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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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他不能脫離他的工作或癖好，這使他置人情、物質和欲望于不顧。
他确實對我比對别人寬宏大量。
我們在一起喝咖啡（他喝薄荷馬黛茶），我常到他的房間去，利用休息時間同他閑聊片刻。
我聚精會神地聽他講，大概這使他感到高興。
也許他把我看作一個弟子，或者幹脆說，我對于他仿佛老處女的小哈巴狗和退休者玩的組字遊戲，亦即為他填補空虛的人或什麼東西。
彼得羅·卡瑪喬身上有三樣東西吸引着我：他的言談、為一心一意緻力于某種想法而過着刻苦的生活和他的工作能力。
尤其最後一點，更是感人。
在埃米爾·路德維格的傳記裡我曾讀到拿破侖的頑強，他的秘書都倒下了，他還繼續口授命令。
作家彼得羅·卡瑪喬長有大鼻孔的面龐使我常常想到他很像那個法國的皇帝。
有一段時間，我和哈維爾把這個作家叫做“高原的拿破侖”（也常常叫他“在拉丁美洲出生的巴爾紮克”）。
出于好奇，我甚至掌握了他的工作時間表，可是盡管我多次證實，但總難以相信。
起初，他每天寫四個廣播劇。
後來鑒于取得成功，逐漸增加到十個。
這些劇本從星期一至星期六在電台播出，每次持續半個小時（實際上是二十三分鐘，因為廣告占去七分鐘）。
由于他既是這些劇的導演，又是這些劇的演員，所以每天要在工作室裡待七小時左右，估計每個節目預演和錄音需要四十分鐘（有十至十五分鐘花在演說和重複上）。
廣播劇一邊播出，他一邊寫。
我證實了他每寫一個劇本所花費的時間隻不過是他表演時間的兩倍，即一小時。
不管怎樣，這就是說他每天要有十小時左右坐在打字機前。
由于有星期天——這是他的休息日——每天實際工作時間要少一些。
自然，星期天他是在自己的寝室裡度過的，提前做下一周的工作。
就是說，從星期一到星期六，他的時間表是：每天工作十五六小時，星期天八至十小時。
所有這些時間都是富有成果的，即生産有聲的“藝術”産品。
他早上八點到中央電台，将近半夜才離開。
唯—上街走走的時候都是和我同行，到布蘭薩咖啡館去清醒清醒頭腦。
他在寝室裡吃午飯，吃是一份三明治和一杯清涼飲料，那是赫蘇西多、大巴布利托或他的某個合作者熱心為他買來的。
他從不接受邀請，從未聽他說過去看過一場電影、一出戲、一場足球賽或參加什麼娛樂活動。
除了記事本和那些作為他勞動工具的平面圖，從未見他讀過一本書、一本雜志或一份報紙。
盡管有人說我撒謊，但有一天我的确發現他有一本《國家俱樂部》會刊。
“我用幾個銅闆買通了門房，”當我問起那本無用的書時，他對我解釋說，“我還能從哪兒搞到貴族人士的名單呢？别的名單，耳朵聽聽就行了：平民百姓從大街上就可以找到。
” 他創作廣播劇，那麼輕而易舉地就可以寫出一個劇本來，我一直很難相信。
我多次看過他編寫劇本，和錄音不同——他竭力保守錄音的秘密——别人看他寫是沒有關系的。
當他在他的（我的）雷明頓打字機前工作時，他的演員、聽差或音響技師不斷進來打斷他。
他擡起眼來，解決問題，給予獨特的指示，用他那感染性的微笑——這種微笑和我所熟悉的微笑截然不同——送走來訪者，之後繼續打下去。
我常常以學習為借口到他寝室去，說我的“雞窩”太鬧，有很多人（這些人在那兒學習法律課程迎接考試，考試一過就把一切忘得幹幹淨淨；這些考試我總是順利通過，他們不說我好，而說大學糟）。
彼得羅·卡瑪喬并不反對，他甚至對這些人的到來感到高興，視為一種光榮。
我坐在窗台上，俯首讀着一本法典。
實際上，我是在窺視他。
他用兩個手指打字，打得很快。
我看得清清楚楚，但卻不敢相信。
他從不停下來查找某個詞或沉思一下，在他的狂熱、鼓脹的小眼睛裡從未出現過疑問的影子。
看起來他像是在謄清一篇背熟的課文，在聽别人的口授而打字。
他的小手指如此迅速地落在鍵盤上，一天工作九至十個小時，創作出好幾個故事的情節、片斷和對話，這簡直不可思議。
然而他确實做到了，劇本從他頑強的腦袋裡和不知疲倦的雙手下一個接一個地以恰當的方式生産出來，有如一架機器上制造的一串串香腸。
一個劇本寫完後，他既不修改也不閱讀一遍，然後毫不停頓地着手創作下一個。
有一次我對他說，看到他工作，我想起了法國超現實主義者自動書寫的理論，那種書寫直接來自無意識而不受理智的檢查。
我得到了一種民族主義的回答： “我們混血美洲人的頭腦可以生産比那些法國佬更好的東西。
這并不複雜，我的朋友。
” 為什麼他不把在玻利維亞寫的故事作為他在利馬寫的故事的基礎？我向他問起這件事，他給我的回答如此含糊，以緻不能得到任何具體的東西。
故事和聽衆見面，應該是新鮮的，如同水果和花草，因為藝術不容貯存，更不要說時間已使之腐敗了的食物。
此外，故事需要“聽衆家鄉的故事”。
既然聽衆是利馬人，他們怎麼會對發生在拉巴斯的故事感興趣？不過，他作這樣的解釋是因為要立論，要把這一切變做普通的真理和永恒的公理，正如寫作的必要出于本分。
毫無疑問，他不利用自己以前的廣播劇，其理由是比較簡單的，就是他對節約腦力毫無興趣。
對他來說，生活即寫作。
他根本不去關心自己的作品能
他确實對我比對别人寬宏大量。
我們在一起喝咖啡（他喝薄荷馬黛茶），我常到他的房間去，利用休息時間同他閑聊片刻。
我聚精會神地聽他講，大概這使他感到高興。
也許他把我看作一個弟子，或者幹脆說，我對于他仿佛老處女的小哈巴狗和退休者玩的組字遊戲，亦即為他填補空虛的人或什麼東西。
彼得羅·卡瑪喬身上有三樣東西吸引着我：他的言談、為一心一意緻力于某種想法而過着刻苦的生活和他的工作能力。
尤其最後一點，更是感人。
在埃米爾·路德維格的傳記裡我曾讀到拿破侖的頑強，他的秘書都倒下了，他還繼續口授命令。
作家彼得羅·卡瑪喬長有大鼻孔的面龐使我常常想到他很像那個法國的皇帝。
有一段時間，我和哈維爾把這個作家叫做“高原的拿破侖”（也常常叫他“在拉丁美洲出生的巴爾紮克”）。
出于好奇，我甚至掌握了他的工作時間表，可是盡管我多次證實，但總難以相信。
起初，他每天寫四個廣播劇。
後來鑒于取得成功，逐漸增加到十個。
這些劇本從星期一至星期六在電台播出，每次持續半個小時（實際上是二十三分鐘，因為廣告占去七分鐘）。
由于他既是這些劇的導演，又是這些劇的演員，所以每天要在工作室裡待七小時左右，估計每個節目預演和錄音需要四十分鐘（有十至十五分鐘花在演說和重複上）。
廣播劇一邊播出，他一邊寫。
我證實了他每寫一個劇本所花費的時間隻不過是他表演時間的兩倍，即一小時。
不管怎樣，這就是說他每天要有十小時左右坐在打字機前。
由于有星期天——這是他的休息日——每天實際工作時間要少一些。
自然，星期天他是在自己的寝室裡度過的，提前做下一周的工作。
就是說，從星期一到星期六，他的時間表是：每天工作十五六小時，星期天八至十小時。
所有這些時間都是富有成果的，即生産有聲的“藝術”産品。
他早上八點到中央電台，将近半夜才離開。
唯—上街走走的時候都是和我同行，到布蘭薩咖啡館去清醒清醒頭腦。
他在寝室裡吃午飯，吃是一份三明治和一杯清涼飲料，那是赫蘇西多、大巴布利托或他的某個合作者熱心為他買來的。
他從不接受邀請，從未聽他說過去看過一場電影、一出戲、一場足球賽或參加什麼娛樂活動。
除了記事本和那些作為他勞動工具的平面圖，從未見他讀過一本書、一本雜志或一份報紙。
盡管有人說我撒謊，但有一天我的确發現他有一本《國家俱樂部》會刊。
“我用幾個銅闆買通了門房，”當我問起那本無用的書時，他對我解釋說，“我還能從哪兒搞到貴族人士的名單呢？别的名單，耳朵聽聽就行了：平民百姓從大街上就可以找到。
” 他創作廣播劇，那麼輕而易舉地就可以寫出一個劇本來，我一直很難相信。
我多次看過他編寫劇本，和錄音不同——他竭力保守錄音的秘密——别人看他寫是沒有關系的。
當他在他的（我的）雷明頓打字機前工作時，他的演員、聽差或音響技師不斷進來打斷他。
他擡起眼來，解決問題，給予獨特的指示，用他那感染性的微笑——這種微笑和我所熟悉的微笑截然不同——送走來訪者，之後繼續打下去。
我常常以學習為借口到他寝室去，說我的“雞窩”太鬧，有很多人（這些人在那兒學習法律課程迎接考試，考試一過就把一切忘得幹幹淨淨；這些考試我總是順利通過，他們不說我好，而說大學糟）。
彼得羅·卡瑪喬并不反對，他甚至對這些人的到來感到高興，視為一種光榮。
我坐在窗台上，俯首讀着一本法典。
實際上，我是在窺視他。
他用兩個手指打字，打得很快。
我看得清清楚楚，但卻不敢相信。
他從不停下來查找某個詞或沉思一下，在他的狂熱、鼓脹的小眼睛裡從未出現過疑問的影子。
看起來他像是在謄清一篇背熟的課文，在聽别人的口授而打字。
他的小手指如此迅速地落在鍵盤上，一天工作九至十個小時，創作出好幾個故事的情節、片斷和對話，這簡直不可思議。
然而他确實做到了，劇本從他頑強的腦袋裡和不知疲倦的雙手下一個接一個地以恰當的方式生産出來，有如一架機器上制造的一串串香腸。
一個劇本寫完後，他既不修改也不閱讀一遍，然後毫不停頓地着手創作下一個。
有一次我對他說，看到他工作，我想起了法國超現實主義者自動書寫的理論，那種書寫直接來自無意識而不受理智的檢查。
我得到了一種民族主義的回答： “我們混血美洲人的頭腦可以生産比那些法國佬更好的東西。
這并不複雜，我的朋友。
” 為什麼他不把在玻利維亞寫的故事作為他在利馬寫的故事的基礎？我向他問起這件事，他給我的回答如此含糊，以緻不能得到任何具體的東西。
故事和聽衆見面，應該是新鮮的，如同水果和花草，因為藝術不容貯存，更不要說時間已使之腐敗了的食物。
此外，故事需要“聽衆家鄉的故事”。
既然聽衆是利馬人，他們怎麼會對發生在拉巴斯的故事感興趣？不過，他作這樣的解釋是因為要立論，要把這一切變做普通的真理和永恒的公理，正如寫作的必要出于本分。
毫無疑問，他不利用自己以前的廣播劇，其理由是比較簡單的，就是他對節約腦力毫無興趣。
對他來說，生活即寫作。
他根本不去關心自己的作品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