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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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世俗的自信心。
“算了，算了，小巴爾加斯。
” “我是大名鼎鼎的玻利維亞女人？”胡利娅姨媽問，“為什麼大名鼎鼎？” “因為你來到利馬時是令人反感的，有一些讨厭的議論，”我及時插嘴說，“哈維爾隻知道事情的第一部分。
” “你這個拙劣的講述者和壞朋友把最精彩的部分藏起來了，”哈維爾恢複了自如，指着我們拉着的手說，“你們怎麼講我？怎麼講？” 他确實興緻很好，沒完沒了地唠叨，開着各種玩笑，胡利娅姨媽很高興見到他。
他發現了我們，使我喜上心頭。
我本來沒打算給他講我戀愛的事，因為我懶得講這些感情上的秘密（在如此複雜的情況下尤其不想講）。
但是既然這個偶然的機會使他知道了這一秘密，我也就願意和他談談這件奇事的變遷。
那天上午，告别的時候，他吻了胡利娅姨媽的面頰，行禮緻意： “我是第一流的皮條客，你們可以指望我為你們做任何事情。
” “你幹嗎不說你将為我們鋪床疊被？”那天下午，當他剛剛出現在我在泛美電台的“雞窩”裡貪婪地打聽細節的時候，我跟他吵起來。
“那麼說，她是你的姨媽，對嗎？”他用手拍拍我說，“很好，你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個富有的、離婚的老情婦。
好極了！” “她不是我的姨媽，而是我舅舅的妻子的妹妹。
”我一邊翻看《新聞報》上一則關于朝鮮戰争的消息，一邊對他解釋他已經知道的事，“她不是我的情人，她不老，也沒有财産，隻有離婚這件事是真的。
” “我說的老，是指她比你大；我說她富有并非批評，而是祝賀；我是主張同有錢女人結婚的。
”哈維爾笑了，“這麼說她不是你的情婦？那麼是你什麼人？戀愛對象？” “介乎兩者之間。
”我對他說，故意惹他生氣。
“啊，你想變成神秘人物，但是，這件事馬上要使你變得臭不可聞，”他警告我說，“再說，你是個無賴，我把同瘦姑娘南西的戀愛情況全部告訴了你，可你對我隐瞞你同有錢女人戀愛的事。
” 我從頭開始把事情給他講了。
我們約會相見是何等麻煩，他也明白了為什麼最近幾個星期内我向他借了兩三次錢。
他很感興趣，一個勁兒地問這問那，最後向我發誓他要成人之美，做我的皮條客。
但是，告别的時候，他變得嚴肅起來： “我認為這是一場遊戲。
”他開導我說，眼睛像慈父般打量着我，“不要忘記，不管怎麼說，我和你還是兩個乳臭未幹的孩子。
” “如果我使她懷了孕，我會讓她堕胎。
”我打算讓哈維爾放心。
哈維爾一走，巴斯庫亞爾便用發生在阿萊瑪尼亞大街的一場連環沖突吸引着大巴布利托。
在這場沖突中，一個粗心大意的比利時遊客為了救一條小狗，把汽車停在公路正中央，這樣，二十幾輛汽車一輛接一輛地卡在一起。
與此同時，我想：那場戀愛真的是一場遊戲？對，是這樣。
這是一段不同尋常的經曆，它比我所有的經曆都更成熟，更大膽。
不過，為了留下美好的回憶，它不該持續太久。
我正這樣思索時，小赫納羅進來邀請我去吃午飯。
他把我帶到馬格達萊納大街一座西班牙風光的花園，為我買了鴨肉飯和夾蜜油炸餅。
喝咖啡的時候，他把清單交給我： “你是他唯一的朋友，跟他講講，他現在正把我們置于一場混戰中。
我不能忍受了。
他說我不開化、無知，昨天他稱我父親為中産階級政治主義者。
我避免同他争吵。
如果再這樣，我就不得不辭退他，這對企業是一場災難。
” 問題的症結是阿根廷大使寄給中央電台的一封信，語言惡毒，抗議廣播小說（外交官稱它們為系列化的連播戲劇故事）的字裡行間充斥着對薩米恩托和聖馬丁的祖國的诽謗、敵視和精神狂般的讕言。
大使列舉了幾個例子說，這些例子并非特意搜集來的，而是使館人員在這類廣播節目中偶然聽到的。
一個節目中說布宜諾斯艾利斯人衆所周知的品行端正隻不過是一種神話，因為他們幾乎所有人都搞同性戀（特别是被動的同性戀）。
一個節目中說，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如此邪惡的家庭裡，由于饑餓，把無用的人——老人和病号——殺死以減輕負擔。
另一個節目中說，阿根廷之所以出口奶牛是因為那裡的家庭真正喜歡食用的是馬肉。
還有一個節目中說阿根廷開展廣泛的足球活動，由于這種活動，特别是用頭頂球，損害了國民的生殖能力，因而在黃褐色的河流兩岸出生了大量的癡呆症患者、發育畸形者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克汀病患者。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家裡——“那裡居住着世界各國的人”，大使的信指出——就在吃飯和睡覺的同一個地方，在一隻普通的桶裡大小便是司空見慣的…… “你感到好笑，我們也感到好笑，”小赫納羅說，啃着指甲，“可是今天來了個律師，我們不再笑了。
如果大使館向政府提出抗議，他們可能要撤掉我們的廣播劇，罰款，關閉電台。
請你去求求情，吓唬吓唬他，别讓他寫阿根廷人了。
” 我答應盡力而為，但是希望不大，因為那位文人是一個非常自信、鐵面無情的人。
我自認已和他稱得上是朋友，除了他使我對昆蟲學産生興趣之外，我對他還抱有敬意。
但是，他對我也是這樣嗎？彼得羅·卡瑪喬看來不會為友誼或任何其他要他脫離“他的藝術愛好”的事浪費時間、精力，
“算了，算了，小巴爾加斯。
” “我是大名鼎鼎的玻利維亞女人？”胡利娅姨媽問，“為什麼大名鼎鼎？” “因為你來到利馬時是令人反感的，有一些讨厭的議論，”我及時插嘴說，“哈維爾隻知道事情的第一部分。
” “你這個拙劣的講述者和壞朋友把最精彩的部分藏起來了，”哈維爾恢複了自如，指着我們拉着的手說，“你們怎麼講我？怎麼講？” 他确實興緻很好，沒完沒了地唠叨，開着各種玩笑，胡利娅姨媽很高興見到他。
他發現了我們，使我喜上心頭。
我本來沒打算給他講我戀愛的事，因為我懶得講這些感情上的秘密（在如此複雜的情況下尤其不想講）。
但是既然這個偶然的機會使他知道了這一秘密，我也就願意和他談談這件奇事的變遷。
那天上午，告别的時候，他吻了胡利娅姨媽的面頰，行禮緻意： “我是第一流的皮條客，你們可以指望我為你們做任何事情。
” “你幹嗎不說你将為我們鋪床疊被？”那天下午，當他剛剛出現在我在泛美電台的“雞窩”裡貪婪地打聽細節的時候，我跟他吵起來。
“那麼說，她是你的姨媽，對嗎？”他用手拍拍我說，“很好，你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個富有的、離婚的老情婦。
好極了！” “她不是我的姨媽，而是我舅舅的妻子的妹妹。
”我一邊翻看《新聞報》上一則關于朝鮮戰争的消息，一邊對他解釋他已經知道的事，“她不是我的情人，她不老，也沒有财産，隻有離婚這件事是真的。
” “我說的老，是指她比你大；我說她富有并非批評，而是祝賀；我是主張同有錢女人結婚的。
”哈維爾笑了，“這麼說她不是你的情婦？那麼是你什麼人？戀愛對象？” “介乎兩者之間。
”我對他說，故意惹他生氣。
“啊，你想變成神秘人物，但是，這件事馬上要使你變得臭不可聞，”他警告我說，“再說，你是個無賴，我把同瘦姑娘南西的戀愛情況全部告訴了你，可你對我隐瞞你同有錢女人戀愛的事。
” 我從頭開始把事情給他講了。
我們約會相見是何等麻煩，他也明白了為什麼最近幾個星期内我向他借了兩三次錢。
他很感興趣，一個勁兒地問這問那，最後向我發誓他要成人之美，做我的皮條客。
但是，告别的時候，他變得嚴肅起來： “我認為這是一場遊戲。
”他開導我說，眼睛像慈父般打量着我，“不要忘記，不管怎麼說，我和你還是兩個乳臭未幹的孩子。
” “如果我使她懷了孕，我會讓她堕胎。
”我打算讓哈維爾放心。
哈維爾一走，巴斯庫亞爾便用發生在阿萊瑪尼亞大街的一場連環沖突吸引着大巴布利托。
在這場沖突中，一個粗心大意的比利時遊客為了救一條小狗，把汽車停在公路正中央，這樣，二十幾輛汽車一輛接一輛地卡在一起。
與此同時，我想：那場戀愛真的是一場遊戲？對，是這樣。
這是一段不同尋常的經曆，它比我所有的經曆都更成熟，更大膽。
不過，為了留下美好的回憶，它不該持續太久。
我正這樣思索時，小赫納羅進來邀請我去吃午飯。
他把我帶到馬格達萊納大街一座西班牙風光的花園，為我買了鴨肉飯和夾蜜油炸餅。
喝咖啡的時候，他把清單交給我： “你是他唯一的朋友，跟他講講，他現在正把我們置于一場混戰中。
我不能忍受了。
他說我不開化、無知，昨天他稱我父親為中産階級政治主義者。
我避免同他争吵。
如果再這樣，我就不得不辭退他，這對企業是一場災難。
” 問題的症結是阿根廷大使寄給中央電台的一封信，語言惡毒，抗議廣播小說（外交官稱它們為系列化的連播戲劇故事）的字裡行間充斥着對薩米恩托和聖馬丁的祖國的诽謗、敵視和精神狂般的讕言。
大使列舉了幾個例子說，這些例子并非特意搜集來的，而是使館人員在這類廣播節目中偶然聽到的。
一個節目中說布宜諾斯艾利斯人衆所周知的品行端正隻不過是一種神話，因為他們幾乎所有人都搞同性戀（特别是被動的同性戀）。
一個節目中說，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如此邪惡的家庭裡，由于饑餓，把無用的人——老人和病号——殺死以減輕負擔。
另一個節目中說，阿根廷之所以出口奶牛是因為那裡的家庭真正喜歡食用的是馬肉。
還有一個節目中說阿根廷開展廣泛的足球活動，由于這種活動，特别是用頭頂球，損害了國民的生殖能力，因而在黃褐色的河流兩岸出生了大量的癡呆症患者、發育畸形者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克汀病患者。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家裡——“那裡居住着世界各國的人”，大使的信指出——就在吃飯和睡覺的同一個地方，在一隻普通的桶裡大小便是司空見慣的…… “你感到好笑，我們也感到好笑，”小赫納羅說，啃着指甲，“可是今天來了個律師，我們不再笑了。
如果大使館向政府提出抗議，他們可能要撤掉我們的廣播劇，罰款，關閉電台。
請你去求求情，吓唬吓唬他，别讓他寫阿根廷人了。
” 我答應盡力而為，但是希望不大，因為那位文人是一個非常自信、鐵面無情的人。
我自認已和他稱得上是朋友，除了他使我對昆蟲學産生興趣之外，我對他還抱有敬意。
但是，他對我也是這樣嗎？彼得羅·卡瑪喬看來不會為友誼或任何其他要他脫離“他的藝術愛好”的事浪費時間、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