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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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胡利娅姨媽的婚姻委實是一次成功，比所有的親戚，甚至胡利娅本人所擔心、希望和預言的八年更長久。
在這些年裡，由于我的倔強和她的幫助及熱情，加上交了好運，其他預言（夢想和欲望）也都一一實現。
我們終于住進了有名的巴黎閣樓。
而我，好壞且不說，總算成了個作家，出版了好幾本書。
我沒有讀完律師專業，但是為了貼補家用，比較方便地維持生計，我從像法律系一樣令人厭惡的大學系科裡——拉丁語言學系——拿到了大學畢業文憑。
後來，胡利娅姨媽和我離婚時，我的大家族裡的許多人都落淚，因為所有人（當然是從我的母親和父親開始）都很愛她。
一年後，當我再婚時——這次是和我的表妹（奧爾卡舅媽和魯喬舅舅的女兒，真是巧合）——在家族中激起的風波要比第一次小多了（他們隻在私下議論）。
是的，他們挖空心思，要逼着我在教堂舉行婚禮，甚至連利馬的大主教也參與策劃（當然，他也是我們的親戚），對我們采取了寬宏大量的态度，迅速簽字，同意我們結婚。
那時，我家裡人已經從驚恐中恢複過來，不管我做出什麼荒唐事都不感到意外了。
我和胡利娅姨媽在西班牙住了一年，在法國住了五年。
之後我和表妹帕特麗西娅繼續住在歐洲，先是住在倫敦，後來住在巴塞羅那。
有一段時間，我曾和利馬的一家雜志社有交往，常寄些文章給這家雜志社，該社也支付我路費，讓我每年都能回秘魯待幾個星期。
虧得這些旅行，我可以見到親人和朋友。
這樣的旅行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想無限期地在歐洲住下去，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在那裡我總能找到像記者、翻譯、播音員或教授這類可以有些空閑的工作。
第一次到馬德裡時，我對胡利娅姨媽說：“我想當一名作家，我将隻接受不會使我脫離文學的工作。
”她回答我說：“難道你要我從今以後撕破我的裙子，纏上塊頭巾，到格蘭維亞去找顧客嗎？”事實上，我的運氣很好。
我在巴黎的貝爾利茨學校教西班牙文，在法新社編新聞稿，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做翻譯工作，為熱納維裡埃的電影制片廠配音譯制片，或者為法國廣播電視台準備節目，我總能找到有油水可撈的工作，每天至少有半天可以專門從事寫作。
問題在于我所寫的一切都是涉及秘魯的事情，越寫越沒把握，對事物作出判斷的基礎越來越差（我有杜撰“現實主義”的怪癖）。
然而，回利馬對我來說是不堪設想的。
回想我當初在利馬同時幹七份有油水的工作，可是掙的錢湊在一起剛剛夠我們溫飽，幾乎沒有時間讀書，寫作隻能忙裡偷閑。
在利馬那會兒，每當我精疲力竭的時候，就感到厭煩至極，因此我發誓甯死也不回這個國家。
另一方面，我一向覺得秘魯人是憂郁的。
所以我們先後同《快報》和《假面具》雜志達成的協議是，我給他們寫文章，他們每年為我們提供兩次回秘魯的旅費。
他們會答應這樣的條件，是我們沒有料到的。
一般來說，我們每年都在秘魯度過冬季（七月或八月），因為這兩個月份能使我完全沉浸在前十一個月所構思的環境、景色和人物之中。
這對我裨益匪淺（我不知道事實上怎樣，但毫無疑問心理上是如此），簡直是強心劑。
回國聽聽秘魯人講話，聽聽周圍人的語句、詞彙、發音，我便再度置身于我從内心感到親切的環境之中，但不管怎麼說，我還是擺脫了這種環境，每年大部分時間不能對它進行了解，同它發生共鳴，為改造它而盡力。
我回利馬，雖說是度假，但實際上沒有休息過一秒鐘，每次都是精疲力竭地返回歐洲。
我們除了和我那些粗俗的親戚和無數的朋友每天一起吃飯，其餘時間都忙着收集素材。
為此，有一年我去上馬拉尼翁地區做了一次旅行，為的是親眼觀察、傾聽和體驗我所寫的小說中的舞台，了解那個世界的情形。
另一年，我在殷勤的朋友的護衛下，對夜生活中那些藏污納垢之所——咖啡館、酒吧間和妓院——做了一次系統考察。
在這些地方，展示着我另一篇故事的主人公的糜爛生活。
工作和消遣交織在一起——因為那些考察從來不是一種負擔，或者說，從來都是充滿活力、其樂無窮的辛勞。
這不僅僅是因為能夠得到文學上的好處——在這些考察中，我幹了一些以往住在秘魯時從未幹過、如今重返秘魯後也不再幹的事情：去當地人的俱樂部玩，到大劇院觀看民間舞蹈，走遍邊緣城區和貧民窟，跑遍比較生疏或根本不了解的城區，如卡亞俄、巴霍·埃爾·普恩特和阿爾多區去觀察生活，進跑馬場去打賭，或者到外國教堂的地下墓穴和（假想的）貝利喬麗的住宅裡去東嗅西聞。
而這一年，更重要的是，我緻力于閱讀各種書籍，積累資料。
我正在寫一本反映曼努埃爾·阿波利納裡奧·奧德裡亞将軍時代（1948—1956）的小說。
在利馬休假期間，我每周花兩個上午去國家圖書館報刊陳列室浏覽那些年的報章雜志，甚至如癡似狂地去閱讀由顧問們（從那種法庭式的修辭來看，這些人全是律師）捉刀的這個獨裁者的演說。
從國家圖書館出來時已是中午左右，我沿着阿班凱林蔭道往下走去，這裡已經開始變成流動小販的巨大市場。
在林蔭道上，男男女女摩肩接踵。
他們中的許多人穿着山民的鬥篷和裙子，用披巾和報紙擺成地攤，或者用木箱、鐵皮和帳篷臨時搭起涼亭，賣那些可想而知的零零碎碎、不值錢的小商品，從别針、發夾到便服和西裝，當然還有就地架起火盆現做的各式吃食。
這是利馬大為改觀的地方之一。
這條人滿為患的安第斯山人的阿班凱林蔭道上到處飄散着撲鼻而來的油炸食品的調料味，響徹着凱楚阿人的說話聲，同辦事員來來往往的那種寬闊的林蔭道沒有任何相似之處。
十年前，當我讀大學一年級時，隻有為數甚少的乞丐經常從這兒到國家圖書館去。
在這條林蔭道兩旁的那些街區可以集中地看到、感覺到農民流入首都的問題
在這些年裡，由于我的倔強和她的幫助及熱情，加上交了好運，其他預言（夢想和欲望）也都一一實現。
我們終于住進了有名的巴黎閣樓。
而我，好壞且不說，總算成了個作家，出版了好幾本書。
我沒有讀完律師專業，但是為了貼補家用，比較方便地維持生計，我從像法律系一樣令人厭惡的大學系科裡——拉丁語言學系——拿到了大學畢業文憑。
後來，胡利娅姨媽和我離婚時，我的大家族裡的許多人都落淚，因為所有人（當然是從我的母親和父親開始）都很愛她。
一年後，當我再婚時——這次是和我的表妹（奧爾卡舅媽和魯喬舅舅的女兒，真是巧合）——在家族中激起的風波要比第一次小多了（他們隻在私下議論）。
是的，他們挖空心思，要逼着我在教堂舉行婚禮，甚至連利馬的大主教也參與策劃（當然，他也是我們的親戚），對我們采取了寬宏大量的态度，迅速簽字，同意我們結婚。
那時，我家裡人已經從驚恐中恢複過來，不管我做出什麼荒唐事都不感到意外了。
我和胡利娅姨媽在西班牙住了一年，在法國住了五年。
之後我和表妹帕特麗西娅繼續住在歐洲，先是住在倫敦，後來住在巴塞羅那。
有一段時間，我曾和利馬的一家雜志社有交往，常寄些文章給這家雜志社，該社也支付我路費，讓我每年都能回秘魯待幾個星期。
虧得這些旅行，我可以見到親人和朋友。
這樣的旅行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想無限期地在歐洲住下去，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在那裡我總能找到像記者、翻譯、播音員或教授這類可以有些空閑的工作。
第一次到馬德裡時，我對胡利娅姨媽說：“我想當一名作家，我将隻接受不會使我脫離文學的工作。
”她回答我說：“難道你要我從今以後撕破我的裙子，纏上塊頭巾，到格蘭維亞去找顧客嗎？”事實上，我的運氣很好。
我在巴黎的貝爾利茨學校教西班牙文，在法新社編新聞稿，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做翻譯工作，為熱納維裡埃的電影制片廠配音譯制片，或者為法國廣播電視台準備節目，我總能找到有油水可撈的工作，每天至少有半天可以專門從事寫作。
問題在于我所寫的一切都是涉及秘魯的事情，越寫越沒把握，對事物作出判斷的基礎越來越差（我有杜撰“現實主義”的怪癖）。
然而，回利馬對我來說是不堪設想的。
回想我當初在利馬同時幹七份有油水的工作，可是掙的錢湊在一起剛剛夠我們溫飽，幾乎沒有時間讀書，寫作隻能忙裡偷閑。
在利馬那會兒，每當我精疲力竭的時候，就感到厭煩至極，因此我發誓甯死也不回這個國家。
另一方面，我一向覺得秘魯人是憂郁的。
所以我們先後同《快報》和《假面具》雜志達成的協議是，我給他們寫文章，他們每年為我們提供兩次回秘魯的旅費。
他們會答應這樣的條件，是我們沒有料到的。
一般來說，我們每年都在秘魯度過冬季（七月或八月），因為這兩個月份能使我完全沉浸在前十一個月所構思的環境、景色和人物之中。
這對我裨益匪淺（我不知道事實上怎樣，但毫無疑問心理上是如此），簡直是強心劑。
回國聽聽秘魯人講話，聽聽周圍人的語句、詞彙、發音，我便再度置身于我從内心感到親切的環境之中，但不管怎麼說，我還是擺脫了這種環境，每年大部分時間不能對它進行了解，同它發生共鳴，為改造它而盡力。
我回利馬，雖說是度假，但實際上沒有休息過一秒鐘，每次都是精疲力竭地返回歐洲。
我們除了和我那些粗俗的親戚和無數的朋友每天一起吃飯，其餘時間都忙着收集素材。
為此，有一年我去上馬拉尼翁地區做了一次旅行，為的是親眼觀察、傾聽和體驗我所寫的小說中的舞台，了解那個世界的情形。
另一年，我在殷勤的朋友的護衛下，對夜生活中那些藏污納垢之所——咖啡館、酒吧間和妓院——做了一次系統考察。
在這些地方，展示着我另一篇故事的主人公的糜爛生活。
工作和消遣交織在一起——因為那些考察從來不是一種負擔，或者說，從來都是充滿活力、其樂無窮的辛勞。
這不僅僅是因為能夠得到文學上的好處——在這些考察中，我幹了一些以往住在秘魯時從未幹過、如今重返秘魯後也不再幹的事情：去當地人的俱樂部玩，到大劇院觀看民間舞蹈，走遍邊緣城區和貧民窟，跑遍比較生疏或根本不了解的城區，如卡亞俄、巴霍·埃爾·普恩特和阿爾多區去觀察生活，進跑馬場去打賭，或者到外國教堂的地下墓穴和（假想的）貝利喬麗的住宅裡去東嗅西聞。
而這一年，更重要的是，我緻力于閱讀各種書籍，積累資料。
我正在寫一本反映曼努埃爾·阿波利納裡奧·奧德裡亞将軍時代（1948—1956）的小說。
在利馬休假期間，我每周花兩個上午去國家圖書館報刊陳列室浏覽那些年的報章雜志，甚至如癡似狂地去閱讀由顧問們（從那種法庭式的修辭來看，這些人全是律師）捉刀的這個獨裁者的演說。
從國家圖書館出來時已是中午左右，我沿着阿班凱林蔭道往下走去，這裡已經開始變成流動小販的巨大市場。
在林蔭道上，男男女女摩肩接踵。
他們中的許多人穿着山民的鬥篷和裙子，用披巾和報紙擺成地攤，或者用木箱、鐵皮和帳篷臨時搭起涼亭，賣那些可想而知的零零碎碎、不值錢的小商品，從别針、發夾到便服和西裝，當然還有就地架起火盆現做的各式吃食。
這是利馬大為改觀的地方之一。
這條人滿為患的安第斯山人的阿班凱林蔭道上到處飄散着撲鼻而來的油炸食品的調料味，響徹着凱楚阿人的說話聲，同辦事員來來往往的那種寬闊的林蔭道沒有任何相似之處。
十年前，當我讀大學一年級時，隻有為數甚少的乞丐經常從這兒到國家圖書館去。
在這條林蔭道兩旁的那些街區可以集中地看到、感覺到農民流入首都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