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中國席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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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迎接布托。
對于從未到過美國的我們來說，肯尼迪機場的碩大無邊使我們完全搞不清東南西北。
我們上了一條滾動帶，卻聽到廣播說布托所乘的那班飛機已到，是在另一個門。
那滾動帶很長，望過去不知哪裡是盡頭。
我們決定半道跳出來。
于是一群穿着單調顔色的“毛制服”的紅色中國男女外交官開始冒險在滾動着的傳送帶上爬欄杆往外跳，惹得衆多美國旅客目瞪口呆，也氣得機場警衛大聲斥責，要把我們帶走。
我們出示了外交官護照，告訴他們我們來接一個國家首腦，走錯門了。
警衛無可奈何，隻得放過我們。
布托到達後，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和代表熊向晖等即刻去拜訪，共商對策。
我是翻譯。
我們匆匆趕到彼埃爾飯店，那裡的看門的及服務員顯然已得到通知，十分殷勤地為我們開門引路。
但是，等我們拜會完畢出來時，他們的态度卻變得十分冷淡。
同去的人中有人說在美國，周到的服務都要給小費，但在當時的中國，完全沒有小費這個概念，所以我們誰都沒有帶錢，到了大門口隻好自己開門。
我想，對1971年這樁同樣是改變世界的大事應當從頭說起： 1971年10月26日，聯合國通過了恢複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消息傳到北京，第二天，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發來賀電并邀請中國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團出席後一半二十六屆聯大。
那時從周總理到外交部都沒有思想準備。
實際上，我們當時也以為這個問題要在尼克松訪華後的1972年秋天二十七屆聯大時解決。
消息傳來，刻不容緩，我們需要立即答複吳丹。
周總理與外交部商量後由外交部給中央提出了一個意見，大意是雖然聯大通過了決議，但目前聯合國被兩個超級大國把持，成了他們的論壇，因此中國政府決定不派代表團參加。
意見被毛澤東否決，他說應當馬上去。
毛主席還親自指定了由喬冠華任團長。
于是，形勢大變。
周總理興奮不已，親自主持了代表團的組成以及喬冠華聯大發言的讨論。
我想我們很多人都看得出，周恩來的心裡是非常明白的，中國應當派代表團去出席。
但那是個人人自危的時代，尤其是身在中央，一不小心，說錯一句話，提錯一個意見，就會招來災難，輕則批判，重則罷官審查，連共和國的總理也不得不十分謹慎。
周恩來始終需要小心翼翼地生活在毛澤東巨大光輝的陰影中，因此盡管派不派團去聯大其實是個國際常識問題，但周恩來甯可扮演一個烘托“正确決定”的配角，由毛澤東來作出去聯合國的決定。
他把光輝留給偉人，把委屈留給自己。
今天的人們評說周恩來時，有人說他活得太累，也有人批評他不堅持原則。
但我從那個時代走過來，我不知道周恩來不這樣做又能怎樣才能保持國家的正常運轉、他自身的生存安全？ 代表團定于11月10日啟程赴紐約，從上海轉機，先到巴黎，再轉紐約。
在此之前，由高梁帶領先遣隊赴美做準備。
代表團的主要成員及翻譯都由毛澤東主席親自審定，除了喬冠華任團長外，急需決定一位副團長，他将留在紐約任常駐代表。
在衆多人選中，喬冠華推薦了黃華。
黃于半年前剛剛赴任駐加拿大大使，因此周總理問喬如果把黃調去紐約，加方是否會有不滿，認為我們不尊重他們，僅僅半年就把首任大使調走。
冠華力陳派黃華任常駐代表的理由，并說加方由他去做工作。
最後，這個建議被接受，決定通知黃華由加拿大直飛巴黎與代表團會合。
代表團出發前，毛澤東接見了主要成員，作了指示。
他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他還關照，代表團離京時要高規格機場歡送，政治局委員全體出席。
動身那日，首都機場熱鬧非凡，彩旗飄揚，上千群衆歡送。
在京政治局委員全體到場。
那一日，喬冠華成為真正的英雄，數千雙眼睛注視着他，歡呼聲簇擁着他，人們把中國的驕傲、民族的自豪都托付給了這位才華出衆的中國外交家。
喬冠華登機前神情自若，眼中充滿了自信。
他于次日（11月11日）從巴黎飛往紐約的途中，心潮澎湃，難以成眠，寫下了以下詩句： 一九七一， 十一月十一， 萬裡大洋橫渡， 一望長空盡碧。
此去欲何為？ 擒虎子，入虎穴！ 1971年11月11日 冠華後來自己加注如下：“出國前主席多次找我們去談話。
最後一次，我問主席還有什
對于從未到過美國的我們來說，肯尼迪機場的碩大無邊使我們完全搞不清東南西北。
我們上了一條滾動帶，卻聽到廣播說布托所乘的那班飛機已到，是在另一個門。
那滾動帶很長，望過去不知哪裡是盡頭。
我們決定半道跳出來。
于是一群穿着單調顔色的“毛制服”的紅色中國男女外交官開始冒險在滾動着的傳送帶上爬欄杆往外跳，惹得衆多美國旅客目瞪口呆，也氣得機場警衛大聲斥責，要把我們帶走。
我們出示了外交官護照，告訴他們我們來接一個國家首腦，走錯門了。
警衛無可奈何，隻得放過我們。
布托到達後，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和代表熊向晖等即刻去拜訪，共商對策。
我是翻譯。
我們匆匆趕到彼埃爾飯店，那裡的看門的及服務員顯然已得到通知，十分殷勤地為我們開門引路。
但是，等我們拜會完畢出來時，他們的态度卻變得十分冷淡。
同去的人中有人說在美國，周到的服務都要給小費，但在當時的中國，完全沒有小費這個概念，所以我們誰都沒有帶錢，到了大門口隻好自己開門。
我想，對1971年這樁同樣是改變世界的大事應當從頭說起： 1971年10月26日，聯合國通過了恢複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消息傳到北京，第二天，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發來賀電并邀請中國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團出席後一半二十六屆聯大。
那時從周總理到外交部都沒有思想準備。
實際上，我們當時也以為這個問題要在尼克松訪華後的1972年秋天二十七屆聯大時解決。
消息傳來，刻不容緩，我們需要立即答複吳丹。
周總理與外交部商量後由外交部給中央提出了一個意見，大意是雖然聯大通過了決議，但目前聯合國被兩個超級大國把持，成了他們的論壇，因此中國政府決定不派代表團參加。
意見被毛澤東否決，他說應當馬上去。
毛主席還親自指定了由喬冠華任團長。
于是，形勢大變。
周總理興奮不已，親自主持了代表團的組成以及喬冠華聯大發言的讨論。
我想我們很多人都看得出，周恩來的心裡是非常明白的，中國應當派代表團去出席。
但那是個人人自危的時代，尤其是身在中央，一不小心，說錯一句話，提錯一個意見，就會招來災難，輕則批判，重則罷官審查，連共和國的總理也不得不十分謹慎。
周恩來始終需要小心翼翼地生活在毛澤東巨大光輝的陰影中，因此盡管派不派團去聯大其實是個國際常識問題，但周恩來甯可扮演一個烘托“正确決定”的配角，由毛澤東來作出去聯合國的決定。
他把光輝留給偉人，把委屈留給自己。
今天的人們評說周恩來時，有人說他活得太累，也有人批評他不堅持原則。
但我從那個時代走過來，我不知道周恩來不這樣做又能怎樣才能保持國家的正常運轉、他自身的生存安全？ 代表團定于11月10日啟程赴紐約，從上海轉機，先到巴黎，再轉紐約。
在此之前，由高梁帶領先遣隊赴美做準備。
代表團的主要成員及翻譯都由毛澤東主席親自審定，除了喬冠華任團長外，急需決定一位副團長，他将留在紐約任常駐代表。
在衆多人選中，喬冠華推薦了黃華。
黃于半年前剛剛赴任駐加拿大大使，因此周總理問喬如果把黃調去紐約，加方是否會有不滿，認為我們不尊重他們，僅僅半年就把首任大使調走。
冠華力陳派黃華任常駐代表的理由，并說加方由他去做工作。
最後，這個建議被接受，決定通知黃華由加拿大直飛巴黎與代表團會合。
代表團出發前，毛澤東接見了主要成員，作了指示。
他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他還關照，代表團離京時要高規格機場歡送，政治局委員全體出席。
動身那日，首都機場熱鬧非凡，彩旗飄揚，上千群衆歡送。
在京政治局委員全體到場。
那一日，喬冠華成為真正的英雄，數千雙眼睛注視着他，歡呼聲簇擁着他，人們把中國的驕傲、民族的自豪都托付給了這位才華出衆的中國外交家。
喬冠華登機前神情自若，眼中充滿了自信。
他于次日（11月11日）從巴黎飛往紐約的途中，心潮澎湃，難以成眠，寫下了以下詩句： 一九七一， 十一月十一， 萬裡大洋橫渡， 一望長空盡碧。
此去欲何為？ 擒虎子，入虎穴！ 1971年11月11日 冠華後來自己加注如下：“出國前主席多次找我們去談話。
最後一次，我問主席還有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