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中國席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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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交代的，主席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 另一首是： 百畝園中半是苔， 艾蕭未盡蘭花開。
邊緣戰士知何在？ 前度喬郎今又來！ 1971年11月11日 冠華加注：“邊緣戰士指杜勒斯。
1950年11月，我與伍修權出席安理會控告美帝，第一次見到他。
” 我們随行人員對當時的情景都深受感動，熱淚盈眶。
我們深感自己肩上責任的重大。
在中國被孤立二十年後，我們是第一批代表新中國的使者出席聯合國大會，任重道遠。
我們意識到世界各國的代表将從我們身上看到新中國的精神風貌，我們也同樣意識到此行不僅有鮮花和掌聲，更有艱險和困難。
當時台灣雖已撤出聯合國，但是他們同美國尚有外交關系，台灣的“大使館”在華盛頓，“領事館”在紐約。
他們不會甘心失敗。
此外，美國對中國也仍視為敵對國，對于他們阻撓中國進入聯合國企圖的失敗也是耿耿于懷。
從那時到現在，整整三十年過去了。
歲月悠悠，當年的一代風流人物已所剩無幾，即使還在世，也已是耄耋老矣！我自己雖尚未到垂暮之年，但也早已青春不再。
回想起那燃燒激情的歲月，無限感慨！但每當我想到昔日的英雄喬冠華最後的凄涼結局時，我不禁想，當年喬冠華的無限風光也許恰恰埋下了他後來遭遇的禍根。
記得冠華曾對我說，他深知黨内論資排輩的根深蒂固，所以他常常感到自己越是出頭露面，越是如履薄冰。
他曾在反右運動、反右傾運動中先後被批判、處分，如果不是周總理惜才，保護了他，就不會有70年代為國增光的喬冠華，他恐怕早已被發配到哪個邊遠的省份去了。
70年代中國外交的形勢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指揮下造就了外交英雄喬冠華。
曆史證明，他是靠自己的才華、忠誠和淵博的知識赢得世界的贊譽的。
然而，卻有一些比他資曆深的外交界的老同志憤憤不平，所以在後來喬冠華落難時，那些他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共過患難的“戰友”落井下石，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後快。
這是喬冠華晚年最大的悲哀！ 喬冠華一行于11月10日到達巴黎，休整一夜後于翌日乘法航赴紐約。
當時黃鎮同志任駐法大使。
他和冠華終生為友。
在冠華最後遭到極不公平迫害時，黃鎮是堅持公道的少數老幹部之一。
在冠華逝世後，他和夫人朱霖、宋之光大使夫婦以及宮達非、柯華都是外交部老同志中給予我同情與關懷的人，我永遠感激他們！那時，黃鎮大使在他官邸給予冠華及其一行十分熱情的接待。
他和代表團主要成員一起最後一次在行前研究到聯合國後的工作方針。
我記得官邸的會議室是一間全部都是暗紅色裝飾的舒适的房間。
冠華與黃鎮似乎有說不完的話，他們促膝長談至深夜。
第二天，我們搭乘法國航空公司班機赴紐約。
大使和部長們以及主要翻譯購買了頭等艙機票。
上飛機後，我們才發現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資深主持沃特·克朗卡特和他的助手也在頭等艙内。
他們在紐約就開始跟蹤喬冠華的行蹤，并且神通廣大地獲知了喬和他的代表團将于11月11日乘法航班機赴紐約。
于是，克朗卡特趕到巴黎，訂購了同一架航班的頭等艙機票。
當我們最後登機，進入頭等艙時，克朗卡特已穩坐在第二排等待着他要采訪的人物的到來。
盡管克朗卡特非常有禮貌地征詢冠華意見是否能接受他采訪，但這是一段橫渡大西洋的漫長的飛行，如果拒絕采訪，雙方在這狹小的空間要共度十個小時，将會比較尴尬。
當然，喬冠華可能有更深一層的考慮，他很痛快地答應了，使對方非常興奮。
他們拿出錄音機，問冠華是否在意他們錄音。
那是我們見到的第一台卡式錄音機，其實是最早一代的磚頭式的卡式機。
采訪結束後，克朗卡特取出錄音帶，誠懇地希望冠華接受他的小小的禮物——這台卡式磚頭機。
冠華請他幹杯，他祝冠華成功。
這是赴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團接受的第一家美國媒體采訪。
我們無不佩服美國新聞媒體的敏感和效率。
法國航空公司對于中國代表團乘坐他們的班機赴紐約十分高興。
他們也采取了保證安全的措施。
但是也許他們過于謹慎，當我們在大約下午四點左右降落在肯尼迪機場時，法航的機組竟找不到打開艙門的鑰匙。
我們足足在飛機上等了約二十分鐘，他們才找到那把藏得太仔細的鑰匙。
我們從機艙望
’” 另一首是： 百畝園中半是苔， 艾蕭未盡蘭花開。
邊緣戰士知何在？ 前度喬郎今又來！ 1971年11月11日 冠華加注：“邊緣戰士指杜勒斯。
1950年11月，我與伍修權出席安理會控告美帝，第一次見到他。
” 我們随行人員對當時的情景都深受感動，熱淚盈眶。
我們深感自己肩上責任的重大。
在中國被孤立二十年後，我們是第一批代表新中國的使者出席聯合國大會，任重道遠。
我們意識到世界各國的代表将從我們身上看到新中國的精神風貌，我們也同樣意識到此行不僅有鮮花和掌聲，更有艱險和困難。
當時台灣雖已撤出聯合國，但是他們同美國尚有外交關系，台灣的“大使館”在華盛頓，“領事館”在紐約。
他們不會甘心失敗。
此外，美國對中國也仍視為敵對國，對于他們阻撓中國進入聯合國企圖的失敗也是耿耿于懷。
從那時到現在，整整三十年過去了。
歲月悠悠，當年的一代風流人物已所剩無幾，即使還在世，也已是耄耋老矣！我自己雖尚未到垂暮之年，但也早已青春不再。
回想起那燃燒激情的歲月，無限感慨！但每當我想到昔日的英雄喬冠華最後的凄涼結局時，我不禁想，當年喬冠華的無限風光也許恰恰埋下了他後來遭遇的禍根。
記得冠華曾對我說，他深知黨内論資排輩的根深蒂固，所以他常常感到自己越是出頭露面，越是如履薄冰。
他曾在反右運動、反右傾運動中先後被批判、處分，如果不是周總理惜才，保護了他，就不會有70年代為國增光的喬冠華，他恐怕早已被發配到哪個邊遠的省份去了。
70年代中國外交的形勢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指揮下造就了外交英雄喬冠華。
曆史證明，他是靠自己的才華、忠誠和淵博的知識赢得世界的贊譽的。
然而，卻有一些比他資曆深的外交界的老同志憤憤不平，所以在後來喬冠華落難時，那些他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共過患難的“戰友”落井下石，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後快。
這是喬冠華晚年最大的悲哀！ 喬冠華一行于11月10日到達巴黎，休整一夜後于翌日乘法航赴紐約。
當時黃鎮同志任駐法大使。
他和冠華終生為友。
在冠華最後遭到極不公平迫害時，黃鎮是堅持公道的少數老幹部之一。
在冠華逝世後，他和夫人朱霖、宋之光大使夫婦以及宮達非、柯華都是外交部老同志中給予我同情與關懷的人，我永遠感激他們！那時，黃鎮大使在他官邸給予冠華及其一行十分熱情的接待。
他和代表團主要成員一起最後一次在行前研究到聯合國後的工作方針。
我記得官邸的會議室是一間全部都是暗紅色裝飾的舒适的房間。
冠華與黃鎮似乎有說不完的話，他們促膝長談至深夜。
第二天，我們搭乘法國航空公司班機赴紐約。
大使和部長們以及主要翻譯購買了頭等艙機票。
上飛機後，我們才發現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資深主持沃特·克朗卡特和他的助手也在頭等艙内。
他們在紐約就開始跟蹤喬冠華的行蹤，并且神通廣大地獲知了喬和他的代表團将于11月11日乘法航班機赴紐約。
于是，克朗卡特趕到巴黎，訂購了同一架航班的頭等艙機票。
當我們最後登機，進入頭等艙時，克朗卡特已穩坐在第二排等待着他要采訪的人物的到來。
盡管克朗卡特非常有禮貌地征詢冠華意見是否能接受他采訪，但這是一段橫渡大西洋的漫長的飛行，如果拒絕采訪，雙方在這狹小的空間要共度十個小時，将會比較尴尬。
當然，喬冠華可能有更深一層的考慮，他很痛快地答應了，使對方非常興奮。
他們拿出錄音機，問冠華是否在意他們錄音。
那是我們見到的第一台卡式錄音機，其實是最早一代的磚頭式的卡式機。
采訪結束後，克朗卡特取出錄音帶，誠懇地希望冠華接受他的小小的禮物——這台卡式磚頭機。
冠華請他幹杯，他祝冠華成功。
這是赴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團接受的第一家美國媒體采訪。
我們無不佩服美國新聞媒體的敏感和效率。
法國航空公司對于中國代表團乘坐他們的班機赴紐約十分高興。
他們也采取了保證安全的措施。
但是也許他們過于謹慎，當我們在大約下午四點左右降落在肯尼迪機場時，法航的機組竟找不到打開艙門的鑰匙。
我們足足在飛機上等了約二十分鐘，他們才找到那把藏得太仔細的鑰匙。
我們從機艙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