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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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很少見的收集蜘蛛網的消遣活動。
她聽了我對剛剛看完的劇目如此高談闊論，疑心我的志趣會落個不好的結局：“你正在變成酒徒，瘦小子。
” 内格羅·内格羅是哈維爾選來結束今晚活動的地方，它是一個帶有某些文丐色彩的場所——每個星期四演出一些小節目：獨幕劇、獨角戲、詩朗誦。
畫家、音樂家和作家經常聚集在那裡。
但也因為它是利馬最陰暗的公共場所，是聖馬丁廣場門樓下的地下室，裡面隻有二十張桌子，我們認為它的裝飾是“存在主義”式的，所以那地方我很少去，覺得仿佛置身于聖日耳曼·德布雷斯教堂的洞穴裡。
我們坐在舞池旁一張小桌子上，哈維爾空前慷慨，要了四瓶威士忌。
他和南希立刻站起來去跳舞。
我在這座又窄又擠的多面堡裡繼續跟胡利娅談着戲劇和阿圖爾·米列爾。
我們緊緊挨在一起，互相拉着手，她克制着聽我講。
我對她說那天晚上我懂得了戲劇藝術可以像小說一樣複雜和深刻，為了真切生動，有血有肉，還配有其他藝術，如繪畫、音樂等。
戲劇也許是最高級的藝術。
“我突然改變了體裁，不再寫故事，而要寫劇本了，”我十分激動地對她說，“你看怎麼樣？” “這對我并沒有什麼不合适，”胡利娅姨媽回答我，站起身來，“但是現在，小巴爾加斯，先請我跳舞，在我耳邊說點什麼吧。
在舞曲間隙，如果你願意，我再讓你給我談談文學。
” 我完全按照她的指示做了。
我們緊緊地抱着跳舞、接吻。
我對她說我愛上了她，她也說她愛上了我。
靠着親熱的、令人動情而混雜的氣氛和哈維爾的威士忌，我向她吐露了心曲。
我們一邊跳舞，我一邊把雙唇慢慢地貼到她的頸項上，深深地吮吻着她的嘴唇。
為了和她的胸脯、腹部和大腿接觸，我緊緊地摟着她；後來坐在桌子上時，在陰影的掩護下，我撫摸着她的雙腿和胸部。
我們就這樣處在神魂颠倒之中，感到十分幸福。
這時，在兩支博萊羅舞曲間歇期間，表姐南希的話使我大吃一驚： “我的上帝！你們看看誰在那兒，是豪爾赫舅父。
” 我們本來應當考慮到這種危險。
豪爾赫舅父是所有舅父中最年輕的，過着超級放蕩的生活，大膽地把各種生意、企業風險同緊張、夜遊、放浪形骸、花天酒地的生活結合在一起。
關于他，有一個悲喜劇的傳說，即他有另一個娛樂場所：大使館。
演出剛剛開始，歌女就唱不下去了，因為一個醉漢在一張桌子上搗亂，粗野地打斷了她。
在擁擠的人群面前，豪爾赫舅父站了起來，像堂吉诃德那樣大吼道：“别鬧了，混蛋，讓我來教教你該怎樣尊重一位夫人。
”他擺出一副拳擊家的姿勢，向那個讨厭的家夥走去。
一秒鐘後，他發現自己鬧了笑話：歌女被那位所謂觀衆打斷原來是演出的一部分。
他确實在那兒，和我們隻隔兩張桌子。
他很漂亮，面孔剛剛被抽煙者的火柴和侍者的手電筒照亮。
在他旁邊的，我認出是他妻子，加比舅媽。
雖然他們離我們不過兩三米，兩個人竭力控制住不往我們這邊看，但很顯然，他們看到了我吻胡利娅姨媽。
他們什麼都看得一清二楚，隻是選擇了外交式佯裝不見的做法。
哈維爾付了錢，我們幾乎立刻離開了内格羅·内格羅。
甚至當我們擦着他們的身子走過時，豪爾赫舅父和加比舅媽也沒有看我們。
乘出租汽車去米拉弗洛雷斯時，我們四個人都沉默不語，拉長了臉。
瘦南希總結了我們大家都想到的事情：“别了，工作，一場大醜劇已經發生。
” 但是，就像一部停演的好電影，在之後數天内，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沒有任何迹象表明家裡人被豪爾赫舅父和加比舅媽提醒過了。
魯喬舅舅和奧爾卡舅媽沒有向胡利娅姨媽暗示過一句使她覺得他們已經知道了我們事情的話。
那個星期四，當我鼓起勇氣到他們家用午餐時，他們對我如此自然和親切，完全和往常一樣。
南希表姐也沒有受到拉烏拉舅媽和胡安舅父任何巧妙的盤問。
在我家裡，外祖父和外祖母似乎心不在焉，仍然以天使般的神态問我是否總是陪影迷小胡利娅去看電影。
那幾天，我和胡利娅姨媽惶惶不安，盡量小心從事，決定接下來一個星期之内連偷偷見面都停止。
我們通過電話交談。
每天，胡利娅姨媽至少到街角的酒店給我打三次電話，互相交流各自觀察到的、所擔心的家庭反應情況，并且做出各種假設。
豪爾赫舅父是否能保守秘密？我知道，根據家庭習慣，那是十分反常的。
那麼，這是怎麼回事？哈維爾早已說過，加比舅媽和豪爾赫舅父喝了那麼多威士忌，沒有看清我們，他們腦子裡隻有一點模糊的猜疑，不願對一件沒有絕對把握的事大肆聲張。
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另一方面是出于色情狂，那個星期我到大家族的各家都轉了一轉，以決定該如何行動。
除了某種少見的回避，我沒有發現任何異常。
那種少見的回避使我想起了許多。
奧爾卡舅媽請我喝茶，吃餅幹，在兩小時的交談中根本沒有提到胡利娅姨媽的名字。
“他們什麼都知道了，正打算采取措施。
”我對哈維爾肯定地說。
他也不想再聽别的事，憑這件事便下了結論，他說：“實際上你巴不得這件事張揚出去，以便有東西可寫。
” 那個星期發生了很多事，我突然變成一場街頭争論的主角，類似彼得羅·卡瑪喬保镖的人物。
我詢問了刑法考試的分數，便離開聖馬爾可大學。
我心裡感到内疚，雖然我的分數比我的朋友貝蘭多高，但他是真正學懂了的。
我穿過大學公園時遇到了老赫納羅，他是泛美電台和中央電台産業的主人。
我們交談着走到貝倫大街。
他總是穿深色衣服，一向是個很嚴肅的老爺。
玻利維亞文人有時談起他
她聽了我對剛剛看完的劇目如此高談闊論，疑心我的志趣會落個不好的結局：“你正在變成酒徒，瘦小子。
” 内格羅·内格羅是哈維爾選來結束今晚活動的地方，它是一個帶有某些文丐色彩的場所——每個星期四演出一些小節目：獨幕劇、獨角戲、詩朗誦。
畫家、音樂家和作家經常聚集在那裡。
但也因為它是利馬最陰暗的公共場所，是聖馬丁廣場門樓下的地下室，裡面隻有二十張桌子，我們認為它的裝飾是“存在主義”式的，所以那地方我很少去，覺得仿佛置身于聖日耳曼·德布雷斯教堂的洞穴裡。
我們坐在舞池旁一張小桌子上，哈維爾空前慷慨，要了四瓶威士忌。
他和南希立刻站起來去跳舞。
我在這座又窄又擠的多面堡裡繼續跟胡利娅談着戲劇和阿圖爾·米列爾。
我們緊緊挨在一起，互相拉着手，她克制着聽我講。
我對她說那天晚上我懂得了戲劇藝術可以像小說一樣複雜和深刻，為了真切生動，有血有肉，還配有其他藝術，如繪畫、音樂等。
戲劇也許是最高級的藝術。
“我突然改變了體裁，不再寫故事，而要寫劇本了，”我十分激動地對她說，“你看怎麼樣？” “這對我并沒有什麼不合适，”胡利娅姨媽回答我，站起身來，“但是現在，小巴爾加斯，先請我跳舞，在我耳邊說點什麼吧。
在舞曲間隙，如果你願意，我再讓你給我談談文學。
” 我完全按照她的指示做了。
我們緊緊地抱着跳舞、接吻。
我對她說我愛上了她，她也說她愛上了我。
靠着親熱的、令人動情而混雜的氣氛和哈維爾的威士忌，我向她吐露了心曲。
我們一邊跳舞，我一邊把雙唇慢慢地貼到她的頸項上，深深地吮吻着她的嘴唇。
為了和她的胸脯、腹部和大腿接觸，我緊緊地摟着她；後來坐在桌子上時，在陰影的掩護下，我撫摸着她的雙腿和胸部。
我們就這樣處在神魂颠倒之中，感到十分幸福。
這時，在兩支博萊羅舞曲間歇期間，表姐南希的話使我大吃一驚： “我的上帝！你們看看誰在那兒，是豪爾赫舅父。
” 我們本來應當考慮到這種危險。
豪爾赫舅父是所有舅父中最年輕的，過着超級放蕩的生活，大膽地把各種生意、企業風險同緊張、夜遊、放浪形骸、花天酒地的生活結合在一起。
關于他，有一個悲喜劇的傳說，即他有另一個娛樂場所：大使館。
演出剛剛開始，歌女就唱不下去了，因為一個醉漢在一張桌子上搗亂，粗野地打斷了她。
在擁擠的人群面前，豪爾赫舅父站了起來，像堂吉诃德那樣大吼道：“别鬧了，混蛋，讓我來教教你該怎樣尊重一位夫人。
”他擺出一副拳擊家的姿勢，向那個讨厭的家夥走去。
一秒鐘後，他發現自己鬧了笑話：歌女被那位所謂觀衆打斷原來是演出的一部分。
他确實在那兒，和我們隻隔兩張桌子。
他很漂亮，面孔剛剛被抽煙者的火柴和侍者的手電筒照亮。
在他旁邊的，我認出是他妻子，加比舅媽。
雖然他們離我們不過兩三米，兩個人竭力控制住不往我們這邊看，但很顯然，他們看到了我吻胡利娅姨媽。
他們什麼都看得一清二楚，隻是選擇了外交式佯裝不見的做法。
哈維爾付了錢，我們幾乎立刻離開了内格羅·内格羅。
甚至當我們擦着他們的身子走過時，豪爾赫舅父和加比舅媽也沒有看我們。
乘出租汽車去米拉弗洛雷斯時，我們四個人都沉默不語，拉長了臉。
瘦南希總結了我們大家都想到的事情：“别了，工作，一場大醜劇已經發生。
” 但是，就像一部停演的好電影，在之後數天内，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沒有任何迹象表明家裡人被豪爾赫舅父和加比舅媽提醒過了。
魯喬舅舅和奧爾卡舅媽沒有向胡利娅姨媽暗示過一句使她覺得他們已經知道了我們事情的話。
那個星期四，當我鼓起勇氣到他們家用午餐時，他們對我如此自然和親切，完全和往常一樣。
南希表姐也沒有受到拉烏拉舅媽和胡安舅父任何巧妙的盤問。
在我家裡，外祖父和外祖母似乎心不在焉，仍然以天使般的神态問我是否總是陪影迷小胡利娅去看電影。
那幾天，我和胡利娅姨媽惶惶不安，盡量小心從事，決定接下來一個星期之内連偷偷見面都停止。
我們通過電話交談。
每天，胡利娅姨媽至少到街角的酒店給我打三次電話，互相交流各自觀察到的、所擔心的家庭反應情況，并且做出各種假設。
豪爾赫舅父是否能保守秘密？我知道，根據家庭習慣，那是十分反常的。
那麼，這是怎麼回事？哈維爾早已說過，加比舅媽和豪爾赫舅父喝了那麼多威士忌，沒有看清我們，他們腦子裡隻有一點模糊的猜疑，不願對一件沒有絕對把握的事大肆聲張。
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另一方面是出于色情狂，那個星期我到大家族的各家都轉了一轉，以決定該如何行動。
除了某種少見的回避，我沒有發現任何異常。
那種少見的回避使我想起了許多。
奧爾卡舅媽請我喝茶，吃餅幹，在兩小時的交談中根本沒有提到胡利娅姨媽的名字。
“他們什麼都知道了，正打算采取措施。
”我對哈維爾肯定地說。
他也不想再聽别的事，憑這件事便下了結論，他說：“實際上你巴不得這件事張揚出去，以便有東西可寫。
” 那個星期發生了很多事，我突然變成一場街頭争論的主角，類似彼得羅·卡瑪喬保镖的人物。
我詢問了刑法考試的分數，便離開聖馬爾可大學。
我心裡感到内疚，雖然我的分數比我的朋友貝蘭多高，但他是真正學懂了的。
我穿過大學公園時遇到了老赫納羅，他是泛美電台和中央電台産業的主人。
我們交談着走到貝倫大街。
他總是穿深色衣服，一向是個很嚴肅的老爺。
玻利維亞文人有時談起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