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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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夜裡一夜未眠，今天上午又一次次地失敗，我和胡利娅還是在飄蕩着塵埃的微弱光亮中，在菱形花格床單上，感情熾熱、興緻勃勃地相愛。
從床上，我們看到太陽的餘晖剛剛能透進來。
高高的天窗玻璃上長滿苔藓，使陽光變得淡薄而昏暗。
我們沒有起床去餐廳和我們的同謀會面，而是即刻進入了夢鄉。
這一覺睡得焦躁，驚恐，噩夢重重，每當我們本能地想互相尋找和撫摸時總是飛來橫禍。
後來，我們互相講述了那些噩夢，知道兩個人都在夢中看到了親屬。
當我告訴胡利娅姨媽，在夢中，我有一會兒感到經曆了彼得羅·卡瑪喬最近的大災難之一的時候，她笑了。
有人敲了幾下門，我醒來了。
室内漆黑一片，透過天窗的縫隙能看到電燈的幾道光亮。
我大聲喊着說馬上就來，一邊搖晃着腦袋趕走睡意一邊劃着火柴看了看表，已是晚上七點鐘。
我覺得天要塌下來似的，這一天又白白地丢掉了，更糟糕的是我已經沒有錢繼續去找村長了。
我摸索着走到門邊把門半打開。
當我正要為了把我叫醒罵哈維爾的時候，卻發現他滿面喜色： “一切都辦好了，小巴爾加斯，”他說，驕傲得像隻孔雀，“格羅西奧·普拉多村長将辦理登記手續，準備結婚證。
别再作孽了，快點，我們在汽車上等你們。
”. 他關了門，我聽見他笑着離去了。
胡利娅姨媽已經從床上坐起來，揉搓着眼睛。
在陰影中，我猜得出她臉上驚訝、将信将疑的表情。
“我的第一本書就寫這個司機。
”我說，我們穿着衣服。
“你不要高興得太早了，”胡利娅姨媽笑道，“即使看到結婚證，我也不會相信。
” 我們急急忙忙跑出來。
穿過餐廳時看到那裡已有許多人在喝啤酒。
有個人十分風趣地恭維胡利娅姨媽，逗得很多人笑起來。
巴斯庫亞爾和哈維爾坐在汽車裡，但是已不是上午那輛，司機也換了。
“他想耍滑頭，收我們雙倍的錢，趁火打劫，”巴斯庫亞爾對我們解釋說，“我們讓他滾蛋了，在這裡找了另一位師傅，這個人好極了。
” 種種擔心一下子占據了我的腦海，我想換了司機可能會使婚禮再次告吹。
但哈維爾要我放心，并不是那個司機跟他們去格羅西奧·普拉多的，而是這一個。
他們頑皮地告訴我們，他們決定讓我們休息，以防再次遭到拒絕時胡利娅姨媽感到難過；他們去格羅西奧·普拉多交涉，和村長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
“是個博學的喬洛人，隻有欽查這塊土地才能有這樣的上等人，”巴斯庫亞爾說，“你必須參加為梅爾喬麗塔舉行的祈禱，以表示對他的感激。
” 格羅西奧·普拉多的村長靜靜地聽了哈維爾的解釋，不慌不忙地閱讀了全部證件，考慮了好一陣子，之後提出了他的條件：一千索爾，但要把我出生證上的“六”字改成“三”，這樣我就等于早出生了三年。
“無産者的智慧，”哈維爾說，“我們才是沒落階級，請你相信好了。
我們連想都沒有想到這一點，而這個農村人以他敏銳的辨别力馬上看到了。
事情解決了，你已經到了法定婚齡。
” 就在村政府，村長和哈維爾動手把“六”改成了“三”。
村長說，墨水不一樣有什麼要緊？重要的是内容。
我們在八點鐘左右到達格羅西奧·普拉多。
那是一個晴朗的夜晚，滿天星鬥，空氣溫和宜人，村内的所有小房子和棚屋都亮着燈。
我們看到一座燈火輝煌的房子，透過蘆葦的縫隙射出了燭光。
巴斯庫亞爾畫着十字對我們說，那就是梅爾喬麗塔曾住過的修道院。
村政府裡，村長正在一本黑皮厚本子上填寫着結婚證明書。
這裡隻有一間屋子，地闆是泥地，剛剛灑過水，飄起一層潮濕的蒸汽。
桌上點燃着三支蠟燭，微弱的光亮映照出粉刷過的牆上用釘子釘着的一面秘魯國旗和一幅帶有共和國總統頭像的圖畫。
村長是個五十上下的人，身材肥胖，面部毫無表情。
他用蘸水鋼筆慢慢地寫着，每寫幾個字就在頸脖墨水瓶裡蘸一下。
他苦着臉點頭向胡利娅姨媽和我打招呼。
我估計他這樣慢騰騰地填寫登記表格可能長達一個多小時，寫完後，身子一動也不動，說： “需要兩個證婚人。
” 哈維爾和巴斯庫亞爾走上前，但隻有巴斯庫亞爾被村長接受了，因為哈維爾年紀太輕。
我跑出去和坐在汽車裡的司機商量，他同意以一百索爾為酬勞做我們的證婚人。
他是一個瘦瘦的桑包人，鑲着一顆金牙。
他時時都在抽煙，在來這兒的路上沒說過一句話。
當村長指給他應該在哪兒簽字時，他不悅地搖搖頭說： “真倒黴，”看他說話的神氣，仿佛後悔了，“什麼地方見過這種連為未婚夫婦祝賀的可憐的一瓶酒都沒有的婚禮？我不能為這種事情作證。
”他憐憫地看了我們一眼，在門口說，“等我一會兒。
” 村長雙臂抱胸，閉上眼睛，好像要睡覺了。
胡利娅姨媽、巴斯庫亞爾、哈維爾和我互相觀望，不知如何是好。
最後，我準備到街上去另找一個證婚人。
“沒必要，他就會回來，”巴斯庫亞爾制止我，“再說，他說的有道理，我們應該想到祝酒的事。
這個混血兒給我們上了一課。
” “簡直受不了，”胡利娅姨媽抓住我的手悄悄地說，“你不覺得你仿佛是在搶劫銀行，警察馬上就要來了嗎？” 混血兒耽擱了幾十分鐘，宛如過了好幾年，但是他終于又回來了，手裡拿着兩瓶酒。
儀式得以繼續進行。
證婚人簽字後，村長讓胡利娅姨媽和我也簽了字。
他打開一本法典，湊近一支蠟燭，像他寫字一樣慢騰騰地對我們念了有關夫妻義務和權利的條款，随後便發給我們證明，告訴我們已經結婚了。
我和胡利娅姨媽接了吻，而後證婚人和村長都擁抱了我們。
司機用牙齒撬開酒瓶。
沒有酒杯，我們隻好一個挨一個地對着瓶嘴喝。
回欽查市的路上，大家很高興，也很平靜。
哈維爾試圖用口哨吹出《婚禮進行曲》，卻吹得令人啼笑皆非。
付了出租汽車費，我們到阿爾瑪斯廣場去，以便讓哈維爾和巴斯庫亞爾乘公共汽車趕回利馬。
一個小時之後才有汽車去利馬，因此我們有時間在太陽餐廳用飯。
吃飯時，我們制定了一個計劃。
回米拉弗洛雷斯後，哈維爾到我舅父魯喬和舅姆奧爾卡那兒去探探家裡的空氣，打電話告訴我們。
我們第二天上午回利馬去。
巴斯庫亞爾必須想出合适的理由來解釋他離開電台兩天多這件事。
我們在公共汽車站送走哈維爾和巴斯庫亞爾，像老夫老妻似的交談着回到南美飯店。
胡利娅姨媽感到不舒服，她認為是在格羅西奧·普拉多喝了酒所緻。
我對她說，我覺得那酒的味道好極了，但沒有告訴她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
從床上，我們看到太陽的餘晖剛剛能透進來。
高高的天窗玻璃上長滿苔藓，使陽光變得淡薄而昏暗。
我們沒有起床去餐廳和我們的同謀會面，而是即刻進入了夢鄉。
這一覺睡得焦躁，驚恐，噩夢重重，每當我們本能地想互相尋找和撫摸時總是飛來橫禍。
後來，我們互相講述了那些噩夢，知道兩個人都在夢中看到了親屬。
當我告訴胡利娅姨媽，在夢中，我有一會兒感到經曆了彼得羅·卡瑪喬最近的大災難之一的時候，她笑了。
有人敲了幾下門，我醒來了。
室内漆黑一片，透過天窗的縫隙能看到電燈的幾道光亮。
我大聲喊着說馬上就來，一邊搖晃着腦袋趕走睡意一邊劃着火柴看了看表，已是晚上七點鐘。
我覺得天要塌下來似的，這一天又白白地丢掉了，更糟糕的是我已經沒有錢繼續去找村長了。
我摸索着走到門邊把門半打開。
當我正要為了把我叫醒罵哈維爾的時候，卻發現他滿面喜色： “一切都辦好了，小巴爾加斯，”他說，驕傲得像隻孔雀，“格羅西奧·普拉多村長将辦理登記手續，準備結婚證。
别再作孽了，快點，我們在汽車上等你們。
”. 他關了門，我聽見他笑着離去了。
胡利娅姨媽已經從床上坐起來，揉搓着眼睛。
在陰影中，我猜得出她臉上驚訝、将信将疑的表情。
“我的第一本書就寫這個司機。
”我說，我們穿着衣服。
“你不要高興得太早了，”胡利娅姨媽笑道，“即使看到結婚證，我也不會相信。
” 我們急急忙忙跑出來。
穿過餐廳時看到那裡已有許多人在喝啤酒。
有個人十分風趣地恭維胡利娅姨媽，逗得很多人笑起來。
巴斯庫亞爾和哈維爾坐在汽車裡，但是已不是上午那輛，司機也換了。
“他想耍滑頭，收我們雙倍的錢，趁火打劫，”巴斯庫亞爾對我們解釋說，“我們讓他滾蛋了，在這裡找了另一位師傅，這個人好極了。
” 種種擔心一下子占據了我的腦海，我想換了司機可能會使婚禮再次告吹。
但哈維爾要我放心，并不是那個司機跟他們去格羅西奧·普拉多的，而是這一個。
他們頑皮地告訴我們，他們決定讓我們休息，以防再次遭到拒絕時胡利娅姨媽感到難過；他們去格羅西奧·普拉多交涉，和村長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
“是個博學的喬洛人，隻有欽查這塊土地才能有這樣的上等人，”巴斯庫亞爾說，“你必須參加為梅爾喬麗塔舉行的祈禱，以表示對他的感激。
” 格羅西奧·普拉多的村長靜靜地聽了哈維爾的解釋，不慌不忙地閱讀了全部證件，考慮了好一陣子，之後提出了他的條件：一千索爾，但要把我出生證上的“六”字改成“三”，這樣我就等于早出生了三年。
“無産者的智慧，”哈維爾說，“我們才是沒落階級，請你相信好了。
我們連想都沒有想到這一點，而這個農村人以他敏銳的辨别力馬上看到了。
事情解決了，你已經到了法定婚齡。
” 就在村政府，村長和哈維爾動手把“六”改成了“三”。
村長說，墨水不一樣有什麼要緊？重要的是内容。
我們在八點鐘左右到達格羅西奧·普拉多。
那是一個晴朗的夜晚，滿天星鬥，空氣溫和宜人，村内的所有小房子和棚屋都亮着燈。
我們看到一座燈火輝煌的房子，透過蘆葦的縫隙射出了燭光。
巴斯庫亞爾畫着十字對我們說，那就是梅爾喬麗塔曾住過的修道院。
村政府裡，村長正在一本黑皮厚本子上填寫着結婚證明書。
這裡隻有一間屋子，地闆是泥地，剛剛灑過水，飄起一層潮濕的蒸汽。
桌上點燃着三支蠟燭，微弱的光亮映照出粉刷過的牆上用釘子釘着的一面秘魯國旗和一幅帶有共和國總統頭像的圖畫。
村長是個五十上下的人，身材肥胖，面部毫無表情。
他用蘸水鋼筆慢慢地寫着，每寫幾個字就在頸脖墨水瓶裡蘸一下。
他苦着臉點頭向胡利娅姨媽和我打招呼。
我估計他這樣慢騰騰地填寫登記表格可能長達一個多小時，寫完後，身子一動也不動，說： “需要兩個證婚人。
” 哈維爾和巴斯庫亞爾走上前，但隻有巴斯庫亞爾被村長接受了，因為哈維爾年紀太輕。
我跑出去和坐在汽車裡的司機商量，他同意以一百索爾為酬勞做我們的證婚人。
他是一個瘦瘦的桑包人，鑲着一顆金牙。
他時時都在抽煙，在來這兒的路上沒說過一句話。
當村長指給他應該在哪兒簽字時，他不悅地搖搖頭說： “真倒黴，”看他說話的神氣，仿佛後悔了，“什麼地方見過這種連為未婚夫婦祝賀的可憐的一瓶酒都沒有的婚禮？我不能為這種事情作證。
”他憐憫地看了我們一眼，在門口說，“等我一會兒。
” 村長雙臂抱胸，閉上眼睛，好像要睡覺了。
胡利娅姨媽、巴斯庫亞爾、哈維爾和我互相觀望，不知如何是好。
最後，我準備到街上去另找一個證婚人。
“沒必要，他就會回來，”巴斯庫亞爾制止我，“再說，他說的有道理，我們應該想到祝酒的事。
這個混血兒給我們上了一課。
” “簡直受不了，”胡利娅姨媽抓住我的手悄悄地說，“你不覺得你仿佛是在搶劫銀行，警察馬上就要來了嗎？” 混血兒耽擱了幾十分鐘，宛如過了好幾年，但是他終于又回來了，手裡拿着兩瓶酒。
儀式得以繼續進行。
證婚人簽字後，村長讓胡利娅姨媽和我也簽了字。
他打開一本法典，湊近一支蠟燭，像他寫字一樣慢騰騰地對我們念了有關夫妻義務和權利的條款，随後便發給我們證明，告訴我們已經結婚了。
我和胡利娅姨媽接了吻，而後證婚人和村長都擁抱了我們。
司機用牙齒撬開酒瓶。
沒有酒杯，我們隻好一個挨一個地對着瓶嘴喝。
回欽查市的路上，大家很高興，也很平靜。
哈維爾試圖用口哨吹出《婚禮進行曲》，卻吹得令人啼笑皆非。
付了出租汽車費，我們到阿爾瑪斯廣場去，以便讓哈維爾和巴斯庫亞爾乘公共汽車趕回利馬。
一個小時之後才有汽車去利馬，因此我們有時間在太陽餐廳用飯。
吃飯時，我們制定了一個計劃。
回米拉弗洛雷斯後，哈維爾到我舅父魯喬和舅姆奧爾卡那兒去探探家裡的空氣，打電話告訴我們。
我們第二天上午回利馬去。
巴斯庫亞爾必須想出合适的理由來解釋他離開電台兩天多這件事。
我們在公共汽車站送走哈維爾和巴斯庫亞爾，像老夫老妻似的交談着回到南美飯店。
胡利娅姨媽感到不舒服，她認為是在格羅西奧·普拉多喝了酒所緻。
我對她說，我覺得那酒的味道好極了，但沒有告訴她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