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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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第二、第三個人請你，你去不去？去吧，時間可惜，不去又得罪人。
然後你還要回請。
人家說我六親不認，我看還是這樣好。
應酬多了沒有什麼好處。
以後再互相送東西，事情越鬧越多。
你不要卷進去為好。
”後來，冠華處于逆境，他的一位老友來看他，埋怨他說：“當初你在台上，那麼多領導都願意同你來往，你總是除了工作，從不去走動走動。
我過去勸你要多來往，你不聽，現在你有困難了，平時不走動，也不好有事幫忙才找人啊！”冠華說：“我不後悔。
我現在也沒有必要到處去找人。
我求的是公正，相信黨中央會清楚的。
” 我不禁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
1971年11月，我們參加第一個中國代表團赴紐約參加聯大二十六屆會議。
當時，中美關系還是對峙階段，沒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或民間往來。
初到美國，出奇地新鮮。
我們代表團中的年輕人聚在一起說，要給周總理帶點美國東西回去，中國外交的突破，進入聯合國，他是奠基人。
于是，我們買了一盒巧克力，一盒餅幹，這在當時的國内是從來見不到的外國貨。
回到北京，我們把這些東西送給總理身邊的小高，并且謊稱“這是喬部長送給總理的”。
我們當時不了解總理與冠華之間三十年形成的相知，以為說是喬部長送的，總理就會留下。
誰知事情适得其反。
東西送給總理後不久，有一次總理召集外交部許多幹部開會。
記得是在人大會堂的西大廳。
會開完後，總理突然轉向冠華，很嚴肅地問他：“你為什麼要給我送禮？”冠華被問得莫名其妙，說：“我哪裡給總理送過禮？”總理說：“你從聯合國回來送了我餅幹和糖。
你應當知道我的規矩，為什麼要送東西？我要當着大家問你，你把東西拿回去。
”冠華更是糊塗，說他從未給總理送過這些東西。
這時，我們與此事有關的幾個隻好承認是我們幹的，用了喬部長的名，沒跟他打招呼。
總理口氣溫和多了，說：“是你們的好意，那就算了，送給工作人員大家嘗嘗，美國來的嘛！不過以後不要這樣做了，我從來不收禮物。
” 然而，在這冷靜的背後，總理與冠華之間又是如此深情地關懷着彼此。
1974年春天，總理手術之後，開始恢複得很好，但過了幾個月病情不幸又複發了。
第二年秋天當我随冠華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又來到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時，總理的病情惡化了，冠華心情十分沉重。
快回國時，冠華同我商量想帶點東西給總理。
我說：“你不是從來不給總理送禮的嗎？”冠華神色黯淡地說：“可是總理現在是病人啊！我想他會懂我的意思。
” 于是，我們從自己當時的十美元零用錢中買了一盒蘇打餅幹，一大盒夏威夷果。
冠華說總理平時最愛吃花生米，他一定會喜歡這夏威夷果。
他說路過巴黎時再讓曾濤同志準備點總理和鄧小平同志最喜歡的法國新月形面包。
回到北京，由于當時的政治氣氛，我們隻能秘密地讓司機把這些東西送到總理醫院。
那時，除了見外賓，我們包括冠華都見不到總理了。
他一直住在305醫院。
過了些時候，總理在醫院見外賓，恰巧陪見是冠華，我是翻譯。
見完外賓後，總理招呼我和冠華留一下，他談了些其他事情，冠華請總理多多保重。
最後總理頗為動情地對我們說：“你們送來的餅幹、果仁、面包我都收到了。
冠華是知道我從不收禮的。
不過這一次我懂得你們是送給病人的慰問，所以我收下了。
難得你們想得周到，我很愛吃。
”我見到冠華鏡片後眼中閃動的淚光，他有點哽咽地說：“總理，你千萬要把身體養好！”這一天，當我們離開醫院時，總理和冠華緊緊握了手，時間很短，但從他們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最真摯的深情。
回家途中，冠華沉默了一路，我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終于，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臨了。
1月8日上午，李先念同志突然取消了一起我們亞洲司負責的客人會見。
我打電話問冠華出什麼事了。
他隻說了一句：“可能總理情況不好。
”中午，他被中央叫到人大會堂開會。
我知道有大事發生了，下午沒去上班等他回來，因為他走時還沒來得及吃飯。
冠華回來時極度悲傷，他說了一句“總理去了”，再也無法繼續。
歇了好一陣，他才告訴我，中央通知他去開會，成立治喪委員會。
他到達大會堂時，在台階上碰上當時的衛生部長劉湘屏。
劉告訴他，從7日開始，總理病情惡化。
他自己十分清醒，他說他最後還要見見一些同志，有些話要講講。
本來7日下午安排要見冠華，但中午已經很疲乏，醫生勸他下午不要再會客，第二天早上再見。
總理點頭同意了。
沒想到8日清晨，病情就急劇惡化，未能如願最後見到冠華和另幾位數十年在他領導下工作的同志。
冠華哭了，劉湘屏也哭了。
我勸慰他，我說：“我知道你最後沒見到總理你難過。
不過他最後挂念的幾個人中有你，這是種安慰。
”在此之前，冠華利用一次見外賓的機會，對1973年底發生的對總理不公正的批評，當面向總理表示當時在會議最後自己的發言也是錯誤的，對不起總理，請他原諒。
總理非常寬容地說：“那怎麼能怪你呢？那是總的形勢，大家都講了嘛，你在我身邊工作幾十年，又管美國這一攤，怎麼能不講呢？再說，我也有失誤，也不能說不能批評我。
”冠華當時在總理需要幫助時，他未能做什麼，心裡一直内疚自責。
總理說：“不要這樣想。
這不是你們能左右的事。
”在總理逝世之後，冠華唯有這件事感到自慰，他有機會向總理表示過自己的自責。
圍繞着周總理的喪事，當時的中央内部發生了重大鬥争。
由于“四人幫”的勢力，國務院發了一道道禁令不許群衆去天安門廣場悼念總理。
全國人民、北京人民激憤異常，置禁令于不顧，從白天到黑夜，成千上萬的群衆擁向天安門。
冠華那些日子一面忙着治喪委員會的事，一面為人民的奮起激動不已。
總理去世後的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當時在美大司工作的趙稼來看我們，說起天安門的情景，都很激動。
冠華站起來說：“走，我們也去天安門。
”我和趙稼提醒他“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讓去，他是高級幹部，如果被人發現要惹麻煩。
冠華說：“怕什麼？悼念總理，何罪之有？”于是司機老楊開車，我和趙稼陪同冠華到了天安門。
那已是晚上八九點鐘。
冬日夜長，天安門周圍已是一片漆黑，好像有關部門故意把一部分燈光熄滅了。
但廣場内人聲鼎沸，許多人打着手電在念悼詞，場外絡繹不絕地往場内送花圈。
盡管是黑漆漆的夜，卻是秩序井然，群情激昂。
老楊把車子停在人大會堂東門，我們四人就進了廣場。
冠華很快被人們認出來了，于是周圍聚集了很多人，歡迎他參加群衆的悼念。
老楊怕出事，堅持把冠華拉回車旁去了。
我也怕招來政治上的禍事，勸他回家。
第二天是星期日。
早上起床後冠華就心情憂郁。
十點多鐘，他坐不住了，一定要叫老楊送他去天安門。
我們到達時，聚集的人群幾乎填滿了寬闊的廣場，紀念碑上上下下放滿了花圈。
冠華和我走上了紀念碑。
因為是白天，冠華被一眼認出來了。
人們歡迎他，說了許多感人的話。
從紀念碑往下走時，碰上了幾位新聞電影制片廠的記者正在現場采訪。
他們驚異地發現了冠華，搶先幾步，倒退着自上而下拍他往下走的鏡頭。
我問他：“把你拍進去怕不怕惹麻煩。
叫他們不要拍吧！”可他卻說：“拍吧，就拍我喬冠華在天安門和群衆一起悼念總理。
”如果“新影”還保留了當年的資料的話，我真想重溫一次當年在重重陰霾下冠華的氣魄。
做夢都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年之後那些真正做過對不起總理事情的人竟搖身一變大講如何忠于總理，繼而利用手中的權力把“反總理”的帽子扣在冠華頭上。
80年代初，黃鎮同志在談到這段往事時曾氣憤地說：“老喬對總理的感情我知道。
總理去世後他去天安門都告訴過我。
”然而，當有人決意要把冠華置于死地時，又有誰會尊重曆史事實呢？ 冠華為總理的後事投進了全部身心全部感情。
那天，他護送總理去八寶山火化，晚上又護送總理去勞動人民文化宮。
我一整天沒有見到冠華。
傍晚，杜修賢同志來電話，他在八寶山為總理照了最後的相。
電話中，老杜的聲音聽起來似乎蒼老了許多，他說：“你這些天要多照顧點喬老爺，我怕他挺不住了。
今天在八寶山他太難過了。
我還從來沒見他這樣動感情。
你知道，當總理的遺體要推進去火化時，大家哭得厲害極了。
我的鏡頭一片模糊，什麼都看不清了。
喬老爺扶着總理的靈柩哭着說：‘總理，你一生沒有孩子。
今天讓我充當你的晚輩送你一程吧！’在場的人聽他這些話哭得更傷心了。
我當時真怕老喬頂不住了。
”我聽着老杜的電話也落淚了。
我深知冠華是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忘情地為總理送行的。
就在總理逝世前一個半月的1975年11月下旬，外交部“率先”開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當時，在外交部的黨組會上，有人指着冠華，聲色俱厲地說：“外交部這次批右傾，外交上的代表就是你喬部長。
你在紐約同基辛格談判時抵制毛主席最新指示：‘美蘇在搞慕尼黑陰謀。
’你在同日本外相談中日和約時右傾妥協！你的錯誤是1973年總理右傾錯誤的重複和延續！”一個半月後，冠華頂着政治上滅頂之災全身心投入地送總理最後一程。
果然，就在喪事完畢後不久，外交部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又一次掀起高潮，有人譏諷地在會上說：“喬部長，聽說你在八寶山說要當總理的兒子給他送終，你可真是個孝子賢孫啊！”然而，此後又過了十個月，當形勢發生巨變時，同一些人卻又慷慨激昂地批判冠華“反對周總理”。
今天，當我的心已平靜下來可以面對無情的曆史時，我已不再激動，留給我的隻是苦澀的清醒和心靈的一片空白。
周總理喪事的最後一件事是勞動人民文化宮的三天群衆悼念。
各國使領館也前去向總理的骨灰告别。
當時“四人幫”控制的中央把守靈規格壓得很低，每天隻有一位級别低的政治局委員守靈。
給外交部的“指示”是上、下午隻需有一名部級領導輪流值班。
如果按此執行，每個正、副部長隻需守半天靈。
當時，冠華很悲憤。
他在黨組會上說：“這是最後一次為總理送行了。
我們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說的辦。
但我本人準備三天全部時間都在場。
”他對我說：“各國使節來向總理告别，外交部長怎麼可以不在場呢！這種規定太過分了！
然後你還要回請。
人家說我六親不認，我看還是這樣好。
應酬多了沒有什麼好處。
以後再互相送東西，事情越鬧越多。
你不要卷進去為好。
”後來，冠華處于逆境，他的一位老友來看他，埋怨他說：“當初你在台上，那麼多領導都願意同你來往，你總是除了工作，從不去走動走動。
我過去勸你要多來往，你不聽，現在你有困難了，平時不走動，也不好有事幫忙才找人啊！”冠華說：“我不後悔。
我現在也沒有必要到處去找人。
我求的是公正，相信黨中央會清楚的。
” 我不禁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
1971年11月，我們參加第一個中國代表團赴紐約參加聯大二十六屆會議。
當時，中美關系還是對峙階段，沒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或民間往來。
初到美國，出奇地新鮮。
我們代表團中的年輕人聚在一起說，要給周總理帶點美國東西回去，中國外交的突破，進入聯合國，他是奠基人。
于是，我們買了一盒巧克力，一盒餅幹，這在當時的國内是從來見不到的外國貨。
回到北京，我們把這些東西送給總理身邊的小高，并且謊稱“這是喬部長送給總理的”。
我們當時不了解總理與冠華之間三十年形成的相知，以為說是喬部長送的，總理就會留下。
誰知事情适得其反。
東西送給總理後不久，有一次總理召集外交部許多幹部開會。
記得是在人大會堂的西大廳。
會開完後，總理突然轉向冠華，很嚴肅地問他：“你為什麼要給我送禮？”冠華被問得莫名其妙，說：“我哪裡給總理送過禮？”總理說：“你從聯合國回來送了我餅幹和糖。
你應當知道我的規矩，為什麼要送東西？我要當着大家問你，你把東西拿回去。
”冠華更是糊塗，說他從未給總理送過這些東西。
這時，我們與此事有關的幾個隻好承認是我們幹的，用了喬部長的名，沒跟他打招呼。
總理口氣溫和多了，說：“是你們的好意，那就算了，送給工作人員大家嘗嘗，美國來的嘛！不過以後不要這樣做了，我從來不收禮物。
” 然而，在這冷靜的背後，總理與冠華之間又是如此深情地關懷着彼此。
1974年春天，總理手術之後，開始恢複得很好，但過了幾個月病情不幸又複發了。
第二年秋天當我随冠華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又來到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時，總理的病情惡化了，冠華心情十分沉重。
快回國時，冠華同我商量想帶點東西給總理。
我說：“你不是從來不給總理送禮的嗎？”冠華神色黯淡地說：“可是總理現在是病人啊！我想他會懂我的意思。
” 于是，我們從自己當時的十美元零用錢中買了一盒蘇打餅幹，一大盒夏威夷果。
冠華說總理平時最愛吃花生米，他一定會喜歡這夏威夷果。
他說路過巴黎時再讓曾濤同志準備點總理和鄧小平同志最喜歡的法國新月形面包。
回到北京，由于當時的政治氣氛，我們隻能秘密地讓司機把這些東西送到總理醫院。
那時，除了見外賓，我們包括冠華都見不到總理了。
他一直住在305醫院。
過了些時候，總理在醫院見外賓，恰巧陪見是冠華，我是翻譯。
見完外賓後，總理招呼我和冠華留一下，他談了些其他事情，冠華請總理多多保重。
最後總理頗為動情地對我們說：“你們送來的餅幹、果仁、面包我都收到了。
冠華是知道我從不收禮的。
不過這一次我懂得你們是送給病人的慰問，所以我收下了。
難得你們想得周到，我很愛吃。
”我見到冠華鏡片後眼中閃動的淚光，他有點哽咽地說：“總理，你千萬要把身體養好！”這一天，當我們離開醫院時，總理和冠華緊緊握了手，時間很短，但從他們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最真摯的深情。
回家途中，冠華沉默了一路，我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終于，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臨了。
1月8日上午，李先念同志突然取消了一起我們亞洲司負責的客人會見。
我打電話問冠華出什麼事了。
他隻說了一句：“可能總理情況不好。
”中午，他被中央叫到人大會堂開會。
我知道有大事發生了，下午沒去上班等他回來，因為他走時還沒來得及吃飯。
冠華回來時極度悲傷，他說了一句“總理去了”，再也無法繼續。
歇了好一陣，他才告訴我，中央通知他去開會，成立治喪委員會。
他到達大會堂時，在台階上碰上當時的衛生部長劉湘屏。
劉告訴他，從7日開始，總理病情惡化。
他自己十分清醒，他說他最後還要見見一些同志，有些話要講講。
本來7日下午安排要見冠華，但中午已經很疲乏，醫生勸他下午不要再會客，第二天早上再見。
總理點頭同意了。
沒想到8日清晨，病情就急劇惡化，未能如願最後見到冠華和另幾位數十年在他領導下工作的同志。
冠華哭了，劉湘屏也哭了。
我勸慰他，我說：“我知道你最後沒見到總理你難過。
不過他最後挂念的幾個人中有你，這是種安慰。
”在此之前，冠華利用一次見外賓的機會，對1973年底發生的對總理不公正的批評，當面向總理表示當時在會議最後自己的發言也是錯誤的，對不起總理，請他原諒。
總理非常寬容地說：“那怎麼能怪你呢？那是總的形勢，大家都講了嘛，你在我身邊工作幾十年，又管美國這一攤，怎麼能不講呢？再說，我也有失誤，也不能說不能批評我。
”冠華當時在總理需要幫助時，他未能做什麼，心裡一直内疚自責。
總理說：“不要這樣想。
這不是你們能左右的事。
”在總理逝世之後，冠華唯有這件事感到自慰，他有機會向總理表示過自己的自責。
圍繞着周總理的喪事，當時的中央内部發生了重大鬥争。
由于“四人幫”的勢力，國務院發了一道道禁令不許群衆去天安門廣場悼念總理。
全國人民、北京人民激憤異常，置禁令于不顧，從白天到黑夜，成千上萬的群衆擁向天安門。
冠華那些日子一面忙着治喪委員會的事，一面為人民的奮起激動不已。
總理去世後的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當時在美大司工作的趙稼來看我們，說起天安門的情景，都很激動。
冠華站起來說：“走，我們也去天安門。
”我和趙稼提醒他“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讓去，他是高級幹部，如果被人發現要惹麻煩。
冠華說：“怕什麼？悼念總理，何罪之有？”于是司機老楊開車，我和趙稼陪同冠華到了天安門。
那已是晚上八九點鐘。
冬日夜長，天安門周圍已是一片漆黑，好像有關部門故意把一部分燈光熄滅了。
但廣場内人聲鼎沸，許多人打着手電在念悼詞，場外絡繹不絕地往場内送花圈。
盡管是黑漆漆的夜，卻是秩序井然，群情激昂。
老楊把車子停在人大會堂東門，我們四人就進了廣場。
冠華很快被人們認出來了，于是周圍聚集了很多人，歡迎他參加群衆的悼念。
老楊怕出事，堅持把冠華拉回車旁去了。
我也怕招來政治上的禍事，勸他回家。
第二天是星期日。
早上起床後冠華就心情憂郁。
十點多鐘，他坐不住了，一定要叫老楊送他去天安門。
我們到達時，聚集的人群幾乎填滿了寬闊的廣場，紀念碑上上下下放滿了花圈。
冠華和我走上了紀念碑。
因為是白天，冠華被一眼認出來了。
人們歡迎他，說了許多感人的話。
從紀念碑往下走時，碰上了幾位新聞電影制片廠的記者正在現場采訪。
他們驚異地發現了冠華，搶先幾步，倒退着自上而下拍他往下走的鏡頭。
我問他：“把你拍進去怕不怕惹麻煩。
叫他們不要拍吧！”可他卻說：“拍吧，就拍我喬冠華在天安門和群衆一起悼念總理。
”如果“新影”還保留了當年的資料的話，我真想重溫一次當年在重重陰霾下冠華的氣魄。
做夢都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年之後那些真正做過對不起總理事情的人竟搖身一變大講如何忠于總理，繼而利用手中的權力把“反總理”的帽子扣在冠華頭上。
80年代初，黃鎮同志在談到這段往事時曾氣憤地說：“老喬對總理的感情我知道。
總理去世後他去天安門都告訴過我。
”然而，當有人決意要把冠華置于死地時，又有誰會尊重曆史事實呢？ 冠華為總理的後事投進了全部身心全部感情。
那天，他護送總理去八寶山火化，晚上又護送總理去勞動人民文化宮。
我一整天沒有見到冠華。
傍晚，杜修賢同志來電話，他在八寶山為總理照了最後的相。
電話中，老杜的聲音聽起來似乎蒼老了許多，他說：“你這些天要多照顧點喬老爺，我怕他挺不住了。
今天在八寶山他太難過了。
我還從來沒見他這樣動感情。
你知道，當總理的遺體要推進去火化時，大家哭得厲害極了。
我的鏡頭一片模糊，什麼都看不清了。
喬老爺扶着總理的靈柩哭着說：‘總理，你一生沒有孩子。
今天讓我充當你的晚輩送你一程吧！’在場的人聽他這些話哭得更傷心了。
我當時真怕老喬頂不住了。
”我聽着老杜的電話也落淚了。
我深知冠華是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忘情地為總理送行的。
就在總理逝世前一個半月的1975年11月下旬，外交部“率先”開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當時，在外交部的黨組會上，有人指着冠華，聲色俱厲地說：“外交部這次批右傾，外交上的代表就是你喬部長。
你在紐約同基辛格談判時抵制毛主席最新指示：‘美蘇在搞慕尼黑陰謀。
’你在同日本外相談中日和約時右傾妥協！你的錯誤是1973年總理右傾錯誤的重複和延續！”一個半月後，冠華頂着政治上滅頂之災全身心投入地送總理最後一程。
果然，就在喪事完畢後不久，外交部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又一次掀起高潮，有人譏諷地在會上說：“喬部長，聽說你在八寶山說要當總理的兒子給他送終，你可真是個孝子賢孫啊！”然而，此後又過了十個月，當形勢發生巨變時，同一些人卻又慷慨激昂地批判冠華“反對周總理”。
今天，當我的心已平靜下來可以面對無情的曆史時，我已不再激動，留給我的隻是苦澀的清醒和心靈的一片空白。
周總理喪事的最後一件事是勞動人民文化宮的三天群衆悼念。
各國使領館也前去向總理的骨灰告别。
當時“四人幫”控制的中央把守靈規格壓得很低，每天隻有一位級别低的政治局委員守靈。
給外交部的“指示”是上、下午隻需有一名部級領導輪流值班。
如果按此執行，每個正、副部長隻需守半天靈。
當時，冠華很悲憤。
他在黨組會上說：“這是最後一次為總理送行了。
我們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說的辦。
但我本人準備三天全部時間都在場。
”他對我說：“各國使節來向總理告别，外交部長怎麼可以不在場呢！這種規定太過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