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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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與阿根廷播音員和演員之間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競争。
阿根廷人潮水般地擁入秘魯，其中許多人是由于政治原因被驅逐出境的。
我認為那位玻利維亞筆杆子之所以采取這一行動，是為了赢得本地同事的好感。
但是，事實并非如此，我很快發現這種猜測是不對的。
他對阿根廷人普遍憎惡，對阿根廷演員尤其痛恨，看來這裡面并無讨好的私心。
準備好七點鐘的新聞稿後，我去看他，打算告訴他我有些空閑時間，可以向他提供所需要的資料。
他把我讓進他的洞穴，以一種慷慨的姿态請我坐在除他自己那把椅子之外唯一可坐的地方：充當寫字台的那張桌子的一角。
他仍舊穿着那套西裝，系着那條花格小領帶，置身于一沓沓仔細堆積在雷明頓旁邊的打字稿中間。
那張利馬市平面圖已經用圖釘按在牆壁上，各個街區都用紅鉛筆标上了奇形怪狀的符号以及各式各樣的縮寫字母。
我問他那些标記和字母是什麼意思。
他點了點頭答應告訴我，臉上露出一絲機械的微笑，這微笑包含着發自内心的得意和寬宏大量的神氣。
坐定後，他像發表演說似的開口道：“我是在生活的基礎上創作的，我的作品就像葡萄藤那樣攀附在現實生活上。
為此我才需要地圖，想知道這個世界是不是這個樣子。
” 他給我指着地圖，我探過頭去，以便弄明白他要說什麼。
那些縮寫字母頗為費解，既不是指什麼機關團體，也不是指哪個社會名流。
唯一清楚的是，他把米拉弗洛雷斯、聖依希特羅、維克多裡亞和卡亞俄港各街區都用紅筆圈了出來。
我告訴他，我一點都看不懂，請他解釋一下。
“這很簡單，”他回答說，那口氣頗不耐煩，很像神父的語調，“最重要的是真實，藝術就是這樣的，絕不能虛假，除非在個别情況下。
我必須知道利馬是不是就像我在地圖上标的那樣。
比如，聖依希特羅區标上兩個A是不是合适？它是不是那些世襲名門和暴發貴族混居的街區？” 他在A上面加重了語氣，那腔調似乎在說：“隻有瞎子才看不見陽光。
”他按社會地位把利馬市的街區分了類。
但是，那些限定詞的種類和記名法的法則實在奇怪，有些地方他的定義下得很準确，另外一些則完全是主觀臆斷。
比如，我贊成給赫蘇斯·瑪麗亞區标上MPA（中産階層、職員、家庭主婦），但是我提醒他說，給維克多裡亞和保爾貝尼區打上VMMH（流浪漢、性變态者、暴徒、妓女）的可怕标記是很不公道的，把卡亞俄港縮寫成MPZ（水手、漁夫、黑白混血種人），給塞爾卡多和阿古斯底諾标上FOLI（女傭、工匠、農夫、印第安人）也實在值得商榷。
“這不是科學分類，而是藝術分類。
”他用做報告的口氣說道，一面揮動着那小矮人的手掌，打着魔術的手勢，“我并不對每個區裡的所有人都感興趣，而是那些最惹人注意的人，即那些給每個街區帶來芬芳和光彩的人。
假如一個角色是婦科大夫，他就應該生活在與他的身份相稱的地區，一名警長也是如此。
” 圍繞着城市人口的分布，他對我作了一番詳盡而饒有趣味的詢問（我隻是感覺有趣，因為他一直保持着葬禮般的肅穆神情）。
我發現他最感興趣的事情都是一些極端：百萬富翁與乞丐，白人與黑人，聖徒與罪犯。
他根據我的回答，毫不遲疑地以飛快的動作在地圖上增減、修改原有的符号，這使我想到他所發明和使用的這套分類法大概很有些時間了。
可他為什麼隻在米拉弗洛雷斯、聖依希特羅、維克多裡亞和卡亞俄港标上符号？ “因為這些地方，毫無疑問，将是主要的舞台。
”他說着，那雙突出的眼睛帶着拿破侖式的自滿神情掃視着那四個街區，“我這個人讨厭半瓶子醋、渾水和淡咖啡。
我喜歡是非分明，男女清楚，日夜有别。
在我的作品裡，一向是要麼有貴族，要麼有平民；要麼有妓女，要麼有貴婦。
中産階級既不能使我産生靈感，也不能激起我的聽衆的熱情。
” “您很像浪漫主義作家。
”我突然對他說了一句很不合時宜的話。
“從各方面來說，是他們像我，”他從椅子上跳起來，聲音有些激怒，“我從來沒有抄襲過别人的東西，随便指責我什麼都行，唯獨這種誣蔑我不答應。
恰恰相反，是旁人用最惡毒的方式剽竊我的作品。
” 我想解釋一下，我說的像浪漫主義作家并非有意侮辱他，隻是玩笑而已。
但是，他并不聽我講，因為他突然變得異常惱怒，那副激憤的神情，仿佛面對一群滿懷期望的聽衆。
他口若懸河地用他那美妙的聲音講道：“整個阿根廷到處都流傳着我的作品，它們被拉普拉塔河流域的那幫筆杆子糟蹋得不成樣子。
您以前和阿根廷人相處過嗎？您如果看見一個阿根廷人，就趕快躲開他，因為那股阿根廷臭氣會像麻疹一樣傳染。
” 他的臉色變得蒼白，鼻翼不住地翕動着，接着咬牙切齒地做了一個厭惡的怪相。
面對這一新的個性流露，我感到大惑不解，隻好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什麼，大緻的意思是，拉丁美洲沒有作者權益保障法，實在令人遺憾。
結果我又惹了禍。
“不是這個意思。
被别人剽竊，我并不在乎，”他更加惱怒地反駁，“我們這些藝術家并不是為沽名釣譽而工作，而是出于仁愛。
即使我的作品挂了别的牌号，如果能夠傳遍全球，我也心滿意足。
令人不能原諒這些拉普拉塔的别字先生的是，他們任意篡改我的劇本，把它們弄得不成體統。
你知道他們幹了些什麼嗎？除去改換标題和人名——這是很自然的啰——他們總要用一些阿根廷佐料調味……” “真狂妄……”我打斷他的話，心想這一次肯定說在點子上了，“花樣文章……” 他輕蔑地搖搖頭，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莊重神情，用緩慢、甕聲甕氣、震動這個洞穴的聲音吐出兩句我從未聽他說過的粗話： “搗鬼加性變态。
” 我想讓他說下去，希望知道他為什麼對阿根廷人的仇恨要比一般人強烈，但是看到他那種氣急敗壞的神氣，我沒敢張嘴。
他的面部痛苦地抽動了一下，一隻手在眼前揮過去，仿佛要抹掉某些幻影。
接着，他滿面痛苦的神情，關上鬥室的窗戶，調整打字機的滾筒，蓋好封套，整一整花格領帶，從書桌裡拿出一本厚書塞在腋下，示意要同我出去走走。
他熄了燈，來到門外，鎖好房門。
我問他那是本什麼書。
他親切地撫摸着書背，好像愛撫一隻小花貓。
“一個患難之交，”他激動地低聲說，把書遞給我，“一個忠實的朋友和工作助手。
” 這本書大概是由埃斯巴薩·加爾貝出版社于史前的什麼時候出版的——厚厚的封皮上滿布着五顔六色的污斑和擦痕，書頁已經灰黃——作者是無名之輩（阿達爾貝爾托·卡斯德洪·德拉·雷蓋拉，穆爾西亞大學古典文學、語法和修辭學
阿根廷人潮水般地擁入秘魯，其中許多人是由于政治原因被驅逐出境的。
我認為那位玻利維亞筆杆子之所以采取這一行動，是為了赢得本地同事的好感。
但是，事實并非如此，我很快發現這種猜測是不對的。
他對阿根廷人普遍憎惡，對阿根廷演員尤其痛恨，看來這裡面并無讨好的私心。
準備好七點鐘的新聞稿後，我去看他，打算告訴他我有些空閑時間，可以向他提供所需要的資料。
他把我讓進他的洞穴，以一種慷慨的姿态請我坐在除他自己那把椅子之外唯一可坐的地方：充當寫字台的那張桌子的一角。
他仍舊穿着那套西裝，系着那條花格小領帶，置身于一沓沓仔細堆積在雷明頓旁邊的打字稿中間。
那張利馬市平面圖已經用圖釘按在牆壁上，各個街區都用紅鉛筆标上了奇形怪狀的符号以及各式各樣的縮寫字母。
我問他那些标記和字母是什麼意思。
他點了點頭答應告訴我，臉上露出一絲機械的微笑，這微笑包含着發自内心的得意和寬宏大量的神氣。
坐定後，他像發表演說似的開口道：“我是在生活的基礎上創作的，我的作品就像葡萄藤那樣攀附在現實生活上。
為此我才需要地圖，想知道這個世界是不是這個樣子。
” 他給我指着地圖，我探過頭去，以便弄明白他要說什麼。
那些縮寫字母頗為費解，既不是指什麼機關團體，也不是指哪個社會名流。
唯一清楚的是，他把米拉弗洛雷斯、聖依希特羅、維克多裡亞和卡亞俄港各街區都用紅筆圈了出來。
我告訴他，我一點都看不懂，請他解釋一下。
“這很簡單，”他回答說，那口氣頗不耐煩，很像神父的語調，“最重要的是真實，藝術就是這樣的，絕不能虛假，除非在個别情況下。
我必須知道利馬是不是就像我在地圖上标的那樣。
比如，聖依希特羅區标上兩個A是不是合适？它是不是那些世襲名門和暴發貴族混居的街區？” 他在A上面加重了語氣，那腔調似乎在說：“隻有瞎子才看不見陽光。
”他按社會地位把利馬市的街區分了類。
但是，那些限定詞的種類和記名法的法則實在奇怪，有些地方他的定義下得很準确，另外一些則完全是主觀臆斷。
比如，我贊成給赫蘇斯·瑪麗亞區标上MPA（中産階層、職員、家庭主婦），但是我提醒他說，給維克多裡亞和保爾貝尼區打上VMMH（流浪漢、性變态者、暴徒、妓女）的可怕标記是很不公道的，把卡亞俄港縮寫成MPZ（水手、漁夫、黑白混血種人），給塞爾卡多和阿古斯底諾标上FOLI（女傭、工匠、農夫、印第安人）也實在值得商榷。
“這不是科學分類，而是藝術分類。
”他用做報告的口氣說道，一面揮動着那小矮人的手掌，打着魔術的手勢，“我并不對每個區裡的所有人都感興趣，而是那些最惹人注意的人，即那些給每個街區帶來芬芳和光彩的人。
假如一個角色是婦科大夫，他就應該生活在與他的身份相稱的地區，一名警長也是如此。
” 圍繞着城市人口的分布，他對我作了一番詳盡而饒有趣味的詢問（我隻是感覺有趣，因為他一直保持着葬禮般的肅穆神情）。
我發現他最感興趣的事情都是一些極端：百萬富翁與乞丐，白人與黑人，聖徒與罪犯。
他根據我的回答，毫不遲疑地以飛快的動作在地圖上增減、修改原有的符号，這使我想到他所發明和使用的這套分類法大概很有些時間了。
可他為什麼隻在米拉弗洛雷斯、聖依希特羅、維克多裡亞和卡亞俄港标上符号？ “因為這些地方，毫無疑問，将是主要的舞台。
”他說着，那雙突出的眼睛帶着拿破侖式的自滿神情掃視着那四個街區，“我這個人讨厭半瓶子醋、渾水和淡咖啡。
我喜歡是非分明，男女清楚，日夜有别。
在我的作品裡，一向是要麼有貴族，要麼有平民；要麼有妓女，要麼有貴婦。
中産階級既不能使我産生靈感，也不能激起我的聽衆的熱情。
” “您很像浪漫主義作家。
”我突然對他說了一句很不合時宜的話。
“從各方面來說，是他們像我，”他從椅子上跳起來，聲音有些激怒，“我從來沒有抄襲過别人的東西，随便指責我什麼都行，唯獨這種誣蔑我不答應。
恰恰相反，是旁人用最惡毒的方式剽竊我的作品。
” 我想解釋一下，我說的像浪漫主義作家并非有意侮辱他，隻是玩笑而已。
但是，他并不聽我講，因為他突然變得異常惱怒，那副激憤的神情，仿佛面對一群滿懷期望的聽衆。
他口若懸河地用他那美妙的聲音講道：“整個阿根廷到處都流傳着我的作品，它們被拉普拉塔河流域的那幫筆杆子糟蹋得不成樣子。
您以前和阿根廷人相處過嗎？您如果看見一個阿根廷人，就趕快躲開他，因為那股阿根廷臭氣會像麻疹一樣傳染。
” 他的臉色變得蒼白，鼻翼不住地翕動着，接着咬牙切齒地做了一個厭惡的怪相。
面對這一新的個性流露，我感到大惑不解，隻好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什麼，大緻的意思是，拉丁美洲沒有作者權益保障法，實在令人遺憾。
結果我又惹了禍。
“不是這個意思。
被别人剽竊，我并不在乎，”他更加惱怒地反駁，“我們這些藝術家并不是為沽名釣譽而工作，而是出于仁愛。
即使我的作品挂了别的牌号，如果能夠傳遍全球，我也心滿意足。
令人不能原諒這些拉普拉塔的别字先生的是，他們任意篡改我的劇本，把它們弄得不成體統。
你知道他們幹了些什麼嗎？除去改換标題和人名——這是很自然的啰——他們總要用一些阿根廷佐料調味……” “真狂妄……”我打斷他的話，心想這一次肯定說在點子上了，“花樣文章……” 他輕蔑地搖搖頭，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莊重神情，用緩慢、甕聲甕氣、震動這個洞穴的聲音吐出兩句我從未聽他說過的粗話： “搗鬼加性變态。
” 我想讓他說下去，希望知道他為什麼對阿根廷人的仇恨要比一般人強烈，但是看到他那種氣急敗壞的神氣，我沒敢張嘴。
他的面部痛苦地抽動了一下，一隻手在眼前揮過去，仿佛要抹掉某些幻影。
接着，他滿面痛苦的神情，關上鬥室的窗戶，調整打字機的滾筒，蓋好封套，整一整花格領帶，從書桌裡拿出一本厚書塞在腋下，示意要同我出去走走。
他熄了燈，來到門外，鎖好房門。
我問他那是本什麼書。
他親切地撫摸着書背，好像愛撫一隻小花貓。
“一個患難之交，”他激動地低聲說，把書遞給我，“一個忠實的朋友和工作助手。
” 這本書大概是由埃斯巴薩·加爾貝出版社于史前的什麼時候出版的——厚厚的封皮上滿布着五顔六色的污斑和擦痕，書頁已經灰黃——作者是無名之輩（阿達爾貝爾托·卡斯德洪·德拉·雷蓋拉，穆爾西亞大學古典文學、語法和修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