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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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我同她結婚就是為了生活在一起，要走我們一道走。
他們提醒我說，我尚未成年，沒有父親的準許，不能申請出國護照。
我說，那就偷越國境。
他們又問我手中有多少錢就想去國外生活（辦理婚事和預付房租的花銷，把泛美電台預支的工資和在當鋪裡抵押衣物的錢全部用光，身上所剩無幾，隻夠買幾盒香煙）？ “我倆已經結婚，這是誰也不能奪走的東西，”胡利娅姨媽說道，一面撫弄着我的頭發，一面熱淚盈眶地親吻着我，“隻是分開幾個星期，最多幾個月。
我不願因為我的過錯而讓你吃子彈。
” 吃飯的時候，奧爾卡舅媽和魯喬舅舅一一申明道理，試圖說服我，什麼我應該理智一些呀，我已經過于任性啦；什麼現在已經結婚了，就該做些權宜的讓步呀，以免弄得不可收拾。
他們說，我應該理解他們——他們面對我父親和其他家庭成員，作為胡利娅姨媽的姐姐和姐夫，所處的地位十分為難。
他們對胡利娅的事左右為難，既不能表示贊成，又不能表示反對。
将來他們會幫助我們的，現在也已經這樣做了，我應該和他們配合。
他們說，胡利娅姨媽在瓦爾帕萊索逗留期間，我必須再找一份工作；不如此，将來我們靠什麼生活？誰來養活我們？我父親終究會平靜下來，接受既成事實。
午夜時分，舅父母已經悄悄上床睡覺，我和胡利娅姨媽穿着内衣，膽戰心驚地颠鸾倒鳳，百般恩愛，同時兩耳不安地警惕着任何意外的響動，直到筋疲力竭。
确實沒有别的辦法。
次日清晨，我們就要退掉去拉巴斯的飛機票，改買去智利的票。
半小時後，我走在米拉弗洛雷斯區的大街上朝外祖父家那間單身小屋走去，一路上感到既痛苦又乏力，暗暗地咒罵自己竟然連買一支左輪手槍的錢都沒有。
兩天後，胡利娅姨媽登上一架黎明起飛的班機，前往智利。
調換機票時，航空公司并沒有表示為難，但是有票價差額問題。
多虧巴斯庫亞爾借給我們一千五百索爾，才把這筆錢付了（當巴斯庫亞爾告訴我他有一張五千索爾的存折，我真是驚訝極了，因為就憑他掙的那點工資，有這筆存款可以說是奇迹）。
為了胡利娅姨媽能夠帶些零用錢，我把全部藏書，甚至法律專業的法典和講義都賣給了拉巴斯大街上的書商，然後用這筆錢兌換了五十美元。
奧爾卡舅媽和魯喬舅舅同我們一起到了機場。
前一天夜裡，我留在了他們家中。
我倆沒有睡覺，也沒有同房。
晚飯後，舅父母走開了，我坐在床頭望着胡利娅姨媽細心地打點行裝。
随後，我們便到沒有開燈的客廳裡坐下。
我們待了三四個小時，手握着手，緊緊地依偎在沙發上；為了不吵醒家裡人，我們輕聲交談着。
我們間或擁抱、偎依着臉和接吻，但是大部分時間是在吸煙和談話中度過的。
我們談到當我們重聚的時候将做些什麼，談到她将如何協助我工作，談到總有一天我們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去巴黎住亭子間，在那兒我終将成為作家。
我給她講述了她那位同胞彼得羅·卡瑪喬的事，告訴她他現在已住院，周圍全是瘋子，他本人也一定變瘋了。
我倆商定每天都要寫一封長信，詳細報告各自的情況：做些什麼，想些什麼，有什麼感受。
我向她保證，當她重返秘魯時，我一定把事情安排好，掙到的錢可以不緻使我們餓死。
五點鐘，鬧鐘響了，天空仍然漆黑。
一個小時後，當我們到達利馬坦博機場時，天剛蒙蒙亮。
胡利娅姨媽穿的是我喜歡的那件藍色外衣，看上去很漂亮。
當我們道别的時候，她十分平靜，但是她擁抱我的時候，我感到她渾身在發抖。
我卻相反，站在機場平台上，望着她在晨曦中登上飛機的時候，我哽咽了，眼淚奪眶而出。
她在智利的流亡生活持續了一個月又十四天。
這六個星期對我來說具有決定意義。
在這段時間裡（我訪親拜友，求同學告老師；哀求他們、打擾他們，弄得他們頭昏腦漲，為的是讓他們助我一臂之力），我終于找到了七份工作，其中當然包括電台編輯。
第一份工作是在國家俱樂部圖書館，該館位于電台附近。
我的任務是每天上午利用編新聞稿的間歇去那裡兩個小時，把新到的書籍和雜志登記注冊，把舊雜志編入總目。
第二份工作是聖馬爾可大學的一位曆史系教授（我在他的課上取得過優異的成績）要我做他的助手，每天下午三點至五點，在他坐落于米拉弗洛雷斯區的住宅裡，将報紙上的有關文章登入卡片，以備他撰寫秘魯史之用；教授承擔的部分是征服時期與獨立戰争兩個分卷。
在新找到的工作中，最為生動有趣的是與利馬公共慈善局簽訂的合同——牧師公墓裡有一大排殖民時期的墓碑，相關登記冊已經丢失，我的任務是研究碑文的内容，将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登記造冊。
這份工作我可以在任何時候進行，因為是計件付酬，每個死者給一個索爾。
我利用下午六點的新聞稿與泛美電台播音的間歇去做這件事。
這時哈維爾已經下班，常常陪我一同去。
那時正值隆冬，天黑得早，公墓的主任（一個胖子，自稱曾八次出席國會參加秘魯總統的交接儀式）借給我們手電筒和小梯子，以便閱讀壁龛高處的碑文。
有時我們開玩笑，假裝聽到歎息聲和腳鐐響，看到墳墓中出現白色身影，結果真的吓得毛骨悚然。
除了每周去兩三次，星期天的上午也去幹這件事。
其餘的工作多少帶有一些文學性質：每周為《商報》的星期天副刊做一篇詩人、小說家或散文家的訪問記，發表在《作家與作品》專欄；每月為《秘魯文化》雜志撰寫一篇文章，欄目的标題是我取的：《人物、書籍與思想》。
最後，一位教授朋友委托我為投考天主教大學的學生編寫公民教育課大綱（盡管我是聖馬爾可大學的學生，我們學校與天主教大學是死對頭），每星期一還必須交出一道入學考試題的詳細答案（題目各式各樣，涉及的方面很廣泛，從祖國的标志開始，旁及土著的花卉與動物，直到土著語言學者與西班牙語學者之間的論戰）。
這些工作（我感到好像在和彼得羅·卡瑪喬比賽）使我的收入增加了三倍，足夠支付兩個人的生活費用。
我從每份工作中都預支了部分工資，這樣就把打字機贖了回來，這台機器對新聞工作來說是絕對必要的（盡管我有許多文章仍是在泛美電台寫的）。
用這些錢，還請南希表姐買了一些裝飾住房的東西，因為女房東果然在十五天後把房間租給了我。
接收有兩個房間外加一個小小洗澡間的那套房子的早晨，我感到快活極了。
可我仍舊住在外公家，因為我決定等到胡利娅姨媽回來的那一天再開始使用。
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去那裡寫文章，編制死者名單。
我雖然不停地工作，不停地東奔西走，卻并不感到疲倦和氣餒，恰恰相反，我感到精力十分旺盛；我認為我能夠像從前那樣繼續讀書（盡管那是每天在乘公共汽車的時間裡進行的）。
胡利娅姨媽信守諾言，每天都有信來。
外祖母把信交給我的時候，眼裡總閃耀出調皮的光芒，低聲問：“這封信是誰寫來的呀？是誰寫來的呀？”我也連續不斷地給她寫信，每天夜裡的最後一件事就是這個，有時雖然已經頭昏腦漲、睡意蒙眬，但仍然向她報告這一天的忙碌情景。
自從她出走，我先後在外祖父家、魯喬舅舅家、大街上遇見了許多親戚，看到了他們的反應。
他們态度各異，有些是出乎意料的。
彼得羅舅舅的态度最為嚴厲，全然不理睬我的問候，冷冰冰地看我一眼，便馬上背轉身去。
赫蘇斯姨媽老淚縱橫地擁抱着我，用動人的聲調耳語道：“可憐的孩子！”其他姨媽、舅媽、姑媽和叔叔、伯伯、舅舅則采取置若罔聞的态度，似乎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他們對我十分親熱，但絕不談胡利娅姨媽，對我們的婚事裝作從未知悉。
我一直沒見到父親，但我知道一旦胡利娅姨媽出國，他的要求被滿足，怒氣便會打消。
那時，我父母暫住在幾位叔叔家裡，我從未去拜訪過，可是我母親天天都來外祖父家裡和我會面。
她對我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是親切，充滿母愛；而另一方面，每當那
他們提醒我說，我尚未成年，沒有父親的準許，不能申請出國護照。
我說，那就偷越國境。
他們又問我手中有多少錢就想去國外生活（辦理婚事和預付房租的花銷，把泛美電台預支的工資和在當鋪裡抵押衣物的錢全部用光，身上所剩無幾，隻夠買幾盒香煙）？ “我倆已經結婚，這是誰也不能奪走的東西，”胡利娅姨媽說道，一面撫弄着我的頭發，一面熱淚盈眶地親吻着我，“隻是分開幾個星期，最多幾個月。
我不願因為我的過錯而讓你吃子彈。
” 吃飯的時候，奧爾卡舅媽和魯喬舅舅一一申明道理，試圖說服我，什麼我應該理智一些呀，我已經過于任性啦；什麼現在已經結婚了，就該做些權宜的讓步呀，以免弄得不可收拾。
他們說，我應該理解他們——他們面對我父親和其他家庭成員，作為胡利娅姨媽的姐姐和姐夫，所處的地位十分為難。
他們對胡利娅的事左右為難，既不能表示贊成，又不能表示反對。
将來他們會幫助我們的，現在也已經這樣做了，我應該和他們配合。
他們說，胡利娅姨媽在瓦爾帕萊索逗留期間，我必須再找一份工作；不如此，将來我們靠什麼生活？誰來養活我們？我父親終究會平靜下來，接受既成事實。
午夜時分，舅父母已經悄悄上床睡覺，我和胡利娅姨媽穿着内衣，膽戰心驚地颠鸾倒鳳，百般恩愛，同時兩耳不安地警惕着任何意外的響動，直到筋疲力竭。
确實沒有别的辦法。
次日清晨，我們就要退掉去拉巴斯的飛機票，改買去智利的票。
半小時後，我走在米拉弗洛雷斯區的大街上朝外祖父家那間單身小屋走去，一路上感到既痛苦又乏力，暗暗地咒罵自己竟然連買一支左輪手槍的錢都沒有。
兩天後，胡利娅姨媽登上一架黎明起飛的班機，前往智利。
調換機票時，航空公司并沒有表示為難，但是有票價差額問題。
多虧巴斯庫亞爾借給我們一千五百索爾，才把這筆錢付了（當巴斯庫亞爾告訴我他有一張五千索爾的存折，我真是驚訝極了，因為就憑他掙的那點工資，有這筆存款可以說是奇迹）。
為了胡利娅姨媽能夠帶些零用錢，我把全部藏書，甚至法律專業的法典和講義都賣給了拉巴斯大街上的書商，然後用這筆錢兌換了五十美元。
奧爾卡舅媽和魯喬舅舅同我們一起到了機場。
前一天夜裡，我留在了他們家中。
我倆沒有睡覺，也沒有同房。
晚飯後，舅父母走開了，我坐在床頭望着胡利娅姨媽細心地打點行裝。
随後，我們便到沒有開燈的客廳裡坐下。
我們待了三四個小時，手握着手，緊緊地依偎在沙發上；為了不吵醒家裡人，我們輕聲交談着。
我們間或擁抱、偎依着臉和接吻，但是大部分時間是在吸煙和談話中度過的。
我們談到當我們重聚的時候将做些什麼，談到她将如何協助我工作，談到總有一天我們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去巴黎住亭子間，在那兒我終将成為作家。
我給她講述了她那位同胞彼得羅·卡瑪喬的事，告訴她他現在已住院，周圍全是瘋子，他本人也一定變瘋了。
我倆商定每天都要寫一封長信，詳細報告各自的情況：做些什麼，想些什麼，有什麼感受。
我向她保證，當她重返秘魯時，我一定把事情安排好，掙到的錢可以不緻使我們餓死。
五點鐘，鬧鐘響了，天空仍然漆黑。
一個小時後，當我們到達利馬坦博機場時，天剛蒙蒙亮。
胡利娅姨媽穿的是我喜歡的那件藍色外衣，看上去很漂亮。
當我們道别的時候，她十分平靜，但是她擁抱我的時候，我感到她渾身在發抖。
我卻相反，站在機場平台上，望着她在晨曦中登上飛機的時候，我哽咽了，眼淚奪眶而出。
她在智利的流亡生活持續了一個月又十四天。
這六個星期對我來說具有決定意義。
在這段時間裡（我訪親拜友，求同學告老師；哀求他們、打擾他們，弄得他們頭昏腦漲，為的是讓他們助我一臂之力），我終于找到了七份工作，其中當然包括電台編輯。
第一份工作是在國家俱樂部圖書館，該館位于電台附近。
我的任務是每天上午利用編新聞稿的間歇去那裡兩個小時，把新到的書籍和雜志登記注冊，把舊雜志編入總目。
第二份工作是聖馬爾可大學的一位曆史系教授（我在他的課上取得過優異的成績）要我做他的助手，每天下午三點至五點，在他坐落于米拉弗洛雷斯區的住宅裡，将報紙上的有關文章登入卡片，以備他撰寫秘魯史之用；教授承擔的部分是征服時期與獨立戰争兩個分卷。
在新找到的工作中，最為生動有趣的是與利馬公共慈善局簽訂的合同——牧師公墓裡有一大排殖民時期的墓碑，相關登記冊已經丢失，我的任務是研究碑文的内容，将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登記造冊。
這份工作我可以在任何時候進行，因為是計件付酬，每個死者給一個索爾。
我利用下午六點的新聞稿與泛美電台播音的間歇去做這件事。
這時哈維爾已經下班，常常陪我一同去。
那時正值隆冬，天黑得早，公墓的主任（一個胖子，自稱曾八次出席國會參加秘魯總統的交接儀式）借給我們手電筒和小梯子，以便閱讀壁龛高處的碑文。
有時我們開玩笑，假裝聽到歎息聲和腳鐐響，看到墳墓中出現白色身影，結果真的吓得毛骨悚然。
除了每周去兩三次，星期天的上午也去幹這件事。
其餘的工作多少帶有一些文學性質：每周為《商報》的星期天副刊做一篇詩人、小說家或散文家的訪問記，發表在《作家與作品》專欄；每月為《秘魯文化》雜志撰寫一篇文章，欄目的标題是我取的：《人物、書籍與思想》。
最後，一位教授朋友委托我為投考天主教大學的學生編寫公民教育課大綱（盡管我是聖馬爾可大學的學生，我們學校與天主教大學是死對頭），每星期一還必須交出一道入學考試題的詳細答案（題目各式各樣，涉及的方面很廣泛，從祖國的标志開始，旁及土著的花卉與動物，直到土著語言學者與西班牙語學者之間的論戰）。
這些工作（我感到好像在和彼得羅·卡瑪喬比賽）使我的收入增加了三倍，足夠支付兩個人的生活費用。
我從每份工作中都預支了部分工資，這樣就把打字機贖了回來，這台機器對新聞工作來說是絕對必要的（盡管我有許多文章仍是在泛美電台寫的）。
用這些錢，還請南希表姐買了一些裝飾住房的東西，因為女房東果然在十五天後把房間租給了我。
接收有兩個房間外加一個小小洗澡間的那套房子的早晨，我感到快活極了。
可我仍舊住在外公家，因為我決定等到胡利娅姨媽回來的那一天再開始使用。
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去那裡寫文章，編制死者名單。
我雖然不停地工作，不停地東奔西走，卻并不感到疲倦和氣餒，恰恰相反，我感到精力十分旺盛；我認為我能夠像從前那樣繼續讀書（盡管那是每天在乘公共汽車的時間裡進行的）。
胡利娅姨媽信守諾言，每天都有信來。
外祖母把信交給我的時候，眼裡總閃耀出調皮的光芒，低聲問：“這封信是誰寫來的呀？是誰寫來的呀？”我也連續不斷地給她寫信，每天夜裡的最後一件事就是這個，有時雖然已經頭昏腦漲、睡意蒙眬，但仍然向她報告這一天的忙碌情景。
自從她出走，我先後在外祖父家、魯喬舅舅家、大街上遇見了許多親戚，看到了他們的反應。
他們态度各異，有些是出乎意料的。
彼得羅舅舅的态度最為嚴厲，全然不理睬我的問候，冷冰冰地看我一眼，便馬上背轉身去。
赫蘇斯姨媽老淚縱橫地擁抱着我，用動人的聲調耳語道：“可憐的孩子！”其他姨媽、舅媽、姑媽和叔叔、伯伯、舅舅則采取置若罔聞的态度，似乎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他們對我十分親熱，但絕不談胡利娅姨媽，對我們的婚事裝作從未知悉。
我一直沒見到父親，但我知道一旦胡利娅姨媽出國，他的要求被滿足，怒氣便會打消。
那時，我父母暫住在幾位叔叔家裡，我從未去拜訪過，可是我母親天天都來外祖父家裡和我會面。
她對我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是親切，充滿母愛；而另一方面，每當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