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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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稱得上是中央電台的“一号錄音室”。
錄音室裡的觀衆隻有我和大巴布利托，其餘都是積極參加錄音的人。
彼得羅·卡瑪喬一進來，就用他那軍人般的目光告訴我們，必須像可笑的雕像似的待着。
劇本作者兼導演好像變了樣：魁梧、結實，活像一位給紀律嚴明的軍隊進行訓話的将軍。
紀律嚴明？更确切地說，是被迷住了、神魂颠倒、十分狂熱的軍隊。
何塞菲娜·桑切斯挂着大胡子，青筋暴露，我好不容易才把她認出來。
我曾多次看過她錄制台詞，嘴裡嚼着口香糖，手裡打着毛線，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看上去像不知道自己在講些什麼。
如今卻一變而為舉止嚴肅的人，此刻她如不查看——猶如做祈禱——腳本，便總是尊敬而溫順地盯着藝術家，像小孩子第一次接聖餐那天看着祭壇那樣微微顫抖。
盧西亞諾·潘多和另外三個演員（兩個女的和一個很年輕的小夥子）也是如此。
他們互不交談，互不相視；他們的眼睛像被磁鐵吸引似的，從腳本轉向彼得羅·卡瑪喬，再轉向控制音響效果的技師——輕浮的奧喬阿，他在玻璃的另一側，分享着快樂。
他非常嚴肅認真，不斷調試各種控制系統，按電鈕，開燈光，緊皺眉頭，專心緻志地注視着錄音室裡的情況。
五位演員在彼得羅·卡瑪喬周圍站着圍成一圈。
彼得羅·卡瑪喬總是穿着那套黑西服，結着花格領帶，蓬松着頭發。
他正在給演員講解将要開始錄制的那場戲。
他對他們講的并不是什麼指示，至少在他具體交代怎麼念道白——穩重或誇張、慢或快——時那種淡然的樣子說明了這一點。
然而按照他的習慣，在講述深奧的美學和哲理時，總是露出一副高尚、傲慢的神氣，仿佛自己是這方面的權威。
因此，“藝術”和“藝術的”這兩個詞彙便成了那種熱烈的演說中頻繁出現的字眼，如同神奇的軍中口令，什麼都能解決，什麼都能解釋。
但是，比這位玻利維亞文人的話更為罕見的是他說話的那種熱情，也許他的話産生的效果更為罕見。
他講話時打着手勢，不時地踮起腳尖；他的語調慷慨激昂，像一個人掌握了一種急迫的真理，必須宣傳它，讓人分享，讓人接受。
他大獲成功：五位演員癡呆地聽他講話，神情惶惑，眼睛睜得老大老大，像是為了更好地吸收對他們工作（劇本作者兼導演說是他們的“使命”）的訓誡。
我感到遺憾的是胡利娅姨媽不在場，因為當我給她講述在那漫長的半個小時裡我看到在彼得羅·卡瑪喬激昂演說的鼓舞下，從事利馬最卑賤職業的那夥演員如何改形換貌、美化裝扮、精神振奮地排演時，她是不會相信的。
我和大巴布利托坐在錄音室一角的地闆上，我們面前就是剛從勝利電台叛逃而來的那個人，他的周圍放着從那個電台帶來的東西，這是中央電台的最新戰果。
他也以神秘的姿态聆聽了藝術家感情奔放的演說。
錄音一開始，我覺得他就變成了那個場面的中心人物。
他是一個身強力壯、銅色皮膚的小個子，頭發挺硬，穿戴幾乎像乞丐：破舊的黃褲子、綴滿補丁的襯衣、沒有帶子的鞋。
（後來我得知人們都管他叫那個神秘的綽号：石滾子。
）他的工具是：一個舞台、一扇門、一個盛滿水的洗臉盆、一個哨子、一疊白金紙、一台電扇和其他一些類似家用的器皿。
石滾子獨演一台戲，他可以變換腔調，做雜技動作，扮演幾個角色，表演讓人想象得出的姿态。
導演者剛發出預先定好的信号——在充滿對話、哎喲聲和歎息聲的空中像教師那樣擺動着食指——石滾子就在舞台上煞有介事地邁着慢步，發出人物走動由遠及近或由近及遠的腳步聲；看到另一個信号時，他操縱電線以不同的速度轉動着白金紙，發出淅瀝雨聲或刮風的呼嘯聲；再一個信号，他把三個手指放到嘴裡吹起口哨來，錄音室裡充滿了顫音，那是一種在某個春曉時分喚醒别墅裡女主人的顫音。
制造大街上一片嘈雜聲時，他幹得尤其漂亮：在某一特定的時間裡，兩個人物一邊交談一邊穿過阿爾瑪斯廣場，輕浮的奧喬阿利用錄音磁帶發出發動機和汽車喇叭的聲響，但是其他音響效果都是石滾子不靠機器而是自己弄出來的——用舌頭弄出爆裂聲、咯咯的叫聲、嘟嘟囔囔的說話聲、低低的耳語聲（他像是同時做着這些事情）。
在中央電台這間小小的錄音室裡，隻要合上眼睛就能體會到各種聲音：輕松愉快的談話、笑聲、感歎，即一個人在繁華的街道漫步時聽到的一切。
但是，好像這還不夠，石滾子發出十幾種人聲的同時，還在舞台上走動和跳躍着，發出行人在便道上的腳步聲和身體摩擦的聲音。
他同時用腳和手“走路”（手是套上鞋子的），蹲下身子，像猴子一樣垂着雙臂，用肘腕和小臂拍打大腿。
演完阿爾瑪斯廣場中午的嘈雜場面（聲音方面）後，在某種意義上說，用音樂配制——鐵器叮當作響，刮玻璃，為了模仿在松軟地毯上椅子滑動和人跌倒的聲音用幾塊木闆磨蹭臀部——利馬某個高傲的貴婦宅邸内的情況就是小事一樁了：貴婦用中國瓷器為女友倒茶，或者用音響效果使人仿佛親臨巴爾蘭科動物園，可以聽到野獸吼叫，飛禽啼鳴，動物用嘴刨地，豺狼嚎叫（他還另外增加了許多動物）。
錄音完成後，他就像剛剛跑完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馬拉松賽跑，呼哧呼哧喘個不停，兩眼發黑，汗流浃背。
彼得羅·卡瑪喬猶如置身于葬禮上的嚴肅态度感染了他的合作者。
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古巴CMQ電台的廣播劇常常是在狂歡的氣氛中錄制的，演員們一邊表演一邊相互做着怪相，或做着下流的動作嘲弄自己和自己說的話。
現在給人的印象則是，如果有誰開個玩笑，别人就會向他撲過去，把他當作亵渎神明的家夥進行懲罰。
當時我想那也許是出于對上司的恭順裝出來的，為的是不像阿根廷人那樣被趕走，實際上他們并不像上司那樣對自己成為“藝術的牧師”有十分把握。
但是，我錯了。
返回泛美電台時，我和何塞菲娜·桑切斯一起在貝倫大街散了會兒步，何塞菲娜·桑切斯在兩場廣播劇之間的空閑時間要回去為家裡煮點茶。
我問她玻利維亞文人是否每次錄音前都要發表那種慷慨激昂的演說還是這次有點例外。
她那樣輕蔑地看了看我，以緻肥胖的下巴都顫抖了。
“今天他講得不多，因為他沒有靈感。
有時想到他那些思想不保留下來傳給後代，真叫人難過。
” 我問她——她“有那麼豐富的經驗”——是否真的認為彼得羅·卡瑪喬是一位才華出衆的人。
她遲疑了幾秒鐘才找到了恰當的話表達自己的想法： “那個人把藝術家的職業奉為神明。
”
錄音室裡的觀衆隻有我和大巴布利托，其餘都是積極參加錄音的人。
彼得羅·卡瑪喬一進來，就用他那軍人般的目光告訴我們，必須像可笑的雕像似的待着。
劇本作者兼導演好像變了樣：魁梧、結實，活像一位給紀律嚴明的軍隊進行訓話的将軍。
紀律嚴明？更确切地說，是被迷住了、神魂颠倒、十分狂熱的軍隊。
何塞菲娜·桑切斯挂着大胡子，青筋暴露，我好不容易才把她認出來。
我曾多次看過她錄制台詞，嘴裡嚼着口香糖，手裡打着毛線，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看上去像不知道自己在講些什麼。
如今卻一變而為舉止嚴肅的人，此刻她如不查看——猶如做祈禱——腳本，便總是尊敬而溫順地盯着藝術家，像小孩子第一次接聖餐那天看着祭壇那樣微微顫抖。
盧西亞諾·潘多和另外三個演員（兩個女的和一個很年輕的小夥子）也是如此。
他們互不交談，互不相視；他們的眼睛像被磁鐵吸引似的，從腳本轉向彼得羅·卡瑪喬，再轉向控制音響效果的技師——輕浮的奧喬阿，他在玻璃的另一側，分享着快樂。
他非常嚴肅認真，不斷調試各種控制系統，按電鈕，開燈光，緊皺眉頭，專心緻志地注視着錄音室裡的情況。
五位演員在彼得羅·卡瑪喬周圍站着圍成一圈。
彼得羅·卡瑪喬總是穿着那套黑西服，結着花格領帶，蓬松着頭發。
他正在給演員講解将要開始錄制的那場戲。
他對他們講的并不是什麼指示，至少在他具體交代怎麼念道白——穩重或誇張、慢或快——時那種淡然的樣子說明了這一點。
然而按照他的習慣，在講述深奧的美學和哲理時，總是露出一副高尚、傲慢的神氣，仿佛自己是這方面的權威。
因此，“藝術”和“藝術的”這兩個詞彙便成了那種熱烈的演說中頻繁出現的字眼，如同神奇的軍中口令，什麼都能解決，什麼都能解釋。
但是，比這位玻利維亞文人的話更為罕見的是他說話的那種熱情，也許他的話産生的效果更為罕見。
他講話時打着手勢，不時地踮起腳尖；他的語調慷慨激昂，像一個人掌握了一種急迫的真理，必須宣傳它，讓人分享，讓人接受。
他大獲成功：五位演員癡呆地聽他講話，神情惶惑，眼睛睜得老大老大，像是為了更好地吸收對他們工作（劇本作者兼導演說是他們的“使命”）的訓誡。
我感到遺憾的是胡利娅姨媽不在場，因為當我給她講述在那漫長的半個小時裡我看到在彼得羅·卡瑪喬激昂演說的鼓舞下，從事利馬最卑賤職業的那夥演員如何改形換貌、美化裝扮、精神振奮地排演時，她是不會相信的。
我和大巴布利托坐在錄音室一角的地闆上，我們面前就是剛從勝利電台叛逃而來的那個人，他的周圍放着從那個電台帶來的東西，這是中央電台的最新戰果。
他也以神秘的姿态聆聽了藝術家感情奔放的演說。
錄音一開始，我覺得他就變成了那個場面的中心人物。
他是一個身強力壯、銅色皮膚的小個子，頭發挺硬，穿戴幾乎像乞丐：破舊的黃褲子、綴滿補丁的襯衣、沒有帶子的鞋。
（後來我得知人們都管他叫那個神秘的綽号：石滾子。
）他的工具是：一個舞台、一扇門、一個盛滿水的洗臉盆、一個哨子、一疊白金紙、一台電扇和其他一些類似家用的器皿。
石滾子獨演一台戲，他可以變換腔調，做雜技動作，扮演幾個角色，表演讓人想象得出的姿态。
導演者剛發出預先定好的信号——在充滿對話、哎喲聲和歎息聲的空中像教師那樣擺動着食指——石滾子就在舞台上煞有介事地邁着慢步，發出人物走動由遠及近或由近及遠的腳步聲；看到另一個信号時，他操縱電線以不同的速度轉動着白金紙，發出淅瀝雨聲或刮風的呼嘯聲；再一個信号，他把三個手指放到嘴裡吹起口哨來，錄音室裡充滿了顫音，那是一種在某個春曉時分喚醒别墅裡女主人的顫音。
制造大街上一片嘈雜聲時，他幹得尤其漂亮：在某一特定的時間裡，兩個人物一邊交談一邊穿過阿爾瑪斯廣場，輕浮的奧喬阿利用錄音磁帶發出發動機和汽車喇叭的聲響，但是其他音響效果都是石滾子不靠機器而是自己弄出來的——用舌頭弄出爆裂聲、咯咯的叫聲、嘟嘟囔囔的說話聲、低低的耳語聲（他像是同時做着這些事情）。
在中央電台這間小小的錄音室裡，隻要合上眼睛就能體會到各種聲音：輕松愉快的談話、笑聲、感歎，即一個人在繁華的街道漫步時聽到的一切。
但是，好像這還不夠，石滾子發出十幾種人聲的同時，還在舞台上走動和跳躍着，發出行人在便道上的腳步聲和身體摩擦的聲音。
他同時用腳和手“走路”（手是套上鞋子的），蹲下身子，像猴子一樣垂着雙臂，用肘腕和小臂拍打大腿。
演完阿爾瑪斯廣場中午的嘈雜場面（聲音方面）後，在某種意義上說，用音樂配制——鐵器叮當作響，刮玻璃，為了模仿在松軟地毯上椅子滑動和人跌倒的聲音用幾塊木闆磨蹭臀部——利馬某個高傲的貴婦宅邸内的情況就是小事一樁了：貴婦用中國瓷器為女友倒茶，或者用音響效果使人仿佛親臨巴爾蘭科動物園，可以聽到野獸吼叫，飛禽啼鳴，動物用嘴刨地，豺狼嚎叫（他還另外增加了許多動物）。
錄音完成後，他就像剛剛跑完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馬拉松賽跑，呼哧呼哧喘個不停，兩眼發黑，汗流浃背。
彼得羅·卡瑪喬猶如置身于葬禮上的嚴肅态度感染了他的合作者。
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古巴CMQ電台的廣播劇常常是在狂歡的氣氛中錄制的，演員們一邊表演一邊相互做着怪相，或做着下流的動作嘲弄自己和自己說的話。
現在給人的印象則是，如果有誰開個玩笑，别人就會向他撲過去，把他當作亵渎神明的家夥進行懲罰。
當時我想那也許是出于對上司的恭順裝出來的，為的是不像阿根廷人那樣被趕走，實際上他們并不像上司那樣對自己成為“藝術的牧師”有十分把握。
但是，我錯了。
返回泛美電台時，我和何塞菲娜·桑切斯一起在貝倫大街散了會兒步，何塞菲娜·桑切斯在兩場廣播劇之間的空閑時間要回去為家裡煮點茶。
我問她玻利維亞文人是否每次錄音前都要發表那種慷慨激昂的演說還是這次有點例外。
她那樣輕蔑地看了看我，以緻肥胖的下巴都顫抖了。
“今天他講得不多，因為他沒有靈感。
有時想到他那些思想不保留下來傳給後代，真叫人難過。
” 我問她——她“有那麼豐富的經驗”——是否真的認為彼得羅·卡瑪喬是一位才華出衆的人。
她遲疑了幾秒鐘才找到了恰當的話表達自己的想法： “那個人把藝術家的職業奉為神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