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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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毛孩子。
”她在哭泣聲中喃喃地說。
這時，我有氣無力地對她說，我需要她，我愛她，說什麼也不放她回玻利維亞，如果她走，我就了卻此生。
她終于又開了口，可是聲音特别低，像開玩笑：“和毛孩子睡覺，天天醒來一身尿。
你聽過這個諺語嗎？” “那太庸俗，我們不去說它。
”我一邊回答，一邊用雙唇，用指尖為她擦幹眼淚，“你的那些證明在這裡嗎？你的大使朋友能不能使這些證明具有法律效力？” 她好多了，不再哭泣，溫情地看着我。
“能維持多久，巴爾加斯？”她問我，聲音有些悲傷，“過多久你就會厭倦了？一年、兩年還是三年？過兩三年你把我一腳踢開，我必須從頭開始，你覺得這樣合乎情理嗎？” “大使可以使你的證明合法化嗎？”我堅持說，“如果他能從玻利維亞方面為你這樣做，秘魯方面的證明就容易辦了。
我會找到朋友幫忙的。
” 她盯着我，顯得既憐憫又激動，臉上漸漸浮現微微笑意。
“如果你保證同我生活五年，不同别的女人相愛，隻愛我一個人，我就心滿意足了。
”她說，“過五年幸福生活，我看這個瘋狂舉動值得。
” “你有證件吧？”我對她說着，用手指為她梳理頭發，親吻着，“大使能使你的證件合法化嗎？” 她的證件在手上，我們真的讓玻利維亞大使館加蓋了好多官印和五顔六色的簽字，從而使那些證件具有了法律效力。
辦這手續沒用半個小時，因為大使很輕易地相信了胡利娅姨媽的說法：為了把離婚時分到的财物從玻利維亞取出來，要辦手續，當天下午就需要辦好證明。
另一邊，沒有遇到困難，秘魯外交部就批準了那些玻利維亞證件。
一位大學教授，外交部顧問，幫了我的忙，我給他胡謅了一段“廣播劇”：有一位患癌症的夫人，危在旦夕，要盡早地與其同居多年的男子結婚，之後永遠安息，去見上帝。
塔戈列大廈一間裝有殖民地時期古老木制門窗的辦公室裡有不少漂亮的男女青年，在那裡，我等候着官員——在那位教授的電話催促下——給胡利娅姨媽的出生證和離婚判決書蓋章加印。
請有關人員簽字時，我又聽到一起慘案。
原來是沉船事件，這件事有些不可想象。
一艘意大利輪船停靠在卡亞俄港的碼頭，船上滿是乘客和送行的人。
突然，輪船失去了所有物理定律和理性控制，原地旋轉起來，接着向左舷傾斜，很快沉進太平洋。
船上的人全部喪生，有的被擠壓而死，有的窒息緻死，還有的被可怕的鲨魚咬死。
這是我身邊等着辦手續的兩位夫人講的，她們并非在開玩笑，而是對這起輪船失事非常嚴肅。
“彼得羅·卡瑪喬的廣播劇裡講的，是不是？”我貿然插嘴。
“四點鐘的廣播劇。
”年長的女人點頭說。
這女人瘦骨嶙峋，但精神奕奕，帶有很重的斯拉夫語調，“說的是心髒病科大夫阿爾貝托·德·金德羅斯。
” “這個人上個月是婦科大夫。
”一個正在打字的姑娘笑着插嘴說。
她敲了敲太陽穴，意思是有人發瘋了。
“您沒聽昨天的節目嗎？”陪伴那位外國太太的女人露出憐憫的表情，輕柔地說。
這女人戴着眼鏡，不帶利馬口音，“金德羅斯大夫和他的夫人及小女兒恰洛是去智利度假的，三個人都淹死了！” “所有人都淹死了，”那位外國太太說，“他的侄子理查德、埃利亞娜及其丈夫、紅發傻子安圖内茲和亂倫的小兒子魯賓。
他們是去送行的。
” “不過，最大的損失是哈依麥·孔查中尉也遇難了。
他是另一個廣播劇裡的人物，三天前在卡亞俄的火災中已經死了。
”那姑娘格格地笑着，又插嘴說，她已不打字了，“這種廣播劇純屬逗樂。
你們說是不是？” 一個穿戴嚴整的小夥子帶着一副知識分子（國内的知識分子）的神氣對那位姑娘善意一笑，并向我們看了一眼。
那目光，彼得羅·卡瑪喬完全有權稱之為阿根廷人的目光。
“我不是跟你說過這種将一個故事裡的人物搬到另一個故事裡去是巴爾紮克的發明嗎？”他挺着胸，顯出學識淵博的樣子說。
但是，他得出的結論證明了他的無知：“如果巴爾紮克知道有人在抄襲他，一定把那人送到監獄去。
” “所以說它是逗樂，并不在于把人物搬來搬去，而是使人物複活，”姑娘辯護說，“孔查中尉閱讀《公鴨多納托》時已經被火燒死了，怎麼現在又淹死了？” “他這個人多災多難。
”那位着盛裝的小夥子一邊把證件拿過來，一邊提示說。
我像捧着香甜的聖餐，拿着證明文件樂滋滋地離開了。
兩位夫人、女秘書和外交官仍在熱烈地談論着那位玻利維亞博士。
胡利娅姨媽在一家咖啡館裡等我，她聽到那個故事放聲笑起來。
她沒有聽她那位同胞的節目。
在那些證件上蓋章簽字，使其生效，這一點辦得相當順利。
但是剩餘的其他手續，或者我自己，或者由哈維爾陪同，在利馬的各區政府奔走了一個星期，到處詢問，最後一無所獲，令人沮喪。
我把新聞稿都交給巴斯庫亞爾處理。
他給電台聽衆提供了衆多有關車禍、犯罪、搶劫和綁架的新聞，“血染”泛美電台，同我的朋友卡瑪喬在隔壁有計劃地殺害廣播劇中的人物流的血一樣多。
每天一大早我便開始奔跑。
起初我去了最偏僻、離市中心最遠的鎮政府——利馬科、帕維尼爾、維塔特和喬裡略，向鎮長、副鎮長、主任、秘書、門房、檔案員一次又一次地說明我的問題（起初我有些害羞，後來也就放開了膽子），每次得到的都是斷然拒絕，中心的問題隻有一個：如果沒有父母同意的公證書，或他們不在法官面前宣布我已“解脫”，就不能結婚。
後來，我又去利馬市的幾個中心區政府碰運氣（米拉弗洛雷斯和聖伊希特羅兩個區我沒有去，那裡可能有我家的熟人），結果也一樣。
辦事人員看完我的證件常常跟我開玩笑，弄得我心裡很不舒服：“怎麼，你要和你的老媽媽結婚？”“别做傻瓜了，小夥子，結婚幹什麼？同居就行了。
”唯一有希望的地方是蘇爾科區政府，一位圓墩墩、緊鎖眉頭的秘書對我們說有一萬索爾就
”她在哭泣聲中喃喃地說。
這時，我有氣無力地對她說，我需要她，我愛她，說什麼也不放她回玻利維亞，如果她走，我就了卻此生。
她終于又開了口，可是聲音特别低，像開玩笑：“和毛孩子睡覺，天天醒來一身尿。
你聽過這個諺語嗎？” “那太庸俗，我們不去說它。
”我一邊回答，一邊用雙唇，用指尖為她擦幹眼淚，“你的那些證明在這裡嗎？你的大使朋友能不能使這些證明具有法律效力？” 她好多了，不再哭泣，溫情地看着我。
“能維持多久，巴爾加斯？”她問我，聲音有些悲傷，“過多久你就會厭倦了？一年、兩年還是三年？過兩三年你把我一腳踢開，我必須從頭開始，你覺得這樣合乎情理嗎？” “大使可以使你的證明合法化嗎？”我堅持說，“如果他能從玻利維亞方面為你這樣做，秘魯方面的證明就容易辦了。
我會找到朋友幫忙的。
” 她盯着我，顯得既憐憫又激動，臉上漸漸浮現微微笑意。
“如果你保證同我生活五年，不同别的女人相愛，隻愛我一個人，我就心滿意足了。
”她說，“過五年幸福生活，我看這個瘋狂舉動值得。
” “你有證件吧？”我對她說着，用手指為她梳理頭發，親吻着，“大使能使你的證件合法化嗎？” 她的證件在手上，我們真的讓玻利維亞大使館加蓋了好多官印和五顔六色的簽字，從而使那些證件具有了法律效力。
辦這手續沒用半個小時，因為大使很輕易地相信了胡利娅姨媽的說法：為了把離婚時分到的财物從玻利維亞取出來，要辦手續，當天下午就需要辦好證明。
另一邊，沒有遇到困難，秘魯外交部就批準了那些玻利維亞證件。
一位大學教授，外交部顧問，幫了我的忙，我給他胡謅了一段“廣播劇”：有一位患癌症的夫人，危在旦夕，要盡早地與其同居多年的男子結婚，之後永遠安息，去見上帝。
塔戈列大廈一間裝有殖民地時期古老木制門窗的辦公室裡有不少漂亮的男女青年，在那裡，我等候着官員——在那位教授的電話催促下——給胡利娅姨媽的出生證和離婚判決書蓋章加印。
請有關人員簽字時，我又聽到一起慘案。
原來是沉船事件，這件事有些不可想象。
一艘意大利輪船停靠在卡亞俄港的碼頭，船上滿是乘客和送行的人。
突然，輪船失去了所有物理定律和理性控制，原地旋轉起來，接着向左舷傾斜，很快沉進太平洋。
船上的人全部喪生，有的被擠壓而死，有的窒息緻死，還有的被可怕的鲨魚咬死。
這是我身邊等着辦手續的兩位夫人講的，她們并非在開玩笑，而是對這起輪船失事非常嚴肅。
“彼得羅·卡瑪喬的廣播劇裡講的，是不是？”我貿然插嘴。
“四點鐘的廣播劇。
”年長的女人點頭說。
這女人瘦骨嶙峋，但精神奕奕，帶有很重的斯拉夫語調，“說的是心髒病科大夫阿爾貝托·德·金德羅斯。
” “這個人上個月是婦科大夫。
”一個正在打字的姑娘笑着插嘴說。
她敲了敲太陽穴，意思是有人發瘋了。
“您沒聽昨天的節目嗎？”陪伴那位外國太太的女人露出憐憫的表情，輕柔地說。
這女人戴着眼鏡，不帶利馬口音，“金德羅斯大夫和他的夫人及小女兒恰洛是去智利度假的，三個人都淹死了！” “所有人都淹死了，”那位外國太太說，“他的侄子理查德、埃利亞娜及其丈夫、紅發傻子安圖内茲和亂倫的小兒子魯賓。
他們是去送行的。
” “不過，最大的損失是哈依麥·孔查中尉也遇難了。
他是另一個廣播劇裡的人物，三天前在卡亞俄的火災中已經死了。
”那姑娘格格地笑着，又插嘴說，她已不打字了，“這種廣播劇純屬逗樂。
你們說是不是？” 一個穿戴嚴整的小夥子帶着一副知識分子（國内的知識分子）的神氣對那位姑娘善意一笑，并向我們看了一眼。
那目光，彼得羅·卡瑪喬完全有權稱之為阿根廷人的目光。
“我不是跟你說過這種将一個故事裡的人物搬到另一個故事裡去是巴爾紮克的發明嗎？”他挺着胸，顯出學識淵博的樣子說。
但是，他得出的結論證明了他的無知：“如果巴爾紮克知道有人在抄襲他，一定把那人送到監獄去。
” “所以說它是逗樂，并不在于把人物搬來搬去，而是使人物複活，”姑娘辯護說，“孔查中尉閱讀《公鴨多納托》時已經被火燒死了，怎麼現在又淹死了？” “他這個人多災多難。
”那位着盛裝的小夥子一邊把證件拿過來，一邊提示說。
我像捧着香甜的聖餐，拿着證明文件樂滋滋地離開了。
兩位夫人、女秘書和外交官仍在熱烈地談論着那位玻利維亞博士。
胡利娅姨媽在一家咖啡館裡等我，她聽到那個故事放聲笑起來。
她沒有聽她那位同胞的節目。
在那些證件上蓋章簽字，使其生效，這一點辦得相當順利。
但是剩餘的其他手續，或者我自己，或者由哈維爾陪同，在利馬的各區政府奔走了一個星期，到處詢問，最後一無所獲，令人沮喪。
我把新聞稿都交給巴斯庫亞爾處理。
他給電台聽衆提供了衆多有關車禍、犯罪、搶劫和綁架的新聞，“血染”泛美電台，同我的朋友卡瑪喬在隔壁有計劃地殺害廣播劇中的人物流的血一樣多。
每天一大早我便開始奔跑。
起初我去了最偏僻、離市中心最遠的鎮政府——利馬科、帕維尼爾、維塔特和喬裡略，向鎮長、副鎮長、主任、秘書、門房、檔案員一次又一次地說明我的問題（起初我有些害羞，後來也就放開了膽子），每次得到的都是斷然拒絕，中心的問題隻有一個：如果沒有父母同意的公證書，或他們不在法官面前宣布我已“解脫”，就不能結婚。
後來，我又去利馬市的幾個中心區政府碰運氣（米拉弗洛雷斯和聖伊希特羅兩個區我沒有去，那裡可能有我家的熟人），結果也一樣。
辦事人員看完我的證件常常跟我開玩笑，弄得我心裡很不舒服：“怎麼，你要和你的老媽媽結婚？”“别做傻瓜了，小夥子，結婚幹什麼？同居就行了。
”唯一有希望的地方是蘇爾科區政府，一位圓墩墩、緊鎖眉頭的秘書對我們說有一萬索爾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