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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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帶有詩人氣質的政治家！”這位代表隻知道我是中國團長的翻譯，不知道我還是他的妻子。
而我在聽到這些評論時自然是十分自豪的。
我想如果一個平庸之輩做出冠華的那些有趣的事，人們也許會嘲笑他。
但因為冠華洋溢的才華、出衆的機智和淵博的知識，他的這些漫不經心的笑話卻形成了他的風格。
每年出席聯大，美國報紙都跟蹤着冠華的身影作各種報道。
這些報道與照片由于冠華不同一般的氣質因而也更為豐富多彩。
例如那張冠華率代表團第一次就座中國席位時在回答記者問他有何感想時他仰頭大笑的照片就得了世界新聞攝影大獎。
它顯示了新中國的氣勢，自信與自豪。
紐約時報曾有一篇專題文章寫冠華，題目就是“喬的大笑”。
另一張有趣的照片是冠華遊覽公園時懷抱一隻小孟加拉虎。
當他看到記者拍照時，他大笑着說：“你們記者先生看，老虎有什麼可怕？！它像隻紙老虎！”這是一語雙關，因為當時在聯合國的發言中，我們把美國比喻為“紙老虎”（PaperTiger）。
冠華以其娴熟的外交手段以及他的性格魅力征服了國際社會。
新中國在被隔絕二十多年之後首次進入聯合國時，她的代表喬冠華以世界一流外交家的形象為祖國赢得了榮耀。
我深信将來有一天當強加在冠華身上的灰塵洗淨之後，共和國将為在她的曆史上有喬冠華這樣的戰士而驕傲！ 直至今日，每當我在院中望着那悠悠白雲時總不免還會浮想聯翩。
假如不是那複雜的政治環境，假如沒有當時外交部那“得天獨厚”的“通天”處境，也許冠華和我無論在事業上還是生活上都會十分美滿。
可是那畢竟隻是一種幻想，現實是嚴酷的，答案也隻能是歎息！1974年夏到1975年夏這一年也就是我們唯一比較輕松的一段日子了。
在那一段短短的日子裡，冠華有時還能得到一些生活的樂趣。
還記得1974年冬天的一個下午，我們從人大會堂活動後出來。
在車裡，我忽發奇想，提議在這難得的我們兩人都有空閑的晚上在外面飯館吃頓飯。
冠華立即響應說好。
于是我們決定就車中三人——冠華、我和司機楊爾純同志。
冠華說去吃涮羊肉，我們就去了東來順，老楊停車，我和冠華先上樓。
東來順的經理見到冠華吃了一驚說沒有接到通知有他的宴請。
冠華笑着說今天是個私人朋友。
經理問哪個國家的，冠華說坦桑尼亞。
我笑出聲來了，冠華捏了一下我的手還在開玩笑說總共三人，随便找個桌子來兩三斤羊肉就行了，不必擺冷菜、熱菜。
我知道冠華說的坦桑尼亞外賓是老楊，因為他身體壯實，臉色黝黑，大概在坦桑使館工作過。
經理為難地說那天晚上所有包房都滿了，隻有宴會廳。
冠華連聲說可以可以，擺個小桌子就行了。
于是在可以擺二十桌宴席的大廳裡，經理在前面放了一張小方桌。
此時，老楊停好車上樓來。
冠華拍拍老楊肩膀說：“這就是我的坦桑尼亞老朋友。
”大家都笑了。
這頓涮羊肉吃得非常開心。
一切焦慮和煩惱都暫時放在一邊，東來順的老經理一直留在那裡和冠華聊天，他講到東來順的曆史，羊肉片的精選，也講到1945年軍調處時代葉劍英同志等共産黨在北平的代表來這裡聚餐的情景。
冠華說那時他也短時間來過北平，果然記起在這裡吃過涮羊肉。
回家路上冠華還是那樣興高采烈，說以後再去。
可惜這是我們倆絕無僅有的一次。
以後再也沒有機會這樣輕松過。
冠華十分戀家。
一周五六次的宴會對他來說隻是工作而已。
他往往基本不吃什麼，甯願回家後吃一碗雞湯面。
他愛吃我做的南方菜，隻要有時間我就親自給他做。
他說哪裡都沒有家裡好。
原來他孤身一人，保健藥品從來不記得吃。
我們結婚後，我從北京醫院要來了十幾個小小的粉劑針藥瓶，把冠華每頓要吃的藥——保護心髒的、血壓的加上維生素，都分好放入小瓶，每頓飯後倒一瓶就都有了。
即使我不在家也很方便。
有一次，他的一個朋友看他倒出一瓶各種顔色的藥片一下子往口裡倒很奇怪，問他吃的是什麼藥。
冠華指指我說：“不知道，含之裝的。
她給我吃毒藥，我也吞！” 我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中從來沒有照料過别人，也沒有被别人悉心照料過。
直到和冠華戀愛，我才突然産生了要無微不至地去關懷照顧另一個人的強烈欲望。
直至今日，我都難以置信冠華大我二十二歲，因為我從來把冠華置于我的庇護下，而冠華對我的依賴也越來越強。
一切生活上的事都聽我的。
我從照顧冠華的瑣瑣碎碎的小事中得到愛的滿足。
我覺得被所愛的人需要就是一種最大的幸福。
有時候我覺得他簡直像個大孩子。
後來冠華病後就更是如此了。
為了讓他午睡後喝上新鮮的西瓜水，我可以在炎熱的夏季整個中午一粒粒地從半個西瓜中取出瓜子後攪成西瓜汁。
連香蕉都由我剝去皮，切成一小段後插上牙簽給冠華。
我的朋友海鷹有一次看着冠華吃香蕉，開玩笑說：“章老師再這樣照顧喬伯伯，将來喬伯伯會像《大林與小林》裡的大林一樣肉都快從指甲裡長出來了！”然而，這是我的一種巨大的滿足！我們初結婚時，冠華不習慣也有點過意不去，但後來他懂得這是我的一種心願，也就坦然了。
再後來，他幾乎是一種依賴了。
我沒有研究過心理學，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深深愛着一個人的女人，都是這樣地願意獻出自己一切悉心地照料、庇護她所愛的人，不論他比她年長或年少。
至少我是這樣的，我那十年就是這樣度過的。
山雨欲來我和冠華那種忙中偷閑苦中作樂的日子最終到了1975年也結束了，接下去的是一場滅頂之災。
這年10月，又是基辛格來訪。
10月12日晚主席會見後，我參與整理記錄直至淩晨。
當時困得無法繼續。
在場那位“通天朋友”突然對我說：“你别打瞌睡了。
我告訴你一個消息，你一定就醒了。
”我問什麼消息，她說：“要批判鄧小平了！”我确實給吓醒了，問怎麼可能？她告訴我毛主席對他們批評了清華大學的劉冰信件，并說鄧小平同志是後台，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
事态急轉直下。
在全國還未有動靜之時，外交部率先掀起了批右傾高潮。
10月25日，部黨核心組開會學習毛主席談話，會上有人聲色俱厲批判冠華月初在紐約會見基辛格和日本外相的談話都犯了右的錯誤。
與基辛格的談話錯誤是遲遲不指出美蘇搞新慕尼黑陰謀，是大使先講了。
與日本外相會談的錯誤是急于與日本簽和平條約，在原定會談之外又加了一次會晤。
據說這都是毛主席批評的。
與此同時，宣布要擴大範圍，把使、領館的老、中、青代表都召回學習。
我們完全被這突如其來的形勢變化打蒙了。
誰也弄不清這究竟是不是來自毛主席，卻又不敢頂撞，于是10月27日冠華開始作檢查，違心地檢查根本不存在的所謂對美、對日的右傾錯誤，從此沒完沒了！正在那時我要陪同一個尼泊爾的皇室團去外地，十分放心不下冠華。
記得我出發前的晚上與冠華相依相偎呆坐在沙發裡很久很久。
我們都為國家的前途、自己的命運感到無限迷茫。
我說不管多大的風浪，我們都必須頂住。
冠華歎氣說周總理病得那麼重，誰也不再忍心去和他講這些事。
他打過幾次電話請示小平同志，但他對這局勢已無能為力，我不好再去請他出面制止外交部的事情，這一次隻好聽天由命了！我沉默，冠華又說：“反正我早已有準備罷官。
隻要我們在一起，罷了官就‘回家賣紅薯’！”我突然情緒激憤說：“不行！憑什麼就這樣挨整！我們可以向主席告嘛！” 後來的一切錯誤都是這情緒的激憤引起的，也是我們對當時真正的政治形勢根本不了解。
外交部的批判已經從冠華的外交政策延伸到何英同志的所謂“對待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以及黃鎮同志的所謂“在使館執行錯誤路線，打擊青年幹部”。
一大批老幹部又面臨四伏的危機。
我果真被我這該死的性格沖動所驅，狀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裡，并且得到了支持。
12月12日，毛主席會見美國總統福特之後對矛盾的雙方說：“老家夥還是有點用處的。
我就是最老的！不要輕視老家夥！”“你們是造反派，原諒原諒老家夥，高擡貴手！不要動不動就叫滾蛋！”從主席那裡回家，我們精神振奮認為形勢并不那樣緊張，隻是打打招呼，作點檢讨，小平同志也無事，外交部經過毛主席批評也無大事，隻是今後關系複雜難處！ 但是，這告狀的事終于使我陷進了一個深不可測的黑黑的無底洞。
至今我也弄不明白這陷阱是從何時何人開始的。
總之，我們被一些虛假的現象所迷惑以為公道可以戰勝邪惡，誰能料到最後卻是我們自己被定罪為“借刀殺人”！ 一個人真正的成熟是多麼不易！我至今仍容易情緒激動而感情用事，這招禍的性格給我自己和冠華導緻了殺身之禍。
随着歲月的流逝，冠華那充滿哲理的感慨：“性格即命運”，越來越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上。
我和冠華性格太相近，脾氣太相同，因而在一個人情緒沖動時，另一個不能用理智來抑制這種沖動可能造成的惡果，尤其是在政治遊戲之中！1976年的悲劇中這種性格因素是鑄成大錯的不可否認的因素。
多年後，冠華的一位老朋友對他說：“你那時隻要再忍一忍，幾個月後就大不同了！”冠華說：“我忍了兩年，實在忍不下去了！”我歎息着說：“也許都怪我闖的禍！”冠華動情地說：“不要這樣想，你是我的支柱！人家矛頭是針對我的！” 送總理最後一程1975年剛剛結束，巨大的不幸降臨了。
元旦過後的一周，這年的1月8日，周總理逝世！多年來，我看到冠華與周總理的關系是一種十分親切默契的上下級配合，但又是非常含蓄沉穩。
我幾乎沒有見到過他們之間有過任何私人來往，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冠華的許多處世原則似乎默默地受到周總理很深的影響。
例如他從不愛在高級領導幹部之間串門聚餐。
有一次一位部隊高級領導幹部打了多次電話請冠華和我去吃狗肉，還要介紹他們幾位領導幹部的夫人與我認識。
冠華那些天實在忙，另外他也不習慣這種社交活動，所以婉言推辭了。
後來，因為這位領導再三邀請，而且直接打電話到我辦公室，冠華對我說：“不好意思不去了，那就我一個人去，你不要去了！”我說：“人家直接請了我，為什麼你認為我不去為好？”他說：“我們最好不要多串門，現在那麼忙，你去了一次，碰見那麼多人，
而我在聽到這些評論時自然是十分自豪的。
我想如果一個平庸之輩做出冠華的那些有趣的事，人們也許會嘲笑他。
但因為冠華洋溢的才華、出衆的機智和淵博的知識，他的這些漫不經心的笑話卻形成了他的風格。
每年出席聯大，美國報紙都跟蹤着冠華的身影作各種報道。
這些報道與照片由于冠華不同一般的氣質因而也更為豐富多彩。
例如那張冠華率代表團第一次就座中國席位時在回答記者問他有何感想時他仰頭大笑的照片就得了世界新聞攝影大獎。
它顯示了新中國的氣勢，自信與自豪。
紐約時報曾有一篇專題文章寫冠華，題目就是“喬的大笑”。
另一張有趣的照片是冠華遊覽公園時懷抱一隻小孟加拉虎。
當他看到記者拍照時，他大笑着說：“你們記者先生看，老虎有什麼可怕？！它像隻紙老虎！”這是一語雙關，因為當時在聯合國的發言中，我們把美國比喻為“紙老虎”（PaperTiger）。
冠華以其娴熟的外交手段以及他的性格魅力征服了國際社會。
新中國在被隔絕二十多年之後首次進入聯合國時，她的代表喬冠華以世界一流外交家的形象為祖國赢得了榮耀。
我深信将來有一天當強加在冠華身上的灰塵洗淨之後，共和國将為在她的曆史上有喬冠華這樣的戰士而驕傲！ 直至今日，每當我在院中望着那悠悠白雲時總不免還會浮想聯翩。
假如不是那複雜的政治環境，假如沒有當時外交部那“得天獨厚”的“通天”處境，也許冠華和我無論在事業上還是生活上都會十分美滿。
可是那畢竟隻是一種幻想，現實是嚴酷的，答案也隻能是歎息！1974年夏到1975年夏這一年也就是我們唯一比較輕松的一段日子了。
在那一段短短的日子裡，冠華有時還能得到一些生活的樂趣。
還記得1974年冬天的一個下午，我們從人大會堂活動後出來。
在車裡，我忽發奇想，提議在這難得的我們兩人都有空閑的晚上在外面飯館吃頓飯。
冠華立即響應說好。
于是我們決定就車中三人——冠華、我和司機楊爾純同志。
冠華說去吃涮羊肉，我們就去了東來順，老楊停車，我和冠華先上樓。
東來順的經理見到冠華吃了一驚說沒有接到通知有他的宴請。
冠華笑着說今天是個私人朋友。
經理問哪個國家的，冠華說坦桑尼亞。
我笑出聲來了，冠華捏了一下我的手還在開玩笑說總共三人，随便找個桌子來兩三斤羊肉就行了，不必擺冷菜、熱菜。
我知道冠華說的坦桑尼亞外賓是老楊，因為他身體壯實，臉色黝黑，大概在坦桑使館工作過。
經理為難地說那天晚上所有包房都滿了，隻有宴會廳。
冠華連聲說可以可以，擺個小桌子就行了。
于是在可以擺二十桌宴席的大廳裡，經理在前面放了一張小方桌。
此時，老楊停好車上樓來。
冠華拍拍老楊肩膀說：“這就是我的坦桑尼亞老朋友。
”大家都笑了。
這頓涮羊肉吃得非常開心。
一切焦慮和煩惱都暫時放在一邊，東來順的老經理一直留在那裡和冠華聊天，他講到東來順的曆史，羊肉片的精選，也講到1945年軍調處時代葉劍英同志等共産黨在北平的代表來這裡聚餐的情景。
冠華說那時他也短時間來過北平，果然記起在這裡吃過涮羊肉。
回家路上冠華還是那樣興高采烈，說以後再去。
可惜這是我們倆絕無僅有的一次。
以後再也沒有機會這樣輕松過。
冠華十分戀家。
一周五六次的宴會對他來說隻是工作而已。
他往往基本不吃什麼，甯願回家後吃一碗雞湯面。
他愛吃我做的南方菜，隻要有時間我就親自給他做。
他說哪裡都沒有家裡好。
原來他孤身一人，保健藥品從來不記得吃。
我們結婚後，我從北京醫院要來了十幾個小小的粉劑針藥瓶，把冠華每頓要吃的藥——保護心髒的、血壓的加上維生素，都分好放入小瓶，每頓飯後倒一瓶就都有了。
即使我不在家也很方便。
有一次，他的一個朋友看他倒出一瓶各種顔色的藥片一下子往口裡倒很奇怪，問他吃的是什麼藥。
冠華指指我說：“不知道，含之裝的。
她給我吃毒藥，我也吞！” 我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中從來沒有照料過别人，也沒有被别人悉心照料過。
直到和冠華戀愛，我才突然産生了要無微不至地去關懷照顧另一個人的強烈欲望。
直至今日，我都難以置信冠華大我二十二歲，因為我從來把冠華置于我的庇護下，而冠華對我的依賴也越來越強。
一切生活上的事都聽我的。
我從照顧冠華的瑣瑣碎碎的小事中得到愛的滿足。
我覺得被所愛的人需要就是一種最大的幸福。
有時候我覺得他簡直像個大孩子。
後來冠華病後就更是如此了。
為了讓他午睡後喝上新鮮的西瓜水，我可以在炎熱的夏季整個中午一粒粒地從半個西瓜中取出瓜子後攪成西瓜汁。
連香蕉都由我剝去皮，切成一小段後插上牙簽給冠華。
我的朋友海鷹有一次看着冠華吃香蕉，開玩笑說：“章老師再這樣照顧喬伯伯，将來喬伯伯會像《大林與小林》裡的大林一樣肉都快從指甲裡長出來了！”然而，這是我的一種巨大的滿足！我們初結婚時，冠華不習慣也有點過意不去，但後來他懂得這是我的一種心願，也就坦然了。
再後來，他幾乎是一種依賴了。
我沒有研究過心理學，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深深愛着一個人的女人，都是這樣地願意獻出自己一切悉心地照料、庇護她所愛的人，不論他比她年長或年少。
至少我是這樣的，我那十年就是這樣度過的。
山雨欲來我和冠華那種忙中偷閑苦中作樂的日子最終到了1975年也結束了，接下去的是一場滅頂之災。
這年10月，又是基辛格來訪。
10月12日晚主席會見後，我參與整理記錄直至淩晨。
當時困得無法繼續。
在場那位“通天朋友”突然對我說：“你别打瞌睡了。
我告訴你一個消息，你一定就醒了。
”我問什麼消息，她說：“要批判鄧小平了！”我确實給吓醒了，問怎麼可能？她告訴我毛主席對他們批評了清華大學的劉冰信件，并說鄧小平同志是後台，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
事态急轉直下。
在全國還未有動靜之時，外交部率先掀起了批右傾高潮。
10月25日，部黨核心組開會學習毛主席談話，會上有人聲色俱厲批判冠華月初在紐約會見基辛格和日本外相的談話都犯了右的錯誤。
與基辛格的談話錯誤是遲遲不指出美蘇搞新慕尼黑陰謀，是大使先講了。
與日本外相會談的錯誤是急于與日本簽和平條約，在原定會談之外又加了一次會晤。
據說這都是毛主席批評的。
與此同時，宣布要擴大範圍，把使、領館的老、中、青代表都召回學習。
我們完全被這突如其來的形勢變化打蒙了。
誰也弄不清這究竟是不是來自毛主席，卻又不敢頂撞，于是10月27日冠華開始作檢查，違心地檢查根本不存在的所謂對美、對日的右傾錯誤，從此沒完沒了！正在那時我要陪同一個尼泊爾的皇室團去外地，十分放心不下冠華。
記得我出發前的晚上與冠華相依相偎呆坐在沙發裡很久很久。
我們都為國家的前途、自己的命運感到無限迷茫。
我說不管多大的風浪，我們都必須頂住。
冠華歎氣說周總理病得那麼重，誰也不再忍心去和他講這些事。
他打過幾次電話請示小平同志，但他對這局勢已無能為力，我不好再去請他出面制止外交部的事情，這一次隻好聽天由命了！我沉默，冠華又說：“反正我早已有準備罷官。
隻要我們在一起，罷了官就‘回家賣紅薯’！”我突然情緒激憤說：“不行！憑什麼就這樣挨整！我們可以向主席告嘛！” 後來的一切錯誤都是這情緒的激憤引起的，也是我們對當時真正的政治形勢根本不了解。
外交部的批判已經從冠華的外交政策延伸到何英同志的所謂“對待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以及黃鎮同志的所謂“在使館執行錯誤路線，打擊青年幹部”。
一大批老幹部又面臨四伏的危機。
我果真被我這該死的性格沖動所驅，狀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裡，并且得到了支持。
12月12日，毛主席會見美國總統福特之後對矛盾的雙方說：“老家夥還是有點用處的。
我就是最老的！不要輕視老家夥！”“你們是造反派，原諒原諒老家夥，高擡貴手！不要動不動就叫滾蛋！”從主席那裡回家，我們精神振奮認為形勢并不那樣緊張，隻是打打招呼，作點檢讨，小平同志也無事，外交部經過毛主席批評也無大事，隻是今後關系複雜難處！ 但是，這告狀的事終于使我陷進了一個深不可測的黑黑的無底洞。
至今我也弄不明白這陷阱是從何時何人開始的。
總之，我們被一些虛假的現象所迷惑以為公道可以戰勝邪惡，誰能料到最後卻是我們自己被定罪為“借刀殺人”！ 一個人真正的成熟是多麼不易！我至今仍容易情緒激動而感情用事，這招禍的性格給我自己和冠華導緻了殺身之禍。
随着歲月的流逝，冠華那充滿哲理的感慨：“性格即命運”，越來越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上。
我和冠華性格太相近，脾氣太相同，因而在一個人情緒沖動時，另一個不能用理智來抑制這種沖動可能造成的惡果，尤其是在政治遊戲之中！1976年的悲劇中這種性格因素是鑄成大錯的不可否認的因素。
多年後，冠華的一位老朋友對他說：“你那時隻要再忍一忍，幾個月後就大不同了！”冠華說：“我忍了兩年，實在忍不下去了！”我歎息着說：“也許都怪我闖的禍！”冠華動情地說：“不要這樣想，你是我的支柱！人家矛頭是針對我的！” 送總理最後一程1975年剛剛結束，巨大的不幸降臨了。
元旦過後的一周，這年的1月8日，周總理逝世！多年來，我看到冠華與周總理的關系是一種十分親切默契的上下級配合，但又是非常含蓄沉穩。
我幾乎沒有見到過他們之間有過任何私人來往，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冠華的許多處世原則似乎默默地受到周總理很深的影響。
例如他從不愛在高級領導幹部之間串門聚餐。
有一次一位部隊高級領導幹部打了多次電話請冠華和我去吃狗肉，還要介紹他們幾位領導幹部的夫人與我認識。
冠華那些天實在忙，另外他也不習慣這種社交活動，所以婉言推辭了。
後來，因為這位領導再三邀請，而且直接打電話到我辦公室，冠華對我說：“不好意思不去了，那就我一個人去，你不要去了！”我說：“人家直接請了我，為什麼你認為我不去為好？”他說：“我們最好不要多串門，現在那麼忙，你去了一次，碰見那麼多人，
