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秋銅與孤銅——億父親

政治活動家和學者。

    他活了九十二歲，一生經曆豐富，在思想上、政治上走過曲折複雜的道路。

    他鼓吹過舊民主主義革命，策劃過暗殺清廷要員的活動，後又轉而提倡苦讀救國，拒不參加革命組織。

    他贊成過資産階級代議制，又宣傳基爾特社會主義。

    他接近過袁世凱，又參加了反袁、讨袁鬥争。

    後來投靠段祺瑞，推行複古倒退政策，但又設法營救過李大钊。

    他三次辦《甲寅》，而主旨不一。

    他當過北洋軍閥政府的司法總長、教育總長，也當過新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抗戰期間，他堅持民族氣節。

    毛主席去重慶談判，他關心毛主席的安全。

    在解放戰争後期，他積極為和談奔走，充當和談代表。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積極進言，希望不要打倒劉少奇。

    臨終前，仍緻力于和平統一祖國的活動。

    他在學術上，也有不少建樹。

    晚年出版的《柳文指要》，功力甚深。

    晚節重千鈞。

    郭沫若在章士钊的追悼會上說他擁護中國共産黨，關心社會主義建設，為國家的統一大業，不辭勞苦，鞠躬盡瘁，可為蓋棺之論。

    ” 我想父親大緻就是這樣一個跨越了中國近代現代史上三個時代的曆史人物。

    在他九十二年漫長的生涯中，他走過了一段十分曲折的生命旅程。

    然而縱觀他的一生，他所走過的路似乎頗為典型地映現了中國19世紀末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追求、困惑和理想。

    而最終，在他七十高齡之時迎來了全國解放，使他在一生的最後二十四年中得以親眼見到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新中國的昌盛，我相信他是滿足的。

    遺憾的是，當他1973年病逝香港時，中國大地還處于十年浩劫的災難之中，中國的台灣島還孤懸海峽的那邊。

    他來不及表白心迹就匆匆離去，他自然剪不斷對祖國對民族的絲絲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