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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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那次沖突後沒幾天，我又見到了彼得羅·卡瑪喬。
那是上午七點半，我準備好了第一份新聞稿，打算去布蘭薩喝杯牛奶咖啡。
從中央電台的門房經過的時候，我透過小窗看見了那台雷明頓。
我聽到打字機在響，一陣陣在滾筒上敲擊字母的聲音傳進我的耳朵，但是見不到機器後面的人。
我把頭探進窗口，打字人是彼得羅·卡瑪喬，人家給他在看門人的睡房裡安置了辦公室。
這間屋子房頂很矮，牆壁既潮濕又破舊，還很肮髒。
就在這樣一個廢墟般的房間裡，如今放上了一張和那台雷明頓同樣高級的寫字台，那架打字機在上面“嗒嗒”地響個不停。
寫字台和雷明頓的龐大體積幾乎把彼得羅·卡瑪喬的小小身軀吞沒了，他在座位上墊了一對枕頭，盡管如此，他的頭部也隻及鍵盤的高度，雙手與眼睛在同一水平上工作，所以看上去仿佛是在拳擊。
他是那樣地全神貫注，盡管我已站到他身旁，他仍然沒有察覺我的出現。
他那突出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稿子，兩個指頭不停地敲打着，牙齒輕輕咬着舌頭。
他仍然穿着第一天的那身黑色西裝，既沒有脫掉上衣，也沒有摘去花格領帶。
看見他那副聚精會神、忙得不可開交的樣子，看見他那一頭長發和一身十九世紀詩人的裝束，看見他如此嚴肅認真地坐在對他來說顯得那樣龐大的寫字台和打字機前以及那個幾乎容納不下書桌、機器和這個卡瑪喬的狹小房間，不禁感到既同情又好笑。
“卡瑪喬先生，您可真早啊！”我問候道，把半個身體向他湊近。
他隻是目不斜視地點點頭，命令式地示意我，要麼請走，要麼就等一下。
我選擇了後者，等着他打完那句話。
我看到他桌子上堆滿了已打好字的稿紙，地下扔着幾個揉皺的紙團。
那是因為沒有字紙簍。
過了片刻，他的雙手離開鍵盤，看看我，站起身，有禮貌地伸出右手，用一句格言回答了我的問候： “藝術無需時間表。
早上好，我的朋友。
” 我沒有詢問他在這個洞穴裡是否感到厭惡，因為他一定會回答說，困苦的環境有益于藝術的成功。
我甯可邀請他去喝咖啡。
他望望細手腕上晃蕩着的那塊史前樣式手表，低聲咕哝道： “已經創作了一個半小時，應該放松一下了。
” 在前往布蘭薩咖啡館的途中，我問他是否總是一大早就開始工作。
他回答說，他與其他搞創作的人不同，他的靈感是同白日的光亮成正比的。
“我的靈感随着太陽出山而到來，太陽越熱，靈感越旺。
”他唱歌般地解釋說。
與此同時，一個睡眼惺忪的小夥子正在我們身邊打掃布蘭薩撒滿鋸末、煙蒂和果皮的地面。
“東方發白，我就開始寫作。
中午時分，我的大腦像火炬一樣灼熱明亮。
下午，火力逐漸減退，黑夜一到，我就停止工作，因為隻剩下灰燼。
但是沒有關系，下午和晚上正是演員工作效率最高的時候。
我的作息制度安排得井井有條。
” 他說起話來非常嚴肅，我覺得他幾乎沒有感到我在聽他說話。
他是那種隻許别人聽、不許别人講的人。
像第一次見面那樣，使我驚訝的是，他的談吐毫無幽默感，盡管也露出木偶般的微笑——咧嘴，龇牙，聳眉頭——借以裝飾他的獨白。
他無論說什麼，都顯得極其莊重，加上他那完美的咬字發音、矮小的身軀、古怪的裝束、劇場裡的動作，便顯出一種極不尋常的風度。
顯然，他堅信自己所說的一切。
可以看出，他既是世界上最愛裝模作樣的人，也是世界上最誠懇的人。
我試圖把他從藝術範疇的說教拉到普通的家常事務中來。
我問他是否已經安頓下來，這裡有沒有朋友，覺得利馬如何。
對這些世俗話題，他覺得不值一談，用了一種不耐煩的口氣回答說，已經在離中央電台不遠的基爾卡胡同找到了一間“atelier”。
他覺得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無拘無束的，因為藝術家的祖國難道不就是整個世界嗎？他不要咖啡，而是點了一杯馬黛茶泡薄荷。
他解釋說，這種飲料不僅味道甘美，并且可以“滋補心肺”。
他一口接一口、速度均勻地喝着，好像每一次把杯子送到唇邊，都準确地計算過時間。
他剛喝完，便立起身，堅持要各自付款。
接着，他請我陪他去買一份利馬市區交通圖。
我們在聯盟大街一間流動商亭裡找到了他要買的東西。
他對着天空展開地圖，望着各個區縣的五顔六色，滿意地點點頭，要求開一張标明二十索爾的發票。
“這屬于工具書，商人應該開發票。
”他用命令的口氣說道。
後來我們便回電台去。
他走路的姿勢也是奇特的：迅速而緊張，仿佛擔心誤了火車。
我們在中央電台門口分手的時候，他指着那擁擠的辦公室，好像展示一座宮殿似的說道： “實際上辦公室等于在街上，”他洋洋自得地說，“我就像是在人行道上工作。
” “人聲那麼嘈雜，車輛來來往往，這不使您分心嗎？”我大着膽子暗示道。
“恰恰相反，”他使我放心地說，似乎很高興用這樣一個方式報答我，“我寫的就是生活，我的作品要求有現實生活的靶子。
” 我正要走開，他再次揮動食指喊住了我，一面指指地圖一面神秘地請求我下午或明天給他提供一些素材。
我回答說，樂意從命。
回到泛美電台的閣樓裡，我看到帕斯庫亞爾已經把九點鐘的播音稿準備好了。
稿子的開頭，他用了一條他非常喜愛的那類新聞，是從《紀事報》上抄來的，隻不過用一堆形容詞點綴了一番：“在風雨大作的安的列斯群島的海面上，巴拿馬貨輪‘薩爾克号’于昨晚沉沒，八名船員死亡。
他們淹死後，屍體被為害于上述海面的鲨魚咀嚼一空。
”我把“咀嚼”改成“吞食”，删掉了“風雨大作的”和“上述”等詞，最後簽上“已閱”二字。
帕斯庫亞爾并不生氣，他是從來都不生氣，但提出異議： “這個馬裡奧先生呀，總是給我的文體抹黑。
” 整整一周，我都在努力創作一篇短篇小說，是在我叔叔講的一個故事的基礎上寫的。
我叔叔是安卡什省一處莊園裡的大夫，那裡有個農民，夜晚裝扮成畢斯達戈（魔鬼）從蘆葦叢中跑出來吓唬另外一個農民。
那個被捉弄的受害者是那麼害怕，揮起砍刀向畢斯達戈劈去，一下子把他的腦殼砍成兩半，這個魔鬼立刻被打發到另外一個世界裡去了。
那個農民随即躲進山中。
過了不久，一夥農民參加舞會後回家，突然發現有個畢斯達戈在村裡行竊，他們一擁而上，把魔鬼亂棍打死。
死者原來是殺害第一個畢斯達戈的兇手，他為了夜裡回村探視家人而假扮起魔鬼來。
那群殺人犯也逃進山裡，同樣扮成畢斯達戈趁黑夜回村，結果其中兩個人被吓壞了的村民亂刀砍死。
以後這些農民也如此這般，等等，等等。
我原來準備講述的并不像我叔叔彼得羅的莊園裡所發生的那樣，也不像後來我所想象的那樣——在不可
那是上午七點半，我準備好了第一份新聞稿，打算去布蘭薩喝杯牛奶咖啡。
從中央電台的門房經過的時候，我透過小窗看見了那台雷明頓。
我聽到打字機在響，一陣陣在滾筒上敲擊字母的聲音傳進我的耳朵，但是見不到機器後面的人。
我把頭探進窗口，打字人是彼得羅·卡瑪喬，人家給他在看門人的睡房裡安置了辦公室。
這間屋子房頂很矮，牆壁既潮濕又破舊，還很肮髒。
就在這樣一個廢墟般的房間裡，如今放上了一張和那台雷明頓同樣高級的寫字台，那架打字機在上面“嗒嗒”地響個不停。
寫字台和雷明頓的龐大體積幾乎把彼得羅·卡瑪喬的小小身軀吞沒了，他在座位上墊了一對枕頭，盡管如此，他的頭部也隻及鍵盤的高度，雙手與眼睛在同一水平上工作，所以看上去仿佛是在拳擊。
他是那樣地全神貫注，盡管我已站到他身旁，他仍然沒有察覺我的出現。
他那突出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稿子，兩個指頭不停地敲打着，牙齒輕輕咬着舌頭。
他仍然穿着第一天的那身黑色西裝，既沒有脫掉上衣，也沒有摘去花格領帶。
看見他那副聚精會神、忙得不可開交的樣子，看見他那一頭長發和一身十九世紀詩人的裝束，看見他如此嚴肅認真地坐在對他來說顯得那樣龐大的寫字台和打字機前以及那個幾乎容納不下書桌、機器和這個卡瑪喬的狹小房間，不禁感到既同情又好笑。
“卡瑪喬先生，您可真早啊！”我問候道，把半個身體向他湊近。
他隻是目不斜視地點點頭，命令式地示意我，要麼請走，要麼就等一下。
我選擇了後者，等着他打完那句話。
我看到他桌子上堆滿了已打好字的稿紙，地下扔着幾個揉皺的紙團。
那是因為沒有字紙簍。
過了片刻，他的雙手離開鍵盤，看看我，站起身，有禮貌地伸出右手，用一句格言回答了我的問候： “藝術無需時間表。
早上好，我的朋友。
” 我沒有詢問他在這個洞穴裡是否感到厭惡，因為他一定會回答說，困苦的環境有益于藝術的成功。
我甯可邀請他去喝咖啡。
他望望細手腕上晃蕩着的那塊史前樣式手表，低聲咕哝道： “已經創作了一個半小時，應該放松一下了。
” 在前往布蘭薩咖啡館的途中，我問他是否總是一大早就開始工作。
他回答說，他與其他搞創作的人不同，他的靈感是同白日的光亮成正比的。
“我的靈感随着太陽出山而到來，太陽越熱，靈感越旺。
”他唱歌般地解釋說。
與此同時，一個睡眼惺忪的小夥子正在我們身邊打掃布蘭薩撒滿鋸末、煙蒂和果皮的地面。
“東方發白，我就開始寫作。
中午時分，我的大腦像火炬一樣灼熱明亮。
下午，火力逐漸減退，黑夜一到，我就停止工作，因為隻剩下灰燼。
但是沒有關系，下午和晚上正是演員工作效率最高的時候。
我的作息制度安排得井井有條。
” 他說起話來非常嚴肅，我覺得他幾乎沒有感到我在聽他說話。
他是那種隻許别人聽、不許别人講的人。
像第一次見面那樣，使我驚訝的是，他的談吐毫無幽默感，盡管也露出木偶般的微笑——咧嘴，龇牙，聳眉頭——借以裝飾他的獨白。
他無論說什麼，都顯得極其莊重，加上他那完美的咬字發音、矮小的身軀、古怪的裝束、劇場裡的動作，便顯出一種極不尋常的風度。
顯然，他堅信自己所說的一切。
可以看出，他既是世界上最愛裝模作樣的人，也是世界上最誠懇的人。
我試圖把他從藝術範疇的說教拉到普通的家常事務中來。
我問他是否已經安頓下來，這裡有沒有朋友，覺得利馬如何。
對這些世俗話題，他覺得不值一談，用了一種不耐煩的口氣回答說，已經在離中央電台不遠的基爾卡胡同找到了一間“atelier”。
他覺得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無拘無束的，因為藝術家的祖國難道不就是整個世界嗎？他不要咖啡，而是點了一杯馬黛茶泡薄荷。
他解釋說，這種飲料不僅味道甘美，并且可以“滋補心肺”。
他一口接一口、速度均勻地喝着，好像每一次把杯子送到唇邊，都準确地計算過時間。
他剛喝完，便立起身，堅持要各自付款。
接着，他請我陪他去買一份利馬市區交通圖。
我們在聯盟大街一間流動商亭裡找到了他要買的東西。
他對着天空展開地圖，望着各個區縣的五顔六色，滿意地點點頭，要求開一張标明二十索爾的發票。
“這屬于工具書，商人應該開發票。
”他用命令的口氣說道。
後來我們便回電台去。
他走路的姿勢也是奇特的：迅速而緊張，仿佛擔心誤了火車。
我們在中央電台門口分手的時候，他指着那擁擠的辦公室，好像展示一座宮殿似的說道： “實際上辦公室等于在街上，”他洋洋自得地說，“我就像是在人行道上工作。
” “人聲那麼嘈雜，車輛來來往往，這不使您分心嗎？”我大着膽子暗示道。
“恰恰相反，”他使我放心地說，似乎很高興用這樣一個方式報答我，“我寫的就是生活，我的作品要求有現實生活的靶子。
” 我正要走開，他再次揮動食指喊住了我，一面指指地圖一面神秘地請求我下午或明天給他提供一些素材。
我回答說，樂意從命。
回到泛美電台的閣樓裡，我看到帕斯庫亞爾已經把九點鐘的播音稿準備好了。
稿子的開頭，他用了一條他非常喜愛的那類新聞，是從《紀事報》上抄來的，隻不過用一堆形容詞點綴了一番：“在風雨大作的安的列斯群島的海面上，巴拿馬貨輪‘薩爾克号’于昨晚沉沒，八名船員死亡。
他們淹死後，屍體被為害于上述海面的鲨魚咀嚼一空。
”我把“咀嚼”改成“吞食”，删掉了“風雨大作的”和“上述”等詞，最後簽上“已閱”二字。
帕斯庫亞爾并不生氣，他是從來都不生氣，但提出異議： “這個馬裡奧先生呀，總是給我的文體抹黑。
” 整整一周，我都在努力創作一篇短篇小說，是在我叔叔講的一個故事的基礎上寫的。
我叔叔是安卡什省一處莊園裡的大夫，那裡有個農民，夜晚裝扮成畢斯達戈（魔鬼）從蘆葦叢中跑出來吓唬另外一個農民。
那個被捉弄的受害者是那麼害怕，揮起砍刀向畢斯達戈劈去，一下子把他的腦殼砍成兩半，這個魔鬼立刻被打發到另外一個世界裡去了。
那個農民随即躲進山中。
過了不久，一夥農民參加舞會後回家，突然發現有個畢斯達戈在村裡行竊，他們一擁而上，把魔鬼亂棍打死。
死者原來是殺害第一個畢斯達戈的兇手，他為了夜裡回村探視家人而假扮起魔鬼來。
那群殺人犯也逃進山裡，同樣扮成畢斯達戈趁黑夜回村，結果其中兩個人被吓壞了的村民亂刀砍死。
以後這些農民也如此這般，等等，等等。
我原來準備講述的并不像我叔叔彼得羅的莊園裡所發生的那樣，也不像後來我所想象的那樣——在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