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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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辦公室，給胡利娅姨媽挂了電話。
她告訴我，奧爾卡舅媽已經較為平靜了，但仍然不時地表示驚訝，對胡利娅說：“你真是發瘋了！”那套房子不能交付使用，她并不很難過（“小巴爾加斯，既然咱們已經這麼長時間不睡在一起，就可以再分開兩個星期。
”）。
她告訴我，洗過澡，換過裝，覺得心情舒暢極了。
我告訴她中午不回去吃飯，因為要鑽到劇本堆裡找材料，隻好晚上再見。
我給泛美電台準備完兩份新聞稿便鑽進中央電台的倉庫裡去了。
那是一個沒有燈光的黑洞，裡面挂滿了蜘蛛網；一進去，就聽到老鼠在黑暗中亂跑。
地上到處是紙，成堆的，散亂的，捆成包的，單頁的。
由于潮氣和灰塵，我立刻嗆得打噴嚏。
在那裡根本不可能工作，因此我把一捆捆的紙搬到彼得羅·卡瑪喬的房間，在他的辦公室裡安頓下來。
這裡沒有留下他的任何痕迹，語錄詞典，利馬地圖，社會、心理、種族卡片，統統不在了。
CMQ的舊劇本混亂、肮髒到了極點：潮濕使字迹變得模糊；老鼠和潮蟲啃咬、污損了許多書頁；和彼得羅·卡瑪喬的故事一樣，劇本雜亂無章地混在一起。
沒有多少東西可供選用；最多隻能找到一些尚能閱讀的紙片。
為了拼湊七巧闆式的廣播劇，我在帶有恐怖色彩的氣氛中探索着，由于過敏而不停地打噴嚏。
就這樣，三個小時過去了。
突然，房門打開，哈維爾走進來。
“這個時候，你問題成堆，居然還有心思繼續幹彼得羅·卡瑪喬的那套把戲，真不可思議，”他怒沖沖地對我說，“我從你外公那裡來。
你要是知道出了什麼事，就該發抖了。
” 他朝堆滿劇本的寫字台上扔過來兩封信。
其中一封是我父親前一天晚上讓他轉交給我的，上面寫着： “馬裡奧：我限你在四十八小時之内讓那個女人離開秘魯。
如果她不走，我将采取必要的手段讓她為自己的膽大包天付出高昂代價。
至于你，我想告訴你，我身上是帶槍的，絕不允許你嘲弄我。
假若你不肯句句照辦，讓那個女人在限定的時間離境，我就叫你像狗一樣當着衆人的面吃上幾顆子彈。
” 他在信尾簽上父姓、母姓和名字，随後又附上一句：“你可以要求警察保護，如果你願意那樣做，但是為了把事情說明白，我在這裡再次簽名，以表示我要殺你的決心：無論在何處遇到你，我都會像打死一條狗那樣打死你。
”果然，附言後面，他用更為蒼勁有力的筆體簽了字。
另一封信是外婆在半個小時前交給哈維爾讓他帶給我的，那是米拉弗洛雷斯警察局的傳訊，是警察送給外婆的。
我必須在次日上午九點去警察局。
“糟糕的不是這封信，而是正像我昨天晚上看見的那樣，他很可能把口頭威脅變成行動。
”哈維爾一面在窗台上坐下來一面安慰我，“夥計，咱們怎麼辦？” “馬上找律師請教一下，”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詢問一下我的婚姻和其他事。
你認識能免費或者以後再付錢的律師嗎？” 我們來到一位年輕律師的家裡，他是哈維爾的親戚。
從前我們在米拉弗洛雷斯的海灘上曾經同他一起追波逐浪。
他十分和藹可親，興沖沖地聽取了欽查的故事，還跟我開了幾句玩笑。
正像哈維爾所估計的那樣，他不肯收費。
他解釋說，這樁婚事并非無效，但可以使之無效，因為出生證被改了日期。
不過這需要走司法程序。
如果兩年内沒有審理，那麼這婚姻便自動“修複”，那時就不能使之作廢了。
至于胡利娅姨媽，則可能被指控為“青少年犯罪教唆犯”，由警察局提出起訴，将胡利娅逮捕，至少暫時拘留，然後開庭審判。
但是他敢肯定，鑒于目前的狀況，即我已經十八歲，而不是十二歲，所以起訴不可能成功，任何一級法院都會判胡利娅無罪。
“總而言之，你父親隻要願意，就能把胡利娅弄得十分難堪。
”我和哈維爾回電台去，走到拐向聯盟大街的地方時，哈維爾做出這樣的結論：“他真的在政府裡有什麼勢力？” 我不清楚。
也許他是某個将軍的朋友或某個部長的教父。
為了了解警察局的意圖，我毅然決定不等到第二天才去。
我請哈維爾幫我從中央電台的亂紙堆裡找出幾個腳本，以便我騰出時間當天去警察局弄清疑團。
他同意了，還答應萬一我被拘留，他會去探監，每次都給我帶香煙。
下午六點，我交給小赫納羅兩個稍加整理的腳本，并答應他次日再交三個。
接着我飛快地看了一下七點和八點的新聞稿，告訴巴斯庫亞爾我還要回泛美電台。
半小時後，我在哈維爾陪同下來到米拉弗洛雷斯區的7月28日海堤警察分局。
我們等了很久，終于有一名警官——穿軍服的少校——和一名偵緝隊長接見了我們。
我父親這天上午來這裡要求他們正式傳訊我，他們手頭已經寫好了詢問提綱。
我的回答要由便衣警察打字記錄下來，這樣就費去很多時間，因為那個打字員十分蹩腳。
我承認我已經結婚（而且特别強調，這樣做完全是出于自願），但我拒絕說出是在什麼地點舉行的婚禮和在哪兒登記的。
我同樣拒絕回答誰是證婚人。
問題都是這類性質的，似乎出自一個别有用心的訟棍之手，諸如我的出生年月（似乎以前是含糊不清的），接着便問我是否尚未成年，現在居住何處，與何人同居。
當然，他們也問到了胡利娅姨媽的年齡（他們稱她為胡利娅夫人）。
這個問題我也拒不回答，我說披露女士的年齡是使人不愉快的。
這句話引起了兩位警察兒童般的好奇心。
當我在供詞上簽字後，他們擺出長輩的架勢，說“純粹出于好奇心”，問一問“夫人”比我大幾歲。
走出警察分局時，我突然感到蒙受了奇恥大辱，仿佛自己當了殺人犯或強盜。
哈維爾認為我很失策，因為拒絕說出結婚地點本身就是挑釁行為，那會更加激怒我的父親，而且完全于事無補，因為他不出幾天就會調查出來。
這天晚上，由于處于那樣的心情，我費了很大力氣才回到電台和魯喬舅舅的家裡。
奧爾卡舅媽給我開了門，臉色陰沉，目光恐怖，但什麼也沒對我說，還伸過面頰讓我親吻。
她和我一道走進客廳，胡利娅姨媽和魯喬舅舅都在那裡。
一見到他們，我便明白事情相當糟糕，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事情變得很麻煩。
”胡利娅姨媽告訴我，拉住我的手。
我看見這個動作引起了奧爾卡舅媽的不快。
“我那位公公打算把我當作不受歡迎的人驅逐出境。
” 原來那天下午，豪爾赫、胡安和彼得羅三位舅父會晤了我的父親。
看見我父親氣成那副樣子，他們吓得跑了回來。
他神情激怒，兩眼發直，話語中流露出不可動搖的決心。
他的态度很明确：胡利娅姨媽必須在四十八小時之内離開秘魯，否則要承擔一切後果。
他果然是獨裁政權勞工部長（一個叫做比利亞科塔的将軍）的契友（可能是中學同學）。
他已經同部長談過：假如胡利娅姨媽不願自行離境，就由士兵押上飛機。
至于我，如果不肯聽話，便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如同對哈維爾那樣，他也掏出左輪手槍給我的舅舅們看。
最後，我拿出了父親的信，并叙述了警方的傳訊，以此來結束那個場面。
父親的信起了這樣一種作用：它把魯喬舅舅和奧爾卡舅媽争取到我們這一邊來了。
魯喬舅舅斟上幾杯威士忌，我們正舉杯要喝，奧爾卡舅媽忽然放聲大哭起來，她說，這怎麼可能！她的妹妹竟然被看作罪犯，受到警察的威脅？她們是玻利維亞的名門望族呀！ “除了我走，沒有别的辦法，小巴爾加斯。
”胡利娅姨媽說道。
我看見她和我舅父母交換了一個眼色，明白他們商量過了。
“你别這麼瞅着我，這不是什麼陰謀，也不是永久分離，隻等你父親火氣一消，我就回來。
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引起更大的風波。
” 他們仨早已商讨妥當，并且拟好了一份計劃。
他們排除了玻利維亞，建議胡利娅姨媽去智利，到瓦爾帕萊索她祖母家裡。
她在那裡住到大家心平氣和時就回來。
我一通知她，她便馬上重返秘魯。
聽完計劃，我生氣地表示堅決反對。
我說，胡利娅姨媽是我的
她告訴我，奧爾卡舅媽已經較為平靜了，但仍然不時地表示驚訝，對胡利娅說：“你真是發瘋了！”那套房子不能交付使用，她并不很難過（“小巴爾加斯，既然咱們已經這麼長時間不睡在一起，就可以再分開兩個星期。
”）。
她告訴我，洗過澡，換過裝，覺得心情舒暢極了。
我告訴她中午不回去吃飯，因為要鑽到劇本堆裡找材料，隻好晚上再見。
我給泛美電台準備完兩份新聞稿便鑽進中央電台的倉庫裡去了。
那是一個沒有燈光的黑洞，裡面挂滿了蜘蛛網；一進去，就聽到老鼠在黑暗中亂跑。
地上到處是紙，成堆的，散亂的，捆成包的，單頁的。
由于潮氣和灰塵，我立刻嗆得打噴嚏。
在那裡根本不可能工作，因此我把一捆捆的紙搬到彼得羅·卡瑪喬的房間，在他的辦公室裡安頓下來。
這裡沒有留下他的任何痕迹，語錄詞典，利馬地圖，社會、心理、種族卡片，統統不在了。
CMQ的舊劇本混亂、肮髒到了極點：潮濕使字迹變得模糊；老鼠和潮蟲啃咬、污損了許多書頁；和彼得羅·卡瑪喬的故事一樣，劇本雜亂無章地混在一起。
沒有多少東西可供選用；最多隻能找到一些尚能閱讀的紙片。
為了拼湊七巧闆式的廣播劇，我在帶有恐怖色彩的氣氛中探索着，由于過敏而不停地打噴嚏。
就這樣，三個小時過去了。
突然，房門打開，哈維爾走進來。
“這個時候，你問題成堆，居然還有心思繼續幹彼得羅·卡瑪喬的那套把戲，真不可思議，”他怒沖沖地對我說，“我從你外公那裡來。
你要是知道出了什麼事，就該發抖了。
” 他朝堆滿劇本的寫字台上扔過來兩封信。
其中一封是我父親前一天晚上讓他轉交給我的，上面寫着： “馬裡奧：我限你在四十八小時之内讓那個女人離開秘魯。
如果她不走，我将采取必要的手段讓她為自己的膽大包天付出高昂代價。
至于你，我想告訴你，我身上是帶槍的，絕不允許你嘲弄我。
假若你不肯句句照辦，讓那個女人在限定的時間離境，我就叫你像狗一樣當着衆人的面吃上幾顆子彈。
” 他在信尾簽上父姓、母姓和名字，随後又附上一句：“你可以要求警察保護，如果你願意那樣做，但是為了把事情說明白，我在這裡再次簽名，以表示我要殺你的決心：無論在何處遇到你，我都會像打死一條狗那樣打死你。
”果然，附言後面，他用更為蒼勁有力的筆體簽了字。
另一封信是外婆在半個小時前交給哈維爾讓他帶給我的，那是米拉弗洛雷斯警察局的傳訊，是警察送給外婆的。
我必須在次日上午九點去警察局。
“糟糕的不是這封信，而是正像我昨天晚上看見的那樣，他很可能把口頭威脅變成行動。
”哈維爾一面在窗台上坐下來一面安慰我，“夥計，咱們怎麼辦？” “馬上找律師請教一下，”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詢問一下我的婚姻和其他事。
你認識能免費或者以後再付錢的律師嗎？” 我們來到一位年輕律師的家裡，他是哈維爾的親戚。
從前我們在米拉弗洛雷斯的海灘上曾經同他一起追波逐浪。
他十分和藹可親，興沖沖地聽取了欽查的故事，還跟我開了幾句玩笑。
正像哈維爾所估計的那樣，他不肯收費。
他解釋說，這樁婚事并非無效，但可以使之無效，因為出生證被改了日期。
不過這需要走司法程序。
如果兩年内沒有審理，那麼這婚姻便自動“修複”，那時就不能使之作廢了。
至于胡利娅姨媽，則可能被指控為“青少年犯罪教唆犯”，由警察局提出起訴，将胡利娅逮捕，至少暫時拘留，然後開庭審判。
但是他敢肯定，鑒于目前的狀況，即我已經十八歲，而不是十二歲，所以起訴不可能成功，任何一級法院都會判胡利娅無罪。
“總而言之，你父親隻要願意，就能把胡利娅弄得十分難堪。
”我和哈維爾回電台去，走到拐向聯盟大街的地方時，哈維爾做出這樣的結論：“他真的在政府裡有什麼勢力？” 我不清楚。
也許他是某個将軍的朋友或某個部長的教父。
為了了解警察局的意圖，我毅然決定不等到第二天才去。
我請哈維爾幫我從中央電台的亂紙堆裡找出幾個腳本，以便我騰出時間當天去警察局弄清疑團。
他同意了，還答應萬一我被拘留，他會去探監，每次都給我帶香煙。
下午六點，我交給小赫納羅兩個稍加整理的腳本，并答應他次日再交三個。
接着我飛快地看了一下七點和八點的新聞稿，告訴巴斯庫亞爾我還要回泛美電台。
半小時後，我在哈維爾陪同下來到米拉弗洛雷斯區的7月28日海堤警察分局。
我們等了很久，終于有一名警官——穿軍服的少校——和一名偵緝隊長接見了我們。
我父親這天上午來這裡要求他們正式傳訊我，他們手頭已經寫好了詢問提綱。
我的回答要由便衣警察打字記錄下來，這樣就費去很多時間，因為那個打字員十分蹩腳。
我承認我已經結婚（而且特别強調，這樣做完全是出于自願），但我拒絕說出是在什麼地點舉行的婚禮和在哪兒登記的。
我同樣拒絕回答誰是證婚人。
問題都是這類性質的，似乎出自一個别有用心的訟棍之手，諸如我的出生年月（似乎以前是含糊不清的），接着便問我是否尚未成年，現在居住何處，與何人同居。
當然，他們也問到了胡利娅姨媽的年齡（他們稱她為胡利娅夫人）。
這個問題我也拒不回答，我說披露女士的年齡是使人不愉快的。
這句話引起了兩位警察兒童般的好奇心。
當我在供詞上簽字後，他們擺出長輩的架勢，說“純粹出于好奇心”，問一問“夫人”比我大幾歲。
走出警察分局時，我突然感到蒙受了奇恥大辱，仿佛自己當了殺人犯或強盜。
哈維爾認為我很失策，因為拒絕說出結婚地點本身就是挑釁行為，那會更加激怒我的父親，而且完全于事無補，因為他不出幾天就會調查出來。
這天晚上，由于處于那樣的心情，我費了很大力氣才回到電台和魯喬舅舅的家裡。
奧爾卡舅媽給我開了門，臉色陰沉，目光恐怖，但什麼也沒對我說，還伸過面頰讓我親吻。
她和我一道走進客廳，胡利娅姨媽和魯喬舅舅都在那裡。
一見到他們，我便明白事情相當糟糕，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事情變得很麻煩。
”胡利娅姨媽告訴我，拉住我的手。
我看見這個動作引起了奧爾卡舅媽的不快。
“我那位公公打算把我當作不受歡迎的人驅逐出境。
” 原來那天下午，豪爾赫、胡安和彼得羅三位舅父會晤了我的父親。
看見我父親氣成那副樣子，他們吓得跑了回來。
他神情激怒，兩眼發直，話語中流露出不可動搖的決心。
他的态度很明确：胡利娅姨媽必須在四十八小時之内離開秘魯，否則要承擔一切後果。
他果然是獨裁政權勞工部長（一個叫做比利亞科塔的将軍）的契友（可能是中學同學）。
他已經同部長談過：假如胡利娅姨媽不願自行離境，就由士兵押上飛機。
至于我，如果不肯聽話，便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如同對哈維爾那樣，他也掏出左輪手槍給我的舅舅們看。
最後，我拿出了父親的信，并叙述了警方的傳訊，以此來結束那個場面。
父親的信起了這樣一種作用：它把魯喬舅舅和奧爾卡舅媽争取到我們這一邊來了。
魯喬舅舅斟上幾杯威士忌，我們正舉杯要喝，奧爾卡舅媽忽然放聲大哭起來，她說，這怎麼可能！她的妹妹竟然被看作罪犯，受到警察的威脅？她們是玻利維亞的名門望族呀！ “除了我走，沒有别的辦法，小巴爾加斯。
”胡利娅姨媽說道。
我看見她和我舅父母交換了一個眼色，明白他們商量過了。
“你别這麼瞅着我，這不是什麼陰謀，也不是永久分離，隻等你父親火氣一消，我就回來。
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引起更大的風波。
” 他們仨早已商讨妥當，并且拟好了一份計劃。
他們排除了玻利維亞，建議胡利娅姨媽去智利，到瓦爾帕萊索她祖母家裡。
她在那裡住到大家心平氣和時就回來。
我一通知她，她便馬上重返秘魯。
聽完計劃，我生氣地表示堅決反對。
我說，胡利娅姨媽是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