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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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忌諱的話題直接或間接地露頭，她立刻變得臉色蒼白，淚流滿面，并且堅決地表示：“我永遠也不會同意這件事。
”當我建議她去看看那套房間的時候，她動了肝火，好像我罵了她。
她總是指責我賣衣物和書籍的事，仿佛那是一場希臘悲劇。
我打斷她，說道：“好媽媽，您别再來您那套廣播劇了。
”她從不提起我的父親，我也不問她；但是由于經常看見他的親戚們，我獲悉他火氣已消，轉而對我的前途感到失望。
他常常說：“他在滿二十一歲以前必須聽我的話，往後就随他去堕落。
” 我雖然異常繁忙，在這幾周中還是寫成了一篇短篇小說，題目叫做《虔誠的女信徒與尼古拉斯神父》。
故事發生在格羅西奧·普拉多，當然是反宗教的：一位聰明的神父發現群衆崇拜梅爾喬麗塔神，便想出一條生财之道，以大企業家的雄心和魄力辦了一家綜合性企業：制造和出售紀念郵票、教士披肩、耶稣聖像以及各種聖徒紀念品，在聖徒住地發售入場券，為籌建教堂而組織募捐和抽彩，資助代表團前往羅馬為谥給他聖徒稱号而說項。
我用新聞報道的方式寫成兩個不同的結尾：一個結尾是格羅西奧·普拉多的居民發現了尼古拉斯神父的買賣，便把他私刑處死；另一個結尾是這位神父當上了利馬的大主教（我決定把這篇小說讀給胡利娅姨媽聽了之後再選擇其中一個結尾）。
我是在國家俱樂部的圖書館裡寫成的，在那裡編輯新書目錄的工作有點兒象征性。
我從中央電台倉庫裡搶救出來的廣播劇劇本（這項工作對我來說意味着額外收入二百個索爾）經過删改整理，可以安排播放一個月，屆時CMQ的劇本就到達了。
但是正如那位開明企業主所預料的，無論是倉庫裡的劇本還是CMQ的劇本都留不住彼得羅·卡瑪喬所争取到的廣大聽衆。
由于收聽率下降，為了不失去廣告收入，隻好把廣告費降低。
不過事情并不那樣可怕，赫納羅父子一向富有創造精神，幹勁十足，用一個名叫“為六萬四千索爾回答問題”的新節目找到了财源。
這個節目是從巴黎電影院傳來的，由知識淵博的競選人（汽車、索福克勒斯、足球、印加國王）回答多達六萬四千個問題。
通過小赫納羅，我一直留意着彼得羅·卡瑪喬的情況。
最近，我經常同小老闆到科爾梅納大街的布蘭薩餐廳喝咖啡。
卡瑪喬在德爾加多大夫的私人診所裡住了近一個月，由于花錢太多，赫納羅父子便設法把他轉送到拉爾科·埃雷拉大街上公共慈善局開辦的精神病醫院。
在那裡，據說人家還很尊重他。
一個星期天，在牧師公墓登記過卡片，我乘公共汽車來到拉爾科·埃雷拉，打算去探視卡瑪喬。
我帶了幾小袋薄荷瑪黛茶作為禮物，準備讓他泡着喝。
但是正當我随着探視的人群踏進瘋人院那監獄式的大門時，我突然決定不去看他了。
在這個壁壘森嚴、人員雜處的地方——大學一年級時我們曾在那裡上過心理學實習課——重見那位已變為瘋子的文人，這想法首先使我産生了深深的痛苦。
我轉身向外走去，回到了米拉弗洛雷斯。
星期一，我對媽媽說，我想同父親見面。
她勸我要謹慎，别說惹他生氣的話，不要冒挨打的風險，最後把我父親的電話号碼給了我。
父親告訴我，第二天上午十一點，他在去美國前的那間辦公室裡見我。
那地方在卡拉巴耶胡同，一條細磚鋪地的長廊的盡頭。
這條長廊的兩側都是住房和辦公室。
在進出口公司，我認出了幾位從前同父親共事的職員，他們把我領進了經理辦公室。
父親獨自坐在以前的辦公桌後面，身穿奶油色西裝，結着一條綠底白點的領帶。
我發現他比一年前瘦多了，臉色有些蒼白。
“早上好，爸爸。
”我站在門口說，極力使聲音顯得洪亮而堅定。
“你要說什麼就說吧。
”他指着一張椅子說道，那神情含含糊糊，看不出有太多的惱怒。
我側身在椅子邊上坐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仿佛田徑運動員準備開始比賽。
“我想把我正在做的事情和将要做的事情對您講一講。
”我結結巴巴地說道。
他依然沉默不語，等待我講下去。
為了顯得鎮定，我緩緩地講起來，留心觀察着他的反應。
我詳盡地談到我找到的工作，每份工作的收入，如何安排時間去完成上述工作，以及完成大學課程作業和考試的情況。
我沒有撒謊，但是我把一切都說得令人滿意：我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而又嚴肅，并且熱切地盼望着結束學業。
講到這裡，我停下來，父親仍舊一言不發，等待着我的結論。
因此我隻好咽口唾液，說了出來： “您看，我已經可以謀生，維持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夠繼續讀書。
”随後，我的聲音越來越微弱，幾乎聽不見，“我希望你能準許我把胡利娅叫回來。
我倆已經結婚了，她不能一個人生活。
” 他眨眨眼睛，臉色越發蒼白了。
一霎間，我以為他又要大發雷霆，那曾經是我童年最可怕的噩夢之一。
但隻是粗聲粗氣地對我說： “正如你所知道的，這樁婚事無效。
你尚未成年，未經允許不能結婚。
如今你結婚了，那隻能是僞造證明或偷改出生日期才能辦到的。
在這兩種情況下，這樁婚事可以随時取消。
” 他解釋說，僞造官方證明是很嚴重的，會受到法律制裁。
如果說要由誰為此付出代價，那将不是我這個小孩子，因為法官會認為我是被誘騙的；要追究的是那個成年女人，因為按照邏輯，她必将被認為是誘騙犯。
做完這番法律闡述（他是用冷冰冰的聲調講出來的），他長篇大論起來，漸漸顯得有些激動。
我以為他讨厭我，然而實際上他一向為我好，即使有時對我嚴厲些，那也是為了糾正我的錯誤，為我的前途操心。
他說，我這種難以管束的倔強性格和矛盾心理将會毀掉我的一生。
這樁婚事等于在我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繩索，他是為了我好才反對的，并非像我所想的那樣是為了傷害我。
哪個父親不愛自己的兒子？此外，他明白我的戀愛并非壞事，無論如何，這都是一種男子漢行為；如果我像個女人，那就可怕了。
但是一個十八歲的半大小子，一個大學生，同一個離過婚的成年女人結婚，可真是難以估量的愚蠢舉動，嚴重後果，到将來我才會懂得；到那時，由于這樁錯誤的婚姻，我會變成一個可憐蟲，終日咽那杯難咽的苦酒。
他可不希望我落得那樣的下場，而盼望我諸事如意，前程似錦。
總而言之，他要求我至少不放棄學業，否則将會遺憾終生。
說罷，他站起身來，我也跟着站了起來。
接着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沉默，隻聽見隔壁打字聲一陣陣傳來。
我低聲告訴他保證念完大學，他默默地點了點頭。
分手的時候，我們猶豫了一下，便擁抱在一起。
從父親的辦公室出來，我直奔中央郵局發出一份電報：“你已被赦。
我盡速寄上機票。
吻你。
”那天下午我去曆史學家的家裡、泛美電台的閣樓和公墓，絞盡腦汁思索着如何湊齊這筆錢。
當天夜裡，我開出一張準備借錢的名單和款數。
但是第二天外祖父送來一份回電：“明日乘智機到秘。
吻你。
”後來我才知道，胡利娅賣掉了戒指、耳環、發簪、手镯和幾乎全部衣服才買到那張機票。
當我在利馬坦博機場接到她的時候（那是星期四的下午），她已是一個窮得身無分文的女人。
我把胡利娅直接送到那套小房子，這套房子幾天前已由南希表姐打蠟，打掃得窗明幾淨，還用紅玫瑰美化了一番，寫着“歡迎你”。
胡利娅姨媽裡裡外外審視了一遍，好像那是一個新玩具。
看到給《秘魯文化》的文章所做的批注，看到《商報》準備會見的作家名單，看到我的工作時間表以及支出清單（理論上證明我們是可以過活的），胡利娅姨媽開心地笑了。
我對她說，我們親熱一番之後，我給她念一篇題為《虔誠的女信徒與尼古拉斯神父》的小說，請她選擇一個結尾。
“哎呀，小巴爾加斯，”她一面急忙脫衣服一面笑着說道，“你已經長成大人了。
現在為了諸事如意，去掉你臉上的孩子氣，答應我，留起胡子來吧。
”
”當我建議她去看看那套房間的時候，她動了肝火，好像我罵了她。
她總是指責我賣衣物和書籍的事，仿佛那是一場希臘悲劇。
我打斷她，說道：“好媽媽，您别再來您那套廣播劇了。
”她從不提起我的父親，我也不問她；但是由于經常看見他的親戚們，我獲悉他火氣已消，轉而對我的前途感到失望。
他常常說：“他在滿二十一歲以前必須聽我的話，往後就随他去堕落。
” 我雖然異常繁忙，在這幾周中還是寫成了一篇短篇小說，題目叫做《虔誠的女信徒與尼古拉斯神父》。
故事發生在格羅西奧·普拉多，當然是反宗教的：一位聰明的神父發現群衆崇拜梅爾喬麗塔神，便想出一條生财之道，以大企業家的雄心和魄力辦了一家綜合性企業：制造和出售紀念郵票、教士披肩、耶稣聖像以及各種聖徒紀念品，在聖徒住地發售入場券，為籌建教堂而組織募捐和抽彩，資助代表團前往羅馬為谥給他聖徒稱号而說項。
我用新聞報道的方式寫成兩個不同的結尾：一個結尾是格羅西奧·普拉多的居民發現了尼古拉斯神父的買賣，便把他私刑處死；另一個結尾是這位神父當上了利馬的大主教（我決定把這篇小說讀給胡利娅姨媽聽了之後再選擇其中一個結尾）。
我是在國家俱樂部的圖書館裡寫成的，在那裡編輯新書目錄的工作有點兒象征性。
我從中央電台倉庫裡搶救出來的廣播劇劇本（這項工作對我來說意味着額外收入二百個索爾）經過删改整理，可以安排播放一個月，屆時CMQ的劇本就到達了。
但是正如那位開明企業主所預料的，無論是倉庫裡的劇本還是CMQ的劇本都留不住彼得羅·卡瑪喬所争取到的廣大聽衆。
由于收聽率下降，為了不失去廣告收入，隻好把廣告費降低。
不過事情并不那樣可怕，赫納羅父子一向富有創造精神，幹勁十足，用一個名叫“為六萬四千索爾回答問題”的新節目找到了财源。
這個節目是從巴黎電影院傳來的，由知識淵博的競選人（汽車、索福克勒斯、足球、印加國王）回答多達六萬四千個問題。
通過小赫納羅，我一直留意着彼得羅·卡瑪喬的情況。
最近，我經常同小老闆到科爾梅納大街的布蘭薩餐廳喝咖啡。
卡瑪喬在德爾加多大夫的私人診所裡住了近一個月，由于花錢太多，赫納羅父子便設法把他轉送到拉爾科·埃雷拉大街上公共慈善局開辦的精神病醫院。
在那裡，據說人家還很尊重他。
一個星期天，在牧師公墓登記過卡片，我乘公共汽車來到拉爾科·埃雷拉，打算去探視卡瑪喬。
我帶了幾小袋薄荷瑪黛茶作為禮物，準備讓他泡着喝。
但是正當我随着探視的人群踏進瘋人院那監獄式的大門時，我突然決定不去看他了。
在這個壁壘森嚴、人員雜處的地方——大學一年級時我們曾在那裡上過心理學實習課——重見那位已變為瘋子的文人，這想法首先使我産生了深深的痛苦。
我轉身向外走去，回到了米拉弗洛雷斯。
星期一，我對媽媽說，我想同父親見面。
她勸我要謹慎，别說惹他生氣的話，不要冒挨打的風險，最後把我父親的電話号碼給了我。
父親告訴我，第二天上午十一點，他在去美國前的那間辦公室裡見我。
那地方在卡拉巴耶胡同，一條細磚鋪地的長廊的盡頭。
這條長廊的兩側都是住房和辦公室。
在進出口公司，我認出了幾位從前同父親共事的職員，他們把我領進了經理辦公室。
父親獨自坐在以前的辦公桌後面，身穿奶油色西裝，結着一條綠底白點的領帶。
我發現他比一年前瘦多了，臉色有些蒼白。
“早上好，爸爸。
”我站在門口說，極力使聲音顯得洪亮而堅定。
“你要說什麼就說吧。
”他指着一張椅子說道，那神情含含糊糊，看不出有太多的惱怒。
我側身在椅子邊上坐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仿佛田徑運動員準備開始比賽。
“我想把我正在做的事情和将要做的事情對您講一講。
”我結結巴巴地說道。
他依然沉默不語，等待我講下去。
為了顯得鎮定，我緩緩地講起來，留心觀察着他的反應。
我詳盡地談到我找到的工作，每份工作的收入，如何安排時間去完成上述工作，以及完成大學課程作業和考試的情況。
我沒有撒謊，但是我把一切都說得令人滿意：我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而又嚴肅，并且熱切地盼望着結束學業。
講到這裡，我停下來，父親仍舊一言不發，等待着我的結論。
因此我隻好咽口唾液，說了出來： “您看，我已經可以謀生，維持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夠繼續讀書。
”随後，我的聲音越來越微弱，幾乎聽不見，“我希望你能準許我把胡利娅叫回來。
我倆已經結婚了，她不能一個人生活。
” 他眨眨眼睛，臉色越發蒼白了。
一霎間，我以為他又要大發雷霆，那曾經是我童年最可怕的噩夢之一。
但隻是粗聲粗氣地對我說： “正如你所知道的，這樁婚事無效。
你尚未成年，未經允許不能結婚。
如今你結婚了，那隻能是僞造證明或偷改出生日期才能辦到的。
在這兩種情況下，這樁婚事可以随時取消。
” 他解釋說，僞造官方證明是很嚴重的，會受到法律制裁。
如果說要由誰為此付出代價，那将不是我這個小孩子，因為法官會認為我是被誘騙的；要追究的是那個成年女人，因為按照邏輯，她必将被認為是誘騙犯。
做完這番法律闡述（他是用冷冰冰的聲調講出來的），他長篇大論起來，漸漸顯得有些激動。
我以為他讨厭我，然而實際上他一向為我好，即使有時對我嚴厲些，那也是為了糾正我的錯誤，為我的前途操心。
他說，我這種難以管束的倔強性格和矛盾心理将會毀掉我的一生。
這樁婚事等于在我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繩索，他是為了我好才反對的，并非像我所想的那樣是為了傷害我。
哪個父親不愛自己的兒子？此外，他明白我的戀愛并非壞事，無論如何，這都是一種男子漢行為；如果我像個女人，那就可怕了。
但是一個十八歲的半大小子，一個大學生，同一個離過婚的成年女人結婚，可真是難以估量的愚蠢舉動，嚴重後果，到将來我才會懂得；到那時，由于這樁錯誤的婚姻，我會變成一個可憐蟲，終日咽那杯難咽的苦酒。
他可不希望我落得那樣的下場，而盼望我諸事如意，前程似錦。
總而言之，他要求我至少不放棄學業，否則将會遺憾終生。
說罷，他站起身來，我也跟着站了起來。
接着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沉默，隻聽見隔壁打字聲一陣陣傳來。
我低聲告訴他保證念完大學，他默默地點了點頭。
分手的時候，我們猶豫了一下，便擁抱在一起。
從父親的辦公室出來，我直奔中央郵局發出一份電報：“你已被赦。
我盡速寄上機票。
吻你。
”那天下午我去曆史學家的家裡、泛美電台的閣樓和公墓，絞盡腦汁思索着如何湊齊這筆錢。
當天夜裡，我開出一張準備借錢的名單和款數。
但是第二天外祖父送來一份回電：“明日乘智機到秘。
吻你。
”後來我才知道，胡利娅賣掉了戒指、耳環、發簪、手镯和幾乎全部衣服才買到那張機票。
當我在利馬坦博機場接到她的時候（那是星期四的下午），她已是一個窮得身無分文的女人。
我把胡利娅直接送到那套小房子，這套房子幾天前已由南希表姐打蠟，打掃得窗明幾淨，還用紅玫瑰美化了一番，寫着“歡迎你”。
胡利娅姨媽裡裡外外審視了一遍，好像那是一個新玩具。
看到給《秘魯文化》的文章所做的批注，看到《商報》準備會見的作家名單，看到我的工作時間表以及支出清單（理論上證明我們是可以過活的），胡利娅姨媽開心地笑了。
我對她說，我們親熱一番之後，我給她念一篇題為《虔誠的女信徒與尼古拉斯神父》的小說，請她選擇一個結尾。
“哎呀，小巴爾加斯，”她一面急忙脫衣服一面笑着說道，“你已經長成大人了。
現在為了諸事如意，去掉你臉上的孩子氣，答應我，留起胡子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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