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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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多久。
一旦播出，他就把劇本忘在一邊。
他對我說，他連一本廣播劇的副本也沒有保存。
他寫完這些劇本，心中總是默默地想着，一旦它們被觀衆所吸收，就應該煙消雲散了。
有一次我問他，是否從未想到過出版。
“我的劇作保存在比書籍更難以磨滅的地方，”他當即教訓我，“它們保存在電台聽衆的腦子裡。
” 在同小赫納羅共進午餐的那天，我同彼得羅·卡瑪喬談了阿根廷大使館的抗議事件。
六點鐘左右，我來到他的寝室，邀他去布蘭薩咖啡館。
由于擔心他的反應，這消息我是一點點地透露給他的。
我說有的人非常敏感，經不起諷刺；另一方面，秘魯在诽謗文章問題上的立法極為嚴厲，一家電台可以因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原因遭到封殺。
阿根廷大使館顯然缺乏遠見卓識，為幾句暗示的話就覺得受了傷害，以緻向外交部提出了正式抗議…… “在玻利維亞，那會兒更嚴重呢，竟然威脅要斷絕外交關系？”他打斷我，“一個拉巴斯人甚至透露說在邊界集結了軍隊。
” 他講這話時的神情是無可奈何的，仿佛在想，太陽的義務就是發光，如果這會引起火災，那有什麼辦法！ “赫納羅父子請求您盡量不要在廣播劇裡再講阿根廷人的壞話，”我對他坦白地說，并且找到了一個我認為會使他感動的理由，“完全不要講，最好根本不去講他們。
難道他們值得一提嗎？” “值得，因為是他們使我這樣做的。
”他對我解釋說，于是這件事到此為止。
回電台時，他用頑皮的、不妥協的語調告訴我，拉巴斯醜聞“刺疼了他們”，事情是由一個關于“高卓人的殘忍風俗習慣”的劇本引起的。
在泛美電台，我告訴小赫納羅，不要對我作為中間人會勸說成功抱有幻想。
兩三天後，我得知了彼得羅·卡瑪喬的寓所。
胡利娅姨媽在我編完最後一份新聞稿的時候來找我，她想看梅特羅影院放映的一部影片，裡面有一對赫赫有名的浪漫派演員：格林·卡松和瓦爾代·彼特甘。
半夜時分，我們穿過聖馬丁廣場去乘公共汽車，這時我看到彼得羅·卡瑪喬從中央電台走出來。
我剛把他指給胡利娅姨媽看，她就要我給她介紹。
我們向彼得羅·卡瑪喬走過去，而她一聽說是她的同胞，顯得非常親熱。
“我非常崇拜您，”胡利娅姨媽對他說，為了使他更加高興，她撒謊說，“在玻利維亞，我就一直不放過您的廣播劇。
” 我們和他一塊兒走着，幾乎是不知不覺地走向吉爾加街區。
路上，彼得羅·卡瑪喬和胡利娅姨媽談到了他們的祖國，我被丢在一邊，他倆沒完沒了地講着波多西的礦山、塔基尼亞牌啤酒、叫拉瓜的玉米粥、跟鮮幹酪一起吃的小烤魚、科查班巴的氣候、聖克魯斯的美景以及玻利維亞其他值得驕傲之處。
談到故土的奇迹，這位文人像是非常高興。
走到一幢帶陽台和百葉窗房子的大門門口時，他停住了，但并不向我們告别。
“上去吧！”他向我們建議道，“盡管我的晚餐很簡單，但我們可以共享。
” 塔帕達公寓屬利馬市中心那些破舊的兩層樓房之列。
這些房子是二十世紀建造的，以前曾經是寬敞舒适的，也許還算得上豪華。
但是後來，随着富裕人家逐漸離開市中心，搬到溫泉療養地去，老利馬市慢慢失去了特殊風格，變得支離破碎，到處擠滿了人，甚至被分割成一個個的蜂房。
靠着一道道薄牆，房間兩倍四倍地增加，在前廳、平屋頂甚至在露台和樓梯上都五花八門地修起新的多面堡。
看上去塔帕達公寓馬上就要崩塌。
我們上樓時，通向彼得羅·卡瑪喬房間的階梯在腳下搖晃，塵土飛揚，嗆得胡利娅姨媽直打噴嚏。
牆上、地上，到處覆蓋着一層厚厚的塵土。
顯然，這所房子從來沒有打掃過，也沒有擦過。
彼得羅·卡瑪喬的房間仿佛是牢房，非常小，裡邊幾乎空空如也。
一張沒有靠背的帆布床，上面鋪着褪了色的床單，放着一隻沒有套子的枕頭；一張鋪着油布的小桌子和一把稻草椅子；一隻箱子和拴在兩壁之間的一條繩子，繩子上搭着短褲和襪子。
文人自己洗衣服并不使我感到驚奇，但是他自己做飯出乎我意料。
窗台上擺着一個煤氣爐、一個煤油瓶、幾個盤子、一套白鐵餐具和幾隻杯子。
他把椅子讓給胡利娅姨媽坐，同時以一種恰到好處的表情讓我坐在床上： “請坐。
住所是寒碜的，但心是偉大的。
” 他用了兩分鐘就做好了晚餐，把剩下的食品裝在一個塑料袋裡，放在窗口通風處。
菜單是煎雞蛋、煮香腸、面包加黃油、幹酪和加蜂蜜的酸牛奶。
我們看見他熟練地做着晚餐，像是一個天天做慣了的人。
我肯定這是他一貫的食譜。
我們吃飯時，他很健談，而且顯得很客氣。
他順從地談着如何配制雪花膏（這是胡利娅姨媽請他講的）和洗白衣服最經濟的肥皂之類的話題。
他沒有把菜吃光，推開菜盤時，指着剩下的東西自我打趣道： “我的朋友，對藝術家來說，吃飯是一種惡習。
” 我看到他興緻很好，便大膽地問起關于他工作的情況。
我對他說，欽佩他的頑強精神，盡管他的日程表安排得像苦役犯，可是看起來從不疲倦。
“為了使每天的工作豐富多彩，我有我的辦法。
”他坦率地說。
仿佛為了不讓幽靈般的競争者發現他的秘密，他壓低了聲音，對我們說他從不用超過六十分鐘的
一旦播出，他就把劇本忘在一邊。
他對我說，他連一本廣播劇的副本也沒有保存。
他寫完這些劇本，心中總是默默地想着，一旦它們被觀衆所吸收，就應該煙消雲散了。
有一次我問他，是否從未想到過出版。
“我的劇作保存在比書籍更難以磨滅的地方，”他當即教訓我，“它們保存在電台聽衆的腦子裡。
” 在同小赫納羅共進午餐的那天，我同彼得羅·卡瑪喬談了阿根廷大使館的抗議事件。
六點鐘左右，我來到他的寝室，邀他去布蘭薩咖啡館。
由于擔心他的反應，這消息我是一點點地透露給他的。
我說有的人非常敏感，經不起諷刺；另一方面，秘魯在诽謗文章問題上的立法極為嚴厲，一家電台可以因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原因遭到封殺。
阿根廷大使館顯然缺乏遠見卓識，為幾句暗示的話就覺得受了傷害，以緻向外交部提出了正式抗議…… “在玻利維亞，那會兒更嚴重呢，竟然威脅要斷絕外交關系？”他打斷我，“一個拉巴斯人甚至透露說在邊界集結了軍隊。
” 他講這話時的神情是無可奈何的，仿佛在想，太陽的義務就是發光，如果這會引起火災，那有什麼辦法！ “赫納羅父子請求您盡量不要在廣播劇裡再講阿根廷人的壞話，”我對他坦白地說，并且找到了一個我認為會使他感動的理由，“完全不要講，最好根本不去講他們。
難道他們值得一提嗎？” “值得，因為是他們使我這樣做的。
”他對我解釋說，于是這件事到此為止。
回電台時，他用頑皮的、不妥協的語調告訴我，拉巴斯醜聞“刺疼了他們”，事情是由一個關于“高卓人的殘忍風俗習慣”的劇本引起的。
在泛美電台，我告訴小赫納羅，不要對我作為中間人會勸說成功抱有幻想。
兩三天後，我得知了彼得羅·卡瑪喬的寓所。
胡利娅姨媽在我編完最後一份新聞稿的時候來找我，她想看梅特羅影院放映的一部影片，裡面有一對赫赫有名的浪漫派演員：格林·卡松和瓦爾代·彼特甘。
半夜時分，我們穿過聖馬丁廣場去乘公共汽車，這時我看到彼得羅·卡瑪喬從中央電台走出來。
我剛把他指給胡利娅姨媽看，她就要我給她介紹。
我們向彼得羅·卡瑪喬走過去，而她一聽說是她的同胞，顯得非常親熱。
“我非常崇拜您，”胡利娅姨媽對他說，為了使他更加高興，她撒謊說，“在玻利維亞，我就一直不放過您的廣播劇。
” 我們和他一塊兒走着，幾乎是不知不覺地走向吉爾加街區。
路上，彼得羅·卡瑪喬和胡利娅姨媽談到了他們的祖國，我被丢在一邊，他倆沒完沒了地講着波多西的礦山、塔基尼亞牌啤酒、叫拉瓜的玉米粥、跟鮮幹酪一起吃的小烤魚、科查班巴的氣候、聖克魯斯的美景以及玻利維亞其他值得驕傲之處。
談到故土的奇迹，這位文人像是非常高興。
走到一幢帶陽台和百葉窗房子的大門門口時，他停住了，但并不向我們告别。
“上去吧！”他向我們建議道，“盡管我的晚餐很簡單，但我們可以共享。
” 塔帕達公寓屬利馬市中心那些破舊的兩層樓房之列。
這些房子是二十世紀建造的，以前曾經是寬敞舒适的，也許還算得上豪華。
但是後來，随着富裕人家逐漸離開市中心，搬到溫泉療養地去，老利馬市慢慢失去了特殊風格，變得支離破碎，到處擠滿了人，甚至被分割成一個個的蜂房。
靠着一道道薄牆，房間兩倍四倍地增加，在前廳、平屋頂甚至在露台和樓梯上都五花八門地修起新的多面堡。
看上去塔帕達公寓馬上就要崩塌。
我們上樓時，通向彼得羅·卡瑪喬房間的階梯在腳下搖晃，塵土飛揚，嗆得胡利娅姨媽直打噴嚏。
牆上、地上，到處覆蓋着一層厚厚的塵土。
顯然，這所房子從來沒有打掃過，也沒有擦過。
彼得羅·卡瑪喬的房間仿佛是牢房，非常小，裡邊幾乎空空如也。
一張沒有靠背的帆布床，上面鋪着褪了色的床單，放着一隻沒有套子的枕頭；一張鋪着油布的小桌子和一把稻草椅子；一隻箱子和拴在兩壁之間的一條繩子，繩子上搭着短褲和襪子。
文人自己洗衣服并不使我感到驚奇，但是他自己做飯出乎我意料。
窗台上擺着一個煤氣爐、一個煤油瓶、幾個盤子、一套白鐵餐具和幾隻杯子。
他把椅子讓給胡利娅姨媽坐，同時以一種恰到好處的表情讓我坐在床上： “請坐。
住所是寒碜的，但心是偉大的。
” 他用了兩分鐘就做好了晚餐，把剩下的食品裝在一個塑料袋裡，放在窗口通風處。
菜單是煎雞蛋、煮香腸、面包加黃油、幹酪和加蜂蜜的酸牛奶。
我們看見他熟練地做着晚餐，像是一個天天做慣了的人。
我肯定這是他一貫的食譜。
我們吃飯時，他很健談，而且顯得很客氣。
他順從地談着如何配制雪花膏（這是胡利娅姨媽請他講的）和洗白衣服最經濟的肥皂之類的話題。
他沒有把菜吃光，推開菜盤時，指着剩下的東西自我打趣道： “我的朋友，對藝術家來說，吃飯是一種惡習。
” 我看到他興緻很好，便大膽地問起關于他工作的情況。
我對他說，欽佩他的頑強精神，盡管他的日程表安排得像苦役犯，可是看起來從不疲倦。
“為了使每天的工作豐富多彩，我有我的辦法。
”他坦率地說。
仿佛為了不讓幽靈般的競争者發現他的秘密，他壓低了聲音，對我們說他從不用超過六十分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