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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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涕，”彼得羅·卡瑪喬搜腸刮肚，以會計員大聲報數的那種嗓門對我說。
他扯着我的胳膊，在紀念碑周圍轉了好一陣，才拉我去中央電台。
“是殺親之罪？是令人毛骨悚然、痛悔欲絕的弑父殺妻之罪？這年輕人是個卑鄙下流的東西嗎？” 他一點也不激動，但是我發現他比往常更不着邊際，不聽别人說話，不同别人講話，也不記得旁邊還有人。
我敢說他沒有看見我。
我打算讓他繼續獨白下去，因為似乎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幻覺的一切。
可是好像突然講起的那個看不見的哭泣者，他一下子沉默了。
我見他重新鑽進房間，脫去黑上衣，解下蝴蝶領帶，用發網攏住長發，把從另一個塑料袋裡拿出來的、帶着發結的女人假發放進套子。
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還有比這個人在我面前更使人高興的事嗎？”我問他，依然笑着。
“我應當開導開導那個長得像法國人的化驗員，他殺死了自己的兒子，”他譏諷地向我解釋，這一次沒有往臉上挂從前那種猶太教士的胡須，而是塗上了美人痣，戴上了彩色耳環，“再見，朋友。
” 我剛轉身要走——精神抖擻，胸有成竹，信心百倍，不露聲色，穩重大方——便聽到了雷明頓打字機的響聲。
在去米拉弗洛雷斯的公共汽車上，我一直想着彼得羅·卡瑪喬的生活。
是什麼社會環境、什麼結合、什麼關系、問題、偶然性、事件産生了這種文學才華？（是文學才華嗎？如果不是文學才華又是什麼？）這文學才華在一部部作品中得到了實現，得到了表現，并且獲得了承認。
他模仿作家的樣子，同時由于長時間獻身職業、寫出作品而在秘魯成為唯一無愧于作家稱号的人。
這怎麼可能？那些非法撈到詩人、小說家、劇作家稱号的政治家、律師和教育家在從事非文學活動的一生中，隻在短暫時期内以五分之四時間進行創作，難道他們一旦寫出幾首華而不實的詩篇或一本難産的故事集，就稱他們是作家嗎？為什麼這些把文學作為點綴或遁詞的人比彼得羅·卡瑪喬更稱得上是作家？彼得羅·卡瑪喬是畢生緻力于寫作的呀！為什麼他們讀（或者至少他們懂得應該讀過）普魯斯特、福克納、喬伊斯，而彼得羅·卡瑪喬隻配比文盲稍好而已？當我想到這些事情，感到悲傷和焦慮。
我看得越來越清楚，在生活中，我唯一想做的就是作家；我也越來越相信，為了成為作家，隻有把全部精力傾注于文學。
我絕不願意成為一個半瓶醋或昙花一現的作家，而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
那麼，應該以誰為表率呢？離我最近、我可以師事的、精力旺盛、勤奮努力、熱情奔放、具有才華的作家，據我所知，正是這位玻利維亞的廣播小說家。
因此，他是那樣地令我神往。
在外祖父家裡，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哈維爾正在等我，帶來了一套能使死者複活的星期天節目。
他收到了雙親從皮烏拉給他寄來的當月生活費，還附有為國慶日給他的一大筆犒賞。
他決定由我們四個人共同使用這些額外收入。
“為了尊敬你，我編了一套知識性的世界各地節目，”他對我說着，拍着我的肩膀表示鼓勵，“内容包括阿根廷的弗蘭西斯科·佩特羅内劇團、林孔·托尼餐廳的德國飯菜、在内格羅·内格羅舉行的法國節目中的最後一個節目——熄燈在黑暗中跳波萊羅舞。
” 真的，在我短促的生涯中，彼得羅·卡瑪喬是我見過的最有希望成為作家的人。
在我的熟人中，哈維爾由于慷慨和富有，最像一個得天獨厚的王子。
此外，他很能幹。
他說胡利娅姨媽和南希已經得悉今晚我們幹什麼，他口袋裡已經裝好劇票，節目不會太引人注目，一下子把我關于才華和對秘魯文學乞丐般的命運的憂思趕得一幹二淨。
哈維爾也顯得很高興，一個月以來，他經常和南希出去，那種風雨無阻的勁頭頗有正式戀愛的情調。
我對表姐坦白了我和胡利娅姨媽的愛情，這對哈維爾很有用，因為他可以借口為我們穿針引線和提供外出的方便，設法一個星期内幾次看到南希。
我表姐和胡利娅姨媽現在形影不離。
她們一起去買東西，一起去看電影，互相傾吐心曲。
我表姐變成了我們愛情的熱情保護神。
一天下午，她的話提高了我的勇氣：“胡利娅有一種可以抹去一切年齡差距的生活方式，表弟。
” 那個星期天的那套大節目（我相信這套節目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大半生的命運）是在最好的征兆下開始的。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利馬很少有機會看到優秀的戲劇，而弗蘭西斯科·佩特羅内的阿根廷劇團帶來了一批在秘魯沒有上演的現代劇。
南希到奧爾卡舅媽那裡去接胡利娅姨媽，二人一起乘出租汽車到市中心。
我和哈維爾在塞古拉劇院門口等她們。
哈維爾在這類事情上往往做得過分，他訂了一個包廂。
這是唯一被占用的包廂，因此，我們成了衆矢之的，幾乎像在舞台上一樣成了人們注意的中心。
由于我心懷鬼胎，疑心一些親戚和熟人可能會看到我們，從而對我們說三道四。
但是演出一開始，這些顧慮便消失了。
演出的是阿圖爾·米列爾的《一個旅行者之死》，那是我所看到的第一個打破時間和空間常規、不落俗套的劇目。
我是那樣興奮和激動，以緻在幕間休息時唠唠叨叨地講了起來，熱情贊頌這部作品，評論它的人物、技巧和思想。
後來我們在科爾梅納大街的林孔·托尼餐廳吃香腸喝黑啤酒的時候，我用一種嘩衆取寵的方法繼續這樣評論着，使得哈維爾後來教訓我：“你簡直就像一隻吃了興奮劑的鹦鹉。
”我表姐一向認為我的文學狂熱荒唐可笑，像埃杜阿爾多舅舅一樣胡鬧。
埃杜阿爾多舅舅是一位與外祖父親如手足的退休老人。
緻
他扯着我的胳膊，在紀念碑周圍轉了好一陣，才拉我去中央電台。
“是殺親之罪？是令人毛骨悚然、痛悔欲絕的弑父殺妻之罪？這年輕人是個卑鄙下流的東西嗎？” 他一點也不激動，但是我發現他比往常更不着邊際，不聽别人說話，不同别人講話，也不記得旁邊還有人。
我敢說他沒有看見我。
我打算讓他繼續獨白下去，因為似乎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幻覺的一切。
可是好像突然講起的那個看不見的哭泣者，他一下子沉默了。
我見他重新鑽進房間，脫去黑上衣，解下蝴蝶領帶，用發網攏住長發，把從另一個塑料袋裡拿出來的、帶着發結的女人假發放進套子。
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還有比這個人在我面前更使人高興的事嗎？”我問他，依然笑着。
“我應當開導開導那個長得像法國人的化驗員，他殺死了自己的兒子，”他譏諷地向我解釋，這一次沒有往臉上挂從前那種猶太教士的胡須，而是塗上了美人痣，戴上了彩色耳環，“再見，朋友。
” 我剛轉身要走——精神抖擻，胸有成竹，信心百倍，不露聲色，穩重大方——便聽到了雷明頓打字機的響聲。
在去米拉弗洛雷斯的公共汽車上，我一直想着彼得羅·卡瑪喬的生活。
是什麼社會環境、什麼結合、什麼關系、問題、偶然性、事件産生了這種文學才華？（是文學才華嗎？如果不是文學才華又是什麼？）這文學才華在一部部作品中得到了實現，得到了表現，并且獲得了承認。
他模仿作家的樣子，同時由于長時間獻身職業、寫出作品而在秘魯成為唯一無愧于作家稱号的人。
這怎麼可能？那些非法撈到詩人、小說家、劇作家稱号的政治家、律師和教育家在從事非文學活動的一生中，隻在短暫時期内以五分之四時間進行創作，難道他們一旦寫出幾首華而不實的詩篇或一本難産的故事集，就稱他們是作家嗎？為什麼這些把文學作為點綴或遁詞的人比彼得羅·卡瑪喬更稱得上是作家？彼得羅·卡瑪喬是畢生緻力于寫作的呀！為什麼他們讀（或者至少他們懂得應該讀過）普魯斯特、福克納、喬伊斯，而彼得羅·卡瑪喬隻配比文盲稍好而已？當我想到這些事情，感到悲傷和焦慮。
我看得越來越清楚，在生活中，我唯一想做的就是作家；我也越來越相信，為了成為作家，隻有把全部精力傾注于文學。
我絕不願意成為一個半瓶醋或昙花一現的作家，而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
那麼，應該以誰為表率呢？離我最近、我可以師事的、精力旺盛、勤奮努力、熱情奔放、具有才華的作家，據我所知，正是這位玻利維亞的廣播小說家。
因此，他是那樣地令我神往。
在外祖父家裡，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哈維爾正在等我，帶來了一套能使死者複活的星期天節目。
他收到了雙親從皮烏拉給他寄來的當月生活費，還附有為國慶日給他的一大筆犒賞。
他決定由我們四個人共同使用這些額外收入。
“為了尊敬你，我編了一套知識性的世界各地節目，”他對我說着，拍着我的肩膀表示鼓勵，“内容包括阿根廷的弗蘭西斯科·佩特羅内劇團、林孔·托尼餐廳的德國飯菜、在内格羅·内格羅舉行的法國節目中的最後一個節目——熄燈在黑暗中跳波萊羅舞。
” 真的，在我短促的生涯中，彼得羅·卡瑪喬是我見過的最有希望成為作家的人。
在我的熟人中，哈維爾由于慷慨和富有，最像一個得天獨厚的王子。
此外，他很能幹。
他說胡利娅姨媽和南希已經得悉今晚我們幹什麼，他口袋裡已經裝好劇票，節目不會太引人注目，一下子把我關于才華和對秘魯文學乞丐般的命運的憂思趕得一幹二淨。
哈維爾也顯得很高興，一個月以來，他經常和南希出去，那種風雨無阻的勁頭頗有正式戀愛的情調。
我對表姐坦白了我和胡利娅姨媽的愛情，這對哈維爾很有用，因為他可以借口為我們穿針引線和提供外出的方便，設法一個星期内幾次看到南希。
我表姐和胡利娅姨媽現在形影不離。
她們一起去買東西，一起去看電影，互相傾吐心曲。
我表姐變成了我們愛情的熱情保護神。
一天下午，她的話提高了我的勇氣：“胡利娅有一種可以抹去一切年齡差距的生活方式，表弟。
” 那個星期天的那套大節目（我相信這套節目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大半生的命運）是在最好的征兆下開始的。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利馬很少有機會看到優秀的戲劇，而弗蘭西斯科·佩特羅内的阿根廷劇團帶來了一批在秘魯沒有上演的現代劇。
南希到奧爾卡舅媽那裡去接胡利娅姨媽，二人一起乘出租汽車到市中心。
我和哈維爾在塞古拉劇院門口等她們。
哈維爾在這類事情上往往做得過分，他訂了一個包廂。
這是唯一被占用的包廂，因此，我們成了衆矢之的，幾乎像在舞台上一樣成了人們注意的中心。
由于我心懷鬼胎，疑心一些親戚和熟人可能會看到我們，從而對我們說三道四。
但是演出一開始，這些顧慮便消失了。
演出的是阿圖爾·米列爾的《一個旅行者之死》，那是我所看到的第一個打破時間和空間常規、不落俗套的劇目。
我是那樣興奮和激動，以緻在幕間休息時唠唠叨叨地講了起來，熱情贊頌這部作品，評論它的人物、技巧和思想。
後來我們在科爾梅納大街的林孔·托尼餐廳吃香腸喝黑啤酒的時候，我用一種嘩衆取寵的方法繼續這樣評論着，使得哈維爾後來教訓我：“你簡直就像一隻吃了興奮劑的鹦鹉。
”我表姐一向認為我的文學狂熱荒唐可笑，像埃杜阿爾多舅舅一樣胡鬧。
埃杜阿爾多舅舅是一位與外祖父親如手足的退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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