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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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似的重複說：“是這樣，我沒想到這一點；是這樣，您說得完全對。
”他帶着一副馬上就要被辭退的神情盯着我。
我安慰他，要他負責給播音員傳送新聞稿。
實際上，他成了帕斯庫亞爾的奴隸。
帕斯庫亞爾叫他整天在頂樓和大街之間奔來奔去，買香煙或從卡拉巴亞大街流動小販那裡給他買夾肉土豆，甚至讓他看看是否在下雨。
大巴布利托以傑出的犧牲精神忍受着這種奴役，甚至對那個折磨他的人比對我更尊敬、更友好。
他不做帕斯庫亞爾吩咐的事情時，便蜷縮在辦公室的角落裡，把頭靠在牆上，暫且睡上一會兒。
他像一台生了鏽的電扇那樣鼾聲隆隆，還伴着哨聲。
他是個氣度很大的人，并不因為彼得羅·卡瑪喬用勝利電台的外來人取代了他而對他懷有半點怨恨。
他總是用最好的言辭誇獎那位玻利維亞文人，對他懷有最真誠的崇敬。
大巴布利托常常向我請假，去看廣播劇的排練。
回來時，一次比一次顯得更興奮。
“這個人是個天才，”他迫不及待地說，“他能想出各種奇招。
” 他總是帶回有關彼得羅·卡瑪喬藝術壯舉的有趣奇聞。
一天，他對我們發誓說，彼得羅·卡瑪喬曾勸盧西亞諾·潘多在登台表演一段愛情對話前預先進行手淫，理由是這樣可以使聲音輕柔，使呼吸更浪漫。
盧西亞諾·潘多拒絕了。
“現在我才知道為什麼每當有愛情場面時，他就鑽到院内的小廁所去，馬裡奧先生，”大巴布利托畫着十字，用嘴舔着手指，“去幹那種丢人的事，肯定是這樣。
怪不得他的聲音那樣輕柔。
” 我和哈維爾争論了老半天，确有其事還是這位新編輯的捏造？我們的結論是，不管怎麼樣，有充分的根據不能把那件事看成絕對不可能。
“你該就這些事情寫故事而不必去寫多羅特奧·馬蒂，”哈維爾訓導我說，“中央電台對文學創作來說是個寶庫。
” 那些日子，我加緊寫作的那篇小說是根據胡利娅姨媽給我講的一段轶事寫的，那是她在拉巴斯的薩維埃德拉劇院親眼看到的。
多羅特奧·馬蒂是一位西班牙演員，他走遍美洲，演出《兇殘的女人》《真正的人》或其他更為慘不忍睹的東西，使廣大觀衆感情沸騰，聲淚俱下。
甚至在利馬——戲劇在那裡作為一種奇聞已從二十世紀消失了——多羅特奧·馬蒂的劇團以它加演的根據神話傳說編寫的、獨一無二的劇目，使整個市政劇院座無虛席。
那劇目的名字是：《我們的主耶稣的生活、受難和死亡》。
藝術家具有一種強烈的務實精神。
那些愛說長論短的人說，有一天夜晚，扮演耶稣的演員中斷了他在橄榄林中的痛苦嗚咽，用溫柔的聲音告訴尊貴的觀衆，劇團第二天将有一場動人的演出，屆時每位紳士可以免費帶上他的伴侶前來觀看（然後又繼續演出骷髅地）。
這恰恰就是胡利娅姨媽在薩維埃德拉劇院看到的那場生活、受難和死亡的演出。
劇情進入高潮時，耶稣在各各他山頂上奄奄一息，觀衆們發現那塊籠罩在香爐煙雲之中的木樁——馬蒂扮演的耶稣被釘在上面——開始搖動。
是意外事件還是事先安排的？聖母、弟子、羅馬軍團的士兵、平民都默默地交換着目光，小心翼翼地往後退，離開那個搖擺不定的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多羅特奧扮演的耶稣把腦袋依然耷拉在胸前，喃喃地說起話來，聲音很低，但池座的前幾排還是能夠聽到：“我死了，我死了。
”無疑，那些被亵渎神明的恐怖吓癱了、站在天幕上隐而不見的人誰也不去扶十字架。
此刻，在一片代替了祈禱聲的恐怖嘈雜聲中，十字架無視各種物理定律，左右搖晃着。
過了幾秒鐘，拉巴斯的觀衆們就看見了加利利的馬蒂被那塊聖木壓着向他所歌頌的舞台墜落下去，并且聽到震撼劇院的雷鳴。
胡利娅姨媽對我發誓說，耶稣摔到舞台上變成肉餅前野蠻地吼叫道：“我死了，他媽的！”特别是這個故事的結尾，我想重新創作。
故事就讓它這樣結尾，以耶稣的吼叫和粗話取得良好的效果。
我希望寫成一個滑稽的故事。
為了掌握幽默的技巧，我在汽車上、火車上、睡覺前躺在床上，都在閱讀我手頭所有名家的作品，從馬克·吐溫、蕭伯納到哈迪埃爾·蓬塞拉和費爾南德斯·弗洛雷斯。
可是，像過去一樣，我寫不出來。
帕斯庫亞爾和大巴布利托不斷地數着我扔到筐子裡的紙張，好在赫納羅父子對新聞部的用紙毫不在乎。
過了兩三個星期，我才認識接替了大巴布利托的那個從勝利電台來的人。
跟他到來之前——那時人們可以自由地去觀看廣播劇錄音——不同，彼得羅·卡瑪喬已經禁止除演員和技師之外的任何人進入錄音室。
為了做到這一點，他把所有的門都關上，在門前放上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大耶稣像。
就連小赫納羅本人也不例外。
我記得一天下午，小赫納羅像是遇到了麻煩需要安慰，氣得鼻子抽動着來到頂樓上向我發牢騷： “我想到錄音室去，可是他一下子停止了排演，我不走他就拒不錄音，”他氣得聲音都變了，“他說我下次再使排演中斷就拿話筒打我的腦袋。
我怎麼辦？是一氣之下把他趕走還是忍氣吞聲？” 我說了些他想讓我說的話，由于廣播劇取得了成功（“為了國家無線電電話事業”等等），要忍氣吞聲，不要再去那位藝術家的領地湊熱鬧。
他這樣做了，我卻害上了獵奇病，很想去看看那位文人是怎樣錄制節目的。
一天上午，在我們慣常喝咖啡的時候，我小心翼翼、拐彎抹角說了一陣，最後鼓起勇氣試探一下彼得羅·卡瑪喬。
我告訴他，很想看看新來的特技技師是怎麼工作的，以便證實一下技師是否像他向我說的那麼好。
“我沒有說他好，而是說他還可以，”他馬上糾正我說，“但是我在教他，他也許能成為一個好技師。
” 他呷了一口滋補劑，用那雙小眼睛冷冷地、有禮貌地看着我，似乎滿腹疑慮，最後無可奈何地同意； “好吧，您明天來，看三點鐘的。
但是，下不為例，我實感遺憾。
我不願意讓演員們分心，不管誰來都會擾亂他們，使他們脫離我的指揮，不能進入角色。
錄制一段戲就是做一次彌撒，我的朋友。
” 實際上，我看到的這次錄制比做彌撒還要莊嚴。
在我所記得的彌撒中（我已多年不進教堂了）從未看到過像錄制《阿爾貝托·金泰羅的禍與福》第十七章那麼真切感人的場面。
演出大概不超過三十分鐘——十分鐘排演、二十分鐘錄制。
可我竟覺得持續了幾小時。
整個演出過程中，鋪着落滿灰塵的綠地毯的玻璃房間裡籠罩着嚴肅的教堂氣氛，從一開始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
”他帶着一副馬上就要被辭退的神情盯着我。
我安慰他，要他負責給播音員傳送新聞稿。
實際上，他成了帕斯庫亞爾的奴隸。
帕斯庫亞爾叫他整天在頂樓和大街之間奔來奔去，買香煙或從卡拉巴亞大街流動小販那裡給他買夾肉土豆，甚至讓他看看是否在下雨。
大巴布利托以傑出的犧牲精神忍受着這種奴役，甚至對那個折磨他的人比對我更尊敬、更友好。
他不做帕斯庫亞爾吩咐的事情時，便蜷縮在辦公室的角落裡，把頭靠在牆上，暫且睡上一會兒。
他像一台生了鏽的電扇那樣鼾聲隆隆，還伴着哨聲。
他是個氣度很大的人，并不因為彼得羅·卡瑪喬用勝利電台的外來人取代了他而對他懷有半點怨恨。
他總是用最好的言辭誇獎那位玻利維亞文人，對他懷有最真誠的崇敬。
大巴布利托常常向我請假，去看廣播劇的排練。
回來時，一次比一次顯得更興奮。
“這個人是個天才，”他迫不及待地說，“他能想出各種奇招。
” 他總是帶回有關彼得羅·卡瑪喬藝術壯舉的有趣奇聞。
一天，他對我們發誓說，彼得羅·卡瑪喬曾勸盧西亞諾·潘多在登台表演一段愛情對話前預先進行手淫，理由是這樣可以使聲音輕柔，使呼吸更浪漫。
盧西亞諾·潘多拒絕了。
“現在我才知道為什麼每當有愛情場面時，他就鑽到院内的小廁所去，馬裡奧先生，”大巴布利托畫着十字，用嘴舔着手指，“去幹那種丢人的事，肯定是這樣。
怪不得他的聲音那樣輕柔。
” 我和哈維爾争論了老半天，确有其事還是這位新編輯的捏造？我們的結論是，不管怎麼樣，有充分的根據不能把那件事看成絕對不可能。
“你該就這些事情寫故事而不必去寫多羅特奧·馬蒂，”哈維爾訓導我說，“中央電台對文學創作來說是個寶庫。
” 那些日子，我加緊寫作的那篇小說是根據胡利娅姨媽給我講的一段轶事寫的，那是她在拉巴斯的薩維埃德拉劇院親眼看到的。
多羅特奧·馬蒂是一位西班牙演員，他走遍美洲，演出《兇殘的女人》《真正的人》或其他更為慘不忍睹的東西，使廣大觀衆感情沸騰，聲淚俱下。
甚至在利馬——戲劇在那裡作為一種奇聞已從二十世紀消失了——多羅特奧·馬蒂的劇團以它加演的根據神話傳說編寫的、獨一無二的劇目，使整個市政劇院座無虛席。
那劇目的名字是：《我們的主耶稣的生活、受難和死亡》。
藝術家具有一種強烈的務實精神。
那些愛說長論短的人說，有一天夜晚，扮演耶稣的演員中斷了他在橄榄林中的痛苦嗚咽，用溫柔的聲音告訴尊貴的觀衆，劇團第二天将有一場動人的演出，屆時每位紳士可以免費帶上他的伴侶前來觀看（然後又繼續演出骷髅地）。
這恰恰就是胡利娅姨媽在薩維埃德拉劇院看到的那場生活、受難和死亡的演出。
劇情進入高潮時，耶稣在各各他山頂上奄奄一息，觀衆們發現那塊籠罩在香爐煙雲之中的木樁——馬蒂扮演的耶稣被釘在上面——開始搖動。
是意外事件還是事先安排的？聖母、弟子、羅馬軍團的士兵、平民都默默地交換着目光，小心翼翼地往後退，離開那個搖擺不定的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多羅特奧扮演的耶稣把腦袋依然耷拉在胸前，喃喃地說起話來，聲音很低，但池座的前幾排還是能夠聽到：“我死了，我死了。
”無疑，那些被亵渎神明的恐怖吓癱了、站在天幕上隐而不見的人誰也不去扶十字架。
此刻，在一片代替了祈禱聲的恐怖嘈雜聲中，十字架無視各種物理定律，左右搖晃着。
過了幾秒鐘，拉巴斯的觀衆們就看見了加利利的馬蒂被那塊聖木壓着向他所歌頌的舞台墜落下去，并且聽到震撼劇院的雷鳴。
胡利娅姨媽對我發誓說，耶稣摔到舞台上變成肉餅前野蠻地吼叫道：“我死了，他媽的！”特别是這個故事的結尾，我想重新創作。
故事就讓它這樣結尾，以耶稣的吼叫和粗話取得良好的效果。
我希望寫成一個滑稽的故事。
為了掌握幽默的技巧，我在汽車上、火車上、睡覺前躺在床上，都在閱讀我手頭所有名家的作品，從馬克·吐溫、蕭伯納到哈迪埃爾·蓬塞拉和費爾南德斯·弗洛雷斯。
可是，像過去一樣，我寫不出來。
帕斯庫亞爾和大巴布利托不斷地數着我扔到筐子裡的紙張，好在赫納羅父子對新聞部的用紙毫不在乎。
過了兩三個星期，我才認識接替了大巴布利托的那個從勝利電台來的人。
跟他到來之前——那時人們可以自由地去觀看廣播劇錄音——不同，彼得羅·卡瑪喬已經禁止除演員和技師之外的任何人進入錄音室。
為了做到這一點，他把所有的門都關上，在門前放上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大耶稣像。
就連小赫納羅本人也不例外。
我記得一天下午，小赫納羅像是遇到了麻煩需要安慰，氣得鼻子抽動着來到頂樓上向我發牢騷： “我想到錄音室去，可是他一下子停止了排演，我不走他就拒不錄音，”他氣得聲音都變了，“他說我下次再使排演中斷就拿話筒打我的腦袋。
我怎麼辦？是一氣之下把他趕走還是忍氣吞聲？” 我說了些他想讓我說的話，由于廣播劇取得了成功（“為了國家無線電電話事業”等等），要忍氣吞聲，不要再去那位藝術家的領地湊熱鬧。
他這樣做了，我卻害上了獵奇病，很想去看看那位文人是怎樣錄制節目的。
一天上午，在我們慣常喝咖啡的時候，我小心翼翼、拐彎抹角說了一陣，最後鼓起勇氣試探一下彼得羅·卡瑪喬。
我告訴他，很想看看新來的特技技師是怎麼工作的，以便證實一下技師是否像他向我說的那麼好。
“我沒有說他好，而是說他還可以，”他馬上糾正我說，“但是我在教他，他也許能成為一個好技師。
” 他呷了一口滋補劑，用那雙小眼睛冷冷地、有禮貌地看着我，似乎滿腹疑慮，最後無可奈何地同意； “好吧，您明天來，看三點鐘的。
但是，下不為例，我實感遺憾。
我不願意讓演員們分心，不管誰來都會擾亂他們，使他們脫離我的指揮，不能進入角色。
錄制一段戲就是做一次彌撒，我的朋友。
” 實際上，我看到的這次錄制比做彌撒還要莊嚴。
在我所記得的彌撒中（我已多年不進教堂了）從未看到過像錄制《阿爾貝托·金泰羅的禍與福》第十七章那麼真切感人的場面。
演出大概不超過三十分鐘——十分鐘排演、二十分鐘錄制。
可我竟覺得持續了幾小時。
整個演出過程中，鋪着落滿灰塵的綠地毯的玻璃房間裡籠罩着嚴肅的教堂氣氛，從一開始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