黯然。
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過了周歲，還不大會走路。
也是為了纏着母親的緣故吧，我将她緊緊地按在牆角裡，直哭喊了三四分鐘；因此生了好幾天病。
妻說，那時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
我曾給聖陶寫信，說孩子們的折磨，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着還是自殺的好。
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确也有過的。
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棱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歲增長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夠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裡所說。
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
我想這大約還是由于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隻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 正面意義的“幸福”，其實也未嘗沒有。
正如誰所說，小的總是可愛，孩子們的小模樣，小心眼兒，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
阿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臉，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
她不願在屋裡待着；待久了，便大聲兒嚷。
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
”她說她像鳥兒般，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
閏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笨得很，話還沒有學好呢。
他隻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音模糊，又得費氣力說出；我們老是要笑他的。
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
我們常常逗着他說這個字玩兒；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們故意說成“小”字的時候。
他有一隻搪瓷碗，是一毛來錢買的；買來時，老媽子教給他，“這是一毛錢”。
他便記住“一毛”兩個字，管那隻碗叫“一毛”，有時竟省稱為“毛”。
這在新來的老媽子，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
他不好意思，或見着生客時，便咧着嘴癡笑；我們常用了土話，叫他做“呆瓜”。
他是個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來，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
他有時學我，将兩手疊在背後，一搖一擺的；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
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歲多了，在小學校裡念着書。
在飯桌上，一定得啰啰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氣喘喘地說着，不管你愛聽不愛聽。
說完了總問我：“爸爸認識麼？”“爸爸知道麼？”妻常禁止她吃飯時說話，所以她總是問我。
她的問題真多：看電影便問電影裡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麼不說話？看照相也是一樣。
不知誰告訴她，兵是要打人的。
她回來便問，兵是人麼？為什麼打人？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誰的？蔣介石的兵是不是幫我們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短不了，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
她和閏兒在一處玩兒，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
但合式的時候也有：譬如這個往床底下躲，那個便鑽進去追着；這個鑽出來，那個也跟着——從這個床到那個床，隻聽見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說，像小狗似的。
現在在京的，便隻有這三個孩子；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
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
他愛看《水浒》《西遊記》《三俠五義》《小朋友》等；沒有事便捧着書坐着或躺着看。
隻不歡喜《紅樓夢》，說是沒有味兒。
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十歲的孩子，哪裡能領略呢？去年我們事實上隻能帶兩個孩子來；因為他大些，而轉兒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倆丢下。
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别的一個早上。
我領着阿九從二洋泾橋的旅館出來，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着的親戚家去。
妻囑咐說，“買點吃的給他們吧。
”我們走過四馬路，到一家茶食鋪裡。
阿九說要熏魚，我給買了；又買了餅幹，是給轉兒的。
便乘電車到海甯路。
下車時，看着他的害怕與累贅，很覺恻然。
到親戚家，因為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隻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轉兒望望我，沒說什麼，阿九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
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硬着頭皮走了。
後來妻告訴我，阿九背地裡向她說：“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不帶我上北京去。
”其實這是冤枉的。
他又曾和我們說，“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我們當時答應着；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着。
他們是恨着我們呢？還是惦着我們呢？妻是一年來老放不下這兩個，常常獨自暗中流淚；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想到“隻為家貧成聚散”一句無名的詩，不禁有些凄然。
轉兒與我較生疏些。
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
”她曉得什麼北京，隻跟着大孩子們說罷了；但當時聽着，現在想着的我，卻真是抱歉呢。
這兄妹倆離開我，原是常事，離開母親，雖也有過一回，這回可是太長了；小小的心兒，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
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說兒女的吵鬧，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厭到如我所說；他說他真不解。
子恺為他家華瞻寫的文章，真是“藹然仁者之言”。
聖陶也常常為孩子操心：小學畢業了，到什麼中學好呢？——這樣的話，他和我說過兩三回了。
我對他們隻有慚愧！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着自己的責任。
我想，第一該将孩子們團聚起來，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
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因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們，便将他們荒廢了。
他并不是溺愛，隻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他們便不能成材了。
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孩子們也便危險了。
我得計劃着，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
但是要不要他們像我自己呢？這一層，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丏尊，他毫不躊躇地說，“自然啰。
”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他卻答得妙，“總不希望比自己壞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