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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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那裡面有書本上沒有的東西嗎？”
“這玩意兒很生動，親耳聽人物講話覺得更真切，”她思索了一下，然後給我解釋，“再說像我這樣的年紀，耳朵比眼睛更好使。
” 我在别的親戚家也做了類似的調查。
我的姨媽和舅媽——加比、拉烏臘、奧爾卡和奧爾滕西娅，都喜歡廣播劇，因為她們覺得廣播劇很有意思，既有悲傷的，也有快活的；還因為廣播劇使她們有了消遣，使她們充滿幻想，能體會到實際生活中無法體會到的東西；還因為廣播劇表現真人真事，又或者因為每個女人都有點兒浪漫情趣。
當我問她們為什麼不喜歡看書時，她們反駁說：誰那麼傻呀，幹嗎去買書？書裡講的都是些深奧的文化；而廣播劇則簡單明了，惹人發笑，可以消磨時光。
真的，她們确實成天守着收音機，我從未見到她們有誰打開過一本書。
在我們夜間散步時，胡利娅姨媽有時扼要地給我講些她印象深刻的故事，我給她講同玻利維亞文人交談的内容。
這樣，不知不覺，彼得羅·卡瑪喬就成了我們浪漫史的組成部分。
我經過無數次交涉終于修好了打字機那天，小赫納羅本人對我證實了新廣播劇所取得的成就。
他手中拿着文件夾，眉飛色舞地登上閣樓。
“超出了最樂觀的預期，”他對我們說，“兩個星期内，收聽廣播劇的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你們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主辦人将增加百分之二十的收入！” “那麼也意味着給我們增加百分之二十的工資了，赫納羅先生？”帕斯庫亞爾在他的座位上跳起來。
“你們不是在中央電台而是在泛美電台工作，”小赫納羅提醒我們說，“我們是有高尚趣味的，不播放廣播劇。
” 各家日報也很快在專門的版面上與新廣播劇所吸引的聽衆相呼應，開始贊頌彼得羅·卡瑪喬。
吉多·蒙泰維代率先在《最後一點鐘》的專欄尊崇彼得羅·卡瑪喬，稱他是“老練的、富有熱帶想象力和浪漫語言的劇作家，是廣播劇中交響樂的大膽指揮者和具有甜蜜聲音的、多才多藝的表演家”。
可是，這些形容詞的享用者并不了解在他周圍正在掀起的那股熱潮。
一天早上，我到布蘭薩咖啡館去，想拉上他一同去喝咖啡，我發現他寝室的窗戶上貼着一張告示，上面用草體字寫着：“不接待記者，不簽名。
藝術家在工作！請尊重他！” “這是真的還是開玩笑？”我問他。
我品嘗着牛奶咖啡，他喝着薄荷馬黛茶健腦劑。
“非常認真，”他回答說，“這個地方千奇百怪的事情在折磨着我，如果我不制止他們，那兒很快就要有聽衆來排隊了，”他指着聖馬丁廣場說，好像不希望出現那種情況似的，“要照片，要簽名，我的時間像金子般貴重，不能浪費在那種蠢事上。
” 他的話沒有半點自負的意味，隻是表現出一種真心的不安。
他穿着那套慣常穿的黑西服，戴着花格領帶，抽着飛行牌氣味難聞的香煙，像以往一樣，十分嚴肅。
當我給他講我的所有姨媽、舅母都變成了他的狂熱聽衆，小赫納羅對他的廣播劇收聽率激增的效果喜出望外時，我滿以為他會高興。
可是，他厭煩地叫我住嘴，不要說下去，仿佛這些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他許久以前就預料到了。
更确切地說，他告訴我他對“商人們”（從那以後他使用這個詞總是指赫納羅父子）缺乏敏感而覺得很惱火。
“廣播劇尚有不足之處，我的職責是彌補它，他們的職責是幫助我，”他皺着眉頭說，“但是，很清楚，藝術和交易所是死敵，就像豬猡和珍珠。
” “不足之處？”我驚異了，“可是，那是大獲成功的呀！” “盡管我提出了要求，商人們還是不想解雇巴布利托，”他對我解釋說，“這都是出于感情上的考慮。
我不知道他在中央電台幹了多少年頭，可是還是幹這類蠢事，仿佛藝術同仁慈有關系似的。
那個病包兒的無能對我們的工作是一種真正的破壞！” 大巴布利托是被電台環境所吸引來或造就出來的那種惹人喜歡、無法形容的人物之一。
我之所以用巴布利托這個小稱，是因為他個子小。
可他是年過五旬的混血兒，走路總是拖着雙腳，常犯哮喘病，一發病，四周就滿是瘴氣。
上午和下午，他在中央電台和泛美電台逛來逛去，從幫助清潔工打掃、出去給赫納羅父子買電影票和鬥牛票到分發排演券，什麼都幹。
他經常性的工作是搞廣播劇，負責特技。
“這些人以為搞特技是連窮要飯的都可以勝任的簡單事，”彼得羅·卡瑪喬威嚴而冷冰冰地講着，“實際上那也是藝術，而那個半死不活的短腦袋巴布利托又對藝術懂得什麼？” 他向我發誓說，“時機一到”，他将毫不猶豫地親手把“改善他工作”的一切障礙搬掉（他說得那麼肯定，我都信以為真了）。
他感傷地補充說，他沒時間培養一名特技技師，把字母從a到z都教給他；但是，對“當地各個電台”進行迅速考察後，他找到了要找的東西。
他放低聲音，向四周掃了一眼，惡狠狠地結束對話： “對我們合适的那個人在勝利電台。
” 我們和哈維爾一起分析了彼得羅·卡瑪喬實現搞掉大巴布利托的想法的可能性，一緻認為大巴布利托的命運完全取決于民調：如果廣播劇能不斷增加收聽率，他就會被毫不留情地犧牲掉。
果然，沒過一個星期，小赫納羅到頂樓來了，正遇上我在全神貫注地寫一篇新小說。
他可能注意到了我的慌亂。
我很快将打字機上的紙取下來插在新聞稿中，可是他裝作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說。
他露出一副文學藝術家的偉大保護人的神氣，同時對我和帕斯庫亞爾說： “抱怨了那麼久，總算找到了你們想找的新編輯，你們這兩個懶漢，大巴布利托将和你們一道工作。
他們可不要躺在功勞簿上呀！” 新聞部得到的這個補員與其說是物質上的，毋甯說是精神上的，因為第二天早上七點鐘，大巴布利托非常準時地來到辦公室問我該幹什麼時，我讓他整理一下會議紀要。
他面帶懼色，咳嗽了兩聲，臉變成了土色，結結巴巴地說他幹不了這事。
“我可是不識字的呀，先生。
” 我把小赫納羅為我們挑選了一個文盲當編輯這件事看作他樂觀精神的美好表現。
帕斯庫亞爾得知編輯任務由他和大巴布利托分擔時本來很緊張，現在聽說來的人是個文盲，便毫不掩飾他的高興。
他當着我的面教訓他的新同事，說他精神不振，沒有設法去受教育，像他帕斯庫亞爾，雖已進入壯年，可還要去夜校進免費補習班。
大巴布利托吓得膽戰心驚，不斷稱是，像個機器
” 我在别的親戚家也做了類似的調查。
我的姨媽和舅媽——加比、拉烏臘、奧爾卡和奧爾滕西娅，都喜歡廣播劇，因為她們覺得廣播劇很有意思，既有悲傷的，也有快活的；還因為廣播劇使她們有了消遣，使她們充滿幻想，能體會到實際生活中無法體會到的東西；還因為廣播劇表現真人真事，又或者因為每個女人都有點兒浪漫情趣。
當我問她們為什麼不喜歡看書時，她們反駁說：誰那麼傻呀，幹嗎去買書？書裡講的都是些深奧的文化；而廣播劇則簡單明了，惹人發笑，可以消磨時光。
真的，她們确實成天守着收音機，我從未見到她們有誰打開過一本書。
在我們夜間散步時，胡利娅姨媽有時扼要地給我講些她印象深刻的故事，我給她講同玻利維亞文人交談的内容。
這樣，不知不覺，彼得羅·卡瑪喬就成了我們浪漫史的組成部分。
我經過無數次交涉終于修好了打字機那天，小赫納羅本人對我證實了新廣播劇所取得的成就。
他手中拿着文件夾，眉飛色舞地登上閣樓。
“超出了最樂觀的預期，”他對我們說，“兩個星期内，收聽廣播劇的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你們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主辦人将增加百分之二十的收入！” “那麼也意味着給我們增加百分之二十的工資了，赫納羅先生？”帕斯庫亞爾在他的座位上跳起來。
“你們不是在中央電台而是在泛美電台工作，”小赫納羅提醒我們說，“我們是有高尚趣味的，不播放廣播劇。
” 各家日報也很快在專門的版面上與新廣播劇所吸引的聽衆相呼應，開始贊頌彼得羅·卡瑪喬。
吉多·蒙泰維代率先在《最後一點鐘》的專欄尊崇彼得羅·卡瑪喬，稱他是“老練的、富有熱帶想象力和浪漫語言的劇作家，是廣播劇中交響樂的大膽指揮者和具有甜蜜聲音的、多才多藝的表演家”。
可是，這些形容詞的享用者并不了解在他周圍正在掀起的那股熱潮。
一天早上，我到布蘭薩咖啡館去，想拉上他一同去喝咖啡，我發現他寝室的窗戶上貼着一張告示，上面用草體字寫着：“不接待記者，不簽名。
藝術家在工作！請尊重他！” “這是真的還是開玩笑？”我問他。
我品嘗着牛奶咖啡，他喝着薄荷馬黛茶健腦劑。
“非常認真，”他回答說，“這個地方千奇百怪的事情在折磨着我，如果我不制止他們，那兒很快就要有聽衆來排隊了，”他指着聖馬丁廣場說，好像不希望出現那種情況似的，“要照片，要簽名，我的時間像金子般貴重，不能浪費在那種蠢事上。
” 他的話沒有半點自負的意味，隻是表現出一種真心的不安。
他穿着那套慣常穿的黑西服，戴着花格領帶，抽着飛行牌氣味難聞的香煙，像以往一樣，十分嚴肅。
當我給他講我的所有姨媽、舅母都變成了他的狂熱聽衆，小赫納羅對他的廣播劇收聽率激增的效果喜出望外時，我滿以為他會高興。
可是，他厭煩地叫我住嘴，不要說下去，仿佛這些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他許久以前就預料到了。
更确切地說，他告訴我他對“商人們”（從那以後他使用這個詞總是指赫納羅父子）缺乏敏感而覺得很惱火。
“廣播劇尚有不足之處，我的職責是彌補它，他們的職責是幫助我，”他皺着眉頭說，“但是，很清楚，藝術和交易所是死敵，就像豬猡和珍珠。
” “不足之處？”我驚異了，“可是，那是大獲成功的呀！” “盡管我提出了要求，商人們還是不想解雇巴布利托，”他對我解釋說，“這都是出于感情上的考慮。
我不知道他在中央電台幹了多少年頭，可是還是幹這類蠢事，仿佛藝術同仁慈有關系似的。
那個病包兒的無能對我們的工作是一種真正的破壞！” 大巴布利托是被電台環境所吸引來或造就出來的那種惹人喜歡、無法形容的人物之一。
我之所以用巴布利托這個小稱，是因為他個子小。
可他是年過五旬的混血兒，走路總是拖着雙腳，常犯哮喘病，一發病，四周就滿是瘴氣。
上午和下午，他在中央電台和泛美電台逛來逛去，從幫助清潔工打掃、出去給赫納羅父子買電影票和鬥牛票到分發排演券，什麼都幹。
他經常性的工作是搞廣播劇，負責特技。
“這些人以為搞特技是連窮要飯的都可以勝任的簡單事，”彼得羅·卡瑪喬威嚴而冷冰冰地講着，“實際上那也是藝術，而那個半死不活的短腦袋巴布利托又對藝術懂得什麼？” 他向我發誓說，“時機一到”，他将毫不猶豫地親手把“改善他工作”的一切障礙搬掉（他說得那麼肯定，我都信以為真了）。
他感傷地補充說，他沒時間培養一名特技技師，把字母從a到z都教給他；但是，對“當地各個電台”進行迅速考察後，他找到了要找的東西。
他放低聲音，向四周掃了一眼，惡狠狠地結束對話： “對我們合适的那個人在勝利電台。
” 我們和哈維爾一起分析了彼得羅·卡瑪喬實現搞掉大巴布利托的想法的可能性，一緻認為大巴布利托的命運完全取決于民調：如果廣播劇能不斷增加收聽率，他就會被毫不留情地犧牲掉。
果然，沒過一個星期，小赫納羅到頂樓來了，正遇上我在全神貫注地寫一篇新小說。
他可能注意到了我的慌亂。
我很快将打字機上的紙取下來插在新聞稿中，可是他裝作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說。
他露出一副文學藝術家的偉大保護人的神氣，同時對我和帕斯庫亞爾說： “抱怨了那麼久，總算找到了你們想找的新編輯，你們這兩個懶漢，大巴布利托将和你們一道工作。
他們可不要躺在功勞簿上呀！” 新聞部得到的這個補員與其說是物質上的，毋甯說是精神上的，因為第二天早上七點鐘，大巴布利托非常準時地來到辦公室問我該幹什麼時，我讓他整理一下會議紀要。
他面帶懼色，咳嗽了兩聲，臉變成了土色，結結巴巴地說他幹不了這事。
“我可是不識字的呀，先生。
” 我把小赫納羅為我們挑選了一個文盲當編輯這件事看作他樂觀精神的美好表現。
帕斯庫亞爾得知編輯任務由他和大巴布利托分擔時本來很緊張，現在聽說來的人是個文盲，便毫不掩飾他的高興。
他當着我的面教訓他的新同事，說他精神不振，沒有設法去受教育，像他帕斯庫亞爾，雖已進入壯年，可還要去夜校進免費補習班。
大巴布利托吓得膽戰心驚，不斷稱是，像個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