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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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試已經來臨。
自從和胡利娅姨媽相愛，我上課少了，寫故事（見效甚微）占去很多時間，這次考試準備得很不好。
一位同學救了我，他叫吉列爾莫·貝蘭多，是卡馬納人，住在市中心5月2日廣場附近的一所公寓裡。
他是個模範學生，從不缺課，甚至把老師的呼吸都記下來。
他像我背詩一樣，把法典的條款背得滾瓜爛熟。
他總是講他的故鄉，他的未婚妻住在那裡。
他盼望拿到律師學位，一旦獲得成功，便離開可恨的城市利馬，回卡馬納去。
在那裡，他将為家鄉的進步而戰鬥。
他把他的筆記借給我，考試時跟我咬耳朵。
考試臨頭的時候，我就到他的公寓去，讓他把課堂上的情況給我作一番精辟扼要的介紹。
這個星期天，我從吉列爾莫那裡回來。
我在他房間裡度過了三個小時，滿腦子的法律術語在打架，一大堆必須死記硬背的拉丁語把我吓得暈頭轉向。
當我來到聖馬丁廣場時，遠遠地望見中央電台鉛灰色的正面牆上彼得羅·卡瑪喬房間的小窗戶打開着。
我當然要去問候他。
我到他房間去的次數越多——盡管我們的關系仍然限于在咖啡桌上交談三言兩語——他的品行、外貌和口才對我的魅力越大。
我穿過廣場向卡瑪喬的辦公室走去，他那鋼鐵般的意志再次浮現在我的腦海裡。
這意志給予這個禁欲主義矮子以工作才幹，他憑着這種才幹，上午和下午、下午和晚上，連續不斷地創作着暴風驟雨般的故事。
白天，不管什麼時候記起他，我便想到“他一定在奮力揮筆”。
而且，像我無數次見過的那樣，果真看到他在用兩個小指頭飛快地在雷明頓打字機鍵盤上敲打着，那迷幻的眼睛望着滾筒。
于是，一種既憐憫又羨慕的奇特感覺便從我心中油然而生。
房間的窗戶虛掩着，可以聽到打字機有節奏的聲響。
我一邊推開窗戶一邊向他緻意：“早上好，能幹的先生。
”但是，我忽然覺得似乎弄錯了地方，認錯了人，過了幾秒鐘，才認出了那個用白色防塵罩衣、大夫的小帽子、猶太教士的大黑胡子僞裝起來的玻利維亞文人。
他不動聲色，也不看我，輕輕俯身在寫字台上繼續打字。
過了一會兒，像是在兩種想法之間遲疑了一下，但并沒有回過頭來看我。
我聽見他用銀鈴般悅耳的聲音說道： “婦科大夫阿爾貝托·德·金德羅斯給侄女接生三胞胎，有一個胎兒胎位不正。
您能等我五分鐘嗎？我要給這位姑娘做剖腹産手術，然後我們去喝一杯薄荷馬黛茶。
” 我抽着煙，坐在窗台上等着，一直等到他使胎位不正的三胞胎生下來。
手術果然隻用了幾分鐘。
然後，他脫去防塵罩衣，仔細疊好，連同猶太教士的假胡子一起放在一個塑料口袋裡。
我對他說： “生三胞胎動剖腹産手術，總共隻需五分鐘，幹得真是漂亮極了。
我寫三個小夥子利用飛機噴氣飛起來的故事花了三個星期。
” 去布蘭薩咖啡館的路上，我告訴他，多次失敗之後，我覺得這個飛人故事是不壞的。
我誠惶誠恐地把它送到《商報》星期天副刊，社長當着我的面讀了這篇稿子，給了我一個令人難以捉摸的回答：“留下吧，看看再說。
”從那時起，一連兩個星期天，我每次都拼命地、急如星火地去買報紙，但直到現在仍未見刊出。
彼得羅·卡瑪喬不想在别人的事情上浪費時間。
“我們不要喝冷飲了，走吧。
”我正要坐下去時，他一邊拉住我的手臂說着一邊把我拖向科爾梅納，“我覺得腿上發癢，快抽筋了。
這是由于老是坐着不動，我需要活動活動。
” 我知道他會怎麼回答我，所以提醒他說，應該像維克多·雨果和海明威那樣：站着寫作。
可是這一次我弄錯了。
“在拉塔帕達公寓常常發生一些有趣的事，”他對我說，根本沒有回答我，這時他拖着我小跑似的圍着聖馬丁紀念碑轉圈子，“一位青年每逢月夜就哭泣。
” 我很少在星期天來市中心，看到平時到這裡來的人和現在到這裡來的人大為不同，我感到驚奇。
現在來這裡的不是中層公務人員，而是輪休的女仆、臉上多斑足登大靴子的山民、紮着辮子的赤腳小女孩……他們熙熙攘攘擠滿了廣場。
在混雜的人群中可以看到流動攝影師和賣酒食的女販。
我拉着文人在紀念碑正中央那個穿長衣的貴夫人前停下來，這位夫人象征着祖國。
為了看看能否逗他笑，我告訴他為什麼這位夫人頭上戴着一個荒唐可笑的、駝馬似的東西，原來在利馬鑄造銅像時，藝人們誤解了雕塑師的話，把許願的“火焰”理解成動物“駝馬”。
自然，他沒有笑。
他重新拉起我的手臂，拖着我一邊和行人碰撞着向前走，一邊又開始了他的獨白，對周圍的一切事物都無動于衷，首先是把我忘在一邊： “沒有看清他的臉，但是可以想象是某種怪物，是公寓老闆娘的私生子嗎？由于他的缺陷、駝背、過矮和雙頭，阿塔納西娅夫人白天把他藏起來，免得驚吓我們，隻在晚上才放他出來透透氣。
” 他不動聲色地講着，仿佛一台錄音機。
為了套他的話，我反駁說他的假設未免言過其實，難道不會是一個為愛情而傷心痛哭的青年？“如果是戀人，他會拿把吉他、小提琴，要麼唱歌，”他以一種由于恻隐之心而減淡了的輕蔑神情看着我說，“可是這人隻是哭。
” 我竭力使他把這一切從頭給我解釋解釋，但是他的話比平常更加冗長、隐晦。
我隻弄清楚了有個人在公寓的角落裡已經哭了許多個晚上，拉塔帕達公寓的房客們怨聲載道。
老闆娘阿塔納西娅太太說她什麼也不知道，照文人的看法，她是用“本人不在現場”因而與事無關的手法來為自己開脫。
“也有可能他是為犯了罪而痛哭
自從和胡利娅姨媽相愛，我上課少了，寫故事（見效甚微）占去很多時間，這次考試準備得很不好。
一位同學救了我，他叫吉列爾莫·貝蘭多，是卡馬納人，住在市中心5月2日廣場附近的一所公寓裡。
他是個模範學生，從不缺課，甚至把老師的呼吸都記下來。
他像我背詩一樣，把法典的條款背得滾瓜爛熟。
他總是講他的故鄉，他的未婚妻住在那裡。
他盼望拿到律師學位，一旦獲得成功，便離開可恨的城市利馬，回卡馬納去。
在那裡，他将為家鄉的進步而戰鬥。
他把他的筆記借給我，考試時跟我咬耳朵。
考試臨頭的時候，我就到他的公寓去，讓他把課堂上的情況給我作一番精辟扼要的介紹。
這個星期天，我從吉列爾莫那裡回來。
我在他房間裡度過了三個小時，滿腦子的法律術語在打架，一大堆必須死記硬背的拉丁語把我吓得暈頭轉向。
當我來到聖馬丁廣場時，遠遠地望見中央電台鉛灰色的正面牆上彼得羅·卡瑪喬房間的小窗戶打開着。
我當然要去問候他。
我到他房間去的次數越多——盡管我們的關系仍然限于在咖啡桌上交談三言兩語——他的品行、外貌和口才對我的魅力越大。
我穿過廣場向卡瑪喬的辦公室走去，他那鋼鐵般的意志再次浮現在我的腦海裡。
這意志給予這個禁欲主義矮子以工作才幹，他憑着這種才幹，上午和下午、下午和晚上，連續不斷地創作着暴風驟雨般的故事。
白天，不管什麼時候記起他，我便想到“他一定在奮力揮筆”。
而且，像我無數次見過的那樣，果真看到他在用兩個小指頭飛快地在雷明頓打字機鍵盤上敲打着，那迷幻的眼睛望着滾筒。
于是，一種既憐憫又羨慕的奇特感覺便從我心中油然而生。
房間的窗戶虛掩着，可以聽到打字機有節奏的聲響。
我一邊推開窗戶一邊向他緻意：“早上好，能幹的先生。
”但是，我忽然覺得似乎弄錯了地方，認錯了人，過了幾秒鐘，才認出了那個用白色防塵罩衣、大夫的小帽子、猶太教士的大黑胡子僞裝起來的玻利維亞文人。
他不動聲色，也不看我，輕輕俯身在寫字台上繼續打字。
過了一會兒，像是在兩種想法之間遲疑了一下，但并沒有回過頭來看我。
我聽見他用銀鈴般悅耳的聲音說道： “婦科大夫阿爾貝托·德·金德羅斯給侄女接生三胞胎，有一個胎兒胎位不正。
您能等我五分鐘嗎？我要給這位姑娘做剖腹産手術，然後我們去喝一杯薄荷馬黛茶。
” 我抽着煙，坐在窗台上等着，一直等到他使胎位不正的三胞胎生下來。
手術果然隻用了幾分鐘。
然後，他脫去防塵罩衣，仔細疊好，連同猶太教士的假胡子一起放在一個塑料口袋裡。
我對他說： “生三胞胎動剖腹産手術，總共隻需五分鐘，幹得真是漂亮極了。
我寫三個小夥子利用飛機噴氣飛起來的故事花了三個星期。
” 去布蘭薩咖啡館的路上，我告訴他，多次失敗之後，我覺得這個飛人故事是不壞的。
我誠惶誠恐地把它送到《商報》星期天副刊，社長當着我的面讀了這篇稿子，給了我一個令人難以捉摸的回答：“留下吧，看看再說。
”從那時起，一連兩個星期天，我每次都拼命地、急如星火地去買報紙，但直到現在仍未見刊出。
彼得羅·卡瑪喬不想在别人的事情上浪費時間。
“我們不要喝冷飲了，走吧。
”我正要坐下去時，他一邊拉住我的手臂說着一邊把我拖向科爾梅納，“我覺得腿上發癢，快抽筋了。
這是由于老是坐着不動，我需要活動活動。
” 我知道他會怎麼回答我，所以提醒他說，應該像維克多·雨果和海明威那樣：站着寫作。
可是這一次我弄錯了。
“在拉塔帕達公寓常常發生一些有趣的事，”他對我說，根本沒有回答我，這時他拖着我小跑似的圍着聖馬丁紀念碑轉圈子，“一位青年每逢月夜就哭泣。
” 我很少在星期天來市中心，看到平時到這裡來的人和現在到這裡來的人大為不同，我感到驚奇。
現在來這裡的不是中層公務人員，而是輪休的女仆、臉上多斑足登大靴子的山民、紮着辮子的赤腳小女孩……他們熙熙攘攘擠滿了廣場。
在混雜的人群中可以看到流動攝影師和賣酒食的女販。
我拉着文人在紀念碑正中央那個穿長衣的貴夫人前停下來，這位夫人象征着祖國。
為了看看能否逗他笑，我告訴他為什麼這位夫人頭上戴着一個荒唐可笑的、駝馬似的東西，原來在利馬鑄造銅像時，藝人們誤解了雕塑師的話，把許願的“火焰”理解成動物“駝馬”。
自然，他沒有笑。
他重新拉起我的手臂，拖着我一邊和行人碰撞着向前走，一邊又開始了他的獨白，對周圍的一切事物都無動于衷，首先是把我忘在一邊： “沒有看清他的臉，但是可以想象是某種怪物，是公寓老闆娘的私生子嗎？由于他的缺陷、駝背、過矮和雙頭，阿塔納西娅夫人白天把他藏起來，免得驚吓我們，隻在晚上才放他出來透透氣。
” 他不動聲色地講着，仿佛一台錄音機。
為了套他的話，我反駁說他的假設未免言過其實，難道不會是一個為愛情而傷心痛哭的青年？“如果是戀人，他會拿把吉他、小提琴，要麼唱歌，”他以一種由于恻隐之心而減淡了的輕蔑神情看着我說，“可是這人隻是哭。
” 我竭力使他把這一切從頭給我解釋解釋，但是他的話比平常更加冗長、隐晦。
我隻弄清楚了有個人在公寓的角落裡已經哭了許多個晚上，拉塔帕達公寓的房客們怨聲載道。
老闆娘阿塔納西娅太太說她什麼也不知道，照文人的看法，她是用“本人不在現場”因而與事無關的手法來為自己開脫。
“也有可能他是為犯了罪而痛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