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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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去寫同一個劇本，而是從一個題目轉到另一個題目，給人以新鮮之感，因為這樣每個小時都感到剛剛開始工作。
“先生們，在這種變化中可以找到樂趣。
”他重複說，瞪着激動的眼睛，露出一副施魔法的侏儒怪相。
為此，重要的是不要把故事寫得千篇一律，而要各有特色，環境、地點、情節和人物的全面變化會加強新鮮感。
另外，薄荷馬黛茶是有用的，可以疏通思維，豐富想象力。
每過一段時間就離開打字機到工作室去，從寫作轉到導演和演出，這同樣是休息，是調劑性的過渡。
但是，還有，在多年的工作過程中，他發現了一點什麼，一點在無知和麻木不仁的人看來也許是孩子行為的東西。
那麼，是不是一想起出身，會刺疼他的心？我們看到他猶豫不決，沉默不語，漫畫般的臉上一片愁雲。
“不幸的是，在這兒我不能把它付諸實踐，”他憂傷地說，“隻在星期天我一個人獨處時才行，其他的日子裡，看熱鬧的人太多，他們不能理解這件事。
” 從何時起在這個鄙視人生的人身上産生了這種疑慮？我看到胡利娅姨媽和我一樣迫不及待地說道： “您不能欲言又止讓我們繼續蒙在鼓裡，”她向彼得羅·卡瑪喬懇求，“這個秘密是什麼？卡瑪喬先生？” 他望着我們，一言不發，像一個為自己喚起了别人的注意而感到歡欣的幻想家。
然後，他像牧師般慢騰騰地站起來（他靠着煤氣爐坐在窗台上），走近箱子将它打開，像一個從高頂禮帽裡取出鴿子或旗子的魔術師似的從裡邊拿出一件件出人意料的珍藏品：一頂英國法官的假發、各種類型的假胡須、消防隊員的頭盔、一枚軍人徽章、胖女人和老頭及傻孩子的假面具、交通警察的指揮棒、老水手的帽子和煙鬥、大夫的白大褂、假鼻子、假耳朵、棉花做的胡子……他像一個電動人似的把那些精巧制品拿出來，不知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鑒賞還是由于我們的關系密切而這樣做。
他一件件将它們裝進套裡，放好這件，取出那件，動作是如此敏捷，說明這已是他長期的習慣，經常這樣刻苦地操作練習。
就這樣，我和胡利娅姨媽迷惑不解地望着他。
彼得羅·卡瑪喬通過更換道具在我們面前變成大夫、海員、法官、老婦、乞丐、女教徒、大主教……他一邊這樣變換，一邊興緻勃勃地講着： “為了同我的人物交融在一起，為什麼我不能打扮成他們的樣子？我描寫他們的時候，誰能禁止我有他們的鼻子、頭發和大禮服？”他一邊說一邊将紅衣主教的帽子換成一隻煙鬥，煙鬥換成防塵罩衣，防塵罩衣換成拐杖，“我用破布給自己的想象力擦上油，這與别人有何相幹？先生們，什麼叫現實主義？人們如此津津樂道的現實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除了有形地同現實結合在一起，還有什麼更好的方式從事現實主義藝術？這樣不就使得工作日更容易度過、更愉快、更動人嗎？” 可是，很清楚，他的聲音開始是氣憤，而後變得悲傷，人們的不理解和愚蠢把一切都解釋錯了。
如果人們看見他在中央電台喬裝寫作，就會對他說三道四，說他是個玩世不恭的藝術家，他的辦公室将變成多病平民的磁鐵。
最後他把假面具和其他物品放好，蓋上箱子又回到窗戶那兒。
此刻，他神情憂傷，嘟嘟囔囔地說着，在玻利維亞，他一向在自己的工作室裡工作，從來沒有在“破布”上發生過問題。
相反，在這兒，隻有星期天才能按照他的習慣寫作。
“這些僞裝是根據人物創造的還是先有僞裝而後創造人物？”為了說點什麼，我這樣問他，仍然處在驚訝之中。
他看像一個剛剛生下的孩子似的看了看我： “顯然，您很年輕，”他溫和地責備道，“難道您不懂得首要的總是詞彙嗎？” 我們熱情地謝過他的邀請，回到街上時，我對胡利娅姨媽說，彼得羅·卡瑪喬對我們顯得格外親熱，把他的秘密都透露給了我們，我非常感動。
胡利娅姨媽也很高興，她從沒想到知識分子中也有那麼有趣的人。
“好了，并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這樣的，”我自我打趣道，“彼得羅·卡瑪喬是帶引号的知識分子。
你沒看到他的房間裡一本書都沒有嗎？他對我解釋說，他不讀書，為了不讓自己的風格受到影響。
” 我們手拉着手，沿着市中心夜深人靜的街道向公共汽車站走去。
我對胡利娅姨媽說，某個星期天，我要到中央電台去看看這個神秘的文人戴上各種假面具的模樣兒。
“他像乞丐一樣生活着，得不到酬金，”胡利娅姨媽反對說，“他的廣播劇那麼有名，我原以為他掙的錢多得堆成山。
” 在塔帕達公寓，既看不見浴缸，也看不見淋浴設備，甚至在樓梯第一層平台上連個破舊的廁所和盥洗室都沒有。
這使胡利娅姨媽感到憂慮：“我想彼得羅·卡瑪喬這個文人是從不洗澡的。
”我對胡利娅姨媽說他壓根兒不注意這些瑣事。
她對我說，看到公寓那個髒勁兒，惡心得想嘔吐，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咽下香腸和雞蛋。
我們上了公共汽車，這輛破車在阿雷基帕大街的每一個街角都要停下來。
當我慢慢地吻着胡利娅姨媽的耳朵和脖子時聽到她驚恐地說： “難道作家都是餓死鬼？這就是說，你一輩子都要讓人讨厭，小巴爾加斯？” 自從聽哈維爾這樣叫我之後，她也稱呼我小巴爾加斯了。
“先生們，在這種變化中可以找到樂趣。
”他重複說，瞪着激動的眼睛，露出一副施魔法的侏儒怪相。
為此，重要的是不要把故事寫得千篇一律，而要各有特色，環境、地點、情節和人物的全面變化會加強新鮮感。
另外，薄荷馬黛茶是有用的，可以疏通思維，豐富想象力。
每過一段時間就離開打字機到工作室去，從寫作轉到導演和演出，這同樣是休息，是調劑性的過渡。
但是，還有，在多年的工作過程中，他發現了一點什麼，一點在無知和麻木不仁的人看來也許是孩子行為的東西。
那麼，是不是一想起出身，會刺疼他的心？我們看到他猶豫不決，沉默不語，漫畫般的臉上一片愁雲。
“不幸的是，在這兒我不能把它付諸實踐，”他憂傷地說，“隻在星期天我一個人獨處時才行，其他的日子裡，看熱鬧的人太多，他們不能理解這件事。
” 從何時起在這個鄙視人生的人身上産生了這種疑慮？我看到胡利娅姨媽和我一樣迫不及待地說道： “您不能欲言又止讓我們繼續蒙在鼓裡，”她向彼得羅·卡瑪喬懇求，“這個秘密是什麼？卡瑪喬先生？” 他望着我們，一言不發，像一個為自己喚起了别人的注意而感到歡欣的幻想家。
然後，他像牧師般慢騰騰地站起來（他靠着煤氣爐坐在窗台上），走近箱子将它打開，像一個從高頂禮帽裡取出鴿子或旗子的魔術師似的從裡邊拿出一件件出人意料的珍藏品：一頂英國法官的假發、各種類型的假胡須、消防隊員的頭盔、一枚軍人徽章、胖女人和老頭及傻孩子的假面具、交通警察的指揮棒、老水手的帽子和煙鬥、大夫的白大褂、假鼻子、假耳朵、棉花做的胡子……他像一個電動人似的把那些精巧制品拿出來，不知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鑒賞還是由于我們的關系密切而這樣做。
他一件件将它們裝進套裡，放好這件，取出那件，動作是如此敏捷，說明這已是他長期的習慣，經常這樣刻苦地操作練習。
就這樣，我和胡利娅姨媽迷惑不解地望着他。
彼得羅·卡瑪喬通過更換道具在我們面前變成大夫、海員、法官、老婦、乞丐、女教徒、大主教……他一邊這樣變換，一邊興緻勃勃地講着： “為了同我的人物交融在一起，為什麼我不能打扮成他們的樣子？我描寫他們的時候，誰能禁止我有他們的鼻子、頭發和大禮服？”他一邊說一邊将紅衣主教的帽子換成一隻煙鬥，煙鬥換成防塵罩衣，防塵罩衣換成拐杖，“我用破布給自己的想象力擦上油，這與别人有何相幹？先生們，什麼叫現實主義？人們如此津津樂道的現實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除了有形地同現實結合在一起，還有什麼更好的方式從事現實主義藝術？這樣不就使得工作日更容易度過、更愉快、更動人嗎？” 可是，很清楚，他的聲音開始是氣憤，而後變得悲傷，人們的不理解和愚蠢把一切都解釋錯了。
如果人們看見他在中央電台喬裝寫作，就會對他說三道四，說他是個玩世不恭的藝術家，他的辦公室将變成多病平民的磁鐵。
最後他把假面具和其他物品放好，蓋上箱子又回到窗戶那兒。
此刻，他神情憂傷，嘟嘟囔囔地說着，在玻利維亞，他一向在自己的工作室裡工作，從來沒有在“破布”上發生過問題。
相反，在這兒，隻有星期天才能按照他的習慣寫作。
“這些僞裝是根據人物創造的還是先有僞裝而後創造人物？”為了說點什麼，我這樣問他，仍然處在驚訝之中。
他看像一個剛剛生下的孩子似的看了看我： “顯然，您很年輕，”他溫和地責備道，“難道您不懂得首要的總是詞彙嗎？” 我們熱情地謝過他的邀請，回到街上時，我對胡利娅姨媽說，彼得羅·卡瑪喬對我們顯得格外親熱，把他的秘密都透露給了我們，我非常感動。
胡利娅姨媽也很高興，她從沒想到知識分子中也有那麼有趣的人。
“好了，并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這樣的，”我自我打趣道，“彼得羅·卡瑪喬是帶引号的知識分子。
你沒看到他的房間裡一本書都沒有嗎？他對我解釋說，他不讀書，為了不讓自己的風格受到影響。
” 我們手拉着手，沿着市中心夜深人靜的街道向公共汽車站走去。
我對胡利娅姨媽說，某個星期天，我要到中央電台去看看這個神秘的文人戴上各種假面具的模樣兒。
“他像乞丐一樣生活着，得不到酬金，”胡利娅姨媽反對說，“他的廣播劇那麼有名，我原以為他掙的錢多得堆成山。
” 在塔帕達公寓，既看不見浴缸，也看不見淋浴設備，甚至在樓梯第一層平台上連個破舊的廁所和盥洗室都沒有。
這使胡利娅姨媽感到憂慮：“我想彼得羅·卡瑪喬這個文人是從不洗澡的。
”我對胡利娅姨媽說他壓根兒不注意這些瑣事。
她對我說，看到公寓那個髒勁兒，惡心得想嘔吐，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咽下香腸和雞蛋。
我們上了公共汽車，這輛破車在阿雷基帕大街的每一個街角都要停下來。
當我慢慢地吻着胡利娅姨媽的耳朵和脖子時聽到她驚恐地說： “難道作家都是餓死鬼？這就是說，你一輩子都要讓人讨厭，小巴爾加斯？” 自從聽哈維爾這樣叫我之後，她也稱呼我小巴爾加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