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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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旬的北京，寒風凜冽。
在大門洞開的大殿裡，溫度降至零下，冠華已勞累一周，仍堅持在靈堂替總理守了三天靈。
各國的使節在向新中國外交的奠基人周總理作最後告别時都見到了中國外交部的部長，世界各國的朋友一起為中國外交事業的這顆巨星的隕落默哀悼念。
三天過後，冠華終于心力交瘁，發高燒住進了北京醫院。
住院期間，外交部要召開“反擊右傾翻案風”動員大會，要求冠華出來主持會議。
冠華因病請假，其他兩位副部長也生病。
最後在動員大會上，有人諷刺說：“外交部不景氣，部長們病了好幾個。
不過今天早上給北京醫院打電話問喬部長病情，醫院說他今天的體溫是36.5℃。
”言下之意自然是冠華假裝生病，抵制運動。
我參加會議後到醫院告訴他，他長歎一聲說：“随他們去吧！總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樣了。
”不知為什麼我當時聯想到1957年，冠華幾乎被打成右派，是周總理愛惜人才，把他保下來了。
即使這樣，到了1958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周總理處境困難時，冠華還是被定為犯有右傾錯誤，受到“黨内嚴重警告”處分。
以前冠華對我講到那段時期時曾感慨地說：“那時候真是鬼都不上門啊！連帶有親戚關系的也怕沾邊，不來了。
”我有一種直覺，現在周總理不在了，能像總理那樣了解冠華的又有誰呢？“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正緊鑼密鼓地在外交部展開，等待着冠華的将是怎樣一條鋪滿荊棘的道路！後來的事實證實了我的不祥預感。
冠華是個從不設防的人，他能夠在國際舞台上叱咤風雲，卻無法應付政治生活中的陰謀與陷阱，最後為此付出了寶貴的生命。
不過當我今天回顧這段曆史時，一切榮辱都已成為過眼雲煙，永遠留下的是無情的曆史和公正的人民在審視着每一個曾在曆史上留下足迹的人物的功過。
我相信周總理和冠華此時都在天堂，他們都已超脫了人間的煩惱，終于可以毫無顧慮地促膝長談了。
災難的前夜總理逝世之後，外交部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
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外交部大概是發難最早的。
如今，周總理已不在人世，冠華一生中足以信賴支持的力量失去了，我們在急風驟雨中飄蕩、掙紮，試圖度過又一次的政治危機。
身為一部之長，冠華還想竭力保護老幹部不至于再次受沖擊。
但是，冠華和我都缺乏參與當時那種複雜的政治鬥争和角逐所需的深謀遠慮，更不懂得爾虞我詐的手段。
我們又極容易感情激動，為情緒所支配做錯事情。
因而當一場巨大的政治陰謀和陷阱鋪設在我們面前時，我們身不由己地陷了進去，這也許是冠華所說的“性格就是命運”吧！這一段往事雖已成曆史，但它永遠沉甸甸地壓在我的心頭。
1976年5月下旬開始，一個矛頭針對冠華的計謀就一步緊似一步地展開了。
當時“四人幫”正是嚣張一時，大權在握。
5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江青、張春橋等人指責冠華在外交部不認真“批鄧”，應當對部内“不團結”負責并作檢查。
我們對這突然的襲擊迷惑不解，因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過冠華和我，說外交部的問題是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幹部。
雖然，這與當時“批鄧”整老幹部的全國總形勢恰恰背道而馳，但我們以及部内的許多老同志卻興奮不已，天真地以為外交部這一方土地在那場鋪天蓋地而來的“批鄧”、“反右”的運動中可以奇迹般地把“造反派”的威風壓下去，保住老幹部不受迫害。
此時此刻，在迷惑不解的同時，我們意識到，這種奇迹正如海市蜃樓般地突然消失了，外交部終究不是世外桃源。
從這時開始，冠華的壓力與日俱增。
6月1日的“成都之行”成為對他發起總攻的一個信号。
這年的6月2日，尼泊爾國王訪問成都、西藏。
我們政府方面的主要負責人以及外交部的冠華和韓念龍副部長都去成都同國王會談。
這時，周總理已去世，鄧小平同志蒙難去職，政府有了一位新的領導。
出發之前，我們感到不解的第一件事是一反過去周總理、小平同志的習慣，新的領導人不願意與外交部領導同機赴成都。
6月1日淩晨，禮賓司接到通知要外交部人員早上先赴成都。
而當我們清晨出發飛抵成都，剛剛到達住所時，省裡有關部門來電話通知說領導人的專機也即将到達，相差僅兩三個小時。
當時，四川省的主要領導是趙紫陽、段君毅同志，電話是通知段君毅同志立即返回機場。
我們外交部一行路途勞頓剛剛到達金牛壩賓館，還未來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飯，因此四川省的領導與冠華、韓念龍等同志商量後決定剛剛到達的外交部領導就不必立即再折回機場迎接領導人了。
本來這是情理之中的安排，而且也并非冠華一人所決定，沒想到幾天之後，有人利用此事掀起軒然大波，成為冠華對抗“中央”的第一個罪狀。
偏偏又因為午飯後，外交部的許多同志第一次到成都，想去看看杜甫草堂。
而當時這些曆史古迹都已關閉，不允許參觀。
因此大家央求冠華、韓念龍同志出面要求省裡關照為我們開放幾個小時。
冠華其實很疲勞很想休息，他自己多次去過草堂；但看到那麼多年輕同志想去他還是答應了大家的要求。
冠華計算了一下時間，按我們上午的經驗，領導人大約要到下午五點左右到達賓館，因此他關照說四點半之前必須趕回，在賓館迎候北京來的領導人。
誰又能料到領導人到達後汽車走的是一條戰備公路，比我們穿過充滿遊行隊伍的市區要快了一個多小時。
因此他在我們回賓館前半小時已到達。
于是，冠華的另一大罪狀是“蔑視中央領導”，不僅不去機場迎接，也不在賓館迎候，而是“帶了身邊人”（指我）去逛杜甫草堂。
6月5日，當我們回到北京時，這些消息顯然已先行傳到部裡。
外交部院内貼滿了大字報，指責冠華在成都的這些“嚴重錯誤”。
在這些惡意的歪曲中傷之中還捏造了一條“花邊新聞”，說冠華去杜甫草堂後在那裡由“中國第一攝影師”（指杜修賢同志）為他和“身邊人”照“黃色照片”。
一時部内嘩然，紛紛好奇地猜測冠華和我在杜甫聖像前照了什麼見不得人的照片。
而實際上，隻是我們面對面地坐在一張一米多直徑的石桌兩旁說笑休息。
當然全無“黃色”可言。
“謊言重複千遍即成真理”，處于冠華的位置，我們又不能把照片去貼在大字報上讓大家來鑒别。
有一點是明确的，我們知道這都是搞垮冠華的前奏。
從成都回京的第三天，6月7日晚，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有關外交部問題會議，會上江青、張春橋、毛遠新等人嚴厲地批評冠華不抓外交部的“批鄧”運動，而是“打内戰”，責令他回去開會，作檢查。
回家後冠華百思不得其解，給當時任毛主席聯絡員的毛遠新打了個電話，問他為什麼一切都變了。
毛遠新用十分冷淡而犀利的口氣對他說：“你自己想想，現在中央要集中批鄧，你在外交部幹什麼了？你從來沒有聯系外交實際批右，批鄧，你自己跟着鄧小平有沒有錯誤？為什麼不揭發，不作檢讨？你組織外交部轉移‘批鄧’方向，打内戰，還想利用中央來幫你打内戰。
”盡管我至今仍不明白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出戲，誰是這出戲的真正導演，但戲要以喬冠華的悲劇性垮台為結局這一點是明确的。
正在批喬浪潮一步步升級時，緊接着來的一場暴風雨是8月初在通知外國駐華使館地震期間安排留守人員，其他人員、家屬由中國方面提供方便暫時離開北京的問題上，當時的“中央”終于把冠華放到了被打倒的位置上。
這年的7月28日，唐山發生大地震，波及北京。
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開始兩天，北京的居民隻得露宿街頭。
外國駐華使館也不例外，因為我們無法向他們提供足夠的帳篷，他們都露宿在使館室外空地上。
冠華此時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壓力，但對外他仍是外交部長，代表中國政府對外國使館人員的安全負責。
地震發生後部内的幾位副部長遷入了四十二号賓館在大草坪上搭起的紅絲絨帳篷居住。
冠華卻堅持住在家裡。
司機老楊勸他也暫時住到賓館草坪去，他卻說：“此刻是中央随時要找我的時候。
一百多個外國使、領館的安全尚無保障，我怎麼能隻顧自己安全搬到賓館草坪上去？隻要有一個外國使館人員傷亡，我如何向世界交代？”7月30日晚，紀登奎同志在釣魚台國賓館宴請柬埔寨客人英薩利。
當時，有兩個高級代表團正在北京訪問，一個是英薩利，另一個是伊朗公主阿什拉芙。
由于突發地震，中央決定立即派專機送他們提前去外地訪問。
這天晚上，紀登奎同志宴請英薩利為他送行，冠華參加。
宴會中途，工作人員送進一張紙條。
紀登奎看後神色緊張，随即遞給冠華。
紙條是中辦主任汪東興傳來的，内容說根據震情預告，未來二十四小時内以通縣大廠回族自治縣為震中，可能發生七級以上大地震。
看了這個通報，紀、喬都無心應酬客人，匆匆結束宴會後叮囑禮賓司次日一早一定要送走釣魚台的兩批外賓。
冠華回到家裡把那份震情通報告訴我後，就立即在地圖上找到大廠回族自治縣并測量了它和北京的距離。
他十分焦急，他說北京可能在第一沖擊波上，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後果比唐山更嚴重，必須立即采取措施保護各國使領館。
于是，他通知值班室半小時後在四十二号賓館草坪上召開緊急黨組會議。
我陪他去賓館，黨組在草坪上開會，我也已疲憊不堪，從家裡搬了個躺椅在主樓邊的便道上休息等候。
會議開了一個多小時就散了。
回家路上，冠華說，黨組決定連夜通知各國使館留下留守人員，其他人，尤其是婦女兒童，由中國民航提供專機暫時撤往廣州、上海，待震情穩定後再回北京。
有願意提前休假的，中國方面也将協助解決機票。
冠華說他打電話未找到當時的政府主要領導，隻好告訴秘書了。
由于時間緊迫，因此黨組決定一面通知使館及民航，一面呈文給中央，一定要趕在可能的大地震發生前盡可能撤出大部分外國使、領館人員。
他說震情通報不一定準确，但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切不可掉以輕心。
要盡一切可能不使一個在華外國人在地震中受傷。
辦完這件事已是淩晨時分，冠華已精疲力竭。
自從地震發生後，他白天奔走于外交部幾個宿舍區的臨時地震棚看望部内人員，視察生活安排。
晚上還要處理繁忙的外交文件及防震事宜，一晚睡不上三四小時。
由于他拒絕遷往賓館草坪上舒适的大帳篷，我隻好像北京所有老百姓一
在大門洞開的大殿裡，溫度降至零下，冠華已勞累一周，仍堅持在靈堂替總理守了三天靈。
各國的使節在向新中國外交的奠基人周總理作最後告别時都見到了中國外交部的部長，世界各國的朋友一起為中國外交事業的這顆巨星的隕落默哀悼念。
三天過後，冠華終于心力交瘁，發高燒住進了北京醫院。
住院期間，外交部要召開“反擊右傾翻案風”動員大會，要求冠華出來主持會議。
冠華因病請假，其他兩位副部長也生病。
最後在動員大會上，有人諷刺說：“外交部不景氣，部長們病了好幾個。
不過今天早上給北京醫院打電話問喬部長病情，醫院說他今天的體溫是36.5℃。
”言下之意自然是冠華假裝生病，抵制運動。
我參加會議後到醫院告訴他，他長歎一聲說：“随他們去吧！總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樣了。
”不知為什麼我當時聯想到1957年，冠華幾乎被打成右派，是周總理愛惜人才，把他保下來了。
即使這樣，到了1958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周總理處境困難時，冠華還是被定為犯有右傾錯誤，受到“黨内嚴重警告”處分。
以前冠華對我講到那段時期時曾感慨地說：“那時候真是鬼都不上門啊！連帶有親戚關系的也怕沾邊，不來了。
”我有一種直覺，現在周總理不在了，能像總理那樣了解冠華的又有誰呢？“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正緊鑼密鼓地在外交部展開，等待着冠華的将是怎樣一條鋪滿荊棘的道路！後來的事實證實了我的不祥預感。
冠華是個從不設防的人，他能夠在國際舞台上叱咤風雲，卻無法應付政治生活中的陰謀與陷阱，最後為此付出了寶貴的生命。
不過當我今天回顧這段曆史時，一切榮辱都已成為過眼雲煙，永遠留下的是無情的曆史和公正的人民在審視着每一個曾在曆史上留下足迹的人物的功過。
我相信周總理和冠華此時都在天堂，他們都已超脫了人間的煩惱，終于可以毫無顧慮地促膝長談了。
災難的前夜總理逝世之後，外交部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
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外交部大概是發難最早的。
如今，周總理已不在人世，冠華一生中足以信賴支持的力量失去了，我們在急風驟雨中飄蕩、掙紮，試圖度過又一次的政治危機。
身為一部之長，冠華還想竭力保護老幹部不至于再次受沖擊。
但是，冠華和我都缺乏參與當時那種複雜的政治鬥争和角逐所需的深謀遠慮，更不懂得爾虞我詐的手段。
我們又極容易感情激動，為情緒所支配做錯事情。
因而當一場巨大的政治陰謀和陷阱鋪設在我們面前時，我們身不由己地陷了進去，這也許是冠華所說的“性格就是命運”吧！這一段往事雖已成曆史，但它永遠沉甸甸地壓在我的心頭。
1976年5月下旬開始，一個矛頭針對冠華的計謀就一步緊似一步地展開了。
當時“四人幫”正是嚣張一時，大權在握。
5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江青、張春橋等人指責冠華在外交部不認真“批鄧”，應當對部内“不團結”負責并作檢查。
我們對這突然的襲擊迷惑不解，因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過冠華和我，說外交部的問題是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幹部。
雖然，這與當時“批鄧”整老幹部的全國總形勢恰恰背道而馳，但我們以及部内的許多老同志卻興奮不已，天真地以為外交部這一方土地在那場鋪天蓋地而來的“批鄧”、“反右”的運動中可以奇迹般地把“造反派”的威風壓下去，保住老幹部不受迫害。
此時此刻，在迷惑不解的同時，我們意識到，這種奇迹正如海市蜃樓般地突然消失了，外交部終究不是世外桃源。
從這時開始，冠華的壓力與日俱增。
6月1日的“成都之行”成為對他發起總攻的一個信号。
這年的6月2日，尼泊爾國王訪問成都、西藏。
我們政府方面的主要負責人以及外交部的冠華和韓念龍副部長都去成都同國王會談。
這時，周總理已去世，鄧小平同志蒙難去職，政府有了一位新的領導。
出發之前，我們感到不解的第一件事是一反過去周總理、小平同志的習慣，新的領導人不願意與外交部領導同機赴成都。
6月1日淩晨，禮賓司接到通知要外交部人員早上先赴成都。
而當我們清晨出發飛抵成都，剛剛到達住所時，省裡有關部門來電話通知說領導人的專機也即将到達，相差僅兩三個小時。
當時，四川省的主要領導是趙紫陽、段君毅同志，電話是通知段君毅同志立即返回機場。
我們外交部一行路途勞頓剛剛到達金牛壩賓館，還未來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飯，因此四川省的領導與冠華、韓念龍等同志商量後決定剛剛到達的外交部領導就不必立即再折回機場迎接領導人了。
本來這是情理之中的安排，而且也并非冠華一人所決定，沒想到幾天之後，有人利用此事掀起軒然大波，成為冠華對抗“中央”的第一個罪狀。
偏偏又因為午飯後，外交部的許多同志第一次到成都，想去看看杜甫草堂。
而當時這些曆史古迹都已關閉，不允許參觀。
因此大家央求冠華、韓念龍同志出面要求省裡關照為我們開放幾個小時。
冠華其實很疲勞很想休息，他自己多次去過草堂；但看到那麼多年輕同志想去他還是答應了大家的要求。
冠華計算了一下時間，按我們上午的經驗，領導人大約要到下午五點左右到達賓館，因此他關照說四點半之前必須趕回，在賓館迎候北京來的領導人。
誰又能料到領導人到達後汽車走的是一條戰備公路，比我們穿過充滿遊行隊伍的市區要快了一個多小時。
因此他在我們回賓館前半小時已到達。
于是，冠華的另一大罪狀是“蔑視中央領導”，不僅不去機場迎接，也不在賓館迎候，而是“帶了身邊人”（指我）去逛杜甫草堂。
6月5日，當我們回到北京時，這些消息顯然已先行傳到部裡。
外交部院内貼滿了大字報，指責冠華在成都的這些“嚴重錯誤”。
在這些惡意的歪曲中傷之中還捏造了一條“花邊新聞”，說冠華去杜甫草堂後在那裡由“中國第一攝影師”（指杜修賢同志）為他和“身邊人”照“黃色照片”。
一時部内嘩然，紛紛好奇地猜測冠華和我在杜甫聖像前照了什麼見不得人的照片。
而實際上，隻是我們面對面地坐在一張一米多直徑的石桌兩旁說笑休息。
當然全無“黃色”可言。
“謊言重複千遍即成真理”，處于冠華的位置，我們又不能把照片去貼在大字報上讓大家來鑒别。
有一點是明确的，我們知道這都是搞垮冠華的前奏。
從成都回京的第三天，6月7日晚，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有關外交部問題會議，會上江青、張春橋、毛遠新等人嚴厲地批評冠華不抓外交部的“批鄧”運動，而是“打内戰”，責令他回去開會，作檢查。
回家後冠華百思不得其解，給當時任毛主席聯絡員的毛遠新打了個電話，問他為什麼一切都變了。
毛遠新用十分冷淡而犀利的口氣對他說：“你自己想想，現在中央要集中批鄧，你在外交部幹什麼了？你從來沒有聯系外交實際批右，批鄧，你自己跟着鄧小平有沒有錯誤？為什麼不揭發，不作檢讨？你組織外交部轉移‘批鄧’方向，打内戰，還想利用中央來幫你打内戰。
”盡管我至今仍不明白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出戲，誰是這出戲的真正導演，但戲要以喬冠華的悲劇性垮台為結局這一點是明确的。
正在批喬浪潮一步步升級時，緊接着來的一場暴風雨是8月初在通知外國駐華使館地震期間安排留守人員，其他人員、家屬由中國方面提供方便暫時離開北京的問題上，當時的“中央”終于把冠華放到了被打倒的位置上。
這年的7月28日，唐山發生大地震，波及北京。
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開始兩天，北京的居民隻得露宿街頭。
外國駐華使館也不例外，因為我們無法向他們提供足夠的帳篷，他們都露宿在使館室外空地上。
冠華此時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壓力，但對外他仍是外交部長，代表中國政府對外國使館人員的安全負責。
地震發生後部内的幾位副部長遷入了四十二号賓館在大草坪上搭起的紅絲絨帳篷居住。
冠華卻堅持住在家裡。
司機老楊勸他也暫時住到賓館草坪去，他卻說：“此刻是中央随時要找我的時候。
一百多個外國使、領館的安全尚無保障，我怎麼能隻顧自己安全搬到賓館草坪上去？隻要有一個外國使館人員傷亡，我如何向世界交代？”7月30日晚，紀登奎同志在釣魚台國賓館宴請柬埔寨客人英薩利。
當時，有兩個高級代表團正在北京訪問，一個是英薩利，另一個是伊朗公主阿什拉芙。
由于突發地震，中央決定立即派專機送他們提前去外地訪問。
這天晚上，紀登奎同志宴請英薩利為他送行，冠華參加。
宴會中途，工作人員送進一張紙條。
紀登奎看後神色緊張，随即遞給冠華。
紙條是中辦主任汪東興傳來的，内容說根據震情預告，未來二十四小時内以通縣大廠回族自治縣為震中，可能發生七級以上大地震。
看了這個通報，紀、喬都無心應酬客人，匆匆結束宴會後叮囑禮賓司次日一早一定要送走釣魚台的兩批外賓。
冠華回到家裡把那份震情通報告訴我後，就立即在地圖上找到大廠回族自治縣并測量了它和北京的距離。
他十分焦急，他說北京可能在第一沖擊波上，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後果比唐山更嚴重，必須立即采取措施保護各國使領館。
于是，他通知值班室半小時後在四十二号賓館草坪上召開緊急黨組會議。
我陪他去賓館，黨組在草坪上開會，我也已疲憊不堪，從家裡搬了個躺椅在主樓邊的便道上休息等候。
會議開了一個多小時就散了。
回家路上，冠華說，黨組決定連夜通知各國使館留下留守人員，其他人，尤其是婦女兒童，由中國民航提供專機暫時撤往廣州、上海，待震情穩定後再回北京。
有願意提前休假的，中國方面也将協助解決機票。
冠華說他打電話未找到當時的政府主要領導，隻好告訴秘書了。
由于時間緊迫，因此黨組決定一面通知使館及民航，一面呈文給中央，一定要趕在可能的大地震發生前盡可能撤出大部分外國使、領館人員。
他說震情通報不一定準确，但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切不可掉以輕心。
要盡一切可能不使一個在華外國人在地震中受傷。
辦完這件事已是淩晨時分，冠華已精疲力竭。
自從地震發生後，他白天奔走于外交部幾個宿舍區的臨時地震棚看望部内人員，視察生活安排。
晚上還要處理繁忙的外交文件及防震事宜，一晚睡不上三四小時。
由于他拒絕遷往賓館草坪上舒适的大帳篷，我隻好像北京所有老百姓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