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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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幻想電影院後面的一條偏僻陋巷裡。
從外面就可以看出《特刊》雜志社并不興旺：兩扇車庫式的房門之間用釘子挂着這家周刊的招牌，搖搖晃晃，很不穩固。
進到裡面，便見那兩間車庫隻是在間隔牆上開了個洞打通，那個洞既沒有修整，也沒有安框，仿佛泥瓦匠把活做了一半就放棄了。
一面紙闆屏風遮擋着那扇沒安框的門，像公共場所的洗手間。
紙闆上面密密麻麻胡亂塗滿了髒話和淫畫。
在我們進入的那間車庫的牆上，在潮斑和污垢中間，挂着照片、招貼畫和《特刊》雜志的封面，其中有足球隊員、美豔歌星，當然也有犯人和受害者。
每張封面上都有醒目的大标題，我看到了諸如以下之類的句子：“殺死母親同女兒結婚”和“警察來到化裝舞會，啊，所有人都是男的！”這個房間看來是編輯部、攝影部和檔案室。
這裡堆放了那麼多東西，使人很難通過。
小桌子上放着打字機，兩個人擠在一起打字，很不方便。
一個小男孩正在分理着一沓沓雜志，将它們包裝起來，用龍舌蘭繩子系好，準備發走。
一隻敞着的衣櫃裡面裝滿了紙片、照片和鉛版。
在一張桌子——缺了的一條腿被三塊磚代替——的後邊，一位穿紅色毛背心的姑娘在檢查着現金出納的收據。
這兒的東西好像全都處在一種狹窄、窘迫的狀态中。
沒有人阻擋我們，也沒有人問我們，更沒有人回答我們下午好。
屏風的另一邊，在同樣貼滿了聳人聽聞的雜志封面的牆壁前擺着三張寫字台，每張寫字台上都有一張卡片，用墨水寫了辦公人的職務：社長、總編輯和行政管理員。
看到我們走進房間，兩個正伏在桌上看校樣的人擡起頭來。
站着的那位就是巴斯庫亞爾。
我們緊緊地擁抱。
他可真是大變樣了，發福了，大腹便便，下巴墜了下來，從外表看似乎像個老頭兒。
他蓄着稀疏的小胡子，頗像希特勒式的，已經灰白了。
他向我做了許多親熱的表示，當他微笑時，我看到他有些牙齒已經脫落。
寒暄過後，他把我介紹給另一個人，那人皮膚黝黑，穿着芥末色襯衣，坐在寫字台旁。
“這是《特刊》雜志社社長，”巴斯庫亞爾說，“雷瓦格裡亞蒂博士。
” “我差點兒幹了蠢事，大巴布列托告訴我社長是你。
”我一邊對巴斯庫亞爾說，一邊把手向雷瓦格裡亞蒂博士伸過去。
“我們正在走下坡路，但還沒到窮途末路，”這位社長說道，“你們請坐，你們請坐。
” “我是總編輯，”巴斯庫亞爾向我解釋道，“這就是我的辦公桌。
” 大巴布利托對他說，我們是來找他去孔雀飯店就餐，共叙泛美電台時期的友情。
巴斯庫亞爾贊同這個想法，但我們必須等他幾分鐘，他要把那些校樣送回印刷廠，很急，因為馬上就要付印了。
他去了，留下我們和雷瓦格裡亞蒂面對面尴尬地坐着。
當這位博士知道我住在歐洲時，很有興趣地向我提了一大堆問題。
法國女人像人們所說的那樣輕佻嗎？她們是那樣聰明伶俐而在床上卻恬不知恥嗎？他堅持要我為他做一下有關歐洲女人的統計，并且畫出對比圖表。
每個國家的女人都有獨特的習慣是真的嗎？比如說（大巴布利托眼睛骨碌碌地動着，津津有味地聽他講），他聽那些多次出國旅行的人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意大利女人真的一刻都離不開男人？巴黎女人真的如果不被男人狠狠對待就得不到滿足？北歐女人真的讓她們的生父随便玩？我盡可能地回答雷瓦格裡亞蒂博士那一連串廢話般的問題，他的這些問題使這所小房子裡漸漸充滿了淫穢的氣氛。
他越來越埋怨我不該去吃那頓午餐，因為它會拖很久，浪費很多時間。
大巴布利托聽了社長那些色情社會學的演示，十分驚奇和興奮，笑了。
當這位社長的好奇弄得我疲憊不堪時，我提出要借用他的電話。
他露出諷刺的神氣說： “由于付不起電話費，一個星期前被拆掉了，”他講得很坦率，但樣子很兇，“因為您已經看到了，這本雜志要垮台，所有我們這些在這裡工作的笨蛋也要同它一并完蛋。
” 接着，他以色情受虐狂的愉快告訴我，《特刊》雜志是在奧德裡亞時代創辦的，當時勢頭很好。
政府給它通消息，私下資助它，要它攻擊一些人，保護另一些人。
此外，它還是當時少數獲批出版的雜志之一，像熱面包一樣，銷路很好。
但是，奧德裡亞一倒台，可怕的競争開始，這家雜志就破産了。
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像收爛攤子般接手這份雜志的。
他把它扶起來，改變編輯方針，使它成為一份專登爆炸新聞的雜志。
有一段時期，盡管背了很重的債，雜志還是一切運轉正常。
但是最近這一年，由于紙價上漲，印刷費增加，加上對雜志的大肆攻擊和雜志本身的情報失靈，一切都陷入了困境。
此外，曾遭到雜志指責的那些無賴反唇相譏，說他們刊登的文章純屬造謠诽謗。
現在主人很害怕，把所有的股份全部贈給了編輯人員，為的是逃避最後危機時收拾殘局。
垮台已經為期不遠，這幾個星期，情況很慘，沒有錢支付工資，人們搬走機器，賣掉辦公桌，搶走一切值錢的東西，停刊已近在眼前。
“拖不過一個月了，我的朋友，”他以孤注一擲的語氣喘着粗氣說道，“我們已經是屍首了，您難道沒有嗅出腐爛的氣味？” 我正想對他說，确實嗅到了。
這時一個瘦骨嶙峋的小個子走進來打斷了談話，他不需要推開屏風，從狹小的裂縫中就進入了房間。
他留着德國式的發型，有點可笑，穿着打扮像流浪漢，一件藍色上衣，一件滿是補丁的襯衫，套在合身的灰色運動衫的下面。
最奇特的要算他的鞋，一雙籃球運動員的紅色便鞋，如此破舊，以緻其中一隻的前端隻好用帶子捆着，仿佛鞋底已經脫開或就要掉下來了。
一看到這個人，雷瓦格裡亞蒂社長就罵起來： “如果您認為可以繼續哄騙我，那就錯了，”他說，氣勢洶洶地向那個小個子走過去，吓得那個小瘦子微微跳了一下，
從外面就可以看出《特刊》雜志社并不興旺：兩扇車庫式的房門之間用釘子挂着這家周刊的招牌，搖搖晃晃，很不穩固。
進到裡面，便見那兩間車庫隻是在間隔牆上開了個洞打通，那個洞既沒有修整，也沒有安框，仿佛泥瓦匠把活做了一半就放棄了。
一面紙闆屏風遮擋着那扇沒安框的門，像公共場所的洗手間。
紙闆上面密密麻麻胡亂塗滿了髒話和淫畫。
在我們進入的那間車庫的牆上，在潮斑和污垢中間，挂着照片、招貼畫和《特刊》雜志的封面，其中有足球隊員、美豔歌星，當然也有犯人和受害者。
每張封面上都有醒目的大标題，我看到了諸如以下之類的句子：“殺死母親同女兒結婚”和“警察來到化裝舞會，啊，所有人都是男的！”這個房間看來是編輯部、攝影部和檔案室。
這裡堆放了那麼多東西，使人很難通過。
小桌子上放着打字機，兩個人擠在一起打字，很不方便。
一個小男孩正在分理着一沓沓雜志，将它們包裝起來，用龍舌蘭繩子系好，準備發走。
一隻敞着的衣櫃裡面裝滿了紙片、照片和鉛版。
在一張桌子——缺了的一條腿被三塊磚代替——的後邊，一位穿紅色毛背心的姑娘在檢查着現金出納的收據。
這兒的東西好像全都處在一種狹窄、窘迫的狀态中。
沒有人阻擋我們，也沒有人問我們，更沒有人回答我們下午好。
屏風的另一邊，在同樣貼滿了聳人聽聞的雜志封面的牆壁前擺着三張寫字台，每張寫字台上都有一張卡片，用墨水寫了辦公人的職務：社長、總編輯和行政管理員。
看到我們走進房間，兩個正伏在桌上看校樣的人擡起頭來。
站着的那位就是巴斯庫亞爾。
我們緊緊地擁抱。
他可真是大變樣了，發福了，大腹便便，下巴墜了下來，從外表看似乎像個老頭兒。
他蓄着稀疏的小胡子，頗像希特勒式的，已經灰白了。
他向我做了許多親熱的表示，當他微笑時，我看到他有些牙齒已經脫落。
寒暄過後，他把我介紹給另一個人，那人皮膚黝黑，穿着芥末色襯衣，坐在寫字台旁。
“這是《特刊》雜志社社長，”巴斯庫亞爾說，“雷瓦格裡亞蒂博士。
” “我差點兒幹了蠢事，大巴布列托告訴我社長是你。
”我一邊對巴斯庫亞爾說，一邊把手向雷瓦格裡亞蒂博士伸過去。
“我們正在走下坡路，但還沒到窮途末路，”這位社長說道，“你們請坐，你們請坐。
” “我是總編輯，”巴斯庫亞爾向我解釋道，“這就是我的辦公桌。
” 大巴布利托對他說，我們是來找他去孔雀飯店就餐，共叙泛美電台時期的友情。
巴斯庫亞爾贊同這個想法，但我們必須等他幾分鐘，他要把那些校樣送回印刷廠，很急，因為馬上就要付印了。
他去了，留下我們和雷瓦格裡亞蒂面對面尴尬地坐着。
當這位博士知道我住在歐洲時，很有興趣地向我提了一大堆問題。
法國女人像人們所說的那樣輕佻嗎？她們是那樣聰明伶俐而在床上卻恬不知恥嗎？他堅持要我為他做一下有關歐洲女人的統計，并且畫出對比圖表。
每個國家的女人都有獨特的習慣是真的嗎？比如說（大巴布利托眼睛骨碌碌地動着，津津有味地聽他講），他聽那些多次出國旅行的人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意大利女人真的一刻都離不開男人？巴黎女人真的如果不被男人狠狠對待就得不到滿足？北歐女人真的讓她們的生父随便玩？我盡可能地回答雷瓦格裡亞蒂博士那一連串廢話般的問題，他的這些問題使這所小房子裡漸漸充滿了淫穢的氣氛。
他越來越埋怨我不該去吃那頓午餐，因為它會拖很久，浪費很多時間。
大巴布利托聽了社長那些色情社會學的演示，十分驚奇和興奮，笑了。
當這位社長的好奇弄得我疲憊不堪時，我提出要借用他的電話。
他露出諷刺的神氣說： “由于付不起電話費，一個星期前被拆掉了，”他講得很坦率，但樣子很兇，“因為您已經看到了，這本雜志要垮台，所有我們這些在這裡工作的笨蛋也要同它一并完蛋。
” 接着，他以色情受虐狂的愉快告訴我，《特刊》雜志是在奧德裡亞時代創辦的，當時勢頭很好。
政府給它通消息，私下資助它，要它攻擊一些人，保護另一些人。
此外，它還是當時少數獲批出版的雜志之一，像熱面包一樣，銷路很好。
但是，奧德裡亞一倒台，可怕的競争開始，這家雜志就破産了。
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像收爛攤子般接手這份雜志的。
他把它扶起來，改變編輯方針，使它成為一份專登爆炸新聞的雜志。
有一段時期，盡管背了很重的債，雜志還是一切運轉正常。
但是最近這一年，由于紙價上漲，印刷費增加，加上對雜志的大肆攻擊和雜志本身的情報失靈，一切都陷入了困境。
此外，曾遭到雜志指責的那些無賴反唇相譏，說他們刊登的文章純屬造謠诽謗。
現在主人很害怕，把所有的股份全部贈給了編輯人員，為的是逃避最後危機時收拾殘局。
垮台已經為期不遠，這幾個星期，情況很慘，沒有錢支付工資，人們搬走機器，賣掉辦公桌，搶走一切值錢的東西，停刊已近在眼前。
“拖不過一個月了，我的朋友，”他以孤注一擲的語氣喘着粗氣說道，“我們已經是屍首了，您難道沒有嗅出腐爛的氣味？” 我正想對他說，确實嗅到了。
這時一個瘦骨嶙峋的小個子走進來打斷了談話，他不需要推開屏風，從狹小的裂縫中就進入了房間。
他留着德國式的發型，有點可笑，穿着打扮像流浪漢，一件藍色上衣，一件滿是補丁的襯衫，套在合身的灰色運動衫的下面。
最奇特的要算他的鞋，一雙籃球運動員的紅色便鞋，如此破舊，以緻其中一隻的前端隻好用帶子捆着，仿佛鞋底已經脫開或就要掉下來了。
一看到這個人，雷瓦格裡亞蒂社長就罵起來： “如果您認為可以繼續哄騙我，那就錯了，”他說，氣勢洶洶地向那個小個子走過去，吓得那個小瘦子微微跳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