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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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你媽媽，所以你對我講了貼心話，”胡利娅姨媽對我進行心理分析，“這麼說來，多麗塔的兒子竟然成了個流浪者，不行，不行。
糟糕的是，你會餓死的，孩子。
” 她對我說，前一天晚上，她徹夜失眠，回味着玻利瓦爾飯店裡偷偷的接吻。
這位多麗塔的兒子，曾幾何時，至多是昨天吧，她還陪同他媽媽一塊兒送他到科恰班巴的拉薩列學校去上學，她仍然把他當作一個拖鼻涕穿短褲的小孩子，一個為了免得獨自外出才叫他陪自己去看看電影的娃娃，可現在竟長大成人，一下子親起她的嘴來了，她實在難以理解。
“我已長大成人了，”我拉過她的手來親吻，理直氣壯地對她說，“我十八歲了，而且五年前就不是處男了。
” “那麼我呢，我已經三十二歲，十五年前就不是處女了，那我又該是什麼樣的人呢？”她笑了，“一個老掉了牙的女人！” 她的笑聲嘶啞而有力，爽朗歡快；她那張厚嘴唇的嘴巴張得老大老大，眼角堆起皺紋。
她譏諷、調皮地看着我，盡管還不像是對待成年男子，可也不像是對待胎毛未脫的娃娃那樣了。
她起身給我倒了一杯威士忌： “在你昨晚那些大膽的舉動之後，我再不能用可樂招待你了，”她對我裝出難為情的樣子，“我不得不像對待我的求愛者那樣招待你。
” 我對她說，年齡上的差異并不那麼可怕。
“是的，并不見得那麼可怕，”她回答我說，“可是，差一點，隻差一點點，你就正好是我的兒子啦。
” 她給我講述了她的婚後生活。
開始幾年一切如意。
她丈夫在高原上有座莊園，她對鄉居生活是那麼習慣，所以很少到拉巴斯去。
莊園住處很舒适，她喜歡那裡甯靜、健康而簡單的生活：騎馬，遠足，參加印第安人的聚會。
由于她不能生育，陰雲便開始出現；一想到不能傳宗接代，她丈夫便悶悶不樂，後來喝起酒來，從此夫妻關系便沿着吵架、分居、重歸于好的斜坡往下滑，直到最後吵翻。
離婚後，他們保持着良好的朋友關系。
“假如有一天我結婚，是不要孩子的，”我提醒她，“孩子和文學勢不兩立。
” “這就是說，我可以提出申請，挂号排隊了？”胡利娅姨媽風韻十足地對我說。
反駁别人的話時，她反應機敏，顯得很有口才；她饒有風趣地講述桃色故事，她（同到那時為止我所認識的所有女人一樣）對文學一竅不通到可怕的地步。
她給人的印象是，在玻利維亞莊園那漫長的清閑歲月裡隻讀過阿根廷的一些雜志、德利的個别拙作，還有她認為值得回味的一兩本小說：一個叫H.M.胡爾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人的兒子》。
那天晚上，我告辭時問她我們是否去看電影，她說：“完全可以。
”我們去看了夜場。
從那以後，幾乎天天如此。
除了耐着性子看許多墨西哥和阿根廷的歌劇外，我們還無數次地接了吻。
看電影漸漸變成了借口。
我們選擇距離阿爾門達利茨住宅最遠的一些影院（蒙泰卡洛、科利納、馬爾薩諾），以便有更長的時間待在一起。
電影散場後，我們沿着米拉弗洛雷斯空曠無人的街道長時間地來回踱步（每當出現路人或汽車時就分開），做着“小肉餅”（她對我說，在玻利維亞，手挽手被稱為“做小肉餅”），無所不談，而那正是在利馬稱之為冬天的、可怕的季節裡，牛毛細雨淋得我們渾身濕漉漉的。
胡利娅姨媽總是和她的衆多求愛者一同去用午餐或喝茶，但是把晚上的時間留給我。
我們經常去影院，坐在池座的後排（特别是影片很糟的時候），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不影響别的觀衆的情況下接吻而又不被認出來。
我們的關系很快穩定下來，但是沒有定型，處在戀人和情人這兩種格格不入的範疇中某個難以确定的階段。
這一點在我們的談話中常常提及。
說是情人，是指我們總是躲躲閃閃，提心吊膽，怕被人發現，老是覺得在冒風險；但這是精神上的，實際并非如此，因為我們并不放蕩相處（像哈維爾後來大肆渲染的那樣，我們幾乎“碰都不碰”）。
說是戀人，是指我們尊重當時米拉弗洛雷斯青年戀人的某些古老禮儀（看電影，一邊看一邊接吻，手挽手在街上漫步）和保持貞操（在石器時期，米拉弗洛雷斯的姑娘們結婚時一般都是處女，隻有當自己的戀人成為正式的未婚夫時才讓他觸摸乳房和性器官），但是，我們的年齡相差那麼大，又有親緣關系，怎麼會成為戀人？鑒于我們含糊而荒唐的浪漫愛情，我們便開玩笑地稱這種愛情是：“英國式的婚約”“瑞典式的浪漫”“土耳其戲劇性的愛情”。
“一個娃娃和一個老太婆之間的愛情，而且這個老太婆還是娃娃的姨媽，”一天晚上，我們穿過中心公園時，胡利娅姨媽對我說，“這可是彼得羅·卡瑪喬廣播劇的好題材。
” 我提醒她：“她隻不過是我的表姨媽。
”而她對我講，在三點鐘的廣播劇節目裡，聖伊希特羅的一個小夥子非常和藹可親，是用夏威夷滑雪闆滑雪的健兒，他偏偏和他的妹妹發生了關系，更可怕的是，使她懷了孕。
“你是從什麼時候起開始聽廣播劇的？”我問她。
“我是受了姐姐的影響，”她回答說，“實際上，中央電台的那些東西純粹是捕風捉影，都是些令人心碎的劇目。
” 她推心置腹地對我說：聽廣播劇時，她和奧爾卡舅媽常常雙眼含着淚水。
這是我看到彼得羅·卡瑪喬的文筆在利馬居民中産生影響的第一個證明。
以後連續幾天，我又在我家的住處看到了另外的證明。
我常到拉烏臘姨母那裡去，她一見到我出現在大廳門口就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吩咐我保持肅靜。
她把身子傾在收音機旁，好像不單單是為了傾聽，也是為了嗅聞、觸摸玻利維亞藝術家的（或顫抖、或嚴肅、或熱情、或清脆的）聲音。
我到加比姨媽那裡去，見她和奧爾騰西亞姨媽一邊聚精會神地用手指拆線團，一邊洗耳恭聽盧西亞諾·潘多和何塞菲娜·桑切斯怪腔怪調、充滿形容詞的對話。
而在我自己家裡呢？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正如外祖母卡門說的，他們一向“喜愛小小說”，現在卻确确實實地迷上了廣播劇。
我早晨被他們扭動收音機指針發出的聲響吵醒——他們正忙着準備收聽第一次即十點鐘的廣播劇；我吃午飯時，不得不聽下午兩點鐘的廣播劇；白天，不管我什麼時候回家，都碰到兩位老人和廚娘躲在小會客廳裡全神貫注地在足足有櫥窗那麼大小、笨重的收音機旁收聽廣播劇。
最糟糕的是，他們總是把音量開到最大。
“你為什麼那樣喜歡廣播劇？”有一天，我問外祖母，“比如
糟糕的是，你會餓死的，孩子。
” 她對我說，前一天晚上，她徹夜失眠，回味着玻利瓦爾飯店裡偷偷的接吻。
這位多麗塔的兒子，曾幾何時，至多是昨天吧，她還陪同他媽媽一塊兒送他到科恰班巴的拉薩列學校去上學，她仍然把他當作一個拖鼻涕穿短褲的小孩子，一個為了免得獨自外出才叫他陪自己去看看電影的娃娃，可現在竟長大成人，一下子親起她的嘴來了，她實在難以理解。
“我已長大成人了，”我拉過她的手來親吻，理直氣壯地對她說，“我十八歲了，而且五年前就不是處男了。
” “那麼我呢，我已經三十二歲，十五年前就不是處女了，那我又該是什麼樣的人呢？”她笑了，“一個老掉了牙的女人！” 她的笑聲嘶啞而有力，爽朗歡快；她那張厚嘴唇的嘴巴張得老大老大，眼角堆起皺紋。
她譏諷、調皮地看着我，盡管還不像是對待成年男子，可也不像是對待胎毛未脫的娃娃那樣了。
她起身給我倒了一杯威士忌： “在你昨晚那些大膽的舉動之後，我再不能用可樂招待你了，”她對我裝出難為情的樣子，“我不得不像對待我的求愛者那樣招待你。
” 我對她說，年齡上的差異并不那麼可怕。
“是的，并不見得那麼可怕，”她回答我說，“可是，差一點，隻差一點點，你就正好是我的兒子啦。
” 她給我講述了她的婚後生活。
開始幾年一切如意。
她丈夫在高原上有座莊園，她對鄉居生活是那麼習慣，所以很少到拉巴斯去。
莊園住處很舒适，她喜歡那裡甯靜、健康而簡單的生活：騎馬，遠足，參加印第安人的聚會。
由于她不能生育，陰雲便開始出現；一想到不能傳宗接代，她丈夫便悶悶不樂，後來喝起酒來，從此夫妻關系便沿着吵架、分居、重歸于好的斜坡往下滑，直到最後吵翻。
離婚後，他們保持着良好的朋友關系。
“假如有一天我結婚，是不要孩子的，”我提醒她，“孩子和文學勢不兩立。
” “這就是說，我可以提出申請，挂号排隊了？”胡利娅姨媽風韻十足地對我說。
反駁别人的話時，她反應機敏，顯得很有口才；她饒有風趣地講述桃色故事，她（同到那時為止我所認識的所有女人一樣）對文學一竅不通到可怕的地步。
她給人的印象是，在玻利維亞莊園那漫長的清閑歲月裡隻讀過阿根廷的一些雜志、德利的個别拙作，還有她認為值得回味的一兩本小說：一個叫H.M.胡爾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人的兒子》。
那天晚上，我告辭時問她我們是否去看電影，她說：“完全可以。
”我們去看了夜場。
從那以後，幾乎天天如此。
除了耐着性子看許多墨西哥和阿根廷的歌劇外，我們還無數次地接了吻。
看電影漸漸變成了借口。
我們選擇距離阿爾門達利茨住宅最遠的一些影院（蒙泰卡洛、科利納、馬爾薩諾），以便有更長的時間待在一起。
電影散場後，我們沿着米拉弗洛雷斯空曠無人的街道長時間地來回踱步（每當出現路人或汽車時就分開），做着“小肉餅”（她對我說，在玻利維亞，手挽手被稱為“做小肉餅”），無所不談，而那正是在利馬稱之為冬天的、可怕的季節裡，牛毛細雨淋得我們渾身濕漉漉的。
胡利娅姨媽總是和她的衆多求愛者一同去用午餐或喝茶，但是把晚上的時間留給我。
我們經常去影院，坐在池座的後排（特别是影片很糟的時候），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不影響别的觀衆的情況下接吻而又不被認出來。
我們的關系很快穩定下來，但是沒有定型，處在戀人和情人這兩種格格不入的範疇中某個難以确定的階段。
這一點在我們的談話中常常提及。
說是情人，是指我們總是躲躲閃閃，提心吊膽，怕被人發現，老是覺得在冒風險；但這是精神上的，實際并非如此，因為我們并不放蕩相處（像哈維爾後來大肆渲染的那樣，我們幾乎“碰都不碰”）。
說是戀人，是指我們尊重當時米拉弗洛雷斯青年戀人的某些古老禮儀（看電影，一邊看一邊接吻，手挽手在街上漫步）和保持貞操（在石器時期，米拉弗洛雷斯的姑娘們結婚時一般都是處女，隻有當自己的戀人成為正式的未婚夫時才讓他觸摸乳房和性器官），但是，我們的年齡相差那麼大，又有親緣關系，怎麼會成為戀人？鑒于我們含糊而荒唐的浪漫愛情，我們便開玩笑地稱這種愛情是：“英國式的婚約”“瑞典式的浪漫”“土耳其戲劇性的愛情”。
“一個娃娃和一個老太婆之間的愛情，而且這個老太婆還是娃娃的姨媽，”一天晚上，我們穿過中心公園時，胡利娅姨媽對我說，“這可是彼得羅·卡瑪喬廣播劇的好題材。
” 我提醒她：“她隻不過是我的表姨媽。
”而她對我講，在三點鐘的廣播劇節目裡，聖伊希特羅的一個小夥子非常和藹可親，是用夏威夷滑雪闆滑雪的健兒，他偏偏和他的妹妹發生了關系，更可怕的是，使她懷了孕。
“你是從什麼時候起開始聽廣播劇的？”我問她。
“我是受了姐姐的影響，”她回答說，“實際上，中央電台的那些東西純粹是捕風捉影，都是些令人心碎的劇目。
” 她推心置腹地對我說：聽廣播劇時，她和奧爾卡舅媽常常雙眼含着淚水。
這是我看到彼得羅·卡瑪喬的文筆在利馬居民中産生影響的第一個證明。
以後連續幾天，我又在我家的住處看到了另外的證明。
我常到拉烏臘姨母那裡去，她一見到我出現在大廳門口就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吩咐我保持肅靜。
她把身子傾在收音機旁，好像不單單是為了傾聽，也是為了嗅聞、觸摸玻利維亞藝術家的（或顫抖、或嚴肅、或熱情、或清脆的）聲音。
我到加比姨媽那裡去，見她和奧爾騰西亞姨媽一邊聚精會神地用手指拆線團，一邊洗耳恭聽盧西亞諾·潘多和何塞菲娜·桑切斯怪腔怪調、充滿形容詞的對話。
而在我自己家裡呢？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正如外祖母卡門說的，他們一向“喜愛小小說”，現在卻确确實實地迷上了廣播劇。
我早晨被他們扭動收音機指針發出的聲響吵醒——他們正忙着準備收聽第一次即十點鐘的廣播劇；我吃午飯時，不得不聽下午兩點鐘的廣播劇；白天，不管我什麼時候回家，都碰到兩位老人和廚娘躲在小會客廳裡全神貫注地在足足有櫥窗那麼大小、笨重的收音機旁收聽廣播劇。
最糟糕的是，他們總是把音量開到最大。
“你為什麼那樣喜歡廣播劇？”有一天，我問外祖母，“比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